首页 -> 2001年第3期
所谓七十年代人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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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是孔子和孟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既生了孔子，世界就被他的思想光辉所照亮。后来的人们，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去遵循天道，“助天地之化育”。这和我们的想法何其相似乃尔!从孔孟时代到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及我们的父母，虽然沧海桑田了多少日月，其实所有中国人的头脑都是在这个势能庞大的思维惯性下运转。为自己的生存确定依据，在此指导下安身立命，乃是传统的生命模式，我们不知不觉，在生命初期，也走上了这条老路。
在此，我要提出我这篇文章的主题：我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上继往开来的一代。以上所叙述的，着重突出了“继往”的含义，在以后的叙述中，你会看到我们从这条老路上偏离，走上了真正现代意义的不归歧路。
1980年以后的精神解冻，注定了我们这种纯而又纯的理想主义只能是生命中淡淡的一抹底色。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是舆论机器日以继夜地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宣传打破大锅饭，宣传计划生育。我们觉得这些宣传合情合理，用心善良，苦口婆心，无条件地为之折服，并且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农村妇女竟然不明白这样一目了然的道理，千方百计百折不挠地破坏着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我们开始读到了《我们爱科学》、《少年文艺》、《百科知识》之类的刊物，以及一些通俗的历史读物，在我们智力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些读物的出现无疑十分及时，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们，和正规的学校教育一起，构筑了我们知识结构中最基础、最坚固的一部分。这些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大脑细胞的分裂，扩展了我们的世界，培养了一些将影响我们终生的基本兴趣。我还清楚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日夜痴迷于简单的科普实验，制作模型，用试管制煤气。解剖小动物，心醉神迷。我对几何、物理等学科产生了真正的兴趣，被它们所阐发的严谨、精密、无懈可击的宇宙所深深迷住。我们的早期教育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到我们为止最好的一代。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比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兄长一代要幸运得多，比父母那一代(他们多数在农村长大)也要优越得多。不过，这种优越是极为有限的，因为这只是程度的不同，而没有质的差别。无所不包的学校教育，为我们展示的只是达尔文、牛顿、笛卡尔那时的世界，它提供给我们的广度和深度极为有限。在此，我有必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干部，所以，有别于知识分子家庭和工农家庭，我的阅读环境应该介于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我们进入青春期，头脑中出现越来越多困惑的时候，也很难在周围的精神产品中找到合适的消费品。记得1984年左右，我携带着一个日益庞大的精神问题(与当初曾困扰过青年毛泽东的问题类似：人生应该是利已还是利他)走进新华书店的时候，寻觅许久，我找到一本《人生的价值》，书脊上方注明，这是“青工培训教材”。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它买下来，通读了一遍。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的。这本书未能解决我的问题。这本书说，个人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要同他对人生意义的正确理解联系在一起，要从他对社会所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这个简单的论断不能满足我的需要。这是1984年的文化景观。作为这种文化贫瘠状况的又一个例证是这个时候，我迷上了鲁迅的著作。在我家少得可怜的藏书中，相对于马列毛的选集，以及公文写作常识之类的东西，当然那几本鲁迅的著作更为有吸引力。于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非常痴迷地把这几本书读了好几遍，当然是似懂非懂。不过，在我这个时期写的作文当中，都出现了鲁迅的风格，比如“确乎”之类的词屡屡出现在一个小学生的作文中(竟然得到了老师的好评)。不过，在一个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接触到一些文化重镇乃是十分重要的，哪怕只有一个。所以，能读到鲁迅，应该是我的幸运，虽然对一个少年好像早了点。
相比之下，更年轻的一代比我们幸福得多。现在的儿童，不但可以从非常丰富的儿童读物中获得必要的知识，还广泛地从现代媒体中接受到全方位大密度的信息刺激。所以，他们显得比同时期的我们智力发育快得多。你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小学生们在摄像镜头前侃侃而谈，条理清晰，头头是道。我的侄子今年刚刚十岁，上小学三年级，和他进行辩论失败的十次有九次是我。不论是什么问题，诸如什么学习方法更好，应该先学知识还是先挣钱，乃至什么样的女孩子才算漂亮，他都能口若悬河，广征博引，多方面多角度简单而有力地向我发起攻击，让我常常口干舌敝，有理说不清。
但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一切不同了。西方现代思潮又一次在中国登陆，并以洪水猛兽的姿态吞没了一切。尼采，弗洛依德，萨特，海德格尔们用他们悲观伤感而富于魅惑力的声音轻而易举地击碎了我们心中那个还没有成型的固定世界。我们轻而易举地被征服，传统的、封闭结构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像见了阳光的残雪，瞬间消亡了。我们不再通过研究世界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寻找上帝。我们通过自我来创造世界，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是允许的。”虽然丧失了在固定世界的稳定感、安全感、清晰感，但是那种无边无际的自由感正符合了爱好冒险的我们。我们的世界变得混沌一片而又自由自在。我们为自己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和冒险冲动找到了哲学依据。
在八十年代后期，各种年龄的人都在谈论时髦的西方现代思潮。但是，这种思潮对他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于成年人，这种思潮对他们有一种冲击作用，是一种侵略者的姿态、杀伐的姿态。老的一代人为捍卫自己坚固清晰的世界观而进行了抵抗，这抵抗是顽固的，甚至不惜采取闭关锁国不屑一顾的下策。而思想更有活力的中青年一代则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争先恐后地开关延敌，表现出殖民地性格，不遗余力地用这些时髦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头脑。不过，这毕竟是一种改造，有一种不自然的意味，而且由于原来的建筑施工认真基础深厚，改造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程。只有我们，生逢其时，正处于精神领域的开拓初期和这股思潮不期而遇。它们不是通过原著，而更主要地通过某种氛围，某种提示，某种似是而非的语境，和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趁着我们的困惑开进了我们的精神处女地，以开创者的姿态占据了我们的精神领土。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传统模式的世界观在一代人心中全面瓦解。世界不再是有根有据，而是呈现出多元和混沌的面目。自我，头一次站在了世界的中心，感觉取代理性成为把握自己和世界的依据。我们不再给自己的存在强加上某种价值标准，不再把自己的生命依附在某种先于生命存在的任务之下。我们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走到哪里算哪里。较真成了一种落伍的风格，我们比任何一代都更宽容，更随和，也更冷漠。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这一代人头一次不再赋予自己的生存以高尚的目的。首先，我们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