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环球笔记（五则）
作者：佚名
市场经济与法治经济
秘鲁经济学家赫南多·迪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新著《资本的神秘性——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在其它地方失败》(TheMystery 0f Capital)，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为何不能建立健康的自由经济的原因。柏林墙倒塌以后，在发展中及后发国家中，并没有带来自由经济的蓬勃、顺利发展。西方学者往往将此归咎于这些国家缺乏充沛的流动资金，或者这些国家本身就缺少创业的思维方式，等等。
在这本276页的新书中，迪索托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并非这些贫穷的后发国家没有足够的资产供其蓬勃发展；他举例说，在埃及，穷人积累的财富是外国投资者在埃及投资总和的五十五倍，其中包括苏伊士运河和阿斯旺水坝的投资。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国家还没有建立一个无形的法律网络一一这个网络机制可以把财产从固定的资本变成活的、流动的财富；西方标准化的法律能够使人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屋置产，以便人们有资金进行新的投资，允许一个公司的资产分割成很多部分，可以公开上市进行股票交易，并使得评估财产成为可能……这一切都是在人们遵循当地约定俗成的法律规范中进行的。这种由现代法律保障的无形的资产管理结构，在西方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作者强调，就是因为后发共产国家缺少这种无形的资产管理结构，他们才无法成功发展自由经济。
文化不同决定自由经济成败的观点，虽然曾流行一时，迪索托却持反对立场。他的研究发现，自由经济的成败，实际上和财产及产权的法律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这个关系主要是一个法律纽带。但把它变成了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比其它的事情更具有政治意义，也更具有挑战性。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曾经一度经历过这么一个转变，即非正式的、不受法律约束的财产所有权，转变为正式的、统一的、合法的财产系统。
西方图书出版界和学术界都对迪索托的《资本的神秘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评论说这本书具有带来一场新的有益的革命的潜力。因为，它揭示了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缺乏法治。这个法治为尊重私人财产、发展商业经济提供了一种保障。它应该成为各国掌管财政大权者的必读之书。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规，但似乎很难形成对自由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保障的无形的法治网络——使法律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中国大陆的有识之士，早有人提出“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经济”。这与迪索托的研究主张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
(肖立强)
奢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了一本书《奢侈与资本主义》，作者是与韦伯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既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也与韦伯的意见相左。这本书总的观点是，十三、十四世纪是新社会出现过程中第一个有意义的阶段；在意大利出现了不再基于封建经济的巨额财富。资本的积累源于亚洲的贸易和对亚洲的开拓，源于新的白银资源和其他金属的发现，以及私人高利贷。在十五、十六世纪，德意志继续以这种方式进行资本积累；荷兰、法国和英国在七世纪紧随其后。同时，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以都市化的贵族、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绝对世俗政体的发展、巨额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对社会风度的精心培养为特征，由王公贵族统治的小国不断发展壮大。十六世纪的前半叶，法国又为欧洲提供了此类政体的最佳模式：弗朗西斯一世的宫廷。在这个辉煌的宫廷里，女人们拥有无比优越的地位，她们为宫廷生活增添了前所未闻的谋略和技巧、强调社会风度的作风以及对奢侈品的欲望。
桑巴特最具原创性的观点，是他对新的性价值观在资本主义道德观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分析。他指出，西方自十一世纪以来，爱情不但被世俗化，越来越摆脱了宗教的目标、原则和制度，爱情变得更加自由，而且随着爱情的解放出现了一个新的妇女阶层，并被赋予各种名称：宫廷情妇、女主人、轻佻的女人、宫娥等。他们出现于大小宫廷，并给这些宫廷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对财富的渴求、巨大的消费和盛大的娱乐活动等等。而且资产阶级模仿宫廷的口味和风格，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挥霍无度和追求奢侈的风气。
桑巴特指出，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感官快乐中生发的。任何使五官感到愉悦的东西，都倾向于在日用品中发现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而且恰恰是这些物品构成了奢侈。不容置疑，推动任何类型的奢侈发展的根本原因，几乎都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起作用的性冲动中找到。由于这种原因，凡是在财富开始增长而且国民的性要求自由表达的地方，我们都发现奢侈现象很突出。
桑巴特这种奇特的研究，显然没有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理论说服力，所以在一百年来他的影响是有限的。但随着当代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深化，他这种微观分析的价值，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至少，桑巴特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详细深入地了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而避免一元论、简单化的资本主义发展观。
(正 平)
十九世纪末的世界大灾难
纽约沃尔索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迈克·戴维斯的新著《维多利亚时代的大灾难》，主要讲述了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导致亚洲、北非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崩溃的一系列饥荒灾难。迈克·戴维斯估计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约有3—6亿人死于那场饥荒。说这场灾难是“自黑死病之后最大的人类悲剧”，并非夸张之词。
气候因素显然是直接原因。干旱连同厄尔尼诺的南移导致了热带地区和中国北部一连串大规模的农业危机，而迅速造成了那场灾难。这种解释无意中重复了英国官方的说法，在英属殖民地印度每一次饥荒报告的摘要和王室的训谕里都这样写道：上百万人死于严酷的气候，而不是帝国主义。然而，除了自然环境的因素，饥荒本是可以通过调节经济和社会的方针政策来加以避免的，戴维斯称之为“政治生态学”。他阐述了独裁政府在帝国主义全盛时期采取的方针政策怎样加剧了那场饥荒。与十九世纪帝国体制密切相关的新的经济安排置人民于无助的境地。因为这种疏离的管理，抑制了能够预防形势恶化的公共福利机构的发展，使得这种经济不安全感更加强化。
为了解释清楚灾难的原因，区分清干旱或水灾两种不同的农业灾难所引起的经济困难是有益的。干旱或洪水可以毁灭农作物，也可以通过减少农业就业机会和工资来降低人们的收入。它还可以摧毁市场上许多人赖以生存的适度的商品和服务。干旱或水灾引起的经济困境远远超过了食物供应方面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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