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火车站，小姐姐……（散文）
作者：王家新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在一起回忆。”
——阿赫玛托娃
1989年3月下旬，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最早把这一消息传给我的是老木，当时他在文联大楼的《文艺报》上班，我在他们楼下的诗刊社上班。老木一贯风风火火的，遇到这事更显得火急火燎，他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劈头盖脑地告诉了我这一噩耗后，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的人影已不见了——大概去筹备追悼会或其它什么活动去了。
而我愣在那里!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就在大半个月前，海子还来过这里，一如既往地和我在一起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迹象!唯一的迹象是他在同我的谈话中，谈到了他春节回老家安庆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但在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这个“发现”，直到后来我在他的遗作《黑夜的献诗》中读到这样的令我颤栗不已的诗句：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也许正是在那一刹那，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海子的死。我知道了一个写出如此诗篇的人必死无疑，因为他已径直抵达到生与死的黑暗本原，因为他竟敢用一种神示的语言歌唱，因为——他已创造了一种可以让他去死的死!
然而，我却不愿轻易说出这一切。海子的壮烈的死，在我看来，也使一切的言说显得苍白。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推却了陈东东的约稿，他正在推出一个纪念专辑；而在更早，不知怎的，我甚至没有去参加海子的追悼会。我知道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不可理喻的一切。我在内心里如此执拗，就是不愿相信海子及后来骆一禾的死——正如我不敢相信那一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
那是在4月初，海子死后还不到一周。我在家里闷着，但又坐立不安。我似乎也隐隐感到了一禾所说的雷霆(他在整理海子遗作期间写下的诗：“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但又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雷声。就在这种茫茫然中，我一再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诗人多多，想骑车去新街口附近他的家去(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中还很少有电话)，想告诉他这一消息，想和他在一起谈论，或者干脆在一起沉默——在沉默中默默分担这像雷霆和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一切!
是的，在那时我最想见到的人就是多多。我们相互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却有一种难得的相互信任和默契。他经常一个人到我家来，一谈就谈到很晚。可以说我热爱多多，不仅喜爱他的诗，还赞赏他的人本身——从他那里我感到的是作为一个诗人最优异、罕见的品质。说来话长，在那时的北京诗人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天才早有公论，然而对他的人，许多人却敬而远之——他的傲气，他的暴烈，让许多人都受不了。传说有一次他和一个老朋友发火时，在人家的阳台上掂起一把自行车说扔就扔了下去。然而很怪，对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一次在一个聚会上，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接着还念了一句曼杰斯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然后傲气十足地说“瞧瞧人家的诗，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可以说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多!
当然，多多的生活中还有着另一面，那就是独自面对命运的黑暗并与它痛苦搏斗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当他看到我的刚过五岁的叫他“多多叔叔”的儿子，颇动情地问我“家新你知道吗，我也曾有个女儿……”我当然知道，因为“多多”这个笔名就是他的早夭的小女儿的名字!但我一直没有问及此事，怕触及到他的隐痛和创伤，也不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让死亡在他那里活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一直在以内在的暴力抵御着外在的暴力。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多多。他自己一直为死亡所纠缠，他的性格那样暴烈，他在孤独和痛苦中承受的又是那么多，我怎能把这样的消息传递给他?!
我就这样压下了去找多多的念头。但是，我没有骑车到多多那里，他却到我这里来了!时间是4月初的一个深晚。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西单白庙胡同的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夜里十一点左右，我听到屋外一个熟悉的叫我的声音，开门一看，正是多多!他在院子里那棵黑乎乎的大枣树下放好自行车，然后像地下党人似的紧张而神秘地走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这样问“家新，我听说海子自杀的事了!是不是因为我呵?”声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惶惑和不安，我心里一震，嘴上一面赶紧说“不，不”，一面安顿他坐下，并赶紧找杯子沏茶。
我当然明白多多说的是什么。他指的是1988年在我家举行的“幸存者”活动。“幸存者”是八十年代后期由芒克、唐晓渡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的俱乐部，多多和我都是它的首批成员(虽然多多和我都对“幸存者”这个名字有异议)，海子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那一次，轮到在我家举行活动，去了二三十人，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坐，人们只好站着或靠着；屋子里唯一的单身沙发，人们留给了多多，多多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坐了下来，并点起烟，一副大师的派头。那么，怎么开始?像往常那样“侃”诗?静默了二三分钟，也没有人挑头，“那就念诗吧”，有人提议。这一次，海子自告奋勇地打头。他先念了一首，没什么反响，“我再念一首吧”，接着念了一首新写的比较长的和草原有关的诗。这一首节奏更为缓慢，在我的印象中，只能算是海子的中等水平的诗。这之后，依然没有什么反响。气氛有点尴尬。这时，多多说话了：“海子，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打瞌睡呢?”就是这句话，使多多后来深深地内疚不安。但了解八十年代诗歌圈子的人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一起谈诗的，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矜持和顾虑，只是为诗而诗。多多这样一说，气氛有点活跃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七嘴八舌地提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像后来所传说的那样把海子的诗“贬得一无是处”。人们也并不是有眼不识天才。如果当时海子念的是像《黑夜的献诗》这样的诗，我想说不定多多会一下子站起来拥抱住这位“兄弟”(这是多多对他所认同的诗人爱用的称呼)的!多多就是这样一种性情。我了解他对诗的那种动物般的敏锐直觉，更知道他对诗的那种赤子般的热爱。海子可能在当时受到刺激，但我想他并不会因此而对多多有什么看法，或改变他一直对多多所抱的崇敬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和海子的自杀联系起来，我更是不能同意。那晚人散后，因太晚不能赶回昌平，海子就住在我家。一同留下的还有另一个朋友，他们一人睡在长沙发上，一人睡在折叠床上。我记得在睡前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海子是有点怏怏不乐，但他并没有说任何人的不好。他不是那种人。在这方面，他永远单纯得就像一个孩子。
话再回到4月初那天晚上。多多在屋子里坐下后，我关了大灯，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我的妻子和孩子已在里屋睡了，只有我们俩在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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