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远逝的风景（下）
作者：张 炜
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
德拉克洛瓦小大卫五十岁，算是同时代稍晚的另一位雄心勃勃的人物。其豪志与气魄似乎足以与前者比肩。大卫是古典主义的旗手，而德拉克洛瓦则被称为浪漫主义的灵魂。我们知道，任何的“主义”都会对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造成损伤，因为什么“主义”也无法概括一个特异的心灵。但是那些古往今来的艺评家们正是靠各种各样的“主义”来生存的。丢弃了这些，他们也就等于丢弃了语言。而在面对以全部生命奔赴自己艺术的巨人，我们理解力最好的时刻常常只是无言——无言的感悟，在沉默中压住一个怦然心动。
他是在过去和现在、在画坛内外都得到心仪的人物。他的《自由领导人民》的形象塑在了法国的凯旋门上，他的长达四五十万言的日记用各种文字在这个世界上大量印刷。他是一位真正的不朽者，一个时期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是一位在漫长的绘画史上永远使人翘首以望的偶像。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他已经远远冲决了特色与风格的围篱，走向了大师的旷远。激情，雄心，史诗气魄，高贵，这些用在他身上不仅毫不为过，而且还恰如其分。
《自由领导人民》这幅巨作被谈论得太多了。它当然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当时是大革命时期，也许一个对革命并无多少热情的艺术家才能画出这样的唯美之作，才会进发出这样的浪漫之情。画面上，一个肥嘟嘟的女神举着三色旗，率领一拨杀人如麻的暴民，这或许不够和谐。更不和谐的还有紧跟在女神身侧的手持双枪的少年，其模样很像拿了玩具手枪出来凑热闹的孩子。这种美女加玩闹少年的场面与情致，反衬了他们脚下堆积的尸体，血流成河，就显得有些别扭。但是整个画面又极具表演性，很好看，受众不需要太多的情感投入，足够用来欣赏。这时候，画家是用他的浪漫情怀来统领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那种精神中找到了和谐。至此，我们也就容忍并谅解了他这幅画的夸张和过分戏剧性。
类似的画还有许多许多，它们都是夸张的，华丽的，夺人目光的。但也就是这些，融和化解了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把绘画艺术猛力推进了一步。他笔下的宏大场景常常有一种强烈的旋转感，像是裹在一个气团里。这里，像大卫那样坚定不移的笔触不见了，代之以更为自由和奔放的涂抹。这些画面上总有一种呼啸之声，好像有充耳欲闻的吼叫，有奔突飞扬，有沙尘暴。
他像大卫一样专注于大题材大场面，但却没有大卫那样浓烈的古典气。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是在描绘古代，英雄，战争，神话。还有，他画了许多狩猎场面：那种搏杀惊心动魄，但没有多少当代气息。对古典的重新诠释，这一直是雄心常在的十九世纪艺术家们的特征之一。他们不能摆脱古典的、英雄的情结，正像他们在技法上不能摆脱古典艺术的约束一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就是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大卫和德拉克洛瓦这样的巨人，以及写在一个长长名单上的人。他们是现代主义的先驱，是送往迎来者，更是承先启后的巨擘。
在艺术史上，任何的反叛如果没有实力垫底，就会成为一场闹剧。伟大是一种力量，是托举沉重的可能与方式。德拉克洛瓦像一切划时代的人物一样，能够首先从技术层面上极为主动地君临一切，将色彩解放出来，表现出罕见的心灵的自由，一种令人瞩目的舒畅感。他的所有画幅都给人精力满溢的印象。他画了不少狮子，这同时也让人想到他有狮子般的雄心。
他的古典题材作品再也没有安格尔式的华丽与安逸，而是充斥着激荡和喧嚣。一个完美却又陈旧的古典时期从他这儿消逝了，一个从头寻觅的岁月业已开始。他在处理与古典大师相类似的主题时，乍一看笔墨显得犹疑而琐碎，但实际上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与自信。这正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艺术家才有的特征。在他超人的腕力之下，一切开始驯服。他的艺术对于逐渐走向动荡的现代，特别是急遽起伏的精神生活，可以算作一次大胆的预言。那些如同受飓风驱使一样的笔触，那些显得过于匆促的情绪和意象，都是即将降临的现代精神的暴雨狂涛的先兆。
人喊马嘶的德拉克洛瓦世界，激情冲荡的浪漫之神，已经永驻人类的精神和现实之中。
弗洛伊德(Freud 1922— )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站在他的作品面前都不可能无动于衷。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奇迹。因为被现代艺术无始无终的轰炸弄得异常疲惫的受众已经麻木了。人们在各色行为艺术、野兽派立体主义、神秘现实主义波普艺术，以及目不暇接的各派林立之中，变得一片茫然。可是那个伟大人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后裔，他在艺术领域的发现和创造却是不同凡响。他可以让你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嚣中猛然驻足，让你瞩目，进而让你全身悚栗。
他的早期作品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战争让他笔下的人物生出了那样一双眼睛：惊惧、震悚、惶恐，异样地大睁。他笔下的眼睛像一片被二十世纪初的战争和化学毒素污染过的湖水，成为一片不安的蓝色，不祥的蓝色。这也是一双双让我们陌生的眼睛，它们好像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星球上的生命之窗，而显得过分怪异和生僻。如此警觉、冷漠、焦虑、惊悸，像是外星人突然降临，他们在把我们注视。
如果在深夜，我们必会更加恐惧于这样的目光。我们甚至会忽略真实，而一味陷于那种慌乱之中。当然，我们得折服于艺术家的魔力。这是怎样的洞察和怎样的灵魂，神秘无言，可是能够将我们深深击中。我们在审美经验中还难以从心灵、从记忆的深处找出相类似的痛苦和不安。画家在向我们言说二十世纪的最大痛苦，展示他关于人类不幸的一尊尊雕像。没有什么曾经让人这样绝望过。
人本来是美的，艺术的历史主要就是关于这种美的求证，是这样一部探求和审美的历史。弗洛伊德的这些画也在进行这种求证，不幸的是他无可奈何地失败了。他陷于了真正的沮丧。人是上帝的杰作吗?可是人如果失去了上帝的顾怜，又会怎样悲惨。那时的人既无法美，也无法真，甚至也无法善。他笔下的人的目光就是失去上帝之后的神色。
《穿白衣的少年》、《穿黑上装的少女》、《少女与绿叶》……许多的青春年少，人生最美好的时期，是这一切的描述。然而关于他们的逼真刻划打碎了诸如青春和梦幻之类的所有神话。冷酷的现实和无情的遭遇属于整个时代，而不是特殊的个体和特殊的人群。这些画幅的深刻性在于它的赤裸裸的揭示，它的一针见血的关于时代和人性的指控。他的笔下严格讲来已没有什么青春可言，人一生下来仿佛就走向了衰老。衰老的青春，苟活的生命，不情愿的降生，生逢乱世，生命在永远陌生的世界上流浪——就是这样一些比已知的一切痛苦还要难以忍受的东西。
人在这种苟活中不可能是真正美丽的。但艺术家又不愿断言人是丑的。他可能想说：人是无辜的。他们无辜，但是他们不美。到了1970年代，画家对于人和世界的认识好像有了一些改变。《头像》、《画家母亲》、《两个爱尔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