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站在远处看影楼
作者：刘树勇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影楼婚纱摄影迅速兴起，且一夜之间成燎原之势，全国各地，大到都市省城，小到村镇弄巷，影楼摄影到处开花，而且在一段时间里搞得门庭若市，前去光顾的人络绎不绝。影楼甚至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制造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将嫁未嫁的新娘结婚前必定要到影楼去心甘情愿地让人折腾一天，拍上一套价格不菲的结婚照，装在一个设计考究的册子里，供自己和他人日后反复地欣赏。影楼到后来还发展出了另外一种功能，即搞“青春写真”，为那些二十岁左右的少男少女(以少女为多)拍上一辑仿造的明星照或影楼标榜的所谓“艺术照”系列，据说是要把青春留住。更有一些老夫老妻这几年忽作少男少女状，纷纷补拍婚纱照，以慰当年未了之情。影楼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得如此迅猛，其数量之多，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我们相比。影楼已经成为大小城市的一种景观。有那么多的从业人员投身其中，又有那么多的人光顾此处，愿出重资让摄影师通过摄影在他们的面孔上巡视一把，这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又事关摄影，你无法不把它当回事儿。
对影楼摄影持肯定态度的人士认为，影楼婚纱摄影首先为一些摄影从业人员找到一种将摄影活动及作品直接市场化的途径，因为这种图片比你一个摄影记者在一家报社供职挣钱多多了，这一点显而易见。另一方面，这一摄影形式也促进了“艺术人像摄影”的进步，因为影楼摄影主要是人像摄影，而过去被中国摄影的媒体反复介绍的什么卡什、纽曼等摄影家的那些黑不拉几的人像摄影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了不起的经典“艺术”摄影，自然我们的人像摄影也就是在“搞艺术”。还有一方面，因为影楼摄影对技术及材料素质要求较高，无形之中它也促进了摄影语言的拓展，这一方面是报道类摄影所不能相比的。
但更多的摄影从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对影楼搞的那一套婚纱摄影青春写真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其主要的理由是，影楼摄影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它以赢利为唯一目的，而且所采取的姿态基本上也是一种投客户所好的丧失摄影家主体意识和个性色彩的媚俗姿态。就摄影者、摄影图片与对象的三者关系而言，它是一种纯粹的利益供求关系，不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因此它不是艺术活动，无法被纳入摄影艺术的范畴来对待和讨论。
这种否定性的评价有一定道理。因为影楼蜂起主要不是中国摄影界内部力量作用的结果，它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摄影之外。它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一种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它的价值也主要是一种社会文化价值而不是摄影本身的价值。
当我们将影楼看作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一种必然产物时，当我们将这种事物与中国人特殊的生存经验与历史联系在一起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像影楼这样的事物的出现，对于改善我们的生存状况有多么特别的意义。
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的国家，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我们都是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而封建专制主义最具特色的一点，在于它的一元中心主义，即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和利益的绝对垄断化。这种垄断首先体现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通过剥夺大多数人的参政议政权利和资产，以造成森严的阶级性差异，并通过建立一系列严苛的禁忌性制度迫使它的臣民就范。这种强权垄断将社会的大多数物质利益集中于少数权力拥有者的手中，甚至包括人的吃、穿、住、行这些基本生存欲望，都因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利益的高度垄断而不平等化。即使你偶然得到一些，那也是权力拥有者对你的一种恩赐和施舍，你只有心怀感恩之情，更加努力地效忠于他，臣服于他。因此封建专制主义对于大多数人的需求来说基本上就是一种禁欲主义，臣民没有任何展示自己欲望的权利，更没有满足这一欲望的权力和可能。
这种一元中心主义化的权力机制甚至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仍在起作用。六、七十年代，搞到一张票看一场内部参考电影成为一种了不起的特权享受；下馆子吃饭、进澡堂子要分级别；住房面积也是如此。在物质财富不发达的年代，各种购物券更是一种特权的象征物，大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些当年了不起的大件家用产品；小到鸡蛋、牛羊猪肉、红白糖甚至一盒火柴，都不是人人能充分享受到的利益。
不仅如此，封建时代的一元中心主义还在文化、道德乃至情感、审美判断等各个方面实行垄断，包括你感动的方式，你的精神需求，都被纳入权力拥有者预先设置的一个单一的模式之中，以彻底剥夺个人的精神判断，将所有人的意志统驭在一种意志之下。这种意志是唯一正确的和必须遵守的，所有人都不能脱离这个唯一的标准体系呈水平方向自主发展。这就是说，强权不仅剥夺了你对物质利益的享用，同时也剥夺了你的头脑。它制造各种符合它的利益和需求的道德规范、美学规范甚至情感规范，并通过教育的方式和频率极高的垄断性宣传机制迫使你就范。
即以女性的审美标准而言，从封建社会晚期对女性小脚的欣赏标准，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人人以穿黄军装、扎四指宽的军用皮带、斜背军挎包为时尚，女性们都在遵从一种由他人按照自身的需要预先设定的标准在生活，女性们丧失了基本的自主身份，彻底服膺于他人设置的唯一标准的支配之下。在此标准之外的个人化的浪漫需要被视作小资产阶级情调；个性化的充满了差异的丰富的情感活动被简化成为一种单纯的“革命感情”；无数男男女女被组织上按一种几乎可以量化的标准结合成为家庭。个体的差异性和选择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要服从于同一种标准，任何个人化的行动都会被及时地制止。我们既不能自己选择和享受物质生活，也不能享有自己的内在精神生活。这个世界是权力拥有者展示自己的舞台，而我们只是在按一种别人给定的唯一的标准和方式苟活着。
如果你对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这种生存经验和历史状况稍作考察，你就会明白像影楼这样的场所的出现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影楼其实是一个象征，它的出现就像发廊或其它各种满足欲望的娱乐场所的出现一样，首先是商业的一种胜利。而这种胜利对于中国百姓的特别意义就在于，它不是以对抗的疯狂方式，而是以经济活动的方式瓦解了一元中心主义主宰人们生活的时代那种权力的绝对集中化和利益的绝对垄断化；打破了各种价值判断标准(诸如是非判断、道德判断、审美判断等等标准)的一元状态，从而呈现出价值标准多元并存的格局；同时这种商业的活跃也极大地解放了大多数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长期处于禁锢状态中的中国人一种选择自己、展示表现自已和肯定自己的需要。
也就是说，在专制主义时期，这种个人表现欲望的满足成为一种特权，一种平常百姓无法企及的生活指标。而在今天，特权被金钱严重分化和消解，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消费行为分享权利，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等。我们可以通过资本的运作，成为梦想成为的人，达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