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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２００１年得主奈保尔专辑
作者：黄灿然
那一天奇热无比，到了下午，天空开始变得又低又沉又黑。我在屋里几乎感到冷，父亲裹住身体坐在摇椅里。雨开始大点大点落下，像一千个拳头敲击屋顶。天变黑，我点了油灯，把一根别针插在灯芯里，以便把恶鬼赶出屋子。
父亲突然停止摇动，低声说：“儿子，他们今天在这里。听，听。”
我们都没说话，我小心听，但我耳朵什么也没听到，除了风和雨。
一扇窗自己砰地打开。风嗖的一声把大颗大颗的雨点卷进来。
“上帝！”父亲尖叫。
我走向窗口，外面黑漆漆的，世界是一个荒凉而孤独的地方，只有树叶上的风雨声。我拼命把窗户拉进来，还没把窗关上，我看见天空随着一阵噼啪的闪电亮了一下。
我关了窗，等待响雷。
雷声像蒸气压路机滚过屋顶。
父亲说：“儿子，别害怕。我教你什么，念出来。”
我走过去坐在那张摇椅下，开始念：“罗摩！罗摩！悉达罗摩！”
父亲跟我一块念。他又是冷又是惊，不断颤抖。
突然他喊道：“儿子，他们在这里。他们在这里。我听见他们在屋子下讲话。外面这么吵，他们做什么都没人听见。”
我说：“别害怕，我这里有短弯刀，你有枪。”
但父亲没听进去。
他说：“但很黑，糟糕。这么黑。这么黑。”
我站起来，走向桌边，准备把油灯拿近一点。这时一阵雷声爆开，很低，可能就在屋顶上。它滚来滚去，滚了好久。接着又有一扇窗被吹开，油灯熄灭了。风和雨一股脑冲进黑暗的房间。
父亲又一次大声尖叫：“啊上帝，很黑。”
我迷失在黑漆漆的世界里。我尖叫，直到雷声远去，大雨变成毛毛雨。我完全忘记准备玩弄父亲的戏法：把肥皂放在手掌里摩擦，直到它干掉消失。
大家同意一点。母亲和我必须离开农村。西班牙港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里有太多人拿我父亲说笑，看来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我似乎必须背负父亲被吓死这个十字架。但是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我就把父亲给忘掉了，我开始将自己当成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似乎很自然。
事实上，当我们迁去西班牙港，我看到父亲与儿子之间的正常关系——无非是殴打者与被殴打者的关系——当我看到这点，真感到快意。
最初，母亲用了很大功夫让我规规矩矩，把父亲教我的所有荒谬想法清除掉。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不试试更严厉些，但事实是，她很快就对我失去兴趣，任我在街上乱闯，除了时不时跑来把我痛打一顿。
不过，她偶尔也会像以前那样坚定。
有一天她不让我出去。她说：“今天你不必上课。我讨厌极了为你结鞋带。今天你要自己学这个！”
我不觉得她这样做很公平。要知道，在农村我们没人穿鞋，我不习惯结鞋带。
那天她打我打我，逼我一结再结，最后我仍然不懂结鞋带。以后好多年，这都是我的奇耻大辱，我竟不懂得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像我不懂怎样剥橙皮。但在鞋子的事情上我搞了一个小诡计。我从来没使母亲给我买对了鞋的尺码。我假装鞋弄痛我，于是让她给我买大两号的鞋。店员帮我结好了鞋带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解开过，穿鞋脱鞋的时候就这么把脚伸进伸出。为了不让鞋子太宽松，我在脚尖处塞了些纸。
听我母亲说话，你会以为我是畸型人。她所认识的男孩几乎都比我好，比我聪明。她认识一个男孩，他帮母亲油漆整座房子。另一个男孩十三岁就每月赚二十块钱，而我游手好闲，吸她的血过日子。
不过，还是有些出人意表的慈祥时刻。
例如，有一次，我在星期天早晨替她清洁玻璃杯。我掉下一只杯，它碎了。我还没来得及想怎样处理它，母亲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你怎样摔碎它了？”
我说：“它溜掉。很滑很滑。”
她说：“用玻璃杯喝东西真荒谬。它们这么容易就破了。”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我开始担忧母亲的健康。
她从不操心我的健康。
她认为，只要用一撮硬巴巴的泻盐，世界上什么病都能治好。我每月都得忍受一次这样的惩罚。它完全把我的周末给毁了。如果她有什么不懂的，她就把我送到特拉加雷特道的卫生员那里去。你要等呀等呀等呀，才能进去见那医生。
你还没说“医生，我发——”他就给你开处方。接着你又得等拿药。卫生处所有药物都是一样的。水和半寸厚的粉红色沉渣。
哈特说起卫生处，总是说：“政府在采用信仰疗法。”
母亲觉得卫生处是个好地方，最适合我去。我通常是早晨八点去，下午两点之后的任何时间才回来。这使我不能恶作剧，而一年只花费两角四分钱。
但你一定别以为我永远是个圣徒。只要我无法接受谁的命令，尤其是母亲，我就会奇怪地痉挛。我老是感到，要是我接受了谁的命令，我就会一辈子丢脸。而一辈子是多么有趣，真的。有时候当我母亲很想对我好，我就会痉挛。
有一天我差点溺死在码头边，是哈特把我救起来。第二天我写了一篇文章给老师，谈这件事，题目叫作《海边的一天》。我想，一定没有任何老师看过那样的文章。我谈到我怎样差点被溺毙，而我如何平静地面对死亡，我的头脑绝对平静，心想：“好啦，哥们儿，完蛋了。”老师很高兴，满分是十二分而他给我打十分。
他说：“我想你是个天才。”
我回家告诉母亲：“我今天写的那篇文章，得了十分，满分是十二分。”
母亲说：“你真是不要脸，竟敢在我面前这么大胆撒谎？你要让我掴歪你的脸不可？”
最后我令她相信。
她立即就心软了。她坐在吊床里说：“过来，坐在我身边，儿子。”
就在这当儿，我那疯狂的痉挛又发作了。
我无缘无故冒火，我说：“不，我不坐在你身边。”
她大笑，然后哄我。
这使我更火了。
和气慢慢消失，变成两个意志之间的斗争。我宁愿溺死也不要服从，我不想自己丢脸。
“我请你过来坐在这里。”
“我不坐。”
“除下你的皮带。”
我除下皮带递给她。她狠狠鞭我，我鼻子流血，但我仍然不坐进吊床里。
平时这种时候我会叫道，但不是真的那样想：“要是爸爸活着，你就不会这样打我。”
她依然是敌人。她是我一长大就要立即逃离的人。事实上，这就是长大成人的主要诱惑。
那些日子，西班牙港进步惊人。美国人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塞进特立尼达，英国人老是在谈论殖民地的发展和福利。
这种进步的其中一个征兆是厕所消失。我讨厌厕所，我总是闹不清夜里推着车把粪便运走的那些男人到底是什么模样的；还有，一想到可能会掉进屎坑里，我便吓得魂不附体。
哈特是一个最早建造体面的抽水马桶的男人，我们花了很大功夫才摧毁他的旧厕所。所有男孩和男人都去帮他一把。我太小，帮不了他半把，但我去看了。墙一堵一堵拆掉，最后只剩下一堵。
哈特说：“伙计们，让我们把这堵墙整个儿推倒。”
他们照做。
那堵墙摇晃起来，开始倒下。
在那一瞬间，我一定是疯了，因为我做了超人举动，想去挡住那堵墙，不让它倒下来。
我只记得人们喊道：“啊上帝！小心！”
我坐在巴士里，是萨姆超级服务公司的其中一辆巴士，从西班牙港去小河谷。巴士上坐满扎鲜亮头巾的老妇人，她们提着大篮大篮的芋根、番薯、香蕉，间或有几只鸡。突然间所有老妇人都开始喋喋不休，那些鸡也开始咯呱咯呱叫起来。我感到头就快裂开了，但是当我试图向那些老妇人叫喊的时候，我发现我不能张口。我再试，但我只听见她们更大声地喋喋不休。
水冲在我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