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韩少功质疑世界500强
作家韩少功最近在《金融经济》杂志上发表《数据掩盖了什么》一文，对很多常见的统计提出疑问。比如一个全国著名的经济发达村，登记在册的常住人口一千多，年人均利润数十万，全村居民住进了统一建设的小洋楼，享受了公费医疗、公费入学等社会福利，当然是骄人的成绩。但深入了解一下便可知道，这些利润并不仅仅是一千多人创造的，另有一万多外地民工在这里的企业中打工。但他们没有当地户籍，不进入当地的人口统计，也就不纳入人均利润的核算。“人均”利润就是这样至少拉高了十倍。也就是说，一万多人创造利润，只有一千多人享受利润——可能的权力腐败现象尚不考虑在内。同样道理，因为流动打工群体通常被排除在人口分母之外，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让人目眩的“人均”高产值，也掩盖了农村外出务工群体对都市经济繁荣的贡献，掩盖了中、西部外出务工群体对东南沿海经济繁荣的贡献——这些地区的繁荣与广大欠发达地区似乎更没有依存关系。相反，有些人会把那些地方的困难看作落后者们“懒惰”、“蒙昧”的自食其果。
韩少功认为，这种暗含着利益制约和价值偏见的统计，还体现在对西方经济现状的描述之中。对所谓世界500强大吹大擂的年度评选，只是依据企业的利润、产值、生产率、资产规模等等指标，从来没有设置过企业对社会的“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一类指标。于是，世界企业的“500强”不一定就是世界企业的“500优”或者“500善”——为了争“强”，公司裁减员工增加失业可能会被持股者欢呼，公司制造污染破坏环境可能会被总统和议员庇护，公司内部严重的分配不公可能会被社会舆论忽略。这一切都关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据说从来只关心利益的经济学偏偏不在乎这些利益，从不采集和公示这些方面的数据，不对更广泛和更重要的利益得失给予评估。
作者强调：公司当然不能亏损，不能没有利润，这是一条市场经济的底线。但对于公司广大员工以及全人类的公共利益来说，那些在经济竞争中既有优胜之“强”，同时又能在“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等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不是更值得全社会尊敬和表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年度评选？就业、环保、分配公正等等正是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不应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应该落实为公司业绩评估的重要指标，不能停留于某些经济专家业余的道德空谈。这些指标的长久缺失，这些数据被某些利益集团本能地反感和拒绝，暴露了诸多经济学所谓“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的可疑，暴露了这些经济学的深刻危机：充其量只是一种公司的经济学而不是社会的经济学，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作者指出，中国在就业、环保、分配公正等方面正面临超常压力，经济理论创新应该从统计改革开始。
（王坤）
王晓明谈文学的变迁
《文学评论》2002年第三期刊发了王晓明的文章《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文中谈到了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变迁。
文章说：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的几乎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种收缩性的运动，它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是从耽于理想的呐喊转向实际功利的计算，另一个是从朦胧模糊的多样转向明确响亮的单一。譬如“现代化”这一面“改革”的重要旗帜，就和其他的旗帜一起被重新裁剪；在1970年代末期，它的涵义极其宽泛，从“思想解放”、“美学热”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无所不包，可到1980年代末期，它却越来越像是专指西方式的“蓝色文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甚至是专指美国式的物质生活。
王晓明分析说：文学当然也很难逃脱这样的收缩。从1980年代初关于“现代主义”的争论开始，至少在“文学圈”内，人们对文学现象的描述和评判，就几乎一直没有逾出过新输入的欧美理论所提供的词汇。如果说在1970年代末，评价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基本上是系在“暴露/歌颂”这个结子上，那到1980年代中期，这个标准已经明显改系到了“现代/传统”，具体地说，即是否“现代主义”的结子上。一种“现代”崇拜在文学领域里大面积蔓延。不用说，这个“现代”也是依照那“收缩”的原则不断被剪小的：首先，它属于“西方”，非西方地区的文学统统不算；其次，就在“西方”文学的内部，能称得上“现代”的作家也越来越少。譬如小说，先是排除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再后来，连哈代、纪德和麦尔维尔……也不行了，他们太缺乏“形式”！“形式”这个词的涵义飞速膨胀，不但压倒了“内容”，还大有将“思想”、“历史”和“哲学”等等都一齐压倒的气势。“现代”似乎仅仅成了“形式”的同义词，这又反过来加剧它自身涵义的进一步缩减。“现代”被归结为“形式”，“形式”又被归结为“语言”。
王晓明指出：在1980年代后半期，作家和批评家陷入这样的收缩却未警觉，再加上外在情势的打压，使他们更进一步退回文字的世界，迷恋“语言”和“形式”，还以为这是对所谓迷信的挑战。一时，打破原来强调的“确定性”，渲染“不确定性”，就成了新锐批评家阐释作品的流行视角，也成了年轻的文学教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的流行主题。这一切又反过来影响了作家，催促他们更放肆地“颠覆”读者的阅读习惯，一面释放被成规压抑的灵感，一面也渐渐远离自己各不相同的特质。小说成了创造“不确定性”的圣地，读小说也不知不觉成了艰苦的精神跋涉。太迷恋“不确定性”，自不免远离“确定”的现实；跋涉得太艰苦了，就会有许多人放弃阅读。在1980年代后半期，文学开始明显遭受社会的冷淡。文学圈却还自以为是地自恋着，自以为自己先锋、前卫。但是，1990年代的现实毫不留情地将作家的这种自信打得粉碎。到1990年代中期，新的现实压力与日俱增，乡村的困窘、城市的“下岗”、“待业”、社会的分化冲突，文学面对现实完全束手无策，无法应对。
王晓明认为：二十年社会的巨变，是作家们面对的现实。敏感的作家对此如何把握是一个重大问题。事实上，进入1990年代以后，文学始终在本能地挣扎，要回应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动。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重返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的现实，重建对最近二十年社会巨变的深入理解，更越来越触目地凸现为文学河流中的两道互相引发的激流。当然，这“生活的现实”绝不仅仅是指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更是指我们的整个生存状态，“重返”和“重建”不是简单地去记录日常生活、揭发社会弊病、暴露现实“问题”，而是要通过对生活的重新想象和刻画，打开不止一道能由此洞察当代中国人基本生存状况的审美门户，开辟不止一条能据此深思我们的现在、将来和过去的精神思路。由于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甚至同一个地区之内，各种差异都已经非常巨大，各地的作家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变化的感受和想象，就自然很不相同。这样的写作势必会中止从1980年代后半期延续而来的那种不断收缩、越来越狭隘的文学理解，以多样的方式重新定义“生活”、“现实”、“政治”和“社会”，也重新定义“语言”、“形式”、“孤独”和“个人”……
（蓝白）
法国学者提出多元全球化学说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最近在法国《世界报》发表《论多元全球化》一文，从多元共存的新角度探讨全球化的前景是否最终促成一个“世界社会”浮现的可能性，莫林认为正在形成中的“全球化”可以说是一个在不平等和混乱中出现的“世界社会”的雏型，其世界性文化基础来源于西方文明，直到目前仍然靠科学、技术、工业和资本主义四大支柱的支持而得以发展和延续。但莫林认为在这个基础上仍不足以产生全球化的公民社会。莫林建议用“人类政治学”和“文化政治学”来取代当今技术—经济型社会的“发展”概念，以回应人类文明和世界邦联化这一“不可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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