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世界的疾病
作者：韩毓海
鲁迅曾经在《野草·颓败线的颤动》中，描绘了人类的母亲——地母的形象。一个既是生产者、播种者，同时也是复仇者、诅咒者的形象。
她是创造者和生产者：生产爱、养育子女和大地万物；但她同时又是预言者和遗传者：遗传疾病、梅毒，预言屈辱以及复仇。这就是鲁迅眼里的人类的母亲，大地的慈母——一个被她养育的儿女抛弃、驱逐到旷野中的老妓女的形象。一个被现实世界放逐于荒野的“先知的石像”。
当鲁迅将这个“颓败者”、这个被抛弃到旷野中的“先知的石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要向谁质疑，向谁拷问？而且，他究竟要拷问什么，质疑何方？
“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头上只有高天，并无一个虫鸟飞过。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是一刹那间将一切合并：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与所有的牵强附会无关，我认为在这一形象中，其实就包含着鲁迅所理解的活的历史，而所谓“活的历史”在鲁迅看来无非就是生命的延续和流转：她带着爱与创造的能量，同时也遗传着屈辱、仇恨和梅毒的种子。我认为这个被历史遗弃、被子孙背叛、说着“无词的言语”的地母，——甚至也就是鲁迅复活于当世的形象。
这个形象当然于我们惯常理解的那个鲁迅的形象——一个“大夫”的形象迥然不同。实际上，正是由于鲁迅，“大夫”这个词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隐喻”，它所针对的不仅仅是、甚至不再是人的肉体和身体，而是“人的灵魂”。在现代文学的意义上，“大夫”的形象就是启蒙者的形象，它所疗救的，也不仅仅是“国民病弱的身体”，而是在身体、“国民病弱的身体”背后，造成这一身体“病弱”的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的内在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大夫”就成为一个向“疾病的深刻内在原因”——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的原因冲锋陷阵的英勇的战士。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鲁迅，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的“病人”——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也成为一个“隐喻”。在那里，特别是伟大人物的“疾病”，同样必须有一个严肃而深刻的“历史内在原因”。从而，他们的“患病”、特别是“死亡”，在任何意义上也都不能被归之为“身体”的原因，而是由于“疾病背后”的那个邪恶的力量一下子攫住了历史上的英雄，或者由于伟大的历史责任过分地加在了被选者的身上。于是，伟大人物的患病或者死亡，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看作一种“无常”或者自然现象，它必须被理解为一场历史中的伟大“牺牲”。正如鲁迅1936年的患病和逝世被理解为：巨大的历史灾难、战争、民族的苦难最终凝结为核，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秋天摧毁了中国的良心。而他的遗容或者病容被复制为石膏面模，永恒的保存下来，大上海万人空巷，人们在他遗容前动容下泪，幡然悔悟。他的死变成了一个民族复活和苏醒的庆典——这一切恰恰是由于造物主选择了他最伟大的儿子来承担“一切疾病”并作出牺牲，才使得一个民族从疾病和死亡中彻底摆脱出来，从而走向真正复活和苏醒，走向历史的转折。而在二十世纪的1936年和1976年，绍兴周家的两位长子就是这样，分别以他们的疾病和逝世推动了历史的转折——推动了历史的苏醒和民族的复活。
但是，作为“大夫”和“病人”的晚年鲁迅却从来没有采用过类似的隐喻。鲁迅对于“大夫”变成战士和先知，病人变为“牺牲”的历史并无兴趣。恰恰相反，无论在与朋友还是母亲的通信中，还是关于“病”和“死”的文章中，鲁迅从来都竭尽全力将疾病和死亡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原来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可以说”，“不必忏悔”，“埋掉拉倒，顾自己过活”。生命最后的鲁迅甚至还对大夫作了这样幽默的调侃：他以为按照欧洲的病历，像自己这样的肺病患者早应该三年前就死掉，因而所谓“大夫”根本就无可措手。——鲁迅的晚年为什么会是如此谈论大夫和死亡，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谈到疾病？
显然，这正是鲁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洞彻所在：没有任何大夫能够包医百病，没有任何病人可以代替别人痛苦而死并从而获得永生和不朽。——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充当一个民族的救世主，甚至也没有任何一次死亡和牺牲可以洗清世间的屈辱与不平。——唯其如此，鲁迅才以他的生命投入到向黑暗的旧世界抗争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而且，正是为了使得这样的斗争永不妥协的持续下去，鲁迅才会不懈地质疑那些关于“大夫”、“疾病”和“死亡”的“历史隐喻”究竟遮掩了什么，它究竟要将真实的历史引向何方？
鲁迅曾经把历史比作煤的形成，但作为一个优秀的医科大学的学生，他早年却更经常地把生命活动与微生物的运动联系起来。实际上，在现代中国与世界，甚至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像鲁迅这样，把生命和对于“疾病”的思考如此关联起来。——正如屠格涅夫所说：“我们不是大夫，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疾病。”——而在鲁迅看来，对于疾病的任何隐喻和想象都无助于现实中疾病的疗救，这种隐喻和想象甚至使得我们无法真实地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斗争中。——因为“疾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历史的隐喻和想象，疾病就是这个世界本身。
鲁迅对于历史的理解是真实的洞见，而这一洞见却并不孤独。
出于对“疾病就是这个世界本身”这一历史真实同样洞彻的理解，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推动的扩张过程天才地视为“疾病”的扩散。或许更为天才的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马克思在1853年为美国《每日论坛报》所写的关于鸦片贸易的一系列专栏文献中，将英国输入到中国的鸦片称为一种药物，一种“麻醉剂”。由于马克思将这一药物的奇妙功效比喻为“仿佛先要麻醉那里的人民，然后再将她从麻醉中唤醒似的”，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谓的“药物”不是泛指一般的麻醉剂，因为我们经常能够在马克思信手拈来的莎士比亚的词章和不朽戏剧中看到它，例如：朱丽叶就曾经事先吃下这样的“麻醉剂”，等待着在她的情人罗密欧面前“复活”的那一伟大时刻的到来。
人们经常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殖民贸易在世界扩张的过程，就是一个“疾病”扩散的过程的洞见，看作不过是个对于历史的形象比喻，——但这是过于想当然的理解。因为马克思的论断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历史的“比喻”，它就是对历史本身的描述，也就是历史本身。——只不过它作为“令人泄气的历史”而被四处语焉不详地掩盖着。
如果我们留心确切的历史，就会毫不惊讶地发现，历史和现实的研究都已经揭示出，旷日持久的现代进程就是一个真实的疾病扩散的过程。例如，杰出的当代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杰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就揭示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真实，他断言：“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病菌。关于病菌的历史作用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来自随同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而开始的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虽然被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杀死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但凶恶的西班牙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却要多得多。”
然而贾雷德·戴蒙德在这里所提到的仅仅是千万宗历史真实中的一幕而已。值得一提的当然还有美国白人殖民者最擅长干的一件美事，就是把染满天花病菌的毯子作为“礼物”送给印第安人，以答谢后者的好客，这正如1930—1940年代的日本侵略者将鼠疫菌倒在中国老百姓的水井里。病菌的扩散随着殖民主义者的铁蹄而“全球化”，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早，也是一如既往的“生化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