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
作者：朱苏力
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福柯
在一篇关于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书评中，我这样谈及了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不仅有民众对名人的更强好奇心，各级政府的某些‘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和措施（往往是让他们担任行政或社会职务），而且有社会专业化不够本身对专业知识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社会名声（文化资本）对于获得研究经费（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重要。此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界缺乏测度的硬指标，或有些专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学术的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非专业化评论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讨论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中壮年知识分子大都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许多学者人过中年后专业竞争能力已明显下降、近年来对跨学科研究或交叉学科的强调以及急剧膨胀的媒体与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谋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很容易在当代中国造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对专业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识分子，这里确实有很大的诱惑。”
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但这样的讨论实在是太粗略了，尽管是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在此专门讨论一下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本文将借助福柯的思路，将“出现”视为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同时基本延续我的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纳提供的分析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制度框架。
延续就不是重复或照搬。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讨论一个可能更具中国化的问题：即除了其它因素外，有哪些中国特定的社会因素影响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和发展。但是说社会因素其实并不能准确表达我想说的。因为社会因素是很多的，例如我提到的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其中有些当然是社会因素，但是这些社会因素可能相对容易改变，只要一两个激励因素变了，就可能在数年内发生变化。而我在本文讨论的社会因素是相对长期的，只要这个社会处在这一发展时期就很难改变有些甚至是无法改变的。最后，我这里辨析的社会性因素也并不全面，因为我没有追求全面，而只追求对这一可能的研究领域的进入。
要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当代的活着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其实很难。最主要的制约，在我看来，倒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涉及个人，而在中国任何涉及个人的分析都可能被视为某种人身赞美或攻击，而且人总是愿意听赞美的话的，也往往容易高估自己，因此哪怕是自己看来平和、中肯、公允的分析也会遭到被分析者以及对其持不同态度的读者的误解，惹出被评者的不快，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不快，并进而惹出很多麻烦。针对这种可能，我在此声明，我尽管可能借助于分析个别人，但我的分析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而不是他们个人的特点和禀赋。分析难免有些不当之处，都是一孔之见，涉及到对一些具体学者的分析，我希望尽力避免贬褒，而且不考察动机，仅考察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这并不是说，为了避免麻烦，就不作评价，我只是希望用一种相对客观的语言表达我的看法。我希望学者们能够冷静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这篇文章，避免闹意气，自寻烦恼。而且我必须说，随着时代变迁，这种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出现，难听的话可能是难免的；也许我们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神经必须变得稍微粗糙一些。再说，谁让我们的职业使得我们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呢？
界定与特点
这一节将主要界定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主要特点。
首先，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依据波斯纳的分析并加以限定，我将之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鉴于这是一个价值中性的经验的界定，因此，与国内目前流行的具有褒义的用法不同，我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中性的。在我的分析框架中，说一个人是或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高尚或渺小，并不隐含对其人格乃至学术成就的评价，尽管我会指出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相对说来都有一定的成就。所谓经验的，我是指，我不考虑其行为的动机。因为我们实际上无法考察一个知识分子这样行为时的动机，而仅仅考虑行为者是否经常发表评论和分析，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是否超出了其专业领域，是否在将专业知识大众化，以及是否在公共媒体（主要是公共媒体，也包括一些“白领”读物或非严格专业学术性的杂志）上讨论。因此，尽管有些学者希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希望并且确实就广泛的社会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但如果他或她未能获得足够的关注，他或她就不是我要研究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的道理，相反，有些学者哪怕一直或如今不希望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如果由于他的专业或非专业的活动引发了社会对他的足够关注，那么根据我的这个定义，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然而具体操作化却是个问题。我选择了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做法。我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网上浏览的印象，专断的做出了一些选择。我的大致做法是，一是看一些主要网站是否设置有他或她的个人网页；二是过去二十年里是否经常在《读书》、《东方》、《天涯》、《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经常发表学术随笔或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短文；三是他或她的文章引发的社会的“学术”关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来社会是否认同他或她是学者。当然，这并不是严格的标准，我并没有进行细致的统计，学术关注程度也是很难测度，并且我们在后面将看到，是否学者也往往是很难说的。尽管如此，由于本文关心的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确定义和测度，而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因此这一缺陷可以暂时保留，只要我选择的分析对象大致可以被认同为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我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分析了。尽管这样的分析也许会错失一些人物，因此可能分析也就有问题。但是本文其实并不试图成为一个全面的研究，更多只是希望开拓这个领域，初步提出一些问题，因此，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原谅。
如果这个辩解基本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大致说，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些比较活跃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者，大多都可以说是公共知识分子。例如经济学界的厉以宁、吴敬琏、张曙光、茅于轼、汪丁丁、张维迎、樊纲、梁小民、盛洪、张宇燕等都比较明显是；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社会学界例如郑也夫、李强、王铭铭、李银河、黄平以及已故的王小波；在法学界中，在过去的大约五年里比较突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贺卫方，处于两可之间的则有梁治平、冯象、季卫东以及我本人；在文史哲学界，在不同时期比较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汪晖、秦晖、徐友渔、雷颐、甘阳、许纪霖、葛剑雄、朱学勤、张汝伦、钱理群、王焱、王晓明、韩少功等，此前还有一度很出名的刘晓波，比较两可的有刘小枫、陈嘉映、何怀宏、周国平、陈来、陈平原等。此外，一度还有一些著名作家。政治学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比较少，在我感觉中，大约只有刘军宁可以算得上。
如果这些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得到承认，那么概括说来，他们大都是大学教授或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因此，可以说，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基本都来自教学科研机构，都是有比较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