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九三年》、革命与人道主义
作者：孔庆东
国家话剧院隆重推出了由汪遵熹执导的一部大戏——《九三年》。还在排练阶段，评论界就预言这必将是2004年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部力作。我知道排演《九三年》这个消息后就想，为什么国家话剧院要在此时此刻演《九三年》这样一个戏？根据我们学的外国文学史，雨果是个大作家，但他的《九三年》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并不突出，基本放在与《笑面人》同等的地位。可是近年来，《九三年》却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我在此戏的排练阶段就指出，以前不被突出，一个是它思想方面的原因，用老左派的观点来看，是不是革命性不够？从艺术上看，《九三年》有一些很讲究技巧的地方，很讲究悬念、冲突，情节性、戏剧性很强，这样的东西往往被教授、学者不太看高——我这是讽刺的说法，因为他们自己艺术水平不够，就喜欢无情节、无人物、伪现代派的东西，而大大方方的东西他们难以接受。
近年来，尤其是从1990年代以来的十来年，革命的问题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并成为焦点。二十五年前，我们受的是传统的革命教育，其实我感觉自己对那时的革命教育理解很肤浅。我现在在北大讲鲁迅研究课，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听。我讲，我小时候天天学的都是毛泽东、鲁迅的著作，那时候感受不深，觉得这些离我很远。毛泽东、鲁迅都讲斗争精神，小时候觉得周围没有这些事情。三座大山被一一推翻，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人人平等的时代，一个厂长和一个工人差不多。没有哪个厂长把工人的女儿强奸了，把厂里的钱卷跑了，到了美国，再回过头来骂中国没有人权，以前没有这些事情。鲁迅所说的什么西崽、洋奴啊，周围也没有，所以对鲁迅我们都只是很恭敬。
我们要理解《九三年》中的革命问题，不妨先看看鲁迅对革命的态度。我现在讲鲁迅，主要讲他前期的几篇文言文，我们觉得他后来的文章很偏激，其实他是遇事说事，遇到左他说右，遇到右他说左。他早期讲得很全面，已经把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看得很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一个很大的视野来看待中国一百多年的变化；从世界范围看，没有一个大的视野去看法国大革命一直到今天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就会不是左就是右，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总是跳来跳去。极左搞得很不像话，迫害了很多无辜的人。虽然把“文革”妖魔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得承认，“文革”中是有很多罪恶、悲剧的。现在我们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凡是右派都是好人，甚至是伟人。原来一个个惟恐把自己说成右派，都拼命辩解自己是被冤枉的，现在一个个写起回忆录来了，表现当时怎么反共产党。因为右派时髦了，成为了一个光荣的名词。1990年代，李泽厚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告别革命》。1990年代起，掀起了一个全世界的反革命浪潮。很多知识界的人都卷入这个浪潮中，当然选择不一样。于是“左派”成了一个贬义词，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新左派”，其对立面是“自由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很有意思，左派的对立面不叫“右派”，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自由派”。由于老百姓对左派印象不好，就把这些为工农说话的、主张公平的、为革命辩护的人叫“左派”。北洋军阀杀人之前，也是先要把被杀者定性为“过激派”的。
我们看法国大革命，首先要看到这个大背景。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时空上演这个戏的。假如说，我事先不知道要排这个戏，我在剧场看戏，首先是把自己放在这个时空坐标上来看待这个戏，为什么要演这个戏，有什么“阴谋”。北京有一批忠实的话剧观众，这些观众都是有思想的。北京观众是“阴谋观众”。他看什么东西都要琢磨，看新闻联播都要琢磨。所以放在一个大的视野中很重要。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法国大革命。如果我们只把它放在那个具体情境中，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到底人道主义好还是革命好？法国大革命不但是法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而且是全世界走向现代的门槛。有了法国大革命，人类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从整个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可以说是由法国大革命这个断头机落下来之后启动的。
人类要进入这么大一个变革，肯定要付出代价的，是人头滚滚的代价。怎么看待代价问题，雨果的思考是犹豫不决的。雨果擅长议论，有时是自己议论，有时是借人物之口进行议论。他的议论有时不能和故事场面完全吻合。他说在绝对的革命利益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句话从逻辑上是站不住的，从理论上很容易找到矛盾。他首先把革命和人道主义分开了。人为什么要革命，是不是无聊折腾？每次革命之后都有人说，有些人煽动群众上街游行，总是把群众运动说成是受鼓动。其实，如果人心中没有革命的欲望和要求，谁也鼓动不了。革命首先是合乎人性的，把革命和人性对立起来从逻辑上讲是不对的。革命是人性的表现。当一个社区把树皮都吃光了的时候，怎么能不革命。这时候，革命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革命包括不包括杀人，包括不包括杀错人？必须非常残酷地直面这些问题。正因为法国大革命有很多的教训、血腥，它替整个人类做了一个实验，使以后的革命少了很多残酷。
如果比较一下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大革命的话，就会发现，中国的革命是最人道主义的。我们所指责的那些不人道的事情，许多是违反政策的，比如我们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我们看看斯大林，他对敌人是肉体消灭，不但对阶级敌人是，对自己人也是。二战之前苏联红军为什么削弱，他几千个将领全部被杀掉。中国完全不是这样。对敌人、地主老财，没什么抵抗能力的人，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革”，始终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毛泽东语）。这是政策。实际执行中，总是有违反政策的。违反政策也是人性。政策规定不能杀地主，但地主在当地如果有血债，农民就特别恨他，还有些阿Q式的农民，就是要报私仇。有时就控制不住，全国加起来总是要杀几万个人。
总之，比较起来，中国革命还是比较人道主义的。不人道的是哪一方面？到底是谁对谁不人道了？这就涉及到学术界最大的麻烦区域——“文革”。我们已经习惯于对“文革”的描述就是“十年浩劫”。现在对“文革”的描述就是我小时候的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一点好处没有，都是坏的，旧社会来的人本身就带着原罪。长大之后，看了很多书，才发现旧社会原来不是这样的，旧社会也有好的东西，认识历史是非常难的。
有了这样一次教训（万恶的旧社会），对待革命也容易摆平。首先革命是从人性的动机出发的，理想的革命应该还回到人性、人道主义上来。如果革命从人性出发，最后不能回归到人性上来，那就中途迷失了方向。这里涉及到暴力与法律。现在电视台都喜欢播法律节目，往往一切坏事都归结为不懂法律，归结为法律不健全。法制节目一方面确实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却还在为这个不公平的秩序进行辩护。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吗？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颁布了多少法律。不是法制不健全，而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法律为谁说话的问题。为什么贫困百姓被冤枉了，没人替他说话，而黑社会老大、官员被判了死刑，有那么多大教授出来给他辩护。根本问题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现在按照著名法学家的说法，那杨白劳就是该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就是很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道理，是整个世界强权的道理。
在这样的强权社会中，我们怎么思考？《九三年》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当革命取得了一定胜利后，对待对方的态度就往往成为艺术家关注的问题，在政治家眼里不成问题。鲁迅有一篇文章《文艺家与政治家的歧途》。政治家算总账，政治家一看《九三年》，就觉得雨果很糊涂啊，侯爵放走了以后，他回来要杀多少孩子，救三个孩子算什么？艺术家不算总账，艺术家算良心，此时此刻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