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
作者：黄子平
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或鲁迅所说的“文明批评”，或直截了当地简称为“批评”，乃是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使命。“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就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1）本文将以鲁迅与萨义德的批评实践为例，“双焦点”地讨论知识分子在实行此一使命时所处的“位置”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问题。
彷徨于无地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导言里谈论他面对大量的殖民主义资料时学术写作的困境：太教条的一般概括或太实证的具体描述所产生的曲解与不准确。前者一言以蔽之地论证形形色色的文本都贯穿了“欧洲优越论”和“种族主义”的主导思想，如此就会“在令人不可接受的一般描写的层面上写出粗糙的论战”；后者将写出“原子论式的细密分析”，却迷失了这个领域中“一般线索的全部轨迹”。
要走出这种方法困境或视觉困境，萨义德认为，必须涉及他所说的“我自己的当代现实”的三个主要方面：1.纯知识与政治知识之间的区别；2.方法论问题（策略定位与策略构形）；3.个人的维度。前两个方面都与第三个方面密切关联，让我们先来看看何谓“个人的维度”。
萨义德引用了葛兰西《狱中札记》中的一段话：“批评阐述的起点是意识到一个人的真实所是，是作为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之产物的‘认识你自己’，它已经在你内心积累了无限的踪迹，却未留下一个清单。”他强调指出紧接着的一句话（惟一的一部英文译本却“莫名奇妙地”漏译了）：“因此，有必要在一开始就编纂出这样一个清单来。”（2）
有意识地生产这样一个清单，萨义德认为非常重要。这个清单说来话长，大致可以用“生活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来概括。在我看来，批评的位置即由如下两方面划定：一是现实经验的历史积累；二是个人身份的复杂构成。而这位置当然是游动的、越界的，或者用萨义德回忆录的书名来说，是“无家可归”或“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真正的位置，不管你是不是具有离乡背井的现实经验。
地理“中间物”
“无地彷徨”，应也是鲁迅贯穿一生的切身体验。早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中年以后由绍兴“逃到”北平，然后厦门、广州、上海。上海十年，其实也经常要“逃”。经典的一次经历，便是出门去参加一个集会，不带门钥匙，以显示不准备回来的决心。一方面，被浙江省党部通辑令斥为“堕落文人”而终生未能踏入故乡地界；另一方面，却被左翼战友攻击为“封建余孽”、“双重的反革命”和“法西斯蒂”。这种被迫“横站”的身姿，最重要的，仍然是社会位置的“格格不入”。
鲁迅在1927年底离开广州到上海，在几间大学作了一些演讲，其中的两篇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和《关于知识阶级》。正如钱理群所说，这里包含了鲁迅晚年（1930年代）思考与实践的核心问题。“真的知识阶级”不但不听指挥刀的将令，而且勇于发表倾向民众的意见，“不顾利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此即萨义德之所谓“向权势说真话”。然而这“真的知识阶级”“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因为“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3）即如萨义德在美国被人称为“恐怖教授”，犹太极端分子烧毁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但在巴勒斯坦，阿拉法特的秘密警察也一样禁了他的书。
鲁迅的“历史中间物”的思想如今已广为人知，这是时间的进化链上的环节相替。对他自己一再强调的空间的“地理中间物”状态则显然注意得不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肩着黑暗的闸门”——这姿态既英勇又尴尬。而“影的告别”彷徨于明暗之间，彷徨于无地。单是集子的书名，也能凸显鲁迅言说位置的“中间物”状态。“南腔北调”标示了国（族）语时代流离者方言乡音的驳杂不纯；“二心集”涉及的是萨义德所谓“多重忠诚”的问题；“且介亭”（半租界）不但是居住的空间位置，更凸显了殖民被殖民带来的暧昧发言位置。
由这样一个位置，“代表”或“再现”的问题就显得非常审慎。萨义德揭露欧洲如何发明“东方”，却不愿意指证“真正的东方”是什么样子。因为这样做他就变成他笔下的“东方主义者”，将一种想象强加给自己的族人。鲁迅一直怀疑自己的笔是否真的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逃“导师”的纸冠惟恐不及，最不相信的是翻着筋斗、摇身一变（用萨义德的术语是“改宗”）、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惟我代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
对位阅读法
这样一个流动的位置，除了彷徨、苦痛、格格不入，正面的有利之处也应该强调。“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4）所谓对位批评，萨义德曾经在他的《文化和帝国主义》里做过详细的阐述：“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旋律配合里，各种主题相互掣肘，任何特定的主题只能暂时不受节制；然而在作为结果而产生的复调音乐里，却有着协奏和秩序，一种有组织的相互作用。”在旋律配合（counterpoint）里，配合是个对抗的术语，而在旋律配合的音乐技巧里，会出现“音调对音调”的短句。萨义德论证说，“按照同样的方式”，反帝国的主题可以针对迄今许多西方文化杰作的主流解释来阅读。（5）例如吉卜林，可以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东方主义者，也可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令萨义德真正感兴趣的，正是“这两种情形共存”。
对萨义德来说，多重参照的视觉带来“惊奇”。鲁迅则着眼于“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从方法上讲，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法”取喻音乐，关键在于“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来阅读，这无疑得自于他深味了地缘政治的不同主题的变异和连接。而鲁迅对音乐不感兴趣，爱好的反而是让萨义德感到“视觉惶恐”的绘画，但显然也分享了他的“年代错位法”，最拿手的“文明批评”，是证明“过去并没有过去”。
萨义德曾经引过一位记者的话说，“作为一个记者，必须在一种假设下工作：即所有政府的官方报道都是弄虚作假”。这里涉及的是权力与叙事的关系。萨义德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就是提供另类的叙事版本，从知识上、道德上、政治上引发讨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表征、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表征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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