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性·谎言·木子美
作者：胡晓梅
2003年，中国最吸引公众眼球的事件无疑是“木子美风波”。这名生于1970年代的女性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起初访问量并不大，直到她披露自己与广州摇滚乐手王磊的“一夜情”故事，才一炮而红。她在这篇日记里直呼对方的真实姓名，并对其性技巧做了讽刺性的描述。自此以后，木子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人们争先在网上搜索她的《遗情书》，她的“性体验写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木子美迅速成为了大众狂喷口水的超级痰盂。对于习惯于道德审判的人来说，她是自甘堕落、不知廉耻的象征。相应地，出于对这种陈腐的道德评判的厌恶，很多人也把她捧上了天，把她描画成敢爱敢恨的女权先锋，或者引领生活时尚的性解放斗士。而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是一些相对冷静的声音，它们来自学者、批评家以及专业医生。他们都用自己擅长的理论工具对“木子美”做了解读，例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把木子美看成“性革命”的里程碑，批评家朱大可认为木子美在做“露阴游戏”，作家张念说木子美是“持不同性见者”，性学专家朱嘉铭怀疑木子美属于“性亢奋”病患者。因为这些声音是所谓的专家意见，所以也在网上流传一时。
不过，无论大众意见还是专家意见，除了铺天盖地的各色标签的“木子美”，隐藏在这个象征符号后面的那个活生生的女人却渐渐消失了。人们似乎都在借着“木子美”自说自话，强调自己一贯的立场，没有人真正去逼视作为一个人的木子美，甚至没有人认真地读过她公开裸露的文本。木子美也很快对各种声音做了不屑的回应，“我被干扰了，卷入了道德是非、价值判断甚至男权女权的讨论中。本来，任何标签对我都是无意义的”。并且质问起那些“专家”，“我想问问他们，到底有几个人看过我的《遗情书》”。
应该说，木子美的回答是击中要害的。李银河在应邀谈论木子美时根本没有读过她的文字。朱大可在评说木子美时，就同时承认了自己评说的乏力，“我们不能辨认那些隐藏在文化事件背后的逻辑真相，甚至无法就那些个案作出基本的价值判断。这种所谓‘后现代’状况，正是我们所面对的批评学困境。”张念在《持不同性见者》里显得含混其辞，她先是拒绝一切推测，“总有人问我，她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这个也许只有上帝知道”；随即却马上对别的推测做了坚决否定，“出名，这是一个多么平庸和市侩的答案”；接着，突然抛出了自己的正确答案，“生命总是要遭遇伤害，不是被男人伤害，就是被女人伤害，不是被制度伤害，就是被强权伤害，不是被文化伤害，就是被自己的怯弱和蒙昧伤害，不是被家庭伤害，就是被社会伤害。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别无选择”。朱嘉铭的“性亢奋”论更为草率，他看的只是报纸报道和网上资料，居然就能诊断出病理性的成因。
因此，“木子美风波”只是一场举国喧哗的语言狂欢。知识分子或专家们的参与并没有让各种争议积极起来，令到公众便于理解事件，反而使得这桩闹哄哄的事件更加晦涩难明。几乎所有的声音，包括那些为她辩护的声音，什么“性解放”，什么“性异见”，什么“性文学”，都在把木子美推向一个“非常人”，一个“异数”，一个远离我们日常生活形态的怪胎。其中最荒诞的是很多人（黄爱东西等人）把木子美奉为“女权主义者”，而她们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木子美敢于写性，敢于奚落男人，这种说法真是幼稚得吓人。如果她们去色情场所，听到从事性服务的女性私下聊天，她们毫无顾忌地谈性，尖酸刻薄地贬损男人，她们可能会以为那里就是女权主义的文明发祥地。实际上，只要读了木子美的作品，很容易发现她不是“女权主义者”。例如木子美自鸣得意地“主张”：“女人们多给男人操的机会……取消妓女。”这种腔调完全是亨利·米勒式的，甚至照搬了这位著名男权作家的“重要思想”——女人该被操，更该免费地被操。惟一不同的是，她的身体是女性，她性体验的对象是男性，所以很多时候她只能把男权分子贬低女性的办法用在男人身上。她还有一句“惊世名言”：“我觉得男人脱了衣服都差不多。”如果这句话换成一个男人说，“我觉得女人脱了衣服都差不多”，谁都会听出来这是男权主义的经典表述，它在贬斥、物化另一个性别。而木子美只是把性别颠倒了一下，并毫不妨碍她承继这种男权话语的衣钵。所以应该说，她仍然是男权主义的，只不过是女性身体的男权主义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种在言辞上占尽优势的挑衅姿态，也不能说明她在自觉地抗争，只能说明她有了某种“弱者以强者自居”的心理，就像一个长期被主人呵斥的奴仆，久而久之就会模仿主人的说话方式，并开始幻想主人变成了自己的奴仆。用我们通俗易懂的话来说，木子美的貌似叛乱其实是“农民起义”，不是真的反皇帝，而是自己想当皇帝。
当然，对我来说，木子美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就生活在我们旁边，和我们共处在一个社会里。至于她到底是什么主义者，真的一点儿也不重要。我认为，木子美对我们这个时代是有特殊意义的，但她的意义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什么“性革命”、“新新人类”、“后小资”等等，而是她有自己的生存经验、自己的情感模式、自己的内心历程，出于非常偶然的因素，这些文字构成的东西如此显眼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缺少的并不是性
李银河认为：木子美是属于那种性欲比较强的人，她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在于她要表达一种性自由的状态。
但这个判断与木子美在回答“关于自慰”的问卷调查时所披露的情况刚好相反：“我自慰的次数很少，自慰时也没有高潮。”“自慰不影响做爱，我做爱时也很少高潮。”
一个他慰很少高潮、自慰没有高潮的人，分明是一个性冷淡者，怎么会是“性欲强”呢？关于这一点，木子美的文章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
电话是位三十多岁的小说工作者打来的。他说他尤其不能忍受我写性幻想小说，却实质上是个性冷淡者……正如小说工作者指出的，我是个性冷淡者。从初夜到某种意义上的性滥交，到真正意义上的性冷淡，这条生活轨迹，我用一年时间就很干脆漂亮地完成了。
那么，一个做爱没有快感的人为什么要不停地找人做爱，一个有着丰富性经历的人却长期忍受没有性满足的生活，她到底在要什么？
弗罗姆在《生命之爱》中的一段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奇怪的现象。在他看来，“性革命”是极其可疑的，因为“在一种消费的社会里，性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消费项目”，“这代表了较早时期的一种变化而不是革命”。他还特别指出，在光怪陆离的“性革命”背后，除了消极被动的消费心理之外，还有寻找情感替代的补偿性心理。他说，“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由于我们消费方向的问题，性欲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掩饰一种不够亲密的现象。我们用肉体亲近掩盖我们感觉到的人的疏离”，“当我们缺乏感情亲近时，我们最容易用肉体的亲密来替代。”
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尔奈也有类似的表述，她说，“许多从表面看起来与性欲有关的东西，实际上与之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只是表达了对于保障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源自缺乏安全感的焦虑。尤其对于那些对真正情爱已经绝望的人，性关系也许就是他们“得到人际接触的惟一方式”。
其实，这些观点并不是只有心理学家才能洞悉的秘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性欲和柔情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相互转化的秘密关系。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甚至用性来交换情感，或者作为爱的替代品。对他们来说，肉体放纵是手段，情感安慰才是目的。在转瞬即逝的“一夜情”里，他们的快感来自其中很微量的“情”（哪怕是假象或幻觉）的那部分，而不是性的那部分；在饥不择食的“性滥交”里，支配他们的是对关爱的过度需求，而不是对性的过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