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安放
作者：王小妮
安放那些孩子
安放那些老人
安放那些女人
安放那些流人
安放那些灵魂吧
安放，我们过去经常听到的安放，好像专门被有名目的逝去者使用。我们听到有义正严辞的声音在高处说，某某某某被安放在某某某某革命公墓。
按常识，向台面上摆放一个大的玻璃瓶，再贵重再谨慎，也不会使用安放，那只是放，不涉及到“安”。
可是我想，安放应当是对应着一切生命的。
作为大地，它有责任安放每一个落地者，不分尊卑高下，它要像他们不可选择地依赖于它那样，使他们得到安生，这是它必尽的义务。
最近的几年来，我去过一些地方，看到一些非常平凡的人和事情，渐渐觉得“安放”的重要，它是个大词，是个必须重新用一颗肉的心去理解的新概念。
安放那些孩子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村庄是妇孺们的天下，有力气有胆量的人都去城市了。他们自己在陌生又“富丽堂皇”的城市落脚还很艰难，他们的孩子大多只能留在乡村。
在黄河沿岸密集的村子里，女人们靠着中原特有的高院墙，孩子们在细腻的黄泥里追逐。曾经我遇到五个突然跑到照相机前面来的男孩，五个完全赤裸着，想被照进相机。其中一个爬上了汽车前厢盖，但是，马上窜下来，尖声号叫，中原的太阳把那片铁皮晒得锅底一样烫，光溜溜的孩子不知道。这一群，五岁、七岁、八岁的都有，都没有去读书。他们一刻都不能安静，总在嬉闹耸动，像从发臭的河里刚钻出来的几条顽皮的黑鳗鱼。那村庄所在的一带，就是被称作魏晋风骨的竹林七贤的故乡。
2004年，在黔东南的古镇旧州，一群孩子包围住了徐敬亚，争着看他手里那摁一下之后就能马上出现人头人脸的相机。我们沿着光滑潮湿的巷子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能甩下他们。你照那些阴黑湿绿的古旧房子，照流着小股水流的街面，不管照什么，他们都把一个个小脑袋伸向镜头。一直望着我们开车而去。我回头看他们，那几个七高八低的孩子，一直到在那里站到消失为止。
在山西，在北方的冬天里，穿着开裆裤的孩子，沿着结冰的土路踉踉跄跄地跑，露出开裆裤的屁股冻了，像夹着两条正在腐烂变色的香蕉。
在河南辉县，就是“文革”中打开太行山挖红旗渠的那个县。正是麦收季节，新开出来的大路边到处是晾晒中的粮食，晒粮人的孩子们在争抢一只竹飞机。那种东西，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见过，还以为早绝迹了。那种最简单的玩具，两只手用力搓，竹片就能飞上天。追抢飞机的孩子因为跑进了刚摊开的麦子，被他们的母亲恶声咒骂。
2002年元旦，在山西洪洞县的街上，一群人每人牵一条威猛的狗招摇过市，队伍吓人地庞大，几十号人呼啸而过。后面颠颠跟着一个孩子，大约八岁，或者九岁，也牵一条黄小狗，一路都在追赶。由于狗们急于向前冲，让所有牵狗人都显得昂首挺胸，像一群“戴镣长街行”的英勇赴死者。我问街上慌忙躲避让路的，他们回答说，学校操场要举办斗狗大奖赛。很快，在墙壁上见到了告示：“世界恶犬大战”。
我所知道的洪洞，只是京剧《苏三起解》唱词里有一句“洪洞县里没好人”。这句话让当地人气愤又无奈。“苏三监狱”的旧址还在，卖门票的比买门票的多，看起来都是些正当读书年纪的小姑娘，她们说，唱戏的诬蔑咱洪洞呢。
许多的乡村少年因为各种原因不再读书，真正哭喊着要读书而交不起学费的，少于主动离开学校的。学费是一个原因，但是不能忽略一些乡村孩子患上了阅读困难症。读书的结果，如果不是离开乡村，读书就变得毫无意义。一个河南武陟县的少年留在家里，父母下田，他没有去帮忙，只是打牌抽烟睡觉看电视，四处逛逛。他说他脑子有病，看书脑瓜疼。我问他为什么不帮家里割麦？他说他家那点儿麦，一夜就割完。他所说的一夜，是用机器。农民算过了，用机器比人划算。人呢，就常常闲着，午睡后在大桐树下打纸牌。一看书就脑瓜疼的说法，在贵州、吉林、广西、江西都听到过。玩耍和读书相比，当然后者要痛苦。
等一个农民的孩子明白了读书的好处，已经很难再回到学校了。在贵州织金，我见过一个出外打工几年又回到初中读书的年轻人，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站起来比他的同班同学高一截。
在广东的清远，在河北与河南两省交界的乡村里，都见到没有读完初中的孩子看守家庭养鸡场。露天里借着树干，搭一个简单席棚，架上蚊帐，薄木板铺榻，枕头边有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南方北方居然完全相似。清远的男孩子榻上有一本无头无尾的《故事会》，北方的孩子铺上反扣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们都显得孤僻寡言，没有和陌生人讲话的愿望。
我过去不知道山西有个叫解州的地方。既然是“州“，以为是个大地方，开车绕了很多路，才找到了那个小镇子。是读“谢”的音。当地人说他们的关公庙在世界上是最大规模的，我看了那庙，确实古旧，全木质，虽陈旧，保留还好，灰暗的，雕梁画栋的。我刚到解州，就听人们说，日本鬼子打到了这儿，都没敢动这座关公庙，好像它对于入侵者有超常的震慑力。
在庙门外吃拉面，到处是污水的肮脏路边，一个少年弯腰在一个汽车轮胎似的橡胶大盆里洗脸，那张脸像一只不大的黑土豆。他大声唱歌，谁看着都欢快，黑盆里的水被这个歌唱者溅起来很高，亮晶晶的。不远处，是一张临街的面案，一个妇人正用力揉一块巨大的面团，我误以为他们是母子。妇人歪歪脸说：我雇的，刷碗的小工。
下面就讲到小偷了，偷窃犯案现在越来越猖獗，但是，我说的这个小偷顶多是个“准小偷”。
小偷出现在郑州市区临近北郊的一个还没几户入住的新住宅小区，后来知道，他在潜入别人的屋子之前，已经在小区里露宿了两天，没被人发现。小偷沿房子的雨水管爬上二楼，进入一间卧室，估计时间很短，他只是偷喝了房子里的一罐饮料。房子里的住户回来的响声惊动了他，他躲进卫生间。住户恰好上楼直接进入卫生间，偶然回身，看见门后又黑又扁地贴着一个人，住户下意识地喊叫，小偷立刻跪在地板上磕头。很快，小区的保安和保安队长都来了，有点兴奋，要把小偷捆上押送派出所。当然，在刚见到小偷的时候，保安们狠狠踢打他，被住户劝住了。
大家喝令小偷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担心他怀里藏有凶器。翻遍全身，只有半包烟，几张电话磁卡。保安们说，磁卡正是小偷打开房门的作案工具。
住户看小偷相当年轻，问了，只有十八岁，再问，家住在相距不远的中牟县。住户感觉这还是个孩子，不是职业盗窃者，起了怜悯心。而被迫脱光了衣服的小偷一直吓得发抖，颠三倒四说他家里穷得很，上不起学，吃不饱饭，爹娘都有病，他实在没办法才跑到城市里找活路。住户和保安队长商量，决定开车送小偷回家。
小偷非常害怕上汽车，大约他认为这些人肯定在骗他，一定会把他交给警察。直到看见出了城，出现了他熟悉的田地，小偷忽然松弛了，甚至迅速变成了一个平常人，左右环顾，欣赏麦田和杨树。一路上几个人都劝小偷年纪还轻，要把握自己，好好成个人，他似乎没什么心思听。临近了中牟境，他心情更好，热情地介绍，哪里有鱼塘哪里有果树，他已经快成一个导游了。
随行的保安队长让小偷指出他的家在哪，小偷才又警觉了。小偷的家不仅是新的贴了磁片的小楼，平光光的院子里还停放着拖拉机摩托车。小偷的父亲不够友好地出来，责问这几个来人是干什么的，保安队长让小偷自己讲。这个时候的小偷又恢复了“小偷”的胆怯，声音很小话语很简单，他只说了五个字：我摸了他家。他的父亲立刻脱掉脚上的鞋，满院子追打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