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全球化后的现代性反思
作者：黄万盛
前两天在和东北师大老师的交谈中，一位老师告诉了我一个情况：有一个新生到东北师大来报到，在长春的街上转了一圈后，回去对老师说，这个城市怎么看上去兵荒马乱的！这个事情对我很有触动，假如我们到纽约去，到上海去，到东京去，我们多半会感到那个学生所说的兵荒马乱的景象。这是我们的时代创造的一种生活方式，所有的人都慌慌张张地来回奔跑，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打发自己的全部时空，每一个人都在非常紧张的生活方式之中度过他全部的生命。而这种紧张所应当具有的意义实际却并不清楚。比如说一个重要的学者沙森（Saskia Sassen），他写过一本书《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就是讲全球化导致全球性的城市的出现。换而言之，所谓大城市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已经具有明显的同质化倾向。这种同质化倾向不仅是我们现在满眼看到的钢筋水泥的高楼，而更在于以这种城市为核心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功能。比如它是金融运转的中心、信息交汇的中心、货物集散的中心，乃至于它是创造生活典范的中心，这种典范波及到中城市、小城市，然后影响到乡村。我们看到很多农民工进城，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就成为一个可传播的符号系统，被来往的人口带到四面八方去。不只是在中国是这个情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情况更突出。所以说生活方式的同质化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各个地方的生活特质正在被逐渐消减掉。长春的兵荒马乱其实只是上海的兵荒马乱的一个缩影，上海的兵荒马乱是纽约兵荒马乱的一个延续。美国有些学者到了上海之后，回到美国经常问我一句话，上海和美国还有什么区别？我说区别还有一点，但是大的区别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于生活意义的反思，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前些年，耶鲁大学退休的教授罗伯特·莱恩，写过一本重要的书，书名翻译成中文是《在民主市场中幸福的消失》。一方面是市场高度的发达，一方面是西方国家信心满满地极力把民主制度推广到四面八方。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之中——社会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就在这样一种体制当中，人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稀少。美国每年会有幸福指数的跟踪调查，如果去问美国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活是否觉得幸福？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没有幸福。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化出现了，为什么物质财富充分发展了，人反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感到幸福的失落，对生活意义的迷茫和困顿，所以对生命意义的反思成为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
我们讲当代哲学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转向，第三个转向现在刚刚开始。第一个转向叫作分析哲学的转向，过去认为用一种精确的分析方法就可以得到真理，现在在整个分析哲学的浪潮当中，基本有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放弃以分析求得真理的这种可能性。第二个大的转向就是语言学的转向，把语言当作一种可以了解和掌握真理的手段来看待，转向把语言看作建设意义和建设理解的手段。所以公共语言学的出现，交往语言的出现成为大的语言学研究的新的方向，这是第二个转向。第三个转向就是所谓精神和价值的转向。原有的一些价值结构和精神结构，可能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严重的冲突和隔阂，人需要重新建设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人类的重要价值
过去讲到价值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脱口而出就可以讲到一些重要的价值，比如说自由是一种价值，平等是一种价值，民主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价值，人权是一种基本的价值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价值，但是现在问题是，在这些价值的背后，有没有可以进一步反思的更深刻的价值被我们忽略。假如我们说自由平等是一种价值，那我们面对的严峻困难就是，最近这些年的发展使得自由和平等作为价值之间的相互自洽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差，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从自由开出来，就往往会伤害平等。自由突出个人的奋斗，不应该有太多的管束，不应该有太多的限制。而从平等这个理念追寻下去，多半会抑制一部分自由，使一部分自由不能充分地开展。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穷人一般来说渴望平等，中产阶级向往自由。因为穷人可以通过平等把富人的财富平分过来——应该说“分配”过来，因为“平分”非常危险；而中产阶级寻求发财，寻求积累财富，他要的是自由，给他越少的限制，越是他希望的情况。这就是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发展关于平等这个价值非常困难。当然，他在那个时代理解的中产阶级，现在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现在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不是中小企业主，而是工薪较高的技术工人，同样也是为企业主打工。这些人在今天的条件下更多希望的也是平等，而不是自由。美国现在担忧的是由于分配不公，中产阶级正在消失，走向贫困。阿克顿的看法在今天应该说成资本家渴望自由，工人向往平等。自由与平等的不自洽事实上比以往更尖锐了。中国长期以来传统力量比较重视平等，从平等这个价值相当难发展自由的理念，这是中国的困难，但是现在的情况有些倒过来了，其中的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前的绝对平均主义，为了解构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管制，在“文革”结束以后，最早出现的就是关于自由的呼声。当时有很多重要的文章，比如说《为自由鸣炮》等等，后来针对这个东西才有反自由化这类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这些年强调市场经济，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自由，但是弱势群体的问题随即出现，平等受到很大伤害。而这些都是可以相互衔接，可以展开的脉络。
再比如说民主，假如民主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是最深刻的价值。那么在民主社会当中，因为民主制度而出现的各种问题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一个重要的学者叫罗尔斯，他有一本书我们把它翻译成《正义论》，三年前他故世了。在他的追思会上，他最重要的一个学生，贾世瓦·库恩，介绍了一个以前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他说，在1960年代困惑罗尔斯思想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民主是一个合理的制度，为什么美国贫富的差距如此之大？第二个问题是：假如民主是一种具有人性，能够反映平等愿望的制度，美国的种族冲突为什么那么严重？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民主是一个有希望、可以面向未来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如此绝望？我们可以分别检讨这三个问题的过去和现在，以便了解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存在的困境。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制度与贫富差距，其中重要的部分与民主的分配理论有关系。富人这么富，穷人这么穷，为什么民主社会对这样的贫富差距无能为力，今天的贫富差距已经比当初扩大了一千倍左右，可是在这个扩大一千倍的过程中，美国的政治家们，美国媒体的核心人物们仍然信心满满地把民主作为一个基本价值强势地推广到世界的四面八方，而很少反思民主所存在的缺陷。假如民主是一个合理的结构，那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罗尔斯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民主能不能反映平等的愿望，如果民主包括了平等，那美国的种族冲突为什么那么严重？比如黑人和白人的问题。1960年代是马丁·路德·金的时代，马丁·路德·金在纪念的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的象征。曾经有这样一个人物，以个人的力量凝聚起族群，顽强地抵抗这个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冲突和种族压迫。可以说，马丁·路德·金和犹太人对纳粹屠犹的反思这两个集合的力量使得“歧视”成为当代社会政治学的核心命题。罗尔斯又问，如果民主是一个可以体现平等的价值，为什么“歧视”问题会变得那么突出？他没有想到，当时看到的还只是种族的歧视，现在歧视的范围被大大地扩展，移民的歧视、性别的歧视、年龄的歧视，都成为“歧视”的构成内容。罗尔斯问的第三个问题是，假如民主是一种具有持久价值、可以充分面向未来的制度，那为什么美国的青年一代会看不到前途，那么无奈和颓唐？像1960年代猫王的音乐崛起和出现所谓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1960年代的中后期，因为越战的出现，弥漫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反战运动已经开始萌芽，所以罗尔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关于这三个问题的思考，构成他一生的学术努力。民主后面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价值。就是“公正”。我们能不能通过“公正”这个价值来面对贫富的差距，有人太富有，有人太穷困，这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表现。假如种族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受到不同的对待和歧视，这是一个不公正的情况。如果年轻人，因为他们年轻因此在这个社会中不能有足够的地位和发言的权力，这也是一个不公平的情况。罗尔斯是希望通过“公正”去发展民主，去揭示被民主所遮蔽的背后更深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