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漫长的十八世纪：历史的“偶合”
作者：韩毓海
鸦片战争之前(1836年)，一份来自广州的英国间谍报告曾经这样指出：无论清政府是否掌握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财富，但是，大清的根本缺陷就体现在其陆军陈旧的大炮(所谓“平辽大将军”的红衣大炮)和“丑陋的如同滑稽表演的海军”身上。
同时，这份报告更言简意赅地提出了十九世纪文明的崭新标准：“现在，文明社会进步的评判标准很可能就是‘杀人技术’的熟练程度，实施相互毁灭时的尽善尽美的多样性，以及学习使用它们的技巧。”而按照比赛“杀人技术”和“实施相互毁灭的尽善尽美程度”这种十九世纪英国“文明”的标准，显而易见的是：1836年的中国确实大大落伍了。
既然中国是被“打败”的，我认为再辩论中国与英国究竟谁对谁错，谁代表“文明”，似乎就已经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了。1840年以降的中国的确是“打”不过英国，这其实就是一个最为斩钉截铁的事实。而在这个最简单的“打”字面前，也从来没有“是与非”、“文明与不文明”的裁判，而只有“死与活”这两条路可供你选择——打不过人家的那一方如果选择活下去，它就得“当仁不让”地将愚昧落后等所有错误罪名全部给担起来。因为所谓“打”无非就是不讲道理，而“打你没商量”，意味着胳膊根子粗就是硬道理，而这也就是尼采所谓“主人与奴隶”的历史辩证法。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其实从来就是如此。
而中国如果至今连这点简单的道理还整不明白，那其实也就是活该挨揍了。 不过，说清帝国当年连胳膊根子粗是根本的“硬道理”这点事都整不明白，恐怕也并非事实：因为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大清和英国一样，其实都非常“好战”，而且，在穷兵黩武方面，大清早期恐怕也与英国大有一拼。从康熙、雍正到乾隆，这三位爷都是马背上的皇帝，从北击雅尔塔到收复台湾，从远征廓尔喀到平定噶尔丹，无论是在西北还是在东南，无论是在茫茫草原还是在辽阔海疆，大清这一段的历史，那是必须透过炮火硝烟才能被看到的。
从1654年康熙诞生，到1796年乾隆传位退休，这一百五十年间清帝国其实一直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战备思想的，而这期间大清一直在陆地上扩张，目力所及，几乎将所有竞争对手都逐出了雪山和沙漠之外，从而奠定了一个安全而广阔的大陆环境。乾隆后期虽是有些被胜利冲昏头脑，晚年增长了些“世界永久和平”的骄傲自满情绪，但是，你也必须承认：他当时也真算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放诸四海，的确也找不到像样的武力上的竞争者了。
所以罗伯特·B·马科斯在其极具创见的著作《现代世界的起源》一书中，才这样描绘十八世纪中期的中英力量对比说：“十八世纪中期的时候，与中国相比，英国的势力还是太小了，它仍然无力挑战中国在亚洲确定的贸易原则，尽管他们试图这样做，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带领使团觐见中国皇帝乾隆，结果遭到一番冷嘲热讽，无功而返，英国对此之所以无可奈何，就是鉴于当时的英国和中国之间确实还实力悬殊。”
故而，嘉庆以来清朝的武备废弛、偃武修文、大肆倡导过太平日子，以至于最后沦为窝里斗，其实也是在这种长期缺乏战略竞争对手的条件下形成的。由于乾隆在位时间甚长，八十五岁时方传位于十五阿哥顒琰——也就是嘉庆，而嘉庆能够顺利接班，很大程度是由于他长期恪守“以不争为大争”的韬光哲学，也许正是清开国以来，战争这根弦绷得太紧，而嘉庆方才“拨乱反正”，将“清静无为”、“切勿多事”当成了治国法宝。从1796年继位到1820年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嘉庆帝其实是大清唯一一位真正有资格、也有条件韬光养晦的太平皇帝。
然而，也正是在他“清静无为”、韬光养晦的这二十余年(1796～1820)中，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其中极为重要的是：1799年，英国基本上将印度纳入其殖民统治之中，从而开始了它真正统治、肢解亚洲体系的大战略，而当印度这头南亚大象如此容易地轰然倒地，我们今天不禁要感叹，1840年英国之所以能够发动鸦片战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印度这个大后方作为基地。正是由于英国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夹攻，大清才始料不及的遇到两个大门同时洞开的局面。这种在战略和地缘上绝对不利的局面，乃是中国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尽管从表面上看，大清的由盛而衰，根本起因就在于这二十年的战略失误，但是，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清十九世纪的衰落和英国的崛起，则主要是由于清与英国不同的战略环境和地缘政治条件决定的。从历史上看，中国面临的战略挑战，主要是来自西部和北方陆路边疆，这构成了中国重视亚洲大陆的原因。而康熙—乾隆时代之所以被称为盛世，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空前成功地处理了中国的西北边疆问题。
而从地缘政治上看，英国一直处于与大清截然不同的不利战略形势中，也恰恰正是一直面临战略竞争对手这一点，决定了英国必须不断扩张，与大清相比，英国和欧洲的十八世纪乃是真正漫长的，更是充满煎熬的，这种漫长和煎熬，主要是由于十八世纪的欧洲贯串着内部剧烈的战争所致——而我们所谓欧洲“漫长的十八世纪”是指：自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一生灵涂炭、战乱频仍的欧洲内战时代。也正是在这种漫长的战争时代，产生了欧洲处理国家之间战争关系的法则——“条约制”。换句话说，条约制度的实质；其实也就是临时休战协定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国际战争产物的“条约制”，确实谈不上比“朝贡体制”更文明、更平等。
而对于十八世纪的英国来说，它通过连续苦战获得的第一个最有价值的“条约”，就是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因为正是根据这一英法战争产生的条约，英国才获得了日后得以改变世界的一项重要权力：垄断了向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贩卖奴隶的特权。正是通过这一贩奴特权，英国才换取了大量的美洲白银，从而将贩奴所得白银用于进口中国茶叶。用贡德·弗兰克的话说，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的成立，标志着英国通过为美洲殖民者西班牙充当奴隶贩子，获得了大量美洲白银，从而才得以挤进亚洲经济列车，成为世界经济列车上的二等乘客。
十八世纪中期以降英国崛起的根本关键，其实也就在于战争二字。而其中最重要的战争，则是1756～1763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七年战争”。而英法“七年战争”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这场战争并不仅仅是在欧洲打响的，而是从欧洲一直扩展到亚洲的印度和殖民地的美洲，从而成为不折不扣的世界战争。所以，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并不是在1914年才爆发的，而是1756年以英法战争为导火索、进而席卷全球的“七年战争”。
世界大战从来就是西方世界的发明，这样说是由于：1756年，随着英法战争的爆发，战争立即就扩张到亚洲的印度，在印度与欧洲的英法之间同时进行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法国武装起来的孟加拉纳瓦尔之间的战争，也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