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改革文学”：老问题与新情况
作者：黄发有
“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初期重要的文学思潮，似乎是一道渐行渐远的文学风景，慢慢沉人昏黄的背景，完成历史的定格。其代表性作品无缘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有不少教师讲得兴味索然，有更多的学生感觉恍若隔世，与时下的文学现场、作者和读者的隔膜正在加深。走过了三十年历史行程的改革开放仍然在爬坡，任重而道远，“改革文学”的思维与写法仍然不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反复在文坛掀起波澜，老问题不断遭遇新情况。正因如此，我们应当重点考察的是“改革文学”的生成逻辑与历史脉络。
“改革文学”已经是逐渐被历史化的文学潮流或日文学事件，我们不妨来看看最近十余年出版的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如何对之进行历史定位。本文从中选取五本作为考察对象，选择依据是学术风格具有代表性以及对“改革文学”的论述自成一说。根据这些文学史出版时间的先后顺序，采用比较性的交叉透视，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改革文学”研究的基本状况与观念变化，这些学术观点的共识与差异，所展现出的价值基点、学术视野、艺术趣味、思维方法之间的相互撞击，为我们立体地呈现出“改革文学”内在的丰富性与差异性。
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为“改革文学”提供了最多篇幅，其第二部“(1979～1995)多元美学形态的新时期文学”小说编(下)第四章“‘改革文学’的崛起与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发展”包含十节，其中六节的内容都在讨论“改革文学”。“有人称‘改革文学’为‘改革者文学’，意在强调塑造改革家、开拓者的人物形象；有人称‘改革文学’为‘改革题材文学’，意在强调反映改革和改革进程中的矛盾斗争。实际上“改革文学”的定义还应该再宽泛一些：凡反映我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命运的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应属“改革文学”。本书还将“改革文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79年夏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脱颖而出，“改革文学”开始了它的发轫期，“作品大都揭示旧的经济体制与建设‘四化’的矛盾，记录着改革事业艰难曲折的历程”；1981年底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问世，“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作品大都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给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1985年以后，“改革文学取得突破性发展，作家不再满足于仅仅表现个别人的改革热情或铁腕冲动，变革精神已更多地体现为普通劳动者的自觉要求，存在于他们日常的生活情态之中……作品表现改革已经很少理想的色彩，而是交织着多种矛盾和斗争，具有强烈的内在悲剧性。作家不再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法则，而是在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一些非现实主义的技巧，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表现方法，使现实主义得到了开放性的发展”。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柯云路的《京都三部曲》、王润滋的《小说三题》、矫健的《小说八题》被视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本书以专节的篇幅对“改革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蒋子龙的改革小说”、“反映体制改革的长篇小说一《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等长篇小说”、“农村改革小说与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改革文学从社会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推进(一)——贾平凹、路遥等陕西作家的小说”、“‘改革文学’从社会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推进(二)——张炜等山东作家的小说”、“‘改革文学’从社会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推进(三)——柯云路的小说”。有趣的是，本章后四节的标题分别是：“知青题材的新超越——《雪城》、《血色黄昏》、《隐形伴侣》、《桑那高地的太阳》等长篇小说”、“军旅小说的新拓展一朱苏进、刘亚洲、海波等的小说”、“女性小说的新探索——王安忆、铁凝的小说”、“历史小说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一《少年天子》、《灵旗》、《曾国藩》、《白鹿原》等小说”。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八章“八十年代初期的小说”第一节“小说潮流的几个概念”这样描述“改革文学”：“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表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改革。蒋子龙在这个时期，显然是特别关注这一题材的作家。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被看作是开‘改革文学’的风气之作。另外一些被列举为‘改革小说’的作品，还有《沉重的翅膀》(张洁)、《龙种》(张贤亮)、《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等。有的批评家，还把《人生》(路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老人仓》(矫健)，以及贾平凹、张炜的一些小说，也归入这一类型。‘改革文学’或‘改革题材小说’既切合创作贴近现实，与社会生活同步的要求，又能平衡对于‘伤痕’揭发在创作上的比重，因而受到指导创作部门的重视、提倡。”第三节“历史创伤的记忆”重点考察了王蒙、张贤亮、高晓声、刘心武当时的小说创作，作者对高晓声小说的定位，完全抛开了“改革文学”的理论框架，认为《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和那些反思小说一样，人物的生活道路与当代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事件、政策的关联，是作品的基本结构方式”，肯定作者对当代农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的揭示，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根源时提出了农民自身的责任问题。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专章(第十三章“感应着时代的大变动”)的篇幅讨论“改革文学”。教科书在第一节“改革开放政策下的社会与文学的责任”对“改革文学”的来龙去脉进行详细论述，并在另外三节中对《假如我是真的》、《陈奂生上城》、《人生》进行文本细读。其主要观点与《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比较接近：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宣告“改革文学”开始了发轫期，乔厂长形象催生了“开拓者家族”的人物系列，如《改革者》(张锲)、《跋涉者》(焦祖尧)、《祸起萧墙》(水运宪)、《三千万》(柯云路)等；以沙叶新(与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等为代表的创作“对历史因袭和现实问题而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予以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呼唤理想的英雄和新的社会秩序”；“高晓声则一直专注于对普通农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变动和滞后的观察、思考和描绘”。”至1981年底张沽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创作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化，代表性作品为苏叔阳的《故土》、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新星》以及中篇小说路遥的《人生》、矫健的《老人仓》、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本书与《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撰述者认为“到1985年之后，……‘改革文学’已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