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中国之认同的现实与期望
作者：王晓明
在奥运会“举国欢庆”的时候，我看到某报的一则消息：据权威的委员会估计，四川地震灾区重建需要“一万亿元”。消息后面跟了两行文字：“截至8月12日为止，四川地震造成死亡69225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整段消息都缩在报纸国内新闻版的右下角，标题的字体细细的，最后那两行连标题也没有，只以一条横线与消息隔开，仿佛存心不让人看见。
我忽然意识到，川陕甘地震，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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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多方面解释这份惨重。本来就是巨大的天灾嘛：八级强震，从川北一路震到甘南；余震接连不断，好几次都超过了五级；震中地区山峦密布，地形复杂，援救起来非常困难……
但有一个方面不能不说：历年积累的各种社会弊病，也明显加重了灾情。这次灾区的死伤者，既是死伤于地震，也是死伤于毫无防备；死伤于“豆腐渣工程”；死伤于长期的贫穷；死伤于通讯、交通、医疗设施的不足；死伤于从日常管理到紧急救援的各种体制的僵硬和脆弱……
这不奇怪。现代社会，纯然受害于天灾的事情是很少的，绝大多数天灾，都有人祸掺杂其中。这些人祸并非只在天灾爆发时才显形，也绝非只作祟于爆发天灾的地方，但因其持续、分散，后果缓慢，更因受害者尚有他途可避，它们往往不会引起剧烈的反应。
但是，天灾却以震撼的方式，将这些人祸集中暴露，令人无法如平日那样漠然置之。“豆腐渣工程”遍布国中，上上下下说了多少年，好像都没有什么用。可这一次，成千上万的学生被那些偷工减料的校舍活埋了，谁还能继续木着张脸不为所动？当劝说被害学生的家长停止游行的时候，灾区的那位书记只能下跪了，惨烈的灾情已经将人祸暴露得那么触目，再铁石心肠的官员，怕也难如往日那样一脸威严吧。
这可能就是天灾最大的社会意义之所在了。人类现在还不能根除天灾，甚至也很难减少天灾，但一个有出息的民族，却能因天灾而反躬自省：一，管住自己，不要因为愚蠢和贪婪引发天灾；二，尽量将房子造得结实一点，让社会公平一点、民主一点、穷人更自主一点，人祸因此能少一点，社会抗灾的能力也大一点。天威固然每每难测，人生却并不一定因此无常，如果能将遭受天灾的惨痛，转化为革除社会积弊的意志，不但抵抗天灾，更奋起打击那些助天灾为虐的人祸，那么，当下一次天灾突降的时候，我们就能应付得比这一次好。
川陕甘地震似乎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可能。它刺激民众重新睁大警惕人祸的眼睛，也令许多人祸的制造者气短神靡，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自觉不自觉地收敛和退缩。当灾民群起围攻那些利用职权、私取救灾物资的不良官商的时候；当抗议者面对警察，忿激地说“这个时候还这么搞，太不像话”的时候；当举国上下强烈要求监督捐款流向的时候；甚至当贵州某地民怨爆发、网上议论滔滔、中央领导直接介入、肇事官员即遭革职的时候，你都能清楚地感觉到，惨烈的灾难已经打破了萎靡消沉的社会气氛，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改变现实的力量对比。
当然，我也看到另一种相反的可能。三个月来，一些主流媒体始终只讲天灾、讳言人祸。就连那些活埋学生的校舍，都有负责部门的官员站出来，公然否认其建筑质量有问题。不要觉得这很荒唐，1950年代末的那一场大饥饿，不就一直被冠名曰“自然灾害”，并且以社论、历史著作、教科书等等方式，让广大非亲历者相信了吗？就是今天，也还有许多年轻人对那饿死者的天文数字半信半疑：“有这种事？夸大了吧？”
正因为过去许多助天灾为虐的人祸未能被及时揭露，甚至反被成功地隐瞒，今天的各种天灾，包括川陕甘地震，才得到这么多人祸的推助而恶威大增。倘若这一次还是如此，几年之后，人们除了天威莫测、举国同哀，对这一场灾难就没有别的印象了，那么，灾区的近十万死者、数十万伤残者和更多的无家可归者，真可以说是白死、白伤、白受难了。
一定要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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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能打破吗？
今日中国，政府独大，能不能打破那个恶性循环，先得看它。
这一次救灾，中央政府表现不俗，反应之快，调动其行政、军事和象征资源之有力，都是1949年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大凡集权程度比较高的政府，一遇到紧急情况，都会本能地加强控制，最好把什么都捏在手里。但这一次，中央政府明显克制了这种本能：允许大批志愿者进入灾区，允许若干境外的救援队参与搜救，还允许“牛博网”这样的非官方募捐渠道继续运行…… 这更是1949年以来没有见过的。
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电视媒体，这次也表现不凡：24小时滚动播出；逐日公告死伤数据；震后第二天就宣布：死亡人数将在5万以上——其时能核实的死亡人数还不到2万，紧接着更直播民政部对中外记者的报告：已向灾区运去了7万条尸袋……而到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唐山地震死了24万人，而非当时政府公布的10万人，两相对照，这一次官方媒体对大规模民事灾情的实报程度，也是1949年以来没有见过的。
从道理上讲，政府救灾，是应该的，这是它必须履行的公共责任，没什么可夸耀的，人民更不必惊喜和感激。但是，光用“理当如何”这一把尺，并不足以测量现实的世界。人民之所以对中央政府翘起大拇指，心情其实相当复杂。有切身的感激，一位灾区小镇的下岗女工就明确对我说：“这一次要不是解放军，老百姓就苦了！”也有不自觉的无奈：升斗小民，无物可恃，不靠政府，靠谁？有追昔抚今的感慨：不管过去怎么样，这一回终究进步了嘛。更有着眼于将来的期盼：请往这个方向努力吧！
“政府”并非两个字，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当然有强大的逐利本能，但“利益”却是多种多样：地区、部门的利益，还是政府总体的利益？近在眼前的诱惑，还是将来的长远的效应？它的头脑也不单一：机关里长久养成的惯性，决策者个人的品质，赤裸裸的功利权衡，不只是一时冲动的道德自许…… 一旦权衡利益，这些都会跑出来打架。它更受缚于各种历史和现实条件：从解放军露宿街头、不扰上海市民的照片，到“准备死两亿五千万人，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狂言；从“三年自然灾害”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到“以民为本”和“为人民服务”…… 都是它的施政传统的一部分。今年初春的大雪，奥运会的火炬，拉萨骚乱，“东突”爆炸，二十年财富总量的急剧增长和分配欠公，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缓慢激化，“与世界接轨”的既定国策，缅甸军政府拒绝外援的恶劣影响……国内外各种现实情况，也都在它这次的救灾行动中显出了影响。
倘说，它过去就不是只有一个意志，也并不都能一意孤行，那现在，它就更不是这样了。
中国的“政府”，真是比其他地方的“大”很多。要是政府垮了，宪法、国旗、政治和经济制度，乃至疆域，都势必随之改变：政府和国家，事实上已经混为一体。最近半个多世纪，先是“社会主义”，接着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将社会原有的各种经络扫荡一空，政府也就成了唯一的整合系统，你看这次灾区，哪里政府散了，哪里就会大乱：这个已经和国家混为一体的政府，差不多又和社会混为一体了。
正是这个“大”，给了政府动员和管制中国的巨大力量，但也是这个“大”，让它常常不大像一个整一的运转灵敏的有机体，零件四散，各转各的；甚至不大像一个稳定的轮廓清晰的固体物，体制内外、乃至中国内外的许多界限，日益模糊。
因此，从“政府”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庞大的行政和体制性力量，在深广的社会巨变中扑腾起伏。它常常固执己意，有时也不得不顺从时势。当积习发作的时候，它好像要拉着社会退回过去，实际上却不可能，总有一些打开的门窗锁不回去，一些新的空间抹不掉了。它现在内蓄多种势能，其中几乎每一种，都与体制——乃至国境——外的同类互相呼应，这些势能之间的聚合冲突，就势必越搅越大。虽然看上去波浪不高，大多还只在水面下暗涌，其漩涡却日渐深广，已经将整个社会，甚至很大一部分世界，都卷入了其中。这些势能当中，有一股特别气势汹汹，它左手弄权，右手拢钱，一心将中国推入“权贵资本主义”的轨道，以便独吞经济增长的成果。但它越是接近目标，社会越颠簸得厉害，其他势能的反弹，也就随之而起。这些反弹并不能完全挡住它，但却足以震响警报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社会的倾斜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那庞大的行政和体制性力量，也不再仅仅显形为我们熟悉的那个“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