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自行车颂
作者：夏 榆
雪天。通往远处的高速路落满厚厚的积雪。
我推着我的自行车在深雪里走，只能推着。身边不时有大卡车呼啸着驶过，卡车车轮卷起的雪沫飞扬。自行车轮辗开积雪的时候却很吃力。四周是被积雪覆盖的荒野。早晨，清冷的空气和清冷的阳光。在凛冽的寒意中，阳光把我艰难推着自行车前行的身影投射在雪地上。
雪停了，没有风。我还是觉得推着车走不如自己走。在雪地里走过一半路的时候，我忽然想把手里推的自行车扔到道路边的沟坎下，不想要了。我看见路边一个沟涧，顺手就把自行车推了下去。我看见我的自行车翻倒躺着就滑下沟涧去。我看了眼躺在那里的自行车，然后掉头继续走。我觉得我解除了负重，可以轻松前行，但结果是我的脚步在我卸去重荷后依然难以加快。
重力感从双手转移到心脏。突然就想念我丢弃到沟涧里的自行车。我的脑子里是它翻倒在地的身影。它的横梁，它的手把，它的轮子。在我往前走的时候它们在我脑子中清晰映现。
我的双脚停下来。我确实感觉到内心的依恋。对我的自行车的依恋。我觉得不能就那么丢了它。
我想我对自行车的感情就像骑兵对战马的感情，车手对座驾的感情。它跟着我在城市里漂流数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不能那样对待它。折身回去。我没有犹豫就朝我的自行车倒下的地方寻去。看见倒在雪地里的自行车，我真的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在心际流动。
看见我的自行车，就像看见我多年甘苦相守出生入死的老伙计。我把车子扶起来，拍净车身的雪沫，重新推到道路中间。我推着它，一步一步走。那时候我感觉内心安稳，虽然它使我的行走步履艰难。
对很多人来说，自行车是他们的代步工具。对我来说也是。
城市里有浩大的车流，行驶在城市道路的机动车强大而骄慢，各种款型的小轿车也尽显雍容和奢华，只有自行车保持一贯的平实简洁的风格。对我来说，选择一辆自行车是正确而必需的。它符合我的身份和状态，符合我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那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刻，我在一座村庄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还想有一辆载我出行的自行车。
诗人陈勇跟我住在一个村庄里。我对自行车的好感和向往最初是由陈勇给予的。我看着他骑车出村，他把身体弯在车上向前冲击的感觉对我是一种魅惑。对一个见识浅短的人而言，很多事情都可以成为魅惑。自行车也不例外。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陈勇住在邻接着大片稻田的一间孤零的房子里。推开窗就是金色的一望无际的稻田。但是他推开窗的时候很少，因为飘进窗里的除了稻浪的气息，还有稻田肥料的腐浊气息，还有成群飞舞的蚊蝇。有稻田是陈勇住在这里的理由，也是他的骄傲。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情愿走出房门，沿着堆满瓦砾的乡间小路走出去，带我远远地遥看他的稻田。
陈勇是年轻的乡土诗人，1978年出生，十九岁开始写诗，他写过关于稻田的诗。写过村庄和广场的诗。他还写过献给妓女的诗。我去看他，在他的斗室跟他相对席地而坐，他光着头，赤着双膊，镜片后闪着一双安然澄静的眼睛。他说这个房间在他搬来之前是一个妓女住着。他在现实中保留着妓女居住时的格局，在诗歌里则保存着妓女这个词语带给他的温暖。
我决定放手
任你去想玩的地方玩
我不去猜测，可能的放纵与淫荡
——那些吞噬一个人的灵魂的虫子
我要面对自己
与你相等的形象
他说在这个时代妓女的命运就是诗人的命运。诗人的命运甚至比不过妓女的命运，诗人没有肉体可以出售，只有灵魂。然而在这个物质时代诗人的灵魂贱如草芥。
陈勇是天生的诗人，人类机体最敏锐的器官。从重庆乡间流落北京，隐居在京郊这个村庄里。他用诗人敏锐的眼睛善感的灵魂注视体会着他身处的尘世。除了写诗、阅读和缅想，他什么都不做，可能也不会做。我不知道他依靠什么来生活。他经常出去见朋友，骑着他的自行车。他背着棕色的鹿皮书包，里边放着他喜欢的诗人的诗集，里尔克，兰波，或者波德莱尔。我想陈勇的气质跟那些诗人的气质很接近。他们早慧而忧世，同时又被世所弃。
但我羡慕陈勇，羡慕他有一大拨艺术家朋友。
那时候我还哪儿都不能去，我刚搬到张中堂公寓，正在等待着工作的机会。
我刚从矿区来到北京，身上没有什么钱。有时候裤兜里只有几枚硬币相互触碰，我恍然听着硬币在我裤兜里寂寥的响声却一筹莫展。我不知道到哪里能找到工作，不知道去哪里能赚到钱养活我自己。一段时间我很想给报纸杂志自由撰稿，漂流北京的时候我随身带着海明威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这本书给我带来梦想和幻觉。我梦想能像海明威那样从事写作。海明威在他人生的某个时候辞去报馆工作来到巴黎谋生和写作。在到北京以前我还看过海明威的传记电影《乞力马扎罗的雪》，影片里有一个细节很打动我，就是海明威饥肠辘辘地和妻子站在一家餐馆的橱窗前看着悬挂的牛排。他只能吞咽口水盯着牛排在餐馆前徘徊。
我并不在意牛排，我在意海明威在困境中的斗志和幽默。他在困苦的境况下写作，虽然后来他因为更大的困苦——肉体的病患和精神的危机而吞枪自杀。海明威还是好样的。我想也许我也可以。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了，当然非常困难。我写出来的文字和我为人一样简单而粗陋，和文学杂志的审美趣味相去甚远，那些文学杂志更关心文学名流和文学新贵。
我想为市场化的报纸和大众化的杂志自由撰稿可以帮助我解困。我最初借居在北京东八里庄一处民房，那里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一张旧沙发。房间外边是一只青烟不断的蜂窝炉，那是用来煮饭烧水的。我睡觉的时候，要把旧沙发的海绵垫放到光板木床上，然后铺上我从小摊买到的薄褥子，也许我遭遇的是黑心棉之类，到夜静的时候，我会被冻醒来。那已经是冬天了，盖在我身上的棉被在寒冷中轻若无物。
我并没有惧怕生活的艰苦。我觉得有自由就等于有财富。我从文具店买来成打的五百字格子的16K稿纸，我虽然没有多少钱，但对使用的稿纸和笔极为用心。我想我只要把那些空白的格子填满就可以换得生活的资本。每天清晨即起，在桌子上写字。有时夜间被冻醒来，也会披着被子写字。我用圆珠笔写，字迹工整而清晰，一天下来中指就写出很深的凹痕。
房东是一对爆嗓门的中年夫妇，即使在聊天的时候也是爆吵，男的还是个戏迷，只要回到家就开动音响，引吭高歌。我虽然付着四百元钱的房租，但是我没有办法干预他们的吵闹，房东女蛮不讲理，我据理交涉的时候，她就冲我吼：“看不惯？看不惯爱上哪儿上哪儿去。我们就这样！”
我隐忍了下来。初来北京，人生地不熟。那时候对我来说，这个女人的嘴脸也是北京的嘴脸。
但是很快我发现，如果我抱定主意吊在自由写作这棵树上非吊死不可。
事实上北京不是巴黎，我不是海明威。报纸和杂志的稿费低廉不说，简直没谱。用了你的稿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支付稿费，不知道支付多少，杂志和报纸的经营者巧取豪夺无限期拖延稿费没有基本的职业诚信。流氓报纸和流氓杂志太多，靠自由撰稿活命，无异于自取其辱自我灭绝。
但是不写作我能干什么呢？我去了几个建筑工地，如果能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也好。
我四处游荡期待天上掉馅饼，有机会落到我头上。
在一个尘土飞扬到处是泥泞和瓦砾轰响着搅拌机隆隆噪声的建筑工地，我看见一群满身尘土的泥瓦工泡在泥水里搅拌水泥。他们的面前是半截断墙，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把那截断墙建成一幢幢楼房。工程的漫长是我畏惧的，劳役是我畏惧的。出走矿区之后，我已经不愿意再劳役自己。远离内心的生活已经不能被我接受。离开工地的时候，我遇见一老年民工，那个老汉面色黧黑，身材矮小枯瘦。老汉跟在一个看上去像工头的人屁股后边，在跟工头要拖欠的工钱，他拽着工头的衣袖，苦苦哀求，工头极不耐烦地甩脱他，凶巴巴地冲老汉吼。看见他们的样子，我打消了去工地当杂工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