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乡村有疾

作者:江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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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到医生的反复告诫:要勤洗手,爱清洁。个人卫生关乎健康,口舌是病菌最直接的通道。可我的故乡蓬头垢面,对此充耳不闻,仿佛是个聋子。医生还说,要注意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及时补充维生素。可我的故乡每日的主食主要是自家菜园里种的蔬菜,只有年节时日才会让肠胃过上一个狂欢节。至于维生素为何物,人们并不知晓。电视里药品广告天天播放:人老了,容易患骨质疏松症,要补钙!可我的故乡到处是弯腰驼背的老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缺钙,他们认为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故乡是江西省吉水县赣江边的一个叫下陇洲的村庄,那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口人居住的村子。很多年前,我曾经以十分肉麻的抒情文字歌咏过她,让人误以为那是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人间福地,宜于孕育健康的人性和诗情画意。现在我承认那完全是我少年时期的虚荣心作祟和被当时诗坛流行的风气弄坏了脑子。事情的真相是,那里资源短缺,土地贫瘠,人均八分地(据说现在由于种种原因缩减到了七分),且十年九涝。生存逼迫下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的乡亲们的体力严重透支,贫穷导致的节衣缩食的生活习惯使他们个个都营养不良,恶劣的生活环境让病菌肆无忌惮地衍生繁殖,农村贫乏的卫生医疗条件又导致他们的疾病得不到良好的救治。故乡,因此成为一张巨大的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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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些年编纂的《吉水县志》上,有一条关于我的故乡的记载:“1975年,枫江乡下陇洲村发生钩端螺旋体病,发病二十二人,死亡两人。”
  二十二人集体发病,二十二个壮年汉子都躺在各自的病床上让血从口中汩汩流淌,二十二个家庭都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片令人作呕的血腥之中。1975年的巨大疫情,至今依然成为故乡噩梦般的记忆。
  而据后来从省地县前来救治的医疗机构检查得知,所谓的钩端螺旋体病,就是由施在稻田里的农家肥诱生了钩端螺旋体病菌。病菌在稻田繁衍肆虐,一旦找到在田地里干活的人们的创口,就乘机钻进他们的体内,从而造成钩端螺旋体病发烧吐血的症状。
  说到底,是故乡卫生状况的糟糕引发了1975年的可怕疫情。
  猪在离厨房不远的栏里发出了粗鄙不堪的叫喊,召唤发如枯槁、面如菜色的主妇。从猪栏里传出的气味复杂难言,久了也就充鼻不闻。鸡鸭在厅堂昂首阔步,它们随地便溺,毫无羞耻之心。老鼠蹿上堂前的几案,碰落燃烧的烛台,倏忽间消失不见。而几案上的供果,有几个已经遍布了鼠辈们的牙印。这些供果在撤下后会简单削去老鼠牙印的部分,成为大人或孩子的美食。
  住房里常年飘荡着尿液的气味。几乎每户人家的住房墙角边,都放置着一个便桶。人们的排泄物,成为农家珍视的肥料。而冬天的床上,铺设着厚厚的依然残存了农药和蠕虫的稻草,人们藉此抵御夜晚的寒冷。睡在这样的床上,随我过年回家的我的女儿,每年从故乡带回的礼物就是一身透明的奇痒难忍的水泡,医学上称之为“湿疹”。
  我拜读过很多同行充满深情的描写乡村水井小溪河流的诗文,在他们的笔下,乡村的水流仿佛甘甜的乳汁。而事实上,我的故乡污水遍地。故乡没有下水道,人们把洗澡水、洗衣水和充满了饭菜味的生活废水随意泼撒,潮湿龌龊的巷子,成了苍蝇和蚊子的天堂。污水流到不远的水塘里。水塘里的污水经过澄清倒映着云彩,每天早饭后,就会有洗衣棰富有节奏的敲打声在这里响起,传彻屋头巷尾。每逢下雨,天上的雨水和人们的生活废水在没有硬化的地上堆积、奔突,村头巷尾到处是黑色的烂泥,出门上厕所就要被迫穿着高筒胶鞋。简陋肮脏的厕所蛆虫顺着水流爬上岸来,在两脚间胡搅烂缠,模拟了地狱的图景。
  这就是我的故乡的卫生状况,我相信也是许多乡村生活图景的真实写照。我的乡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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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四岁时寄宿在一所离家四十里路的乡村中学读书。我病了好几天了,症状是恶心、食欲不振,伴有轻微腹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容易饿得慌,可一端起饭盒我就一点食欲也没有。我知道我生病的原因是我眼前的那一瓶腊肉炒萝卜干。我瞧着都觉得腻心。
  这已经是母亲连续第五个星期给我炒好带到学校里吃的菜了。母亲每次炒菜时都忍痛多放几汤勺菜油,边炒边压着菜铲子说,你看看,这么多油。
  像故乡的几乎所有农村妇女一样,母亲不懂得营养学。她认为多放的那几汤勺油和家里舍不得吃的腊肉炒上萝卜干,就是对自己儿子的最大优待,就包含了儿子正长身体时所需要的全部养料。
  我狠下心来从父母给我的仅有的零花钱中挤出五分钱买了一份学校食堂提供的素炒豆芽。那一顿饭,我吃了个盒底朝天。——至今为止,我依然认为那是我一生吃过的最好吃的菜。买了几次学校食堂炒的素菜之后,我所有的症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即使过去了很多年,故乡那些寄宿上学的孩子们的食谱依然没有多大改变:一星期辣椒,一星期萝卜干,一星期咸鱼,一星期花生米。有条件的人家除了以上这些大路货,还会用上另一个玻璃瓶带上些炒就的蔬菜。便秘、口角生疮、目赤头眩、营养不良等等是孩子们最易患的疾病。而这些孩子,同我当年一样,正是生长发育的年龄。
  不是大人克扣孩子,大人们的饮食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过年过节会砍上几斤肉,杀自家养的一只鸡或者一只鸭,平日里吃的就不过是自己菜园里种的蔬菜。春天是大蒜白菜萝卜头,夏天是茄子冬瓜豆角丝瓜南瓜,秋天是空心菜扁豆,冬天是菜头萝卜。
  孩子读书要钱,家里的柴米油盐要钱,种庄稼的农药肥料要钱,婚丧嫁娶都要钱,而这些钱,都要从嘴里一分一角地省下来。家里养的畜牲除了过年过节留一些,都是要留着卖钱的。再说了,每天有三四个肉案的小镇在离故乡三里路之外,谁会一天到晚地跑到小镇上买肉吃?那会招全村人当作破落户骂的。
  卖豆腐的声音每天早晨在巷子里回荡。而除了来客人、家里有馋嘴的老人和被医生警告不能沾荤腥的病人,没有谁会从贴肉的口袋里掏出钱来买了吃。当然,现在生活条件要比原来好一些,可豆腐也从过去的五分钱一块涨到一毛了。
  村里人最羡慕的人是屠夫。只有他们会说,猪肉是他们最嫌烦的食物。他们宁愿吃蔬菜,吃豆腐乳和萝卜干。
  生活的艰辛养成了许多表面上看顺理成章却严重违背了身体营养学的习俗。在我的故乡,一个坐月子的女人要吃萝卜干吃到孩子满月。我母亲和我祖母一直关系不好,据说就是母亲生下我姐满月后患了感冒,我母亲在我祖母的逼迫下继续吃了一个星期的萝卜干。
  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名可以出门上工的手艺人。因为我发现村里的那些手艺人每次出门后脸色都油光闪亮,表情如沐春风——那是营养好的缘故。我小时候还专门向他们打听过他们每天上工的菜谱,有肉有鱼什么的。初三毕业那年暑假,因为忍受不住家里每天都吃空心菜和空心菜梗,我真的跟了村里的一名篾匠师傅去了赣江对岸的村庄做了十多天的篾徒。我至今依然认为那是我长到十多岁第一次过得最有油水的、天堂一般的生活。
  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成长,我依然长成了身高一米八零、体重七十五公斤的壮汉,这让我颇为不解。难道我的身体里有像骆驼一样把偶尔一顿好草料储存下来慢慢咀嚼的功能?
  而因为营养不良,故乡至今依然被疾病所困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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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祖父曾学舜在1981年春耕时节的一个傍晚从田里回来。他高高绾起的两只脚上都是泥。我的祖父年轻时练过一些拳脚,走过一些江湖,1981年他看起来身体依然强壮,腰不弯腿不软,脸上一片红彤彤。村里人都认为这个老头最少可以活到八十岁。而那一年他只有六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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