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九鼎斜影下的文人
作者：蒋 蓝
2006年底，央视新闻节目中报道了一则《王三妮铸鼎》的消息，说的是河北一位叫王三妮的中年汉子，自己铸了一个鼎，名曰“告别田赋鼎”，以表达他对取消农业税的喜悦心情。鼎重约五百斤，王三妮匠心独运地把鼎上所铭之龙爪，改成了牛蹄子。在镜头前，王三妮仔细讲述铭文所用的一个词“慈爱”，他用这个词来讲述领导与人民的关系，王三妮说，他曾经反复推敲这个词，最后才落在母亲对孩子才使用的这个“慈爱”上。铁鼎凸显慈爱，估计这样的诗兴思维不是一个农民想得出来的，应该有高人指点才是。但我绝无埋没王三妮才情的意思。看来，他是很懂历史常数的。
班固在《汉书》中，针对九鼎之下落，下了一个大包围，收录了司马迁的说法，也补充了一条史料，说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泅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数千人在泅水进行打捞，毕竟江水滔滔，无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从此事件再往前推，就进入到神话的浪漫流域。《春秋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治水的过程中，禹对各地的风土人情自然也有所了解，禹将天下分为九州，又铸了九只大鼎，一只鼎铭刻一州的情形。九鼎即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集于一鼎，显示夏王已成为君临天下之圣主，是顺应天命的。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炊事的器具，鼎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权力的宝器。独坐于鼎之上，稳如磐石，一心一意问鼎权力，魁首不能不心花怒放。
不料，妙事“鼎顶鼎”地鱼贯而来。2007年12月18日，媒体报道了“失传两千余年的中华传国之宝——大禹所铸九鼎，日前复原成功”的消息，并以“中华民族世纪工程”的名义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揭幕。“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下，以郑光先生为首席专家的九鼎复原委员会，先后查阅资料两千多万字，整理各门类专家手稿五百多万字，历时数年论证，终于使九鼎成功复原。”既然鼎已不存，如何“复原”？这种依靠文字记载激发出来的乌托邦蓝图，就叫“复原”？既然如此，99.9厘米的高度又是“复原”了什么样的价值尺度呢？何况，中国典籍里，有关鼎或九鼎的原始记载有数百万字以上的浩瀚篇幅吗？这类低级问题，对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自然是关心的。
这就让我注意到，鼎的出现，一般有“自铸”和“献礼”两条道路。后一种属于民间通往宫阙的捷径，在这条“献宝”之路上，献鼎没有卞和式的高度危险，也没有清初向帝王“献书”的杀身之虞，更没有后来文人们“献言”的阳谋之术，充其量，是被置之不理。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中心问题是禹，顾颉刚说“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这是民国十二年的事。至于后来被人附会，又“栽赃”于顾颉刚，说他考证出大禹的出生日等等，众口沸腾，如水泻地。至于顾制造谣言，说鲁迅的小说史抄袭盐谷温、而由陈源散播出来，使鲁迅恨之入骨，这似乎已经是题外话。但九一八事件前后，已有土肥原推行、白鸟库吉参加计划的满洲国运动，所以后来有学者认为，灭亡中国的运动，根本无须劳他们来灭古史了。2007年朱大可先生在《鼎：青铜时代的金属记忆》里认为，九鼎的这种非凡气节，为整个铜鼎家族蒙上了灵性的光环，所以得出了“顾颉刚单手击碎九鼎神话”的结论，乍看起来，多少就有些一厢情愿。
据《资治通鉴》载，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夏四月铸成九鼎，徙置通天宫。豫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写其州山川物象，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二十一斤。《宋史》记载，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九鼎，翌年鼎成。取九州水土内鼎中，置于九成宫；政和七年（1117年）后又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翌年鼎成，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鼐、苍壶祀天贮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火蛇虫鱼金轮之鼎，奉安于上清宝篆宫神霄殿，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后再无下文。（参见邸永君《从九鼎到传国玉玺——中华金玉文化考略》）不料近千年之后，接力者终于浮出水面。余世存在《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里，围绕献九鼎事件，刻画了顾颉刚“巧妙却无力的申辩”。
1942年，蒋介石六十大寿，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为讨蒋的欢心，发起寿辰献礼运动。这是仿效历代为皇帝“祝嘏献鼎”的国粹，以“献九鼎”为中心，要求从城市到乡村，由学校到工厂，逐渐酿成全国“献金铸鼎”的高潮。铭文由刘起 起草，顾颉刚最后定稿：“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此九鼎，宝于万古。”此外，国民党各学校党部和工矿党部也分别写了献词，称颂蒋介石“天下所顺”、“勋重无疆”。献鼎仪式进行一半时，在现场一旁垂帘静听的蒋介石却让活动立即停止，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糊涂，是侮辱我！”“这种做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个中原委，尽管有诸多猜测，认为蒋是看到或听到美国以及朝野的议论而怒火中烧。但我估计，朱家骅等人固然渴望谄媚获誉，事前蒋肯定是知道大概的，但不一定很清楚“献九鼎”是针对他个人的，一旦知道了，雷霆震怒，立即“心系民生”，也在情理之中。
顾颉刚刻意从九鼎的阴影下旁逸出走，但往往被一些好事者揪住。近年多有自由知识分子站出来为顾打抱不平，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过”也未必构成，不要老让大学者难堪嘛。在这样的因势利导下，我就对此很感兴趣了。其实，朱家骅与顾颉刚历来友善，私交笃厚，选择顾颉刚来担任铭文之终审一职，无论从学力、名声还是性情而言，顾均是不二人选。
据《顾颉刚年谱》记载，1943年1月28日，有“作《九鼎铭文》”的记载，但顾颉刚却否认九鼎铭文出于己手。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申辩说：“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的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并由民生厂铸铜九座献给蒋氏致敬。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 曾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铭文中有‘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的话，也是实在的情形。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为重的意思。”（《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实际情况是，当时顾在中大，中大的学生邀顾亲撰鼎铭，正好，历史系的学生刘起 曾写过一些文言文，曾得到顾的赞许，于是顾就决定由刘起 起草，自己最后把关。这很平常，就犹如如今的导师指导学生的作业，他们并没有忘记“共同署名”的研究策略：有了社会贤达的称誉，就拈须微笑；一旦事情不妙，就设法抽身而退。明哲保身的古文化已经烂熟于心，根本无须费力考证。所以，在很多读书人记忆中，顾颉刚不过是个学识打通古今、但不谙世事的呆子，其实，献九鼎风波犹如顾的梦魇，他多次陈述，意味非常，似乎显示出了书呆子学力之外的另一种功力。
《“疑古”史家——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一文（见高增德等编《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里，顾说：“想不到解放之后，一般人以‘献九鼎’做成我的罪状……这献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议，又不出于我的设计，制成之后我不但未见实物，连照片也没有见。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倘使我存心迎合，我岂不是早做了官了？再说，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铭即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拿这件事来攻击我，并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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