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我当火车司机的经历（１９８０—１９９５）
作者：佚名
我小的时候很害怕尸体。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超级怕尸体的人，后来竟然要频频与尸体打交道。真不知是应了“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这句老话，还是纯属巧合。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学开火车的技校，不到十八岁就毕业分到机务段，开始了与那毫无性感可言的内燃机车相依为伴的漫长人生，而火车是要经常撞死人的。
我一直在京郊农村的学校上学，又赶上了黄帅反潮流、张铁生交白卷的时代。我妈搭他们养鸭场看电影的卡车到县城给远房的亲戚送了死鸭子，我才得以在县城的一中上了初三的后半年，也才勉强考上了技校。1978年考上技校比现在考上大学要牛很多，它意味着将有一个国营的工作单位，而当时很多插队的知识青年都在为工作发愁。至今历历在目的是，当我爸从场部拿了录取通知书进家门时，他的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笑。那时候铁路和邮电是公认的铁饭碗，我进了铁路，端了铁饭碗，还能开火车，一时轰动了整个养鸭场。我就读的农村学校那一届毕业生除我考上北京铁路司机学校外，还有一个考上中专的。校长自豪地说，虽然海军是在县一中考上的，但也应该算我们学校的，他在县里才念了半年嘛！可在我们学校念了多少年！
技校的老师很多是火车司机转业过来的，讲课时便难免会提到火车撞死人的事。一听这个，我便有点傻眼了。不但会撞死人，司机还要把死人从车底下拽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们毕业后将分成开火车的和修火车的两拨儿。开火车，威风，牛，但生活没规律；修火车，不威风，但生活有规律，尤其不会撞死人。然而毕业后是开是修，自己不能选择，单位说了算。但我也打听好了，要想不开火车，就得在检查身体时做文章，最管用的是假装色盲。红灯停，绿灯走，黄灯减速慢行，色儿都分不清，自然也就开不了火车。毕业后分到机务段，在强大的虚荣心的驱使下，检查身体时我竟鬼使神差地没有装色盲，并被分到了开火车的运转车间。
我们是内燃机务段，没有蒸汽机车，一水儿的烧柴油的内燃机车。蒸汽机车一个车班儿是司机、副司机、司炉三个人。内机车不用烧煤，只有司机、副司机两人，若有学员，就是三个人。早先管正司机叫大车，副司机叫二车，司炉一般不叫三车，而叫“烧火的”——有点歧视感。我当学员时没撞人，并很快考上了副司机，月薪也由三十四块升到了三十九块八。因为根儿红苗儿正，我竟然还被分到了专门拉中国头几号政治人物的专包车队。我上的那台国产东方红1型机车曾经拉着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但我上的时候它已经廉颇老矣，很少执行专运任务了，主力车型换成了西德进口的四台机车。这是很棒的机车，它鲜明地让我感触到了中国制造和西德制造的差距，有点像后来的宝马X5和北京2020吉普。没过多久，我就上了这四台西德车的其中一台。首长们很在乎安全，所以能乘火车去的地方大都不坐飞机。道理很简单，发动机若是不转了，飞机会从天上掉下来摔个粉碎，火车也就是趴在地上不动窝。专列出动，沿线的岗哨林立，每个道口、桥涵都有站岗的，级别高的，隔一二百米就一个人，有解放军，有武警，有民警，有时还有穿民服的，可能是民兵村干部什么的。
民运机车的司机都是拉一段就返回，下面的路程换成当地的机车和司机继续。专包车的司机则是首长到哪就拉倒哪，很有机会周游全国。接送金日成，还可以出国到朝鲜的新义州。为此，我们还办了护照，并在大名鼎鼎的红都服装店量身定制了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加厚毛涤纶的，一套藏蓝纯毛华达尼的。那年月，尤其对于我这种月薪几十块的小工人儿来说，这可是绝对的稀罕物。衣服归个人保管，但规定只有专运需要时才能穿。有规定没有好的监督机制自然就会不时地偷着穿出去显摆。外面套上一件工作服，贼一样遛出机务段，脱下伪装塞进书包后仍不能完全放松，总怕碰上知情的同事。后来对这服装的管理松了一些，而且越来越松，因为领导也做了，可能他们也很想穿，后来也确实经常穿。
第一次撞人我还在东方红1上当副司机。夜里从北京站放单机去永定门站挂车，大概到蒲黄榆附近，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弓着身子突然跑上铁路，那形体语言毫无疑问地表明是自杀。停车后我和师傅（五十多岁的正司机）回跑了二三百米将尸体拖到路肩上。没有血，但鞋都掉了。听老师傅们说，不管穿什么鞋，都会撞掉，就是高腰球鞋系得紧紧的，也会撞掉，还说人被撞死的一瞬间脚会缩得很小。我不相信脚会缩，但确实十有八九会掉鞋。我拽尸体的一瞬间并没什么感觉，应该是麻木、空白、灵魂出窍的状态。我怕尸体，我的师傅其实也不能坦然面对。拽完尸体奔回跑时，我闻到了一股很特殊的味道，我问师傅是什么味儿，他惶恐地喊了一句，女人就这么臊！我想，也没流血，哪来的这么大的味儿？莫非她被撞得尿了裤子？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人的气味，而是紧急刹车时钢质车轮与铸铁闸瓦剧烈摩擦产生的味道。因为后来有很多次紧急停车后没撞上人，也有这股味道。火车撞死人，司机是不负什么责任的，不算事故，连错误都不算，不会被批评，也不扣奖金。因为火车一不能随便拐弯躲闪行人，二不能马上停住，你不躲它，他（它）就只能撞你。撞死人后司机写一个死伤报告交给机务段的安全室就完了，一切后事会有专人去处理。我师傅不用怕犯错误，也没别的可怕，那人又是自杀，连内疚都不用，所以只能说他是怕死人，怕尸体，才喊出了那句有点性别歧视的外行话。
虽然是全尸，可这是我第一次亲手触摸尸体啊。那年我不到二十岁。这趟车一路上我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只是吃饭时有点恶心，想吐。真正的反应是跑完这趟车回到又脏又乱的单身宿舍。这是筒子楼，因为火车烧柴油，大家就都用煤油炉在楼道里烧柴油做饭。楼道被熏得黑黢黢的，每个门口煤油炉的上方墙上都有一片一人大小的黑，而这司空见惯的黑，那天竟有了鬼影的感觉。晚上同屋的师傅上夜班，我一个人怎么也睡不着，一合眼就是撞人、拽死尸的情景，还总觉得床下有鬼。接下来就是大脑里没完没了地上演自编自导的鬼故事连续剧，怎么也刹不住车，越是关灯闭眼，情节就越清晰，越有质感。睡不着，就开灯看书，结果精力竟然无法集中到书上。强行将注意力摁在文字上，几行以后又会跑掉，控制自己的注意力，竟成了小时候在水稻田里抓泥鳅。正司机师傅家在保定农村，是老单身，就住在我的对门，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是睡不着。即使他睡不着，我也不能去找他，那样会很丢我面子，甚至还会在车队里传开：窦海军撞了人吓得不敢睡觉直往师傅屋里跑。弄不好还会落个不雅的外号背一辈子，这样一来，就更没面子了。我知道，很怕死尸的我被吓着了。
老师傅真的不一定就胆儿大，跟我搭过班的另一个师傅就胆子不大。这是一个很有文艺天赋的师傅，嗓子好，文艺骨干，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充当合唱队员。开火车时间长了，同样会乏味，正副司机两个人同吃同睡同干活，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和老婆在一起的时间长。“有女不嫁乘务郎，三天两头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抱着大盆洗衣裳”；“远看像逃难的，进看像要饭的，上前一打听，原来是机务段的”，这是机务段尽人皆知的两个经典顺口溜。有文艺天赋的人总是趣味性强一些。我和这位师傅搭班儿，可谓一路歌声。唱歌解闷儿，还驱困。我们管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叫“鬼呲（龇）牙”，有人说这个时候鬼都困得呲（龇）牙咧嘴的，有人说冬天这个时候最冷，会把鬼冻得呲（龇）牙咧嘴的。我想都有道理。每到这个时候，我常会使出吃奶的劲儿高喊“狱警传”，让师傅接“迈步出监”；或我喊“要学那泰山顶上”，让师傅接“一青松啊”。没有一次他接不上的，还不走调。不但歌唱得好，他人还漂亮干净，只是有一个不大光彩的外号——“三弦儿”。“文革”期间自杀的多，一次我这师傅一趟车三四百公里下来，只是四个小时左右，先后竟撞死了三个自杀的。第一个只是有点紧张，第二个开始恐惧，到了第三个，他的双手已经哆嗦得就像弹三弦儿一样了，从此就落下了这个外号。我猜想不光是手，腿肯定也哆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