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斯蒂格里茨：要经济增长
得向“左”转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日前撰文：经济增长得向“左”转。
斯蒂格里茨认为：经济增长不只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这么简单。它必须能够持续：建立在环境恶化、举债消费，或者滥用稀缺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进行再投资，是不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还必须惠及大众，至少让多数人从中得益。“涓滴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是行不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实际上可能让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更糟。美国近年的经济增长，就既不能持续也不能惠及公众。绝大多数美国人现在的生活还不如七年前。
但我们不一定要牺牲平等才能够换取经济增长。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包含的层面来促进增长。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它的人力，因此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发挥最大的潜力，也就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教育。
现代经济还需要冒险。如果能建立起良好的安全网，个人冒险的意愿就会更高。要不然，国民就有可能在面对国外竞争时要求政府保护。然而，社会保障比保护主义更有效率。
未能促进社会团结还有其他代价，特别是消耗在保护财产和监禁罪犯的社会和私人资源。据估计，美国保安行业的就业人数，在几年内就会超过教育行业。把犯人囚禁在监狱一年的费用，可能超过在哈佛就读一年所需。美国的人均囚犯是全世界最高之一，把两百万美国人关在监狱里的费用应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但这笔开支实际上却被算成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斯蒂格里茨指出：左派和右派的一个重要差别，与国家在推动发展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左派了解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教育、技术开发，甚至是发挥企业家作用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奠定了互联网和现代生物技术革命的基础。
在十九世纪，获得美国政府赞助的大学所进行的研究，为农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再由政府将先进技术推介给不计其数的美国农户。小企业贷款不仅在新企业创业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开拓新行业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或缺。
左派现在理解市场，也理解自己能够，而且应当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而右派，特别是美国的右派，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新一代的右派势力，以布什——切尼政府为例，实际上是老一代企业主义的老调重弹。这些人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拥有强大的行政权，但这样的权力却是用来捍卫既得利益，根本不太在乎市场原则。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包括为大型企业化农场提供补助和征收关税以保护钢铁业。最近的例子还包括救助陷入危机的贝尔斯登、房利美、和房贷美。夸夸其谈和现实情况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保护主义在里根执政时快速扩张，包括对日本汽车实行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
相反的，新一代左派势力试图让市场发挥作用。不受束缚的市场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运转——目前的金融灾难再次凸显了这一结论。捍卫市场者有时也承认市场会失灵，甚至造成灾难性的结果，但他们声称市场的特点是具备“自我纠正”功能。在大萧条期间，我们听到类似的说法：政府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从长远来看，市场能让经济恢复到全民就业的情况。但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完蛋了。
市场在关键的时候无法自我纠正。即使灾难的起因是银行家的过度贪婪，或证券市场和评级机构对风险的错误判断，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眼睁睁看着国家陷入危机或衰退而坐视不管。可是，如果经济陷入危机时需要由政府来埋单，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确保这样的情况不会经常出现。
右派解除管制的做法根本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正在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以所损失的产值来看，单在美国也许就会超过一万五千亿美元。
右派经常把自己的学术源头追溯到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在确认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认识到市场的极限。即便在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企业已经发现，通过合谋抬高价格比生产创新产品更容易增加利润。因此，制定强大的反托拉斯法律特别重要。
主办派对轻而易举，可以让人们在当时感到心满意足。促进可持续发展却相对的困难。今天，与右派相比，左派拥有清楚、一致的目标，不仅提出如何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也关注社会公正的问题。
（孙德凯）
世界经济霸权以百年周期
发生变更
据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分析，主导世界经济的霸权中心以一百年为周期发生变更。即，从十五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转移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十六世纪）、荷兰（十七世纪）、法国（十八世纪）、英国（十九世纪）、美国（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初抓住经济主导权的美国在一百多年后再次经历危机，可以说这次危机带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
有分析指出，金德尔伯格的分析过于偏向西欧，而且只分析了贸易领域这一层面。有“日元先生”之称的前日本大藏省财务官木神原英资称，国家的经济规模，即国内生产总值（GDP）应成为标准，并主张称：“直到十九世纪为止，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如果以1820年为准，推定全世界各国家GDP，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比重占44.7%.两个国家的人口也占世界的55.1%.
左右世界经济霸权的核心要素是货币。在全球经济逐渐变成区域集团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起到世界经济活动的基准货币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基洙（音）表示：“在世界经济回归金本位时代的1870年以后，从英国抓住主导权的那一刻开始，真正的全球经济主导权才登上历史舞台。”
普遍认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霸主。因为欧洲为采购庞大的军工物质而依赖于美国，从而欧洲的黄金流入了美国。
但抓住主导权的美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从大的方面来说，有过两次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惩戒”。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主张脱离美元的独资路线，于是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对拥有很多美元的欧洲采取了“禁止用纸币换黄金”的强硬措施，从而使欧洲陷入恐慌。
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日本制造业迅速发展，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于是美国通过将美元对日元比价从1比230降至1比120的所谓《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进行牵制。就是说通过让日元升值，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从而牵制日本的膨胀。
（李仁烈）
安全的也是有效率的
美国学者约翰·法比安·维特在《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一书（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6月出版）的译本序中称：适度的工业安全不仅有利于工人，它同样是有效率的。
约翰·法比安·维特指出：大约在一百年前，美国“耙粪”作家阿普敦·辛克莱尔出版了一部批判小说，内容讲述了美国肉类加工企业的生产状况。在这本名为《丛林》的著作中，辛克莱尔描述了恐怖的工作环境与惊人的职业危险。但在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工人们却对这种工作条件习以为常。然而，辛克莱尔的小说却未能带来他所期望的工人工作状况的改善。事实上，辛克莱尔这次揭黑所产生的骚动催生了1906年的《联邦食品与药品法》，这部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保护工人，而是保护消费者。辛克莱尔后来评论道：“我原本希望敲醒公众的心灵，却无意间冲击了他们的胃口。”但在一个世纪后的工业化国家中，工人的工作状况看起来非常类似于辛克莱尔时代的美国。直到最近数十年间，我们还可以确信，在1880年至1910年之间，美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工业国家内最严重的工作事故率。尽管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东亚经济体也正在经历着大致相当的事故率。正如工业化初期的美国，长期看来，当代的工业化国家也必须走上管制工厂安全风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