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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进来的时候，彼得堡有名的律师的接待室已经坐满了人。三位太太：一个老妇人，一个少妇和一个商人的妻子；还有三个绅士：一个是手指上戴着戒指的德国银行家，第二个是长着胡须的商人，第三个是身穿制服、颈上挂着一枚十字架的满面怒容的官吏，显然已经等候好久了。两个助手在桌上写什么，可以听见笔的响声。桌上的文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最讲究这个的）非常精美。他不禁注意到了这个。一个助手，没有起身，眯缝着眼睛，忿忿地对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见律师。”
“律师这时有事，”助手严厉地回答说，他用笔指了指等候着的人们，就继续书写去了。
“他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他没有空；他老是很忙。请等一等吧。”
“那么劳驾把我的名片交给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再要隐姓埋名是不可能的了，就庄严地这样说。
助手接了名片，显然并不满意他在名片上看到的字，就走进门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则上赞成公开审判，不过为了他所知道的某些高级的职务关系，他不完全同意把这个原则的某些细则也应用于俄国，他还以对任何钦定的东西所能够反对的程度来批评它。他一生都在官场活动中度过，因此当他对什么感到不满的时候，他的不满往往因为他认清了错误在所难免和一切都可以纠正而缓和下来。在新的审判制度中他不赞成律师所处的地位。但是以前他和律师一直没有发生过关系，所以他不满意他们也不过是在理论上罢了；现在他的不满却由于他在律师的接待室所得到的不愉快印象而加深了。
“马上就来了，”助手说，果然两分钟以后在门口出现了那位刚和律师商谈过的老法学家的长长的身影，律师本人跟在后面。
律师是一个矮小、肥胖、秃头的人，留着暗褐色胡髭、长着浅色的长眉和突出的前额。他穿戴得像新郎一样漂亮，从他的领带到他的双表链和漆皮长靴。他的面孔精明而又粗鲁，但是他的服装却讲究而又俗气。
“请进，”律师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沉着地让卡列宁从他身边走过去，随手把门关上。
“不坐吗？”他指着摆满各种文件的写字台旁的一把圈手椅，自己在主位上坐下来，搓着那短粗的指头上长满白毛的小手，把头歪到一边。但是他刚这样坐定下来，就有一只飞蛾在桌子上面飞过。律师，以谁也料想不到的敏捷动作，张开双手，捉住那只飞蛾，随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在开始谈我的事情之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用惊异的眼光注视着律师的一举一动，“我应当预先声明我要同你说的那件事情必须严守秘密。”
一种隐约可辨的微笑使律师的下垂的棕色胡髭往两边分开了。
“要是我不能保守人家托付给我的秘密的话，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不过假如您要证明……”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下他的脸，看到那灵活的、灰色的眼睛在笑，仿佛一切都知道了似的。
“您知道我的姓名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
“我知道您，”他又捉到一只飞蛾，“而且像每个俄国人一样，知道您所做的有益的事业，”律师躬着身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但是一经下了决心，他就毫无畏怯，也毫不踌躇地用他那严厉的声调继续说下去，特别加重某些字眼。
“我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做了受了欺骗的丈夫，我想依据法律和妻子脱离关系，就是说离婚，但是要使我的儿子不归他母亲。”
律师的灰色眼睛极力想不笑，但是它们却由于抑制不住的喜悦跳跃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来这不只是一个刚揽到一笔赚钱生意的人的喜悦；这里含着胜利和欢喜，含着像他在他妻子眼中所看到的那种恶意的光芒。
“您要我帮助办理离婚的事吗？”
“是的，正是这样；不过我得预先对您讲明，我也许要浪费您的时间和注意。我今天只是来和您进行初步磋商。我要离婚，但是离婚的形式对于我非常重要。假使形式不合乎我的要求，我很可能抛弃依照法律离婚的念头。”
“啊，那是常事，”律师说，“那总归由您决定。”
律师让他的视线落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脚上，感觉到他的压抑不住的喜形于色的神情也许会触怒他的委托人。他望着在他鼻子面前飞过的飞蛾，动了动手，但是由于尊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地位，没有去捉那只飞蛾。
“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我也略知一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但是我却很想知道实际上办理这种事的形式。”
“您是要我，”律师回答说，没有抬起眼睛来，带着某种的满足仿效着他的委托人说话的语气。“把各种可以实现您的愿望的方法都陈述给您听吗？”
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点头同意，他就说下去，仅仅不时地偷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涨红的面孔一眼。
“离婚，照我国的法律，”他说，对于本国的法律微微露出不满的意思，“像您知道的，只有在下面的情形之下方才可能……等一等！”他向在门口伸进头来的助手叫着，但他还是站起来，和他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又坐下。“在下面的情形之下：夫妇双方生理上有缺陷，离别五年不通音讯，”他说，弯曲起他的一个长满汗毛的短手指，“通奸（他带着显然很满足的神情说出这个字眼）。细分起来就是这样：（他继续弯曲着他的肥大的手指，虽然这三种情形及其细别很明显不能归在一类，）丈夫或是妻子生理上有缺陷，丈夫或是妻子与人通奸。”因为这时他的五个手指都弯曲起来，所以他把手指伸直，继续说下去：“这是理论上的看法；但是我想，承您下问的，是实际上的应用。所以根据先例，我不能不奉告您在实际上离婚的事件都可以归入下面的情形：据我猜想，总不会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会是别后不通音讯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肯定地点了点头。
“归入下面的情形：夫妻的一方与人通奸，罪证的发觉经双方承认，或是未经承认而系偶然发觉。我们得承认后面的情形实际上是很少见的，”律师说，然后偷看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眼，他沉默了下来，就像一个手枪商人在细述了每件武器的功效之后，静候顾客选择一样。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说一句话，于是律师继续说：“我想，最普通简单而又合理的方法，是双方承认通奸的事实。如果是对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谈话，我是不会让自己这样说的，”律师说，“但是我想这一点您是了解的。”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给搞得这样心烦意乱，他没有立刻明白双方承认通奸的道理，他的眼睛露出疑惑不定的神色来；但是律师立即帮助了他。
“两个人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下去——这是事实。假如双方都同意这点，那么，细节和形式就无关宏旨了。同时这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完全了解了。但是他有宗教上的顾虑，使他无法采纳这个方案。
“在我目前的情形中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就是，由我获得的几封信证实的偶然的罪证。”
一提起信，律师就抿紧嘴唇，发声一声尖细的、怜悯而又轻蔑的声音。
“请考虑考虑吧，”他开始说，“这种事情，像您知道的，是由教会来解决的；神父们对于这种事情顶喜欢盘根究底，”他含着对神父的趣味深表同情的微笑说。“信自然可以作为部分证明；但是法律上的罪证却必须是直接的，就是必须有人证才行。实在说，如果蒙您信托，就请您听任我去选择应当采用的手段吧。要得到结果，就要不择手段。”
“假如是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突然脸色变白了；但是正在这时，律师站了起来，又走到门口去和闯进来打断他话头的助手说话。
“告诉她我们这里是不还价的！”他说着，就又回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里来。
在他转来的时候，又悄悄地捉到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可以有好窗帷了！”他想着，皱着眉头。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我写信把我的决定通知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立起身来，他扶住桌子。默默地站了一会之后，他说：“从您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离婚是办得到的。我要求您也让我知道您的条件。”
“那是可以办到的，假如您让我完全行动自由的话，”律师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您的通知呢？”他问，向门口走去，他的眼睛和漆皮长靴闪闪发光。
“一个星期之内。您是否愿意承办这件事，以及您的条件怎样，也请您把您的意思通知我。”
“好极了。”
律师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他的委托人送出了房间，于是，一个人留下，完全沉溺在快乐的心情中了。他感到这样快活，使得他违反了常规，给那斤斤计较的老妇人打了个折扣，而且不再去捉飞蛾了，最后他下了决心，到冬天他一定要把全部家具都蒙上天鹅绒，像西戈宁家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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