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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已经是炎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现在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期间，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那部花费了六年心血写成的成果，题名为：《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著作一年前已经写好了。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曾对他的同好们诵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对于读者说来已经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不是科学上的革命，至少也要引起学术界的大骚动。
经过仔细修订以后，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而且分发到书商们手里。
虽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向任何人询问一声，而且回答打听这部书的情况的朋友们的问询时也是勉强的和故作冷淡的，甚至也不去问问书商销路如何，但是他却机警地、全神贯注地注意着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的最初的印象。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在社会上看不出丝毫的反应；他的朋友们，那些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是出于客气的缘故，才向他提了一提；其他的熟人们，那些对学术著作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没有向他提起过。社会上，特别是目前全神贯注在别的事情上，完全是冷淡的。在文学刊物上，整整一个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本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沉默着。
仅仅在《北方甲虫》上，在一篇论倒嗓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里，插入了几句对科兹内舍夫的著作颇为不敬的批评，指出这部作品早就受到人人的指责，受到一致的嘲笑。
终于，在第三个月上，在一种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遇见过。
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患病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大胆的，但是极其没有教养，而且在私人关系上是很怯懦的。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根本瞧不起这个作者，但他还是怀着十分的敬意着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太可怕了。
批评家显然完全曲解了这部著作。但是他把引文选择得那么巧妙，使得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显然几乎没有人看过这部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著作只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甚至连文字也用词不当（像问号所指出的），因此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说得那么巧妙，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不否认说得很巧妙；而这就是它之所以可怕的地方。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来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是否正确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受到人家讥讽的缺点和错误——显然这都是吹毛求疵——却立刻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他和这篇评论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最细微的细节。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回忆起会面的时候他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那些流露出他的愚昧无知的话语，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用意的原因。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书刊和谈话中对于这部著作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他花费了那么大的热诚和心血的、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之流水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痛苦了，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没有像以前曾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谢尔兹·伊万诺维奇聪明、有学问、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却不知道把精力用到哪里去。在客厅里、大会上、会议中、委员会里和凡是可以讲话的场合发表议论，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住惯城市的人，他不允许自己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费在谈话上；因此他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和智力。
幸亏，在他的著作失败以后这段难挨的时间里，异教徒、美国朋友们①、萨马拉的饥荒②、展览会和唯心论等问题都被以前社会上不大注意的斯拉夫问题⒇③代替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创始人，就完全投身到这里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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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朋友们——一八六六年，亚历山大二世逃脱了卡拉科左夫行刺的阴谋后，美国有一个外交使团到俄国来表示庆贺，对俄国给予联邦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谢意（俄国在一八六三年美国内战期间曾派了一营骑兵去美国，作为友好的表示）。使团在庆祝的人群中受到亚历山大接见，并受到政府和群众团体极其热烈的欢迎。
②那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地描绘了这种悲惨的情况。这发表在《莫斯科的报告》上，非常骇人听闻，迫使政府采取行动，除了私人捐献，总共捐助了二百万卢布的光景。这样人民勉强度过那一年，以后两年丰收，使他们又完全站起来了。
这事件，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自然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萨马拉的饥荒——一八七三年六月托尔斯泰及其家庭去看他在萨马拉省布鲁克区新购置的一块领地。像以往一样，农民的生活情况使他感到兴趣，但他所看到的行将来临的灾难的情景使他十分惊骇。那里接连两年歉收，耗尽了农民们在以往岁月里的存粮。那一年干旱，颗粒无收，人民面临着饥荒。地方当局并没有采取措施，而全国和中央政府对这次灾难一无所知，因为遥远的萨马拉省是那么隔绝，托尔斯泰在他的领地附近亲自每隔十家就研究一下，并且骑马到邻近方圆五十哩的地区去收集详细的情报。
③斯拉夫问题——斯拉夫各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现实的政治问题之一。一八七四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了起义，一八七六年黑山人发动起义。同年，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也发动起义。次年四月俄国参战，并于一八七八年击败土军。极端反动分子为了镇压巴尔干的革命情绪，拥护进攻巴尔干，因为起义者的斗争不但反对土耳其人，也反对当地的封建主。许多民粹派的革命者参加了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起义运动。作者很了解斯拉夫各民族反抗异国统治的历史性斗争的意义。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写也不谈。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一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现在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证实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同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细节上说并不同意。他看出来斯拉夫问题变成那种一个接着一个地构成社会人士谈话资料的时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参与这种事是怀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的和夸大其词的东西，只不过是要引人注意自己和压倒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跳到前面和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响亮的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的人，像没有队伍的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他看出来有很多是轻浮而可笑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那种联合了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令人不能不同情的、那种无容置疑和不断增长着的热情。屠杀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英雄主义，在全民族中唤起了一种不是用言语而是要用行动来支援他们的弟兄们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高兴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示。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愿望。“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的。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清楚地觉得这是一种规模必然很宏大的划时代的事件。
他专心致志地为这种伟大的运动服务，忘了去想他的著作。
他的全部时间占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来不及。
工作了一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后，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到乡下他弟弟那里去。
他去，一方面是休息两个星期，一方面是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在乡村的中心，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这种精神他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打算实践去列文家拜访的诺言的卡塔瓦索夫，陪着他一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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