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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洛蒂原名于里安·维欧（Julien Viaud，1850—1923），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河口罗什福尔市一个职员的家庭，他从小迷恋大海，早就梦想作为水手周游世界，后来他果然成为一名海军军官，从事海上职业达四十二年之久。他走遍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海地带，到过美洲、大洋洲、土耳其、塞内加尔、埃及、波斯、印度、巴基斯坦、印度支那、日本、中国……丰富的阅历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写作素材，他甚至不需要多少想象力，仅用白描手法记下沿途见闻，便足以构成使读者着迷的奇幻画面。 一八七九年，洛蒂发表了记述土耳其风光及其恋情的处女作《阿姬亚黛》，翌年又在报刊连载了《洛蒂的婚姻》，这两部小说奠定了他的作家声誉，默默无闻的海军军官一跃而成为文坛名人。他几乎以每年一书的速度相继出版了十二部小说、九部纪实随笔①（其中包括记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北京的末日》）以及若干自传性的作品。 ①这十二部小说包括：《阿姬亚黛》（1879）、《洛蒂的婚姻》（1880）、《一个非洲骑兵的故事》（1881）、《厌倦之花》（1882）、《我的兄弟伊弗》（1883）、《北非三贵妇》（1884）、《冰岛渔夫》（1886）、《菊子夫人》（1887）、《水手》（1892）、《拉慕珂》（1897）、《梅子太太的第三度青春》（1905）、《醒悟》（1906）。九部随笔包括：《秋天的日本》（1889）、《在摩洛哥》（1890）、《东方的怪影》（1892）、《浪迹天涯》（1893）、《耶路撒冷的荒漠》（1895）、《北京的末日》（1902）、《英国人治下的印度》（1903）、《走向伊斯巴罕》（1904）、《吴哥的进香者》（1912）。 由于职业提供的便利，洛蒂能够见识到和描述出同时代其他作家所不可能描绘的绚丽多采的景色，反映出不同民族千差万别的文化观念，给予读者一种新鲜和强烈的印象；但也由于职业的局限，他不大有条件深入法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社会生活，很少有机会切实地观察、研究各个阶层的人物及其相互关系。从这个角度讲，他的视野又相当狭窄，因而我们不能指望他的作品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微妙的矛盾冲突。但他对异域风光和异域民族文化的记述是如此生动、逼真，足以大大吸引对海外世界充满好奇心的法国公众，且恰好适应了法国当局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的需要，因而他几乎是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官方和民众的一致赞赏，并于一八九一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四十位不朽者①中的一员。 ①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被称为“不朽者”。 不过洛蒂在艺术上确有其独到之处，主要是景物描写方面，他具有一种真正的艺术家的才能，特别是他对海的描绘，可以说至今没有第二个法国作家可与之匹敌。正如二十世纪的圣埃克絮佩里由于本身是飞行员，因而对太空的观察与感受达到了其他作家所不可能达到的境界一样，皮埃尔·洛蒂以他四十余年的海上生涯，获得了描绘大海的绝对的、无可争辩的优势。正是由于这方面的突出成就，使他有别于那些昙花一现的时髦作家，而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不容忽视的地位。 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把皮埃尔·洛蒂归结为更多布里昂式的浪漫派作家，称赞他是“文学领域的伟大画师之一”，认为他“描绘动的景物和自然界奇异现象的精细和准确”，完全可以“与更多布里昂媲美”。 实际上，洛蒂的风格比夏多布里昂质朴得多。夏多布里昂即使写景也常有夸张和虚构，以致他书中描写的自然，和真正的自然相去甚远；洛蒂却忠实地记录他所目睹的一切，而且从不堆砌词藻，很少用华丽而夸张的形容词。他的文字平易，几乎全是普通的用语，他的词汇简单到近乎贫乏，但令人惊异的是，他竟能用一些极普通的词汇，描绘出大自然的千变万化，而且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他的描述是那样精确、细致，给人以那么亲切的实感，所以有的批评家认为，洛蒂的艺术主耍来自直接的观察和逼真的描摹，本质上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然而洛蒂的景物描写较之一般意义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带有更多的印象派色彩，他更强调旅行者对外界景物的主观感受，并赋予自然界以人的灵魂，而且总能在不同的瞬间攫住新的意境，从这个角度看来，洛蒂的艺术又是非常浪漫的。和更多布里昂一样，他的作品的基调常常是难以排遣的痛苦和忧郁。他所从事的职业对他这种气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与那变化莫测的大海朝夕相伴，由于经常置身于战争的氛围之中，他的思想经常被生死无常的念头所缠绕：人的生命是那样脆弱，命运又是那样的无情，每一个人在今天都难以预料明天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到过无数的国家，见识过各种类型的生活方式，接触到不同肤色、不同面貌、不同信仰的人种，在这一切变化多端的形态之下，他感到一切都是相对的、短暂的，只有死亡才是绝对的，一切都将被永恒的死亡所吞没。几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重复着这同样的感受：时间的流逝、人世的短暂和感情的无常。是否正因为如此，他才经常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及时行乐？是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勤于笔耕，以尽可能留住这不断流逝的人生，尽可能地保存一部分自我？ 皮埃尔·洛蒂一生都在造访未知的国度，一生都在猎奇寻宝，然而他的情感却永远在追忆往昔，永远在眷恋最古老、最原始的事物。这种怪僻使他总是试图留住逝去的一切，而厌恶资产阶级的现代文明。据说他直到去世，家中都不曾安装电灯和现代化的浴室。他所喜爱的，是未开化民族那种粗扩的乡野生活，那种纯真、平静的幸福。他赞赏布列塔尼的渔民、巴斯克的走私贩、塔希提岛上天真无邪的少女。最后他果然爱上一个巴斯克姑娘，并死在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小镇上。 一八八六年出版的《冰岛渔夫》，被公认为洛蒂的巅峰之作，正是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持久不衰的世界声誉。 这部小说的题材，取自法国布列塔尼北部地区的渔民生活。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间，洛蒂和一个高大强壮、身手矫健的水兵皮埃尔·勒柯尔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个来自布列塔尼的渔民出身的水手，后来成为小说《我的兄弟伊弗》中的主人公和《冰岛渔夫》中扬恩的原型。正是在他身上，洛蒂认识了世世代代靠渔业为生的“冰岛人”。这个勤劳勇敢的航海民族，每年要在冰岛海面度过漫长的春季和夏季，直到秋天才返回家园。这项艰苦而危险的职业，不知葬送了多少生命。八十年间，一百多条渔船和两千多名壮汉就这样在海面上消失了。对这场人与海的无止无休的较量，洛蒂作为一个海员，自然有深刻的体验和感受，于是由此产生了一部前无古人的海的诗篇。 海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一个丰满完整的艺术形象。作者集中了自己全部海上生活的感受，施展了自己全部的艺术才华，来刻画它的形象。 他写海，那可不是一般人在海滨休假时看见的在阳光下蓝得可爱的海，而是性格复杂、喜怒无常，蕴藏着无限的力量和神秘莫测的意愿的海。这海像人一样有生命、有感情、会嫉妒、会发怒，它有时温柔娴静，有时凶恶狂暴，有时严峻阴郁，有时清澄明朗……那雾气弥漫的北方的灰色的海，在一片白色的宁静中仿佛已经僵死，顷刻间又会狂涛大作、巨浪翻滚的海……还有那碧蓝的南方的海、泛着红色波纹的红海…… 他写海上的太阳，种种不同状貌的太阳：冰岛夜半时分苍白而阴冷的太阳，赤道线上光华灿烂的血红的太阳，多雨的布列塔尼地区所罕见的光线柔和的太阳…… 他写海上的云雾，那以各种不同形态运动着的，蕴含着不同意义的云和雾…… 还有那海上的风，或似低声呻吟，或如野兽般嗥叫的风……还有那奇异壮观的海市蜃楼，种种变幻无穷的海上奇景……海上一切光怪陆离的自然现象，一切可能遭遇的意外事故，都在他笔下以一种单纯、朴素的方式，娓娓动听地描述出来。 在这部小说里，海作为自然力的代表，始终凌驾在人类之上，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对于贫瘠荒凉的布列塔尼沿海地带的渔民，海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条件，又是吞噬他们生命的无情深渊。在这个地区，从来没有谈情说爱的春天和欢乐活跃的夏天，整个春季和夏季都在焦虑中度过，直到秋季来临，渔船从冰岛返航。然而在冬日的欢聚中，连快乐也是沉重不安的，始终笼罩着一片死亡的阴影。 被海吞噬了全部子孙的莫昂一家，最后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祖母，在七十余岁的高龄还不得不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命运是这样无情，以致没有必要再怨天尤人，人们默默地接受自己的命运，默默地承受一切痛苦；当老奶奶接到最后一个孙儿的死讯时，作者不是首先写她的悲哀、她的眼泪，而是她的麻木：一时间她似乎什么也没明白过来，她已失去了那么多亲人，她甚至把这次死讯和以前的许多次混淆了…… 全书着墨最多的人物歌特，作者似乎有意要通过她的遭遇，把受命运播弄的人类的不幸在更深的意义上揭示出来。这个纯洁而忠诚的少女，经过那么长时间曲折而痛苦的期待，绝望得几乎要死去，终于云开雾散，扬恩承认爱她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那么诚挚。布列塔尼的春天似乎为了他俩提前到来，路旁的荆棘竟然异乎寻常地在渔船启航前开出了白色的小花。然而在她的一生中，也就只享受了这唯一的一个爱情的春日，她和她的扬恩也总共只做了六天幸福的夫妻，然后扬恩出发了。她在焦虑而甜蜜的期待中度过了春天和夏天，好不容易才盼来了那喧闹、快活的秋天，去冰岛的渔船一只一只地返航了，只是不见扬恩和他的莱奥波丁娜号。日子一天天过去，深秋将尽，冬季就要来临，无论她怎样用一切最微弱的希望鼓舞自己，无论她怎样在绝望中挣扎，无论她以怎样的耐心和毅力等待……扬恩毕竟没有回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在一声猛烈的巨响中，他和海举行了婚礼…… 歌特的凄惨遭遇，把全书的悲剧气氛推向了顶点，使读者不能不为海的威力所震慑，为冰岛渔民的不幸命运深深叹息。塑造人物也许并非洛蒂之所长，而歌特应当说是他笔下最动人的形象之一。虽然整个说来还欠丰满，但感情刻画细腻，不能不唤起读者的关注与同情。除歌特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是些受教育不多的渔民，作者以同情和善意的态度描写他们，但只能算是些粗线条的草图：粗野、强壮、勇敢、淳朴，偶尔喝醉酒，在酒店里唱些俚俗的小调……包括主要人物扬恩和西尔维斯特在内，形象都有点单薄。尽管有这样的弱点，洛蒂却成功地抓住了命运——人和自然斗争中的命运——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主题，而且运用他的艺术才能将这一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 洛蒂极擅长烘托气氛，一切动景和静景似乎都有助于突出自然的威力和人类的悲惨处境：荒凉的旷野，静止不动的太阳，浓雾弥漫的大海，单调、沉郁的氛围……但除了对命运的感叹以外，洛蒂也就没有更多的意思要向读者表达了。如果说有，那就是下意识地流露出对异域民族的轻侮、蔑视，甚至把殖民军的横行霸道和侵略行为当做英雄业绩吹嘘，把为殖民政策充当炮灰视为光荣……可是对于一个长期在海外军旅中生活、沾染了种种恶劣习气的军人来说，又能指望他有什么别的思维方式呢？洛蒂十六岁就进了海军学校，他所受的有限的教育和有限的生活经验，使他不可能具备思想家那种观察、概括和判断生活的能力，但他以自己的艺术，成功地描摹了一个他有独特体验的世界，并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和赞赏。 洛蒂是一位以描写异域风光著称的作家，为了让读者对他的这一特色获得感性的印象，本书还收有他的一部关于日本之行的小说——《菊子夫人》（1887）。说这是一部小说，也许不如说是“纪实”更为确切，作家几乎如写日记一般，逐日记下自己在日本的经历。洛蒂自十六岁开始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了五十二年。这个好习惯对他的写作大有帮助，有时将日记稍加提炼、整理，便可成书，正因为如此，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保留着日记的痕迹。 《菊子夫人》几乎没有情节，没有激动人心的戏剧冲突，也谈不上有什么人物塑造。但却出色地描摹了这个岛国的山川之美，勾画了大和民族的风貌、气质、情趣，以及种种奇特的习惯……这部小说本身——包括它的平淡的结构和琐碎的细节，似乎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个民族的特点。 当然，洛蒂所描绘的，是欧洲人眼中的日本，处处体现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碰撞。在奔放、洒脱、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的欧洲人看来，日本的一切显得格外拘谨、小气和矫揉造作：他们那种过多的礼节，过分的客套，过小的器皿，过于冗长的表达方式，还有那并非完全出自内心的习惯性的笑容……都令作者惊讶不已。见惯了欧洲那些宏伟壮丽的石头建筑，用木板和纸板搭成的和式房屋自然形同玩具；来自赞颂庞大固埃主义①的法国，那用小碟、小盅盛上来的和式饭菜自然无异于儿童们玩的“过家家”。在作者看来，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称得上宏伟的东西，一切都在这儿被缩小了尺寸，包括人在内。 ①典出拉伯雷的《巨人传》，庞大固埃主义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视为精神健康、性格豪爽的表现。 不过作者毕竟捕捉到了大和民族某些特殊的品质：例如他们那种异乎寻常的细致、耐心、勤俭和普遍的一尘不染。甚至日本人那种追求空无的审美情趣，也受到作者某种程度的赞叹，尽管欧洲人一般是喜欢陈设奇珍异宝，追求富丽堂皇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短短两三个月的小住，作者居然能揭示出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这是一个满脸堆笑、极其殷勤、和蔼的民族，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不容易找到十分粗野的词汇；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崇尚某些阴森可怕的东西：从孩童时期起，他们就玩一些会叫其他国家儿童做噩梦的玩具；在节日的欢乐中，几乎每个人都戴上令人生畏的假面具；他们的寺庙供奉着面目狰狞、表情残忍的神灵。……一方面，他们以朴实无华、一无装饰为美，另方面又在一切事物上极尽雕砌之能事，甚至大自然也被他们改造得极不自然：他们在肉眼不易察觉的细部施展精巧的工艺，却在整体上追求空无所有的效果；他们以最简朴的表象，去掩盖过分精细、讲究的内容；他们每所房子都门窗敞开，似乎将一切陈设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却又将一切遮蔽得密不透风…… 不能说作者已经了解日本，事实上，日本对他仍是个谜，他怀着欧洲人的优越感，很不尊重这个当时还很落后的民族，但他意识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存在着他完全不了解的隐藏在历史、文化深层的某些东西……从打开欧洲人眼界的角度，做到这一步，也算是不错的开端了。 至于菊子，那不过是被一个外国军官租用了几个月的可怜女性，作者对菊子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一个寻欢作乐的殖民军军官的丑恶嘴脸。但始料未及的是，在这个并不动人的故事启发下，竟产生了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经过歌剧作者的改编，日本少女乔乔桑的形象至今仍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观众。 总之，作为“文学领域的伟大画师之一”，皮埃尔·洛蒂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拥有自己的读者，会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喜爱。他最优秀的作品《冰岛渔夫》，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曾由我国老一辈翻译家黎烈文先生介绍到中国，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我读黎先生的译本时，还只有十二岁。该书大约是抗战时期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很糟，既黄且糙，许多地方甚至字迹不清。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这本书在我心中引起的狂喜。从那以后，我对大海一直怀有一种既温柔又敬畏的近乎神圣的感情。一九六五年夏，我有幸到法国西部探望了洛蒂描述过的布列塔尼的海，造访了海滨渔人的房舍，虽然人们的生活已大大改观，但海仍是那个海。我站在礁石上，眺望远方的船只，凭吊往昔葬身海底的英灵，浪花拍击礁石，溅湿了我的衣裙。我的思绪完全沉入洛蒂所描绘的意境…… 也许是一种缘分，八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忽然约我重译《冰岛渔夫》，我立即欣然从命。一九八三年，此译本首次出版，当时署名弋沙。十年以后，译文出版社又约我译《菊子夫人》，拟与《冰岛渔夫》合为一册出版。有了这两篇译文，我国读者对皮埃尔·洛蒂便可有个概念了。《菊子夫人》一书，涉及日本的风土人情，其中人名、地名的翻译，大都求助于文洁若先生和我女儿夏冰。个别疑难之处，还曾请教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岩崎力先生。对于他们的热情相助，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一九九四年四月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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