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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苏人日记或《冬日记数》把1876年记为他们杀死“长头发”的日期。 理查德·道奇在19世纪末记述道,他认为仅有一本日历现存,从1799年—1800年第一场雪开始记述。用逐渐扩展的螺旋式雕刻文字,把相继岁月的每件大事描绘出来: 1.“乌鸦”印第安人杀了30名苏人。 2.苏人传染了天花。 3.苏人偷盗了大量钉铁掌的马——他们第一次看见这种马。 4.苏人从“乌鸦”人那里偷盗了一些“有蓬松鬃毛的马”。 5.苏人举办了一个重大的“烟袋舞会”,接着前去参加战斗。 6.“乌鸦”人杀了8名苏人。 7.一名阿利卡列人在射鹰时,被一名苏人杀死。 一场场战争,一个个盗马贼.一次又一次突然降临的灾祸,杀死李人的苏人自己又被李人杀死。他们的1870年就是在这些单调的记事中结束的。 道奇获悉,1877年,史密森纳发表了一本有《冬日记数》译文的小册子。为了得到点什么新东西,他索取了一本,但使他恼火的是小册于就是那本记数日历。后来,他听说一个苏人首领曾经许诺为一位美国医生复制一份《冬日记数》,于是,道奇给这位医生去了信,医生送了他本,但还是那份相同的老记事。他不止一次地听说了《冬日记数》,并为索取它而精疲力竭。尽管它是同一份图表,他认为,这份记事必定奇特:“……这独一无二的精心杰作,成为这些平原印第安人从未作过的年历。”他痛苦地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因为他所遇到的印第安人中,没有一个能弄懂它。他未能找出一个能译出雕刻文字意义的印第安人来。确实,他们无人听说过他这个“年历”。尽管他做了仔细解释。但无人能理解。他认定,这份螺旋式雕刻文记事由极少数人制作,并谨慎地保护了它,它必定有特殊意义,而对其余印第安人来说,《冬日记数》只不过是个无意义的符号集。 很难理解。所问及的这些印第安人可能一直佯装糊涂,而实际上确实有另外的“年历”,也可能被解释,少数和印第安人交往的白人必定知道这一事实。 这样的记事必定是非常宝贵的。布鲁斯·纳尔逊记述道:“如我们所知,这些土著人拥有任何有历史价值的观念,但可以说,他们的历史观念是浅薄的,从他们那些绘制在古代野牛皮上褪了色的记事中可以看出,他们除记述一些历史上发生过的趣事外,便再也引申不出什么有意义的史实来了。他引用了1796年美尼考尼焦族人的记事:在一次玩铁圈与棍子的游戏中,一个名叫“鸡巴”的表演者被杀。他怎么会叫这个名字,无法从该记事中推断出,他就叫“鸡巴”,而且是在表演箍圈与棍子的游戏中被杀。他先袭击了另两名游戏者,他们便把他杀了,在此之后,游戏继续进行,并把他的尸体做为后边的障碍物。从那时起,美尼考尼焦人把1796年确定为:滚圈人反对“鸡巴”年。 很难推测出究竟有多少《冬日记数》。一种设想认为,大量的记事被隐密地收藏,被博物馆保管,一些则可能随同他们的保管人一同被埋掉。但从他们想使他们的部落永存这一唯一目的来看,被埋掉的推测似乎不合逻辑。亚克西斯·普鲁斯在他的一个有关安克帕帕人记事(克兰布鲁克科学学会所有)中,谈及了十多则记事。 约瑟夫·怀特·布尔在同年迈而记忆力顽强的美尼考尼焦人商议之后,归纳了一个部落从1781年至1932年的历史。1781年被记述是因为那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许多野牛被冻死或淹死,斗士们游过塞满冰块的密苏里河,去收集那些漂浮的野牛死尸。接下来的一年,一个英国人来到他们部落,看见美尼考尼焦人使用石刀,他走开了,过了一会,他又返回,带来了几把钢刀。 1804年,一名“粗”人被杀,“粗一人对任何事都是逆反着做。他们的行为是尽一切可能变得愚蠢可笑。1804年,一名“粗”人对一个未特别讲明的敌军进行攻击,他径直把一支箭射向空中,然后站住转过身,开始朝他自己部落人射箭:先朝他们头的上部射,然后径直朝他的亲人、朋友们射击。这支敌军把他杀了。 。1807年,某些白人雇佣了一名印第安人,要他把一本书带给其它贸易站的另一些白人。一位名叫“红狗”的奥格拉拉人把这本书带了好远的路程。无人知道这本书的内容。 1817年,一名可怜的孤儿没有带弓箭和本部落斗士一起去追赶敌人。有两名敌人回过身来和这些苏人搏斗,这些苏人便不敢朝前冲了。可这名孤儿捡起一根棍子,勇猛地朝前冲去,抡棍猛打这两个敌人。据“白公牛”说,这个男孩十分勇敢,他所在的部落便被叫做“无弓”部落。“白公牛”的有关安克帕帕两性人建议把弓箭放在一座山顶上的故事与原记载的不相符,但年代这么长久,谁知道真实情况怎样呢? 这些历史学家并非只记述了这些极为平凡的琐事,也还是有例外的,那是1832年11月12日,这一天,一颗明亮的流星,从天空划过,那时,世界各地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每个印第安部落记事簿都称它为“冬日坠落的星星”,并简单地用星星做了描述。 1837年,白人的“圣彼得号”轮船驶来。但也带来了船上的致命货物——天花。克兰布鲁克人的记事用一身穿带点袍子的印第安人记述了这件事。两年之后,出现了可悲的两性人事件——他或她杀死了他或她自己,尽管,据认为,这个不幸的人可能是位异装癖者。无论哪种情况,克兰布鲁克人的记表上示意他或她是上吊自杀的。 可能如料想的那样,对卡斯特惨败的这一年,不是用一场战斗来记述;相反,画面是用“坐牛”和一个穿军服的人的握手来表示的。这可能记述了他从小比格奥离开后,进入了加拿大,被一名身穿红夹克的加拿大西北骑警接待的情况。雕刻图中还有一幅猛刺的图,可能象征胜利。 好似大多数印第安人对被他们在蒙大拿彻底击败的穿蓝制服的人的领导并不熟悉。一个真实情况是,记事中至少有一则提到了卡斯特——但没有提及其他军官。大多数印第安人都认为是三星库鲁克又返回来了,只是在后来,可能由名叫“长里腿”的受过教育的混血儿之口,他们才知道同自己交战的是第七骑兵团。起初他们没有在意这件事,没有多少苏人与北方夏安人知道有关卡斯特的任何情况。 白人把“长里腿”称为约翰·布鲁吉尔(或布鲁奇尔)。他的父亲西奥菲列·布鲁吉尔,是一个法国与加拿大血统商人,有两个塞蒂人的妻子:“黎明”与“光辉”。她们是姐妹,是首领“战鹰”的小女儿。俩姐妹使布鲁吉尔一间棚屋里挤满了13个孩子,约翰为“黎明”所生。据说,他是个大胆大无畏的青年男子,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身材魁梧而粗壮,皮肤十分黝黑。由于他在“圣·路易斯”基督修士学院注册,他必定是个非同寻常的人。从学院毕业之后,他给父亲干活。1875年11月14日,他在站岩卷入了一场斗殴,用棍子打了威廉·麦克吉,麦克吉于第二天早晨死了。麦克吉被说成是个文静、勤勉的人,也许是这样,然而,林肯堡的一位商人说,他是个龌龊的醉鬼。显然,由于约翰的气恼,使这场争吵如同小步舞似的一步步升级,他自己也可能在1898年6月13日这一天被活扳于打死,这算是一个意外事件吧,因为边疆的牺牲者常常死于枪弹与刀矛。 无论如何,据悉,麦克吉受了致命伤,约翰·布鲁吉尔走了,他去了何处不得而知,也许进了黑山,然后去了更远的地方——大比格奥城。他是否确实给苏人讲述了有关卡斯特的事,要看他抵达“坐牛”棚屋的时间了。约翰·格雷博士可能是这段历史最有权威的人了,他认为约翰·布鲁吉尔直到这年秋末才同苏人汇合在一起。 不管约翰什么时间抵达那儿,“长里腿”知道来到这个营地时应当怎样做:他径直骑马来到“坐牛”的棚屋,呈上他的马与枪,井把这位“巫人”称做“大哥”。也许应当归究于他的天主教教育。如若他不是按所准备的这套做的话,大概会被杀掉的,因为大量携带武器的苏人尾随跟踪了他。这些敏感的人,十分怀疑这名穿白人士兵衣服的外来人,他们为了撩开棚屋檐,已把几根棚屋杆拔起。后来,约翰告知他的侄儿,当时他已准备好随时尝尝箭或子弹的滋味了。 “坐牛”那时也是一边考虑了他棚屋的景况,一边思量着怎样对待这位半白人的不速之客。或者把他干掉,或者给他些饭食接待他。但最后还是决定收留他。由于他抵达时穿着牛仔裤,他们就叫他“长里腿”。当他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这些苏人从小比格奥俘获的装备上印的“7”字时,他告诉他们,他们击败的白人是第七骑兵团。 夏安人“木腿”说,他的人民是从奥格拉拉苏人那儿获知他们击败了第七骑兵团的,但他没有说这名奥格拉拉人是怎样发现的。 战斗结束两天之后,这帮印第安人在现时的“草地棚屋”附近扎营,“木腿”被派到一坐小山上担任警戒。一名塞蒂人骑马跑来,当问明他是一个夏安人之后,来人便掏出所带的烟叶,同他聊起来。他对“木腿”说:“我认为我们杀的这位大头目是‘长头发’,我们的一个人杀了他。这个人认识‘长头发’好几年了,并认定就是他,大概是由那人长长的卷曲的金黄色头发判定的。” “木腿”从未听说过卡斯特,所以,这个消息好似对他并不重要,他也没有去大惊小怪地打搅其他夏安人。他自己至少看见了三个长着金黄色长头发的士兵尸体,其中有一名他认为在装死,便补了一枪,因为他看见这具尸体上没有伤,于是让一颗子弹从尸体的脑袋上穿过。 然而,没过多久,这一消息好像变得极为重要,许多印第安人都声称他们立了杀死“长头发”的大功,为他们部落人争了大面子,而这些声称者却遭到其余印第安人的奚落。“木腿”说,这些断言几乎是夸张炫耀式的,在战斗刚结束之后,并没有人这样声称。他坚持说,原先认识卡斯特的几名南方夏安人和苏人也是在数周之后才知道“长头发”被杀这一消息的。他说,在小比格奥,大多数印第安人甚至不知道还有“长头发”这个人。 在民间传说中,被提及最多的杀死卡斯特的人是“鹰”,“勇敢熊”,“平屁股”,“斑点牛”,“双月”,“厉害马”,一个不知名的15岁男孩,“坐牛”的侄儿“约瑟·坐牛”。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们中,“白公牛”是位令人惊恐的斗士。如同现代歼击机领航员那样,斗士得用模型信号来标注他所参加的战场情况,斗士们还得对战斗中的功绩做讨论分析。在小比格奥战斗中,除了“白公牛”的马倒下,他的一个关节挨了一颗子弹外,这个美尼考尼焦人杀死了两名白人,袭击了7个人,逮了12匹美国战马。他宣称,在战斗中,他与一名身体强壮,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士兵搏斗,那位士兵几乎砍掉了他的鼻子。“白公牛”最后说,他设法用自己的卡宾枪朝这个敌人射击,他至少画了四幅壮丽的搏斗图。许多历学家史还严肃地看待了“白公牛”的这些声称,可另一些人则说,“白公牛”的话散发着值得怀疑的气味。 一个名叫“水人”的阿拉帕霍人提供了一则不引人注意的描述。“水人”身着如同白人所料想的那样一身战斗装束:犊鼻裤,带珠子绑腿,羽绒无檐战帽。他的脸染成红色与黄色,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鹿皮袋子,里边装着“一种植物根”。打扮完后,他便急速跑入战场,看见卡斯特跪爬在那座山岭上。“他的肋部被子弹击中,嘴里喷吐着鲜血,好似注视着周围移动的印第安人,四名士兵在他身旁……”听起来好似符合情理,尽管19世纪的美国人民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述只能被后一代人接受,而不能被同一代人接受。然而,到了20世纪,人们好似认为“水人”的讲述比“白公牛”的讲述更合乎情理。 在这些重要的争功陈述中,“乌鸦”人侦察员“卷毛”说,就在他神奇般地逃出之前,看见卡斯特的胸部被击中,蜷着身子坐着,接着,他又被一粒子弹击中,身体向后倒下。这听起来也能令人信服,可“卷毛”也说,他逃到战场东侧,他是在那儿看见卡斯特死去的。这么远的距离,他是不可能看见卡斯特的肋部受伤的。 许多印第安人坚持说卡斯特是最后一个倒下的,说他的头部被马刀砍伤,并被“脸上雨”开枪击中。卡斯特可能是最后倒下的,但他的头部并未被砍伤。“脸上雨”可能参加了战斗,并击中了卡斯特,但没有证实卡斯特是否被打死。无疑,卡斯特的受伤处成了一件被关注的主要事情。 白人士兵,尤其是来自东部的白人士兵执意要查出究竟是怎样的红种人杀死了他们的英雄。他们没完没了地追根寻底,这令印第安人感到十分厌烦,于是,在1909年的商议会上,他们决定了结这件事。由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便选择了南部夏安人首领“勇敢熊”作了这一侯选人。因为,在华什他,“勇敢熊”曾同“黑水壶”在一起,当某人给这位将军靴子上倒烟灰时,他在场,他也参加了小比格奥战役,所以,他是最好的人选。 那些趋向社会主义精神的部落成员还有另一个理由同意这样做,费城的百万富翁鲁道姆曼·沃纳梅克为这件事提供了金条。这笔钱是提供给1909年的议事会的成员们的,这一年,许多印第安人遭受了饥饿的折磨,所以,他们推测,要是他们能弄到一个杀人者,他们就会得到一笔钱,为那些挨饿的人购买粮食。 据说,“勇敢熊”并没有急于想成为这个英雄,他认为沃纳梅克先生要谋杀他。可后来,他还是鼓足勇气,代表他的人民站了出来,这件神秘的事就这样结束了。 沃纳梅克先生自然十分满意,印第安人也高兴了,当“勇敢熊”意识到这些白人士兵只是想要凝视他时,也高兴了。 可是,早在30年前,卑斯麦《论坛》报道说,一个商人从首领“苦胆”——“最坏的印第安人”那儿买了一个奇特的小火柴匣状有指针的哨子,这是卡斯特口袋里的东西。这位算是最恶劣的印第安人是怎样得到它的呢?“苦胆”不可能是叫卡斯特死亡的天使,一方面由于“苦胆”是用一把短柄小斧参加的战斗,而卡斯特却是实实在在中弹倒下,头部还有另一处弹伤。此外,甚至没有确定这位复仇的天使是苏人还是夏安人,或者可能是前来走访营地的阿拉帕霍人。卡斯特所带的这个五连队袭击的是村头的夏安人,所以,很有可能是夏安人把他击中的,这就给“苦胆”怎样从卡斯特口袋中取走这个哨子带来了疑问。 弗纳尔蒂曾多次见过这位首领,他十分率直地把“苦胆”说成是一个不安分的流氓,说他长得像个盗马的吉卜塞人,并以“双料货”,“偷偷摸摸的恶棍”而著称。 后来成为将军的戈弗雷。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发现,作为一个极不寻常的人,“苦胆”具有天赋才能,熟知很多常识。他是一名身材魁伟、体格健壮的首领,他的外貌使人能联想到丹尼尔·韦伯斯特。 代理人麦克劳林对“苦胆”十分了解,他不但把“苦胆”看作是一名有策划能力的斗士,也把他看作是有说服力的顾问,是和“红云”、“斑尾”有同等能力的人,他的确是麦克劳林从未见过的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伊丽莎白除表明对“苦胆”的恐怖的情感外,也做了几乎相同的评价:“事实上,对我说来,看一张长得棱角分明有生气的印第安人的脸是十分痛苦的,我一生中从未想象过,在所有这些部落中,会有如同‘苦胆’这样一位出色的斗士。” 大多数安克帕帕人(至少同白人交谈过的人们),都认为“苦胆”是个息事宁人的人,没有脾气。但自从那个星期天雷奥的士兵开枪打死他的两个妻子与三个孩子之后,他便丧失了温和的脾性。一苦胆”认为她们是被李侦察员杀害的,他绝对不会更改这一判断。不管是谁杀害了她们,都极大地伤害了他,就像数年之后,他向一名记者吐露的那样——于是他骑马在士兵中狂奔,用他的短柄斧劈砍了他们的脑袋。他说:“我砍死了许多人。” 他的名字被字面译为“皮扎”,是由母亲在临产前,尝了一只死动物的胆汁后给他取的这个名字。他也被叫做“红行者”,因为有一次,父亲给他全身缠绑了朱红色装饰带,给他打扮一番之后,让他在客人面前夸示地走过。这次夸耀之后不久,他就成了“在中间行走的人’了。他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不太清楚,但他对这个名字很自豪,说不定还是在战斗中赢得的。 他不是一位世袭的首领。他的家族也好像只是一般的家族,由于他父亲去世早,与其说大家对他敬重还不如说是对他的同情。所以,他像是并非由世袭继承了首领,而是由于他感觉出自己苗裔的重要性。 他大约于1840年出生在南达科他的莫罗河沿岸,据说,可能与“血刀”同年,并同生在一个村子里,死于1893年。是服用了一剂特殊的药或受了刺刀伤,或从一辆货车上跌下来而死的。尽管死亡的原因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死亡的日子刚好是卡斯特的出生日——12月5日。要是这位将军当初谨慎的话,这一年他该有54岁了。 即使到了矮胖的中年期,“苦胆”依旧是一个有爆发力的人,他简直能够使摄影师照像机的镜头玻璃裂化。每一张底片都给出了一个领导人的惊人体魄。那些如同蹲坐的全身像,一副酒桶般粗壮的躯干,配着两条弯曲的短腿。战争12年之后,他站到磅称上,发现体重增达260磅。在小比格奥战斗中,他的胳膊上涂染了一条条白色的道子,厚墩墩的手中握了一把短柄斧,他必定如同一只在羊群中冲闯的狼,在卡斯特绝望的骑兵中狂跑。 麦克劳林说,在站岩,当“苦胆”不再是一名青年男子时,他恋爱了。而且十分狂烈,并羞怯地向居留地的一名代理人承认了这一事实。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然而麦克劳林说,了解印第安的人会对此做出确实的评价的。那名苏人的首领,“一张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脸j那在冬天为防止冻裂要涂染,在夏天也为防止被太阳晒黑涂染的脸,而今却如同白肤色姑娘因害羞而飞红了。” 然而,事态以不幸而终结,使这位伟大的安克帕帕人陷入深渊(并非常常这样),因为他所迷恋的人是另一个人的妻子。麦克劳林同“苦胆”讨论了这件事,至少,劝说他应克制自己的感情。 “苦胆”回答道:“我已答应要向白人那样生活,我信守我的诺言。但我没有答应,在另一个女人来到我心中时,我的内心是否还会再感到欢乐。我将要如同白人那样付出我的人生代价。” 然后,他们握手道别,“苦胆”走了。 比利·亚当斯在莱顿的乔丹赫达尔奇经商,时常为布西尔德堡的战犯送啤酒。在那儿,他认识了“乌鸦王”、“贱狗”、“坐牛”、“脸上雨”、“苦胆”以及其他著名的苏人。他对“坐牛”没多少好感,认为“坐牛”是一个一味追求肉体的可鄙人物。他有一双弓形腿,一张多疑不诚实的脸。比利说,他那双毒蛇般阴险的眼睛对每个人都充满了怀疑。“坐牛”拒绝先动口喝咖啡或吃东西。在另一名印第安人尝了之后,他才动口。在说及首领“苦胆”时,比利却充满了敬意。他说,“苦胆”是位杰出的首领,他乌黑闪亮的眼睛揭示了荒远的边疆人的那种敌意。你要是不被他看做是有风采、有魄力且有知识的人的话,你就休想同他接近。 “苦胆”访问了华盛顿,在那儿,给他提供了任他想要花费的金钱。后来,当问及他在华盛顿的见闻与感触时,他回答说:“我走访了你们这座伟大的城市各处,看到了许多人,他们有些穿着十分华丽的衣服,佩戴着钻石;而另一些人却赤着脚,衣衬褴褛,亦无钱买食品。他们是贫穷的乞丐,他们比印第安人更需要你们的帮助。我把你们给我的钱给了他们,所有人都是与印第安人相似的人,我们供养我们的穷人。” 后来,据说当“苦胆”的容貌变得温和之时,他不再像丹尼尔一韦伯斯特,倒像亨利·沃德·比切尔了。 不管白人怎样评价他合乎道德的本质,你不可能不赞叹他强壮的体魄。1865年冬天,在布尔西尔德堡附近,一支特遣队士兵试图捕捉他。对他的指控令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不合理,可当这些士兵们抵达他的棚屋时(也许进到里边),他把棚屋的后边割开,蹓了出去。然而,他没有想到他们早已防范到他会这样逃跑,一名安置在他棚屋后边的穿蓝制服的士兵,用刺刀刺穿了他。他就这样捕获,并被钉在地上,直至他昏晕过去。士兵们离开,到司令汇报说“苦胆”已死。于是,又派了一部分人去取他的尸体。然而,据说,对他的死亡的汇报显然是言过其实了。在这些士兵返回来之前,“苦胆”已苏醒过来,爬入森林,藏在里边,直至对他的搜索停止。 也许事实并非完全这样。有人说,由“血刀”给这些士兵带路,试图逮住“苦胆”。“血刀”用刺刀连插了他几刀后,又在枪里装上大型铅弹,想做致命的一击,但负责军官巴塞特中尉把他的枪打在一边。一阵猛烈的爆炸在离“苦胆”头部几英寸的地面上穿了个烟洞,巴塞特认为他早已被打死,或者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没什么理由再去毁灭一具尸体。所以他们把他丢在血泊中,骑马走了。“苦胆”的人接着为他包扎了伤口,并立刻把他放在一辆马拉雪橇上,拉到一个安克帕帕人的村庄。在那儿,他复愈了。很久之后,他给德·斯梅特神父看了自己的伤疤,并吹嘘说,那次布尔西尔德堡对他的款待,使几个白人丧了命。 韦斯塔尔说,一个名叫朗·曼邓的“双水壶”的苏人为这些士兵带路,“苦胆”被刺刀穿透之后,这名士兵不得不用一只脚踩在“苦胆”身上,才把刺刀拔出。他们连捅他几刀,踢他,踩他,“苦胆”却佯装死去。苏人自己也认为他死了,他们不愿碰及他的尸体,就把他的棚屋拆掉,逃走了,“苦胆”接着摇摇晃晃地穿过落雪,走了21英里,来到他的一个叫“毛下巴”的朋友的棚屋,是他救了“苦胆”的命。一年之后,一处深伤还在化脓。那时,“毛下巴”的一个儿子“乌鸦鬼”15岁,他回忆说,“苦胆”抵达他家时,衣服上沾满了鲜血,嘴里还在泪泪地往外涌血,肯定是刺刀刺伤了他的肺。另一名印第安人说,他的脖颈也被刺刀刺伤。 有两种关于“苦胆”被子弹击中的说法。刘易斯·克劳福德说,朗·曼邓偷偷地离开,来到斯蒂文森堡,告诉堡里的指挥官德·特罗布里恩德上校,说“苦胆”在布尔西尔德堡。德·特罗布里恩德上校派了100名士兵,于清晨两点钟抵达布尔西尔德堡。那晚,必定明月当空。因为该堡的一名办事员被吵闹声惊醒,他用望远镜观看,看见“苦胆”的棚屋被包围,并听见一名翻译喊道:“我们要捉‘走在中间的人’。”“苦胆”便出现在棚屋门口,遭到手枪的射击。 这种讲法值得怀疑,夜晚的枪声会把每个印第安人惊醒的,士兵们肯定不会这样做。 约瑟夫·亨利·泰勒认识一些参与那场的捕捉人员,他说,那时“苦胆”高枕无忧,在布尔西尔德堡南边扎营,他走出棚屋迎接这些来访者时,被射倒在地,然后,他被一把刺刀穿透胸部扎在地上,血从他的伤口,他的嘴巴,他的鼻孔中涌出,“流了近一加仑”。救他命的不是“毛下巴”,而是一位不知名的老太太。 也有传说,他是在某处被一名潘达革利卡部落的巫人救助的。 无论是他自己的生命力顽强不死,还是多亏了巴塞特挡住了“血刀”装添在枪管中的大铅弹,都令人生疑。而德·特罗布里恩德绘声绘影描述的事态进展,更像当年“血刀”差点杀死“坐牛”的情况:“血刀”飞马跑来,就要举刀砍断“坐牛”的喉头,突然听到命令,要他刀下留人。听起来,好似“血刀”两次被阻止杀死一名印第安人的首领,这是极不可能的事。其中之一可能是真事,但究竟是哪一次? 这件陈旧的琐事,还有另一种说法,但同样太模糊,令人难以相信。1886年7月18日,事件发生20年之后,圣保罗的《先驱报》报道说,苏利堡的蓝制服们追捕并制服了“苦胆”。他身中六七弹,又被用刺刀捅了六七刀。一个名字不详的下士还想给他致命的一击,“中尉先生,让我也出口气吧。”但中尉说不行,他们便骑马走开了。于是,“这位狡猾的红种人,爬走了……” 一个冬天的夜晚“苦胆”在布尔西尔德堡附近被刺刀刺伤,但却从一个普通人早已会送命的重伤中顽强地幸存下来,这一传闻仿佛成了至今仍争论不休的热点。他也可能遭受枪击,但这种传说无人能确信,事实真像太失真了。不管怎么说,依照韦斯特尔的讲述,自打那时起,他对白人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在他居住在居留地那些日子里,白人的任何讨好行为都未能解除那种残忍的侮辱所刻留在他心间的愤恨。“有人说,他死于服用了过量的减肥剂,另有人说,他是从货车上掉下来摔死的。但事实是,他的旧伤毁了他。他的死,归咎于他对白人的半心半意的友谊。” 至于减肥,一点也不假,居留地的食品使“苦胆”变成了个矮胖子。对此,他十分忧虑,并听从一个朋友的建议,以服用某种滋补饮料当食品。他接处方喝了一周之后,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于是,便把整瓶都喝了,以致出现虚脱。据说是这样。果真如此,倒好像契河夫的讽刺故事了。 1907年,J·M·T·帕特罗上校给摄影师巴里写信时,也讲述了有关这位惊人的斗士的一些荒谬的事。这位上校问巴里是否还记得布尔西尔德堡的克利福德上尉,那时,克利福德负责看管印第安犯人:“我常常用克利福德的钢琴,为‘苦胆’演奏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他常常要我为他演奏这首特殊曲子……” 韦斯德尔认为,“苦胆”死于他同白人的友谊。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西南博物馆(至少离该战场有一干英里),有一幅绘制在平纹布上的大型水彩画。是由首领‘踢熊’于1898年绘制的,这幅画也是对“苦胆”的一个评价。该画是由弗霍德里克·雷明顿委托绘制的,但雷明顿一直未把它取走,所以,这位艺术家就把它卖给了一个印第安代理人。 在这副精致的细纹布战场图上,“踢熊”如同一只苍鹰,从高处凝视着小比格奥,卡斯特罹难的士兵们看上去如同一只只死去的棕色麻雀,画面上到处可见未着色的人的轮廓,暗示着一个个逝去的灵魂。卡斯特身着鹿皮服,那顶白色宽檐帽已经丢失,露出了他长长的头发,从技术角度着眼,画家没有表达真实情况。画中,可以看出大量的吸引人的战马——黄色、粉红色,绿色。但画中央最引人注目的是站立的四名重要苏人:“坐牛”、“狂马”、“脸上雨”和艺术家自己,“踢熊”首领没有把“苦胆”画入画中。在“苦胆”应当站的地方是一块黑色空间,表朋在这些杰出的人们中,只有“苦胆”一个人向他的敌人妥协了。 ------------------ 公益图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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