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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我写得最快的一部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摆脱了繁忙的教学工作，此外在美国的那段经历给我莫大的启迪与自由。但促使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该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信自己找到了一个大众普遍关心与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但并非只是）对罗马夫主教徒来说。据我所知，此前还没有任何作家对这个话题进行详尽的描述，更不用说采用（我打算使用的）幽默的喜剧方式了。这一话题就是天主教会有关生育控制方面的教谕对已婚天主教徒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新近始于教会内部、对上述教谕提出质疑。我想在这一话题降温之前将我的小说推出来，当然要走在其他作家意识到描写这一话题的可能性之前。 我不必为第一件事担心：罗马直到一九六八年才开始尝试解决该问题，教皇保罗六世在这一年发给教会的通谕《人类生活论》中表示支持禁止人工控制生育的传统做法，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辩论的核心是权威、良心与性。虽然我在最近的一部小说《你能走多远？》（一九八O年出版，书中对过去二十五年中天主教的发展与演变作了全面而综合的审视）中已经写过这一话题，我想提醒读者的是，《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的首版时间在一九六五年，比《人类生活论》早大约三年。如果不考虑最后这一事实，就难以理解这两部小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亚当与芭芭拉·埃普比并不是我与妻子的化身。我要指出的是，我们婚后的生活情况与他们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谎称在婚后头几年没有发现（如同我们大多数已婚的天主教朋友们一样）如下情况，就想到了写这本小说，那是撒谎；教会批准使用的推一的生育控制方法——所谓的“经或避孕法”或“安全或避孕法”——实际上根本不安全，绍夫妇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在《你能走多远报一书中，一群人聚集在一个酒馆中，问自己为何“这么多年来要忍受那个给人带来失败、不便、无能、焦虑与不安的政体”。他们找出了许多答案：它制约着人们的生活；神职人员压制普通人；在性问题上的负疚感；对地狱的惧怕。在此我想提出另一个原因，《你能走多远计一书中可能没有讲到这点。在从青少年到成年早期还是一名虔城天主教徒的一代人中，任何受过教育的人似乎都签订了一份生存合同：天主教玄学系统为他们消除了疑虑，使他们获得了稳定的心境，作为回报，他们便接受了相应的道德规范，即使这些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对人的要求极为苛刻，甚至有时是人类难以达到的。该系统的一大长处在于它的整一性、综。合性与不屈服性，对那些在该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对其中一部分观点提出质疑就等于怀疑其全部。在它主张的各种道德规范中挑挑拣拣，对那些让人难以履行的条规表示轻蔑简直就是伪善的行径。这种对一致性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英美两国天主教的一大特点，因为欧洲大陆各国文化在对待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时表现得比较宽容。这在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构成的天主教“贫民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一篇关于猕能走多远件的评论文章中，作者奥伯仑·沃表现得火药味极浓。他谈到基督教在性问题上的传统教义时声明，“勿庸置疑，少数认真履行这一教义的人发现它对人的压抑太大；但大多数人过着一种欢快的不服从生活。”但我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是从库姆·弗罗里·豪斯与唐塞德、而非生活在这个国家各个普普通通的教区中的大多数天主教徒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向沃先生做出保证。 当我和妻子在一九五九年结婚时，天主教关于禁止人工避孕的教义对我们来说就如同信经中的任何一条一样天经地义、无法更改。可以想象，如果不遵守这一教义，就意味着脱离教会。当时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既可以不遵守这一教义又可以留在教会中做一个虔诚的教徒或者教会本身会改变其观点。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人们终于可以想象上述两件事，并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导致大气候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二：首先，孕酮药的发明似乎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安全避孕的希望，而且这种方法不会受到天主教传统教义的反对。因此，有可能得到批准，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在信仰方面的一致性。第二，一九五八年被选为代理教皇的约翰二十三世鼓励天主教徒对他们信仰中某些以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方面进行重新审视。一九六二年，他号召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向现代世界重新阐释天主教信仰，并且在同一年成立了教皇委员会，研究那些与家庭、人口和生育控制有关的问题。次年接替他的教是保罗六世专门授权该委员会，参照避孕药物，对教会有关生育控制的教义进行审查。由此可见，教会最高层都承认教会教义可以更改。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本书采取了喜剧形式，希望以此唤起非天主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兴趣与同情。小说刻画了生活在“安全避孕法”重压之下的已婚男女生活的荒诞性与反讽性，并将之视为世上男女在理解、安排与满足他们的性生活方面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芭芭拉在最后一章的沉思过程中清楚地讲明了这一点： ……关于性存在某种东西。也许是原 罪。我不清楚，但是我们永远无法理清。你 认为自己在某个地方控制住它了，但是它又 会在另一个地方冒出来，要么以喜剧形式， 要么是悲剧形式。谁也无法逃脱它。你看到 某对夫妇开着他们新买的赛车去欧洲大陆， 对他们充满了羡慕，但是你随后就会发现他 们为了生一个孩子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 想要孩子的有了孩子，而想要孩子的却得不 到，也许这种人不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 题。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只要你…… 这段内心独白使我想到了《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的第二个特点：文学滑稽模仿与拼凑。在后记中对此加以评论很有必要。在寻找一个人物或一对人物以及探索天主教与性这一主题的文化环境时，我想起了前段时间随便记下的一部滑稽小说的提纲。小说讲的是一位在大英博物馆搞研究的英国文学研究生，他的生活不断带有他正在研究的虚构文本的风格和主体色彩。在这部作品中，我不仅吸收了自己在大英博物馆撰写论文的经历（关于从牛津运动到现代天主教小说），而且受益于新近我对用语言构筑虚构世界的方法研究——在我获得哈克尼斯奖学金、动身前往美国之前业已完成，在这部小说出版几个月后得以面世，书名为例。说的语言》（一九六六年），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批评专著。我对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想是：主人公是一名穷困潦倒、信仰天主教、已婚的年轻研究生。他想象着妻子可能要第四次怀孕，为此他焦虑万分。小说以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为线索，讲述了一系列流浪汉式的冒险故事，每个章节通过滑稽模仿、拼凑与引用让人联想到一位已经被社会公认的现代小说家的作品。小说主人公耽于幻想，这使得小说语调与叙述技巧的转变显得非常自然。此外，他不断为自己的婚姻状况而焦虑不安的事实也是促使他喜欢做白日梦的原因所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当·埃普比的困境在于：他生活中推一真正属于他自己、尚未被某位小说家“写到”的因子就是他的焦虑之源。当亚当讲述自己在阅览室中的一段康拉德式经历时，他的朋友加莫尔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学术神经病症。”“他再也无法分清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区别。”亚当反驳说，“噢，对，我是分不清楚。大多数文学作品讲的是做爱，很少讲生儿育女。而生活则正好相反。” 毋庸置疑，对我来说，在本书中使用滑稽模仿也是我对付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影响焦虑”的一种方法。他认为，每位年轻作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会形成一种令人畏惧的压力，因而有必要在创作中做一些创新。但这种可能性又微乎其微。在弗兰·奥布莱思的《两只水鸟》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非常恰当。 现代小说应该是一部大型参考书：大多 数作家用许多时间来述说前人已经说过的事 情——通常述说得更好。由于大量参考了现 有作品，读者可以很快熟悉每个人物的本 质，避免令人生厌的解释，使江湖医生、暴 发户、快手骗子与受过很少教育的人们无法 了解当代文学。阐释的结论。 那都是我的朋友，布林斯立说道。 在这部小说中有十段滑稽模仿或拼凑的内容，模仿的作家（按字母顺序而非在文本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有约瑟夫慷拉德、格雷厄姆书林、厄尼斯特·海明威、亨利·詹姆斯、詹姆斯·乔伊斯、弗兰兹·卡夫卡、D·H·劳伦斯、F·R·罗尔夫、巴仑·科尔沃（《哈德里安7世》的作者）、C·P·斯诺与弗吉尼亚·吴尔芙。此外还提及了其它一些作品，如威廉·戈尔丁的《自由落体》，一些文学流派与类型：切斯特顿一贝洛克散文风格在“埃格伯特·梅里马什”的作品中可见一斑。小说中还有一段描写研究生雪莉酒会的内容，我想这是对后爱米斯校园小说的精心提炼（三位心怀大志的小说家在场，他们不停地记笔记），但是更带有马尔考姆·布雷德里的《吃人是不对的》（一九五九年）的印迹。 马尔考姆一九六一年到伯明翰大学英语系任教，比我晚到一年。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与合作者。一九六三年，通过马尔考姆与伯明翰剧团艺术导演的关系，我们两位以及一位颇有才气、名叫吉姆·杜凯特的伯明翰大学的大学生（他不幸于一九八O年英年早逝）受托为该剧团写一部时事讽刺剧。当时正值讽刺剧盛行之时，《天那边》（Beypnd the Friflg6）与《那一周》（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非常流行。我们写的这部讽刺剧帼壁之间》在一九六三年秋天按照预定日程上演了一个月，获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尽管观众们在公演进行到一半时受到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事件的巨大影响。朱莉·克里斯蒂，一位年轻女演员在该剧中担任了角色。当时她在该剧团的薪水是每周十五英镑，目的是获得表演经验，尽管最近她在电影批利·里尔》中表演非常出色，极有可能以此成为一名赚大钱的电影明星。我们三位作者从演出获得的收入要比朱莉·克里斯蒂少得多，但是我并不吝惜自己花在上面的时间与精力，因为我获得了看到自己的作品得以上演的经历和坐在剧院中仔细观察如同许分人一样，我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当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干什么。当时我正坐在位于车站街的老伯明翰剧团剧院正厅前排座位上，观看师壁之间》的演出。在上半场的一个人物素描中，一位应聘者去面试时为了表现出满不在平的样子，手里拿着一台正在播放流行音乐的晶体管收音机，放在耳朵上听。演这个角色的演员上台时往往拿着一台真的收音机，播放真实的节目。在那一天晚上，突然插进一则紧急消息：“肯尼迪总统遇刺了。”那位演员赶快关掉了收音机，但是有些观众已经听到了这一内容，开始悄悄地但又不安地笑起来，认为这是一个低级趣味的笑话。在中间休息时，所有的人都发现了那个可怕的事实，演出的下半部分遭到了彻底失败。观众们对剧中每一句台词的反应的经历。我真是完全被它吸引住了。相比较而言，那部作品微不足道，而且寿命很短，但是它采用了喜剧手法，对我而言，这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写的头两部书《看电影者与姜》与《你这个傻瓜》的确也有幽默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讲都是小心谨慎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写《四壁之间》的经历，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对讽刺性、闹剧式与滑稽模仿之类的作品充满了热情。我认为正是这一发现把我从精心构制的现实主义小说樊笼中解放出来。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讲，《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可以说是我的第一部实验小说。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了存在于我从文学批评角度对现代派著名小说家的仰慕之情与自己的创作实践（由本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写实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作品构成）之间的矛盾。而这部看似喜剧的小说提供了一种缓解上述矛盾的方法。因此，我与马尔考姆·布雷德里的交往以及他的喜剧性作品所提供的范例是导致我的写作风格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一书的献词及其中的雪莉酒会一节都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几年之后，马尔考姆离开了伯明翰大学前往东安格力度亚大学任教，现在他是那里的美国研究学教授。我们两人都为这次分离而感到后悔，然而这也许是一次必然的分离，它将有利于我们各自文学生涯的健康发展n我们现在经常来往．关系非常密切。在公众眼里，我们两个人经常被混为一体。（有一次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另外一个人打赌说我和马尔考姆·布雷德里是同一个人，请我做出公断。） 再回到《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我非常清楚大量使用滑稽模仿与拼凑是一种冒险的做法。尤其是要冒使读者产生迷惑与隔阂、无法弄清所暗示内容为何之险。我这样做的目标是争取让这类读者完全读懂故事情节的叙述以及风格的经常性转换，并让他们感到非常满意，同时使那些文学修养比较高的读者因为发现了书中滑稽模仿的内容而获得另外一层乐趣。这就意味着采用滑稽模仿时必须相对谨慎，在具体章节中尤为如此。在后面几章中，滑稽模仿部分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明显。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我故意将最后一段文字设计为全书中最明显、最恰当及最不同凡响的滑稽模仿。与此同时，随着该书逐步走近尾声，我意识到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即从亚当·埃普比的妻子芭芭拉的角度来对他们的婚姻问题做简短的审视。但是这种迟到而又突兀的“叙述角度”的转换能否避免即席发挥所产生的生硬与不协调之感？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寻找具有高潮效果的滑稽模仿的过程成为一种获取灵感的愉快过程，这使得小说创作这一繁重劳动变为一项值得一做的工作。所有现代著名长篇小说中．有哪一部直到小说结束前一章中还是丈夫思想与观察对象的妻子在最后一章中突然变为叙述的主体并就丈夫及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表明了令人哭笑不得但又切合实际的女性观点呢？只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该书将全部情节浓缩到一天之中，每个章节都采用不同的叙述风格，（我后来意识到）向我提供了《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一书的基本模式。我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莫莉·布鲁姆那段著名的、没有逗点的内心独白：我的小说可以像乔伊斯的小说那样结尾：主人公回到家中与妻子团聚，他躺在婚床上熟睡，而难以入眠的妻子开始在朦胧中思考男人的各种弱点，性生活充满的各种悻论以及他们的热恋与结婚史。我把莫莉的一个关键词“是的”更换为一个更具临时意义的词，因为这更符合色色拉的性格以及小说结尾时的乐观与无奈同在的氛围。我原来一直打算在最后一章中打消芭芭拉焦虑不安的心情。后来当我想到《尤利西斯》中莫莉的经期也是在最后一章中开始时，于是想如果此前我不知道这一点有多好，这可真是两位作家的不谋而合。 在麦克吉朋·凯出版公司（也是我前两本书的出版商，后来被格拉纳达吞并）出版该书的过程中，我与该书编辑蒂莫西·奥凯非讨论过在书护封上的简介中重点提一下滑稽模仿是否可行。他反对这样做，而我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读者有权获得读书时应该注意什么的提示。书出版后，能够全面辨认出其中运用的滑稽模仿手法的评论家微乎其微，更让人惊奇的人，竟有许多人在评论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有人埋怨说，这是一部衍生出来的小说，没有观察到这种效果是有意而为，而且具有系统性。后来出版美国版本时，护封简介中特意提到了滑稽模仿的内容，从而使它们得到了应有的注意，进而得到了读者与评论家的广泛赞许。 在刚开始写作该书时，我曾为该书起了一个临时的名字《大英博物馆已失去往日的魅力》。那是乔治与艾拉·格什温谱写的一首歌词中的一句。后来艾拉·菲兹杰拉德为它谱写了轻快的曲调。这首歌我特别喜欢，我在布鲁斯伯里工作的两年中，经常哼唱它： 伦敦一个雾气蒙蒙的日子， 我心情郁闷又沮丧， 望着良辰美景，我惊叹不已， 大英博物馆已失去往日的勉力。 出版社把小说校样寄给身在旧金山的我。修改完后，我又寄回伦敦。在书即将出版的最后阶段，蒂姆·奥凯非突然来信问我是否已经从格什温那里获得用上述歌词作为本书书名的权力。我说没有。 我立即给纽约的格什温出版公司写信，请求获得他们的允许。但是我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我请求他们改变主意，但他们主意已定。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促使我想到将全书故事情节浓缩到一天，并利用浓雾作为全书基调和情节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书书名以及那首歌词而非《尤利西斯》。但是时间紧迫，蒂姆西·奥凯非催着我提供新书名。我提议用《子宫日》，但是麦克吉朋·凯出版公司不喜欢这个名字。蒂姆西写信说如果我们双方不能立即就书名问题达成一致，出版日期将被推迟到第二年。绝望中的我一口气用航空信件寄去了大约十二个书名。我记得，其中有两个是从铁乐园》中援引而来的：《驯服的亚当如是说》与《亚当突然从阴冷中恢复过来》。蒂姆西·奥凯非用电报将他的选择给我传了过来：《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不失为一个好书名，尤其是当我们想到那首儿童诗“伦敦桥在倒塌”。据说该儿歌源于一个关于男性生殖能力的双关语。但是就我而言，这只能算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这并不是我在出版该书过程中遇到的惟一挫折。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不幸——一位比较迷信的天主教作者可能会归之于上帝的不悦——《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差一点就遭到被人忽略的厄运。 正如读者可能知道的那样，在英国，通常在一部新小说出版后，立刻或不久就会有人在国家级报刊杂志上撰写评论文章。出版的新小说数量当然要超过任何学术刊物所能评论到的数目。因此在新书之间也存在某种竞争，它们为获得社会的承认而进行着类似达尔文进化论式的斗争，在出版高峰期尤其如此。如果一本小说出版两三周后仍没有评论文章见诸报刊，以后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极有可能从此销声匿迹。因此读者可以猜出《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出版十天后我一直未能发现一篇书评时的心情。带着迷惑与失望，我拨通了蒂姆西·奥凯非的电话。他除了说在此期间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小说之外，对没有书评的原因也解释不清。他含含糊糊地说道，如果几个月后情况还没有改观，将发行该书的评论版。 出版商当然不会积极主动地就他们出版的书是否应该得到评论向文学杂志编辑直接发表意见，因为这似乎有试图操纵文学观点之嫌。出于相同原因，作者们通常也羞于插手干涉有关自己作品书评的安排，即使他们与某些文学编辑有着某些联系。但是一个星期过后，在各种日报和周报上的书评部分我还是没有看到有关我那本书的文章。我的耐心与职业虚荣心一下坍塌了。我决定给几位我认识的文学编辑的办公室打电话，探询一下我那本书的命运。首先，我给当地的一家日报社打电话。接电话的女孩说他们没有收到该书。我又给一家国家级报社与周报社打电话，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满怀希望与愤怒的我将这一消息告知了蒂姆西·奥凯非。他立即向出版社有关部门询问了一下情况，然后回电话说书已经寄出，只是报社和杂志社还没有收到。两个多星期以来，束手无策的我一直盼望着书评的出现，但结果很令人失望。 寄给报刊杂志社供评论的那些书消失之谜一直没有解开。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写作生涯后期，我可能会大发牢骚。但当时占据我内心的主要是一种如释重负感：我毕竟没有被评论界一笔勾销。出版社又向各大报社与杂志社寄出了一批附有说明信的样书，书评如期刊登出来，只是比一般情况下要分散得多。这些评论大多都是些慎重的赞许之词。该书最忠诚的读者是天主教徒与学者，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我在《你能走多远报一书中写到：“大多数天主教读者发现它（《大英博物馆在倒塌》）非常有趣，尤其是神父们。这些神父听说他们为追求极善而否认的性生活一点也不精彩，会非常得意……在我结识的人们中，不可知论者与无神论者却觉得这本小说的内容非常悲怆。所有那些自我否定与牺牲里比多的做法使他们感到非常沮丧。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主人公报早以前就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使用避孕药具的话，现在我也会感到非常沮丧。” 然而我将永远对这本小说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因为它总能唤起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回忆，而且它描写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那个独特而奇妙的地方。做过实验的人告诉我，如果你想在大英博物馆中阅读该书，必须到北馆，即那个（正如小说中有一段内容所讲述的那样）专门供读者细心翻阅被认为特别具有价值的书籍或黄色书籍的内部密室。我一直没有胆量请教他们评论我的小说时采用的是哪种标准。 戴卫·洛奇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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