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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办离婚只花了七分钟。法官是在议事厅里听取申诉的。律师兼橄榄球迷约翰尚赛采取正面突破战术——几份证词,妻子不作辩驳,医生证明丈夫紧张。特德回答了印好的若干问题,说过去的经历令人领恼,但法官似乎不怎么注意。对方球队没有出场,所以取胜易如反掌。尔后法院判决同意离婚和由特德管养孩子,根据是“残暴与非人道的待遇不能保证安全或适宜的共同生活。十天以后,由法官签署的正式文件寄来了,特德克莱默与乔安娜克莱默根据法律正式离婚了。
  特德认为应该有所表示。他带比里上“麦当劳”去吃饭。庆祝是低调的,因为比里庆祝的只是他要到了一客炸土豆片。孩子对婚姻和婴儿的由来不甚了了,所以特德以前边就避免和他谈论即将举行的诉讼程序,省得给孩予的生活增添烦恼。可是现在,他想该让孩子知道了。
  “比里,两个结了婚的人重又分开叫作离婚。”
  “我知道,塞斯离婚了。”
  “是塞斯的父母离婚了,跟你的爸爸妈妈一样。比里,你的妈妈和爸爸现在离婚啦。”
  “妈妈不是说要给我寄礼物来吗?”
  ——我怎么知道呢,比里。
  “她也许会。”
  特德盯着他看,仿佛在欣赏一幅画;比里戴着“麦当劳”送的王冠。
  “让我再吃些炸土豆片好吗?”
  “不,好孩子,你吃得够多啦。”
  现在是挺愉快的,不过为了今天能够庆祝,他付了两千元。此时同孩子一起吃这种不象样的东西,未免不合时宜。他觉得太亏待自己了。他在餐馆里打电话给一个愿意来带孩子的青年姑娘,叫她晚上来照料比里。他的生活圈子里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和他共同庆祝一番。火岛以后的两个月内,他一直没把心思放在自己的社交活动上。拉里太轻浮了。而他又不想独个儿上酒吧去对陌生人谈论自己的身世。他决定打电话给牙医查理。
  查理同他那个牙科护士迁进了一套小公寓,可是在两个星期的共同生活后他俩就吹了。查理打电话给特德,说男子汉应该互相支持,经常见面。当特德问他当晚是否愿意碰头时,查理真是欣喜苔狂。他俩在二号大道和七十二号街的拐角上见面,那儿一带全是单身者酒吧。他们打算一家家喝过去。特德穿着灯芯绒外套、毛衣和便裤。查理四十五岁,很胖,穿着运动上装和格子花呢裤,呢裤色彩鲜艳,就象光效应艺术派的绘画。
  他们首先选择了“伙伴”酒吧,外表很不错,进门一看,全是穿皮外套的男人。一个牛仔打扮的人站在门口,冲着他们说道:“好啊,虎仔们。”于是他们赶紧打这个牛栏退了出来。接着他们到了“里奥里塔”酒吧,那里的自动电唱机高声叫嚷着,酒吧里的景象跟火岛相似。特德断定这儿的主顾都是些大学生。他一边喝酒,一边听查理宣布特德对查理和苔尔玛的破裂没有责任。“汉塞尔”酒吧间里全是些挺神气的青年男女,特德还以为他们无意中撞上了欧洲青年节呢。在那儿特德听说苔尔玛搭上了查理的一个同事,也是个牙医。“沙巴塔”酒吧里的顾客年纪要大一些,然而还数特德和查理年纪最大。查理在这儿又宣布特德对查理和牙科护士的破裂没有责任。特德因为喝多了伏特加,也拿不准自已是否跟这件事有关。“珠光宝气”酒吧里挤满了一些很世故的老顾客,他们不让这两位新顾客在酒柜边立足,他俩只好沿着街摇摇晃晃地走着,最后到了“重返家园”酒吧,坐上了高脚凳。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不同的餐厅里一共对女人讲过十六句蠢话,”特德说。他比查理更意识到在酒吧这种地方,只配用“蠢”这类的词。查理象一张坏了的唱片,不断地重复着同样一句话:“嘻,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查理走近一个身穿男童子军制服,极为时髦和漂亮的姑娘,按他常用的手段去勾搭她。童子军走开了,她要到别处去点起营火。
  特德和查理靠在二号大道的墙上,一晚上他们都想着要互诉衷肠。此时正是一吐为快的时候,可是已经醉得无法交谈了。查理说:“我跟你讲过吗,我对乔安娜的事感到相当遗憾?”特德说:“我尽力不去想她。”查理说:“我一直在想苔尔玛,”接着便哭了起来。特德扶着他在街上走,并且以醉汉那种清晰的头脑建议去“绿宝石岛”酒吧喝上临睡的最后一杯;那家酒吧正特价供应八角五分的威士忌苏打。查里想睡觉、特德硬把他拖出酒吧送回家去。然后他振作精神,好让那个新来的看孩子的年轻姑娘觉得他是个地道的绅士。他走进屋子,向那姑娘道谢,说是多亏她帮忙,他才有机会过了个愉快的夜晚。
  他把离婚的事通知了周围的几个人,并且觉得也应该通知乔安娜。当他的律师在安排法律程序时,特德从她父亲那里得到了乔安娜的地址:加利福尼亚州拉乔拉市的一个邮政信箱号码。他打算寄一份文件复本给她。特德和乔安娜父母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未有所改善。他们又来过纽约,但是跟他没话可谈。“问问他,我们什么时候把孩子带回家,”乔安娜的父亲说。特德想了解他们是否收到过乔安娜的信,但是她母亲说:“要是乔安娜准备把她的活动告诉你,她已经长大成人,自己会告诉你。”特德发现他们对乔安娜也有怨言,从而断定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她的活动。苔尔玛接受过七年心理治疗,是特德的心理学顾问。她认为乔安娜对父母也有反感,他们可能也不清楚她在干什么。她认为乔安娜本来就是要让特德通知她父母的,这说明她同样在逃离她的父母。
  “不过,你得多考虑自己的心理状态,”苔尔玛说。
  “对,让她见鬼去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你该接受治疗。这一切发生在你身上,你不想知道其中原因吗?”
  “问乔安娜去吧。”
  “你也有份特德。为什么不去请教我的医生?”
  “我不想去。已经迟了。”
  他把那些法律文件摊在面前,草拟给乔安娜的信稿:“现在你自由了,可以随便在内华达或纽约结婚了,宝贝。”不,这样写太孩子气了。“兹寄上文件数份,并奉告我们的近况,特别是关于比里的近况。”不,她没问过。他决定把文件装在信封里,不另附短柬,让文件自己说明问题。以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用眉目、触摸、言语传递讯息,现在则用离婚证书。
  特德的父母早就许愿说要来纽约,现在终于来了。老两口圆圆滚滚,晒得黑黑的。
  “孩子这么瘦,”他妈妈说。
  “身体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身架子。”
  “他确实瘦。我可不是在餐馆里白干了那么多年”
  他们断定“这个波兰人”没把孩子的饮食料理好;他们在到家时跟埃塔见了面,对待她就象对待跑堂的男孩一样冷淡。朵拉克莱默决定让自己作为祖父母好好地庆祝一番。她把冰箱塞满了她亲自烹调的烤肉和童子鸡,可是比里不肯吃。
  “我真弄不懂,他喜欢吃什么?”
  “试试烘馅饼看,”特德说。
  “比里,你不爱吃奶奶烧的焖牛肉吗?”
  “不喜欢,奶奶,太老了。”
  特德听到这儿,简直想拥抱他。朵拉克莱默做的菜总是火功过头,几代人都勉勉强强地咽了下去,只有他的儿子威廉克莱默敢直抒已见。比里拒绝玩祖父母带给他的拼图游戏,因为它难到了可以考倒十岁的孩子。他道了晚安,准备去睡觉。
  “你不喜欢奶奶为你挑选的玩具吗?”
  “不,奶奶。这些木片太小了。”
  孩子入睡以后,大人可以自由谈话了。朵拉开始谈起她较为关心的问题来。
  “这个埃塔太不会打扫了。”
  “她挺不错。我们过得很好。”
  她不愿回答。不论是特德的父母还是乔安娜的父母;不论是打佛罗里达来还是打波士顿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认为他无能。特德拒不接受他们的评价。
  “比里是个挺聪明的孩子,妈。”
  “他老看着远处出神。
  “我觉得他虽然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还是一直挺快活的,”
  “你的看法如何,哈罗德?”她问。
  “是啊,他太瘦了,”他说。
  他们准备回家的时候,朵技最后审视了一下屋子。
  “你得把这地方重新布置一下。”
  “有什么不好?”特德问道。
  “这儿还是她布置的那个样子。真奇怪,你怎么不扔掉些东西?”
  这是个现代风味、五花八门的房间——基调是米色和棕色,一只瑞典式躺椅,起居室里挂着印度花布窗帘,餐室里放的餐桌象屠夫用的肉砧——很别致,但不太符合特德的爱好,不过特德也不清楚他的爱好是什么。这些布置主要是乔安娜搞的。她走了以后,特德根本投想到要改变现状。
  “还有这个东西。”那是个庞大的黑色陶土烟灰缸,是乔安娜父母送的。“还留着它干吗?”
  “谢谢你们的光临,”他说道。
  他们走后,特德感到头疼。他母亲的批评是否一语中的了?他是否太消极被动,以至于接受了既成事实而不想作出应有的改变?他是否应该把这今房间——也就是乔安娜的房间——重行布置一番?这会不会叫比里不安?如果这会使比里不安的话,那他岂不是在折磨他吗?他始起了烟灰缸,这只谁都不喜欢的烟灰缸,连乔安娜都不喜欢的烟灰缸,把它扔进了垃级焚化炉。他没早点儿这么干,是否犯了大错?他无法肯定。
  拉里表面上看来胸无城府,但当他告诉特德他在接受精神治疗以后,特德开始认识到世界上确有一种黑暗势力,不是在人的周围,就是在人的心里。
  “我就怕卡沙诺伐情结,伙计。我跟好多女人好,就因为我担心自已是个同性恋者。”
  “拉里,你别开玩笑了。”
  “我并不是说自已是个同性恋者,也不是说我患了卡沙诺伐情结。我是说我担心,所以去看精神疗法医生。”
  “这倒是挺复杂的。”
  “我知道复杂。讨厌极了。可我喜欢。”
  又是三个星期过去了,特德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带比里去看了《阿拉丁》,这成了那年秋天他的社交活动中最重要的节目。查理现在非常好动,给了他好几个电话号码,而他每到晚上还是坐在家里,还把公司里的活带到家里去做。他还保存着两个没打过的电话号码。那么多从精神疗法中得益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决定给苔尔玛挂个电话,问她的那个医生的电话号码。
  苔尔玛的医生说可以来面谈一次,收费四十元。他考虑了一下:比里最近伤风,看病用了五十五元,那末他为自己的精神保健花四十元也不算过分,因此就跟医中约了个日子。马丁格雷汉姆医生四十来岁,穿一件颜色鲜艳的意大利绸运动衫,领子敞着。
  “齐格孟德弗洛伊德哪儿去了?”特德说。
  “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您是个衣冠齐整、留着胡子的人呐!”“别那么紧张,放松些,克莱默先生。”
  他们隔着医生的书桌面对面坐着。特德在强作镇静——我很正常,医生——他谈了自己的婚姻、乔安娜的出走和以往几个月内的情况。医生仔细听着,问了他几个问题——他对某些情况有何感想;医生没作任何记录。特德怀疑自己是不是没讲什么值得一记的话。
  “好吧,克莱默先生。一次面谈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探索。立刻作出分析是不对头的,我不赞成。”
  “你反对随便说就诊的人有某种情结什么的吧?”特德神经质地说。
  “差不多。让我跟你谈谈我的一些印象。可能毫无根据,也可能一语中的。没准。”
  特德觉得心理分析法到如今应该是一门学问了,而不应该是什么“没准”的事。
  “你对这些事在感情上的反应几乎都被压抑了。比如说,你为什么感到愤怒。你方才说你不搞社交了。好吧,你现在对女人生气吗?对你的母亲?父亲?你家里出的事听来跟‘华尔顿家’病例不象。”
  特德笑了,虽然他并不想笑。
  “这是可能的——还有,这不过是一个印象——你由于家庭生活的经历而具有压抑感情的历史,这可能影响了你的婚后生活,而且可能至今还在压抑着你。”
  “你是说我应该接受治疗?”
  “有各式各样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克莱默先生。有些人丧失机能。有些人具有具体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我们就给予应急治疗。有些人接受治疗,一般性的治疗,有助于加强对自己的了解。”
  “您是指我吗?”
  “我并不想拖住你这个主顾。这得由你自己决定。我想治疗对你会有好处。我不认为你不存在问题,克莱默先生。”
  他告诉特德他这儿的就诊费是每小时四十元,等另一个病人按照计划结束治疗,他就可以给特德施诊。医生认为每周两至三次最为理想,至少也得一次。他认为这不是应急治疗,特德知道有些人的疗程长达数年之久。特德认为这笔开支过于昂贵,医生表示同意,但又说无从推荐收费低廉的同行。也有集体疗法,不过如果不包括定期治疗,他认为疗效不大。有一些诊所是由不那么有经验的医师开设的,特德可以去试一试,不过这种诊所也在提高治疗费用。照医生的说法,特德必需自己拿主意;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并且为了生活得更加心安理得,到底值得花多少钱。
  “不过,我能过得去。我是说,总的说来,我的确过得还不错。”他又弹起了“医生,我很正常”的老调。医生终究是医生。
  “你要我给你发个小奖章吗,克莱默先生?光过得去这个要求太低了吧。”
  时间到了,他们握手道别。
  “医生,我能抓紧时间问你几个小问题吗?”
  “只要我能回答就行。”
  “照您看来,”——他觉得这种问法很蠢,但还是往下讲了——“你是否认为我应该重行布置房间?”
  医生没笑,而是认真对待他的问题。
  “你不喜欢房间现在的样子吗?”
  “喜欢的。”
  “那为什么想要变个样子呢?”
  “好,明白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该多参加些社交活动吗?”这次特德笑了,想借此把问题冲淡一点。
  “您希望多参加些社交活动吗?”他又一次认真对待他的问题。
  “是的。”
  “那就去吧。”
  特德反复推敲自已是否应该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他喜欢这个人的作风和平易的语言。也许这个人能够帮助他。但是他无从筹措每周四十元来接受治疗,减到每周三十元进行长期治疗也不行。他还得交付女管家的工资和真正的医药费用呢。他拿定主意:自己心肝脾脏胃里有什么毛病只好由它去了。过得去就行了。房间的布置也由它去了。他要多去参加些社交活动,一定得这么办,这可是医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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