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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比尔兹利学校，出色的老比尔兹利学校保证，一埃我的好莱坞合同期满便回来(我暗示道，富于创造力的亨伯特已受聘出任一部以“存在主义”为题材的影片的首席顾问；那时，存在主义正热阔非凡)。实际上，我正在打穿越墨西哥国界的主意——现在我比去年勇敢了许多——并考虑与我的小姘妇怎样生活，她现在身高已六十英寸，重九十英磅。我们翻出了旅行书和地图。她兴味盎然地查找着线路。 是不是正由于演戏的经历，才使她长大了许多，摒弃了少女的厌倦情绪，才这般可爱她热望探索丰富的规实？当我们离弃了切姆教授迷惑的房屋，沿着主街朝四线高速公路飞驶而去时，我体验到惨淡却温暖的星期天早晨奇异的梦境之光。 我的爱人穿的是黑白条纹的棉袍，戴一顶时髦的蓝帽，白袜，褐色鹿皮鞋，与玉颈处那条银链上的一颗切割美丽的巨大篮宝石不太相配：我送她的春天礼物。我们经过“新兴旅店”，她笑笑。“出一便士买你的想法，”我说，她立刻伸出手掌，就在这时红灯亮了，我必须迅速扳下制动，停下时，另一辆小汽车也慢慢停在一边，一张惹人注目的脸，一位强壮瘦削的年轻女子(我在哪儿见过她？)，一副高傲的表情，垂肩的褐色秀发，“咳”了一声招呼洛——两后朝向我，感情横溢地、热烈奔放地(认出了！)并且在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说： “在演戏时把多丽带走多么可耻——你应该听说了那次彩排以后作者大大赞扬了她吧——”“绿灯了，笨蛋，”洛压低嗓门说，同时挥动着一条戴着手镯的胳膊，漂亮的告别，圣女贞德(我们在当地剧场看的一出戏)猛地超越了我们，转向“校园大街”。 “究竟是谁？弗蒙特还是拉佩尔梅耶？” “不——埃杜萨·戈尔德——给我们辅导的小姐。” “我不是说她。究竟是谁捏造的那出戏？” “噢！是的，当然。一个老太婆，叫克莱尔什么的，我猜。有一大群呢。” “是她恭维你了？” “恭维了我的眼睛——她吻了我纯洁的额头”——我的亲爱的模仿着那种嬉笑的新表情——可能和她的舞台表演有关一一后来她对此嗜好不已。 “你是个有意思的小东西，洛丽塔，”我说——诸如此类的话。“很自然，你放弃了荒唐的舞台表演我真是欣喜如狂。 不过奇怪的是，你是在一切刚则达到高潮而丢掉一切的。 噢，洛丽塔，对你的放弃你可要谨慎。我记得你为营地放弃了拉姆斯代尔，为驾车兜风放弃了营地。我还可以列举出你的其它一些突然的转变。你应该谨慎，有些事情是永远也不应放弃的。你应该坚定不移。你应当想法对我好一些，洛丽塔。 你也应该注意你的饮食。你大腿的周长，你知道，不能超过十七英寸半。再多就该吓人了(我是逗她，当然)。我们现在出发开始一次幸福的旅游。我记得——” 我记得还是孩子时在欧洲，曾贪婪地望着北美洲的地图，“阿巴拉契亚山脉”从亚拉巴马直到新不伦瑞克连绵横亘，它跨越的整个地区——田纳西、弗吉尼亚各州、宾夕法尼亚、纽约、佛蒙特、新汉普郡和缅因，在我的想象中就仿佛一个巨大的瑞士甚或西藏，青峰玉叠卢巨松浩瀚，外来移居到此的山民，穿着光灿灿的熊皮，以及隐藏在乔木下的红番。现在看，那一切均已蒸发成很小的一片市郊草地和一座巨烟袅袅的垃圾焚化炉，甚是骇人。再见了，阿巴拉契亚！离开那儿，我们穿过了俄亥俄州，三个以字母“I”开头的州以及内布拉斯加——啊，西部的第一阵空气！我们的旅程很松闲，一个多星期才到达大陆分水岭瓦斯，她强烈要求一睹标志“魔洞”四季开放的礼舞；然后至少花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埃尔苏期通，西部某州的一颗宝石，她又急切盼望爬那里的红礁。最近有一位红透了的电影名星酒醉和她男伴吵翻以后，就从那儿跳了下去。 我们又受到谨慎的汽车旅店凭一行题字的欢迎，诸如： “我们希望你们有宾至如归之感。为你的到来，所有设施皆已仔细检查过。执照号码已经登记在案。请节约使用热水。我们有权不作通知便逐出任何霸王客人。不要往马桶里投扔任何废物。谢谢。请多关照。经理再启：我们奉来此店的客人为世上最优秀之人。” 住这些可怕的地方，双人房间我们要付十元，成群的苍蝇排列在没有纱帘的门外，然后争先恐后胜利地蜂涌进来。 我们前任的烟灰仍苟留在烟灰缸里，枕头上有一根妇人的头发，还能听见隔壁人往壁橱里挂衣服的声响，那挂钩机巧地用一圈线钉在横木上以防偷窃，另外，最大的侮辱是，双人床上方的画也象挛生的一对。我还注意到昔日的商业时尚也有所改变。木星趋向合并，逐渐形成了大旅社，(她并不感兴趣，但读者也许会吧)还增加了第二层楼，阔出了一间休息厅，小汽车全都挪进了一家公共修车厂，汽车旅店恢复成完美的旧式旅店。 我现在提醒读者不要嘲笑我和我的神思恍惚。对于他和我，现在都容易理释过去的命运；但相信我，那正在酝酿中的命运却并非那种你只需紧盯线索的离奇神密的故事。我年轻时曾读过一本法国的探案故事，故事的线索实际都是用斜体字写的；但那不是麦克费特的方式——即使一个人确已学会发现晦涩暗示的本事。 比如：我不会起誓说在我们中西部旅途之前或开始时，她没有一次企图从一个或几个陌生人那儿得到些情报，或和他们进行什么联系。我们停在一家加油站，就在“珀伽索斯”的标志牌底下，她从座位上溜走，逃至车尾，我正弯身在翘起的引擎盖下面看着机械师的操作，有一阵，前盖挡住了她。我想以慈悲为怀，便只和蔼地摇摇头，尽管嘴上严厉她说这种种均是禁地，因为我明显感到那些厕所——还有电话——都有高深莫测的缘故的，都是我的命运有责任捕捉的关键点。 我们都有这种命定的目标——对于这件事可能是一片再现的风景，对另一件事可能是一个数字——是经上帝精心挑选以期引起我们对某些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事件的注意：比如约翰总是结结巴巴；琼的心总象要碎了。 好啦——我的小汽车已经弄妥，我已经将它移出气泵，让位给一辆起吊卡车充气——这时她越来越多的失踪开始在灰朦朦的风中压迫我，使我心情沉重。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神情烦燥不适，紧盯着加油站的细小琐事，这似乎让人吃惊，就象盯着乡下人，却发现自己处于无依无靠的旅行者的视线之内：那只绿色垃圾桶，那些非常黑、非常白等待出售的轮胎，那些漂亮的汽油箱，那只装有各色饮料的水盒，四、五、七个扔在象是未完成的字谜框的木制密室里的瓶子，还有那只小虫耐心地在办公室窗户的内壁上走着。 收音机音乐从敞开的门里传出来，由于其节奏与风吹动蔬菜的起伏、摇摆以及其它举动并不同步，让人觉得这是一部老风光片中的景物在各行其事，而钢琴或小提琴完全依照乐谱，置颤动的鲜花、摇摆的树枝于不顾。正当洛丽塔的裙子也逆着节奏飘曳，她从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转了出来时，夏洛特最后一次抽泣声不协调地震颤在我的全身。她见这儿的厕所被人占了，便过了一条街到“海神”标牌那边去。他们说他们为自己干净如家的厕所颇感骄傲。他们还说，这些先付的明信片是为给你们批评准备的。没有肥皂。什么都没有。 没有批评。 那天或许是第二天，我们穿过一片庄稼地，旅程长得令人心烦，后来到了一个友爱的小城镇，就留宿在“栗树园”里——舒适的木屋，湿施德的绿地，苹果树、一架老式秋千——还有一片广阔的夕阳，但那疲惫不堪的孩子根本顾不上了。她要求经过卡斯比姆，因为那儿离她家乡只三十英里；以后的几个早晨，我发现她无精打采，再也不愿去看看约五年前她曾玩过跳房子的人行道。我非常害怕那条侧路，原因很明显；虽说我们已达成协议不以任何方式使自己太招人眼目——只呆在汽车里，不去拜访老朋友。她放弃此计划给我的宽慰又被一个念头破坏了：倘若她已觉出我是完全抵制对皮斯基的怀乡症，就象我去年那样，她就不会如此轻易地放弃了。我呼口气，挑明了这一点，她也叹口气，抱怨说不舒服。她想呆在床上，至少呆到下中吃茶点的时候，周围还有一大堆杂志。过后她感觉好点儿，就建议我仍继续西行。我应该说她很温和，又娇弱无力，极想吃些新鲜水果，我就决定去卡期比姆给她买一盒可口美味的野餐午饭。我们的小屋座落在林木茂密的一座小山上，从窗户可以看见乡路绵延直下，穿过整齐的栗树，延伸到美丽的城镇时又岔开象分叉的发丝。在纯净的清晨，那城镇看上去是那般清晰如同小玩具一样。还能看清一个象像侏儒一样的女孩儿骑在一辆甲虫一样的自行车上，一条狗，以比例而言略显过大；同样清楚的是那些朝山进香客和骡子，蜡白的道路和蓝色的山、红色的小人。我有种欧洲人的嗜好，能不用车时就愿意安步当车，因此我轻闲地走下来，结果就碰上了那位骑车姑娘——一个平谈丰满的女孩，梳着辫子，身后跟着一条圣伯纳德大狗，它的眼眶象三色紫罗兰。在卡斯皮姆，一位上了年纪的理发师给我理了个马虎的头：他唠唠叨叨地说起他玩棒球的儿子，每遇一个爆发音，唾沫就喷在我的脖子上，隔一会就用我的大围巾擦擦他的眼镜，或停下他颤颤巍巍的剪刀，去剪什么褪了色的报纸，于是我无法专心了。忽又发现他正指着书架上一堆陈年老酒中的一张照片，这让我大吃一惊，那位健壮的年轻捧球手已经死了三十年。 我喝了一杯无味的咖啡，经我的猴子买了一捆香蕉，又花了大约十分钟逛了熟菜店。至少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这个决意归家的清教徒又出现在通向“栗树城堡”的弯路上。 我在进城的路上看见的女孩现在背着亚麻布正在帮助一位畸形人，他硕大的头和粗短的身体使我想起了意大利低级喜剧中的“贝托尔多”。他们正打扫着小屋，小屋有大约十二座“栗树冠”，怡人地分隔在葱绿密树中。正是午时，大多数小屋伴随着纱门的最后一声呼响，全都摆脱了它们的占居者。一对非常老，几乎象木乃伊一样的老夫妻，穿一身款式非常新颖的衣服，正在从邻近的一间汽车篷里往外爬：而另一间有一片红色的汽车盖象一块鳕鱼凸了出来；离我们小屋更近的地方，一位健壮的黑发、蓝眼美男子正往旅行车上装一台袖珍冰箱。我经过时，他象绵羊一样意味深长地朝我咧嘴笑笑。在对面那片开阔草地上，在枝叶茂密的浓郁树荫中，那条老相识圣伯纳德狗正守护着女主人的自行车，近旁一位年轻的妇人，母性融融的神态，把一个心荡神驰的婴儿放在一架秋千上，轻轻地摇着，一个两三岁面露嫉妒的男孩正枉自无聊地把秋千的横木推来推去；最后他终于成功地撞倒了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大叫大闹，但他的妈妈却继续温和地笑着，对在场的哪个孩子都看也不看。我之所以能非常清楚地想起了这些细节，可能因为仅在几分钟以后，我就又审视了这些印象；除此之外，我的内心自从比尔兹利那可怕的夜晚以后就时时戒备森严。散步时酝酿起的良好感觉，我不愿它转变——却还是被初夏缠绕我裸露的脖颈的微风转变了；被潮湿的碎石传出的嘎扎扎响声、我从假牙里曝出来的一小块多汁食物、甚至我买的食物舒适的份量(我心脏的一般能力是不允许我提这么重的)转变。不过即使我悲哀的心仿佛在甜美地跳动着，引用老龙萨的话说，当我到达我留下我的多洛雷斯的小屋时，我还是感觉到了爱情的忧郁。 让我大吃一掠的是，她已起来了，穿着宽松裤和T恤衫坐在床边，望着我，好象无法安置我。她的小乳房坦率、柔软的形状在她薄而软的衬衣下突现出来而不再模溯，这种直露激怒了我。她还没梳洗；但她的嘴尽管涂得脏乎乎，还是清爽得很；她的两排牙齿象酒浸过的象牙或一片粉色的水晶闪着熠熠的光。她坐在那儿，两只手合放在膝上，象做梦一样满面洋溢着残酷的红晕，那无论如何和我是没关系的。 我扑通一声丢下手中沉重的纸口袋，呆呆地站住，盯着她穿着凉鞋赤裸的脚腕，然后望望她惊呆了的险，然后又望着她罪孽的脚。“你出去了，”我说(凉鞋上满是沙子)。 “我刚起来，”她回答，截住我下垂的眼神，补充道：“出去了一秒钟。想看看你回来了没有。” 她注意到了香蕉，就朝桌子方向扭去，以解脱自己。 我能有什么特别的怀疑呢？确实一丝没有——但这些泥巴，她恍惚的眼神，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独特的温馨呢！我什么也没说。我朝公路望去，公路那么清晰地在窗框里蜿蜒而行……任何想背叛我的信任的人都会发现那是个绝妙的远景。洛胃口大开，专心致力于她的水果。突然间我想起了邻屋那家伙讨好的嘻笑。我飞速冲出去。所有的小汽车都消失了，除了他的旅行车；他怀孕的妻子正抱着婴儿和另一个本不太想要的孩子上车呢。 “怎么啦，你到哪儿去？”洛在走廓上喊着。 我什么也没说。我将她柔软的后背推进屋内。我剥下她的衬衣，将其余的衣服统统脱光，我拽掉她的凉鞋。我疯狂地搜寻她不贞的影子；但我探询到的气味却是那么纤弱，实际上很难同一个疯子的幻想加以分辨。 大傻瓜加斯东喜欢以他拘谨的方式送礼物——礼物就是额外的一点小意思，或被他拘谨地如此认为的东西。一天晚上他发现我的棋盒碎了，第二天早晨就和他的一个小伙子给我送来一个钢盒；盖上是非常精制的东方图案，可以上锁，万无一失。只一瞥便足以让我相信，那是某种廉价的钱盒，是在阿尔及尔或别的地方买的，买后便用途不明了。要装我笨头笨脑的棋子，它好象太大了，但我保留了它——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用了它。 我隐约感到自己正陷落在某种命数之网中，为了打破它，我决定——尽管洛面呈温色——在“栗树园”再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四点强行起来，我探明洛仍然在酩酊大睡(张着嘴，对我们仓促为她安排的这种奇异又不正常的生活表示烦燥的惊愕)，同时我查看了“钱盒”中装的宝贝仍然安然无恙，颇觉满意。那里面盛着一只袖珍自动手枪，用一条白色羊毛围巾舒舒服服地包着：口径零点三二，弹夹能容八发子弹，长度短于洛丽塔身高的九分之一，核桃木枪托，最外边涂一层蓝漆。 这是我从已故的哈罗德·黑兹那儿继承来的，还附带一份一九三八年的说明书，其中一段这么说：“特别适于家月，车用，及个人使用。”它就放在那儿，随时准备为一人或几人效劳，苛枪实弹，扳机正扣到保险位置，以免走火。我们必须记住，手枪不是弗洛伊德学说里原始父性前肢的象征。 我很高兴我拥有它——更高兴两年前就在我和夏洛特共游的镜湖周围那片松林里学会了使用它。我常与法洛在人迹罕至的林中漫游，他是个非凡的射手，用的就是他那支0.38射中了一只啾啾鸣唱的鸟，尽管我必须说，对此没有找回足够的证据——只有—点点虹色的羽毛。一位名叫克雷斯托夫斯基的退职警察，二十几岁曾开枪打死过两名逃犯，他也加入了我们行列，猎到了一只小啄木鸟——完全不是有这种鸟的季节，真是偶然。在这两位行家之间，我当然是个生手，老是什么都瞄不准，除了后来有一次我自己出来曾打伤过一只松鼠。“你就躺在这儿吧，”我小声对我轻盈灵巧的小密友说，而后为它干了一杯杜松子酒。 读者现在应该忘掉“栗树”和“柯尔特左轮手枪”，继续伴我们西行。以后的几天一直是暴雨滂沱——或许，仅有一次横穿全国的暴雨是我们无法摆脱掉的，就象我们无法摆脱侦探特拉普：因为正是在这阵日子里，“阿兹特克红色敞篷车”的问题向我暴露了，较之洛的情人事件更为重要。 奇怪！我会对路上碰到的每个男性都嫉妒——奇怪！我是怎样误解了恶运的意义啊，或许我是被洛在冬天时谦逊的行为弄得完全平静了下来，但无论如何，即使是一个大傻瓜，要假设另外一个亨伯特正带着木星的烟火贪婪地追踪着亨伯特和亨伯特的性感少女，跟着他们穿过辽阔又贫瘠的平原，也是愚蠢之至。我因而猜度到，一程又一程小心跟在我们后面，保持一定距离的那辆红亚克是由一名侦探操纵，此人是为某个好管闲事者所雇以监视亨伯特·亨伯特对他的小继女的所做所为。由于这是发生在雷鸣电闪之际，我出现了幻觉。 甚或比幻觉更严重。我不知道她或他，或二人往我的酒里放了些什么，有天夜里，我确信有人敲我们的房门，便葛地拉开门，看见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我，赤身裸体，另一个是在雨丝绵绵的暗夜中白光照出的一个男子，戴一副额骨突出的鬼脸面具，象是笑话里的一名丑怪侦探。他爆发一声低沉的怪笑，然后疾步窜掉了。我摇摇晃晃回到屋里，重又睡着，即使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定，这次拜访是否是药物激起的梦：我仔细研究过特拉普的幽默形式，这可能是较为可信的一个例证。噢，残酷又无情！我想象到，有些人正是靠制做这整流行的鬼怪和痴傻儿面具赚钱的。难道次日清晨我没看见两个在车厂厕所里乱翻乱搜的男孩儿就戴了一副“鄂骨突出”的面具吗？我怀疑。或许这一切都只是巧合——由于大气情况而产生的，我想。 作为一个感觉敏锐、但无完整、系统记忆的杀人犯，女士们先生们不能告诉你们，究竟是哪一天我第一次确定那辆红色敞篷车正在尾随我们。但我确实记得，我第一次一清二楚看见车子驾驶人的那一天。有天下午我正在倾盆大雨中缓缓前进，不住盯着我照后镜中那个摇来躲去的红色幽灵，后来大雨减弱，淅淅沥沥，再后来便风停雨歇了。瑟瑟声中，太阳也挤出云隙，洒向高速公路。我需要一副新太阳镜，就停在一家供应站。那时发生的事是疾病，是癌症，叫人无能为力，因此我只能略去这一事实：即我们不声不响的追随者，也改变了主意，停在我们后边不远的一家咖啡店或酒馆边，那儿有这么个蠢招牌，巴期特尔：骗人的地方。注意到满足了我汽车的需求，我又走进屋买了太阳镜，付了汽油费。 正在我签一张旅客支票，并疑惑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偶然从侧窗往外瞥了一眼，便看见了一幕可怕的景象。洛从车里探出身正急火火地对一个阔背、秃顶，穿一件灰黄色上衣和深褐色长裤的男士说着什么，还伸出一只手上上下下一通比划，只有她讲到严肃处想强调什么的时候，才这样举止。几欲将我击昏的是——我该怎么讲呢？——是她口若悬河的熟识样，好象他们早就彼此相知——唉，总有很多星期、很多星期了。我看见他挠脸，点点头，而后掉转身，又回到他的敞篷车上。这男人的肩阔胸厚，年龄与我相仿，酷象我父亲在瑞士的一位表亲古斯塔夫·特拉普——同样光滑，日光浴过的脸，比我的丰满，一小撇黑色八字胡，一张小口如衰败了的樱桃。等我回到车上，洛丽塔已在看一张公路地图。 “那男的问你什么，洛？” “男的？噢，那个。噢，是的。噢，我不知道。他问我是否有地图。迷路了，我猜。” 我们继续赶路，我说： “听着，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疯了，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但那个人一整天都跟在我们后头，他的车昨天也停在了汽车旅店，我想他必是警察。 你非常明白如果警察发现了这一切，我们的下场是什么。现在我要知道他究竟问你些什么，你又告诉了他什么。” 她笑起来。 “如果他真是警察，”她尖声地说，但并不合逻辑，“我们做的最糟的事莫过于告诉他我们害怕。别理他，爸。”“他问你我们去哪儿了吗？” “噢，他知道。”(嘲弄我)。 “无论如何，”我说，投了降，“我已看见了他的脸。他不漂亮，他长得非常象我的一个亲戚，叫特拉普。” “没准他就是特拉普。如果我是你——噢，看那，几个九一下子变成一千了。我小的时候，”她出人意料继续道：“我总想只要母亲同意把车倒开，它们就会停下来，再变回几个九字。” 我想，这还是她第一次自然谈起她在姓亨伯特之前的童年；或许，是演戏教会了她这套把戏；我们又静悄悄继续赶路，不再受人追踪。 但第二天，就象一场要命的疾病在药力和希望消磨掉以后，疼痛重又袭来，我们后边，那个光亮亮的红色畜生再次露面。那天高速公路上交通松闲；没人超车；也没人试图挤进我们谦恭的蓝汽车和它傲慢的红影子——两辆车之间的空隙象是受了符咒的定戒，那是充满恶意欢笑和魔法的地域，其象暗雨表一样的精确性和稳定性几乎是很有美感的。我后边的司机有副宽厚的肩膀，特拉普式的八字胡，看上去象是作陈列样品的人像模型，他的敞篷车移动着好象全靠一根无形的银丝绳连在我们的老破车上。我们的机器常常不如他那漆得辉煌的机械强壮，因此，我也根本不想在速度上取胜。 夜间的马儿啊，你慢慢地跑，噢，轻轻地跑吧，恶梦！我们爬上长长的坡，又朝坡下滚去，留心路边的时速限，让过慢悠悠的孩子，又象扫荡一般在黄色公路上重划一条黑线。不管我们怎样开或朝哪儿开，那段着了魔的空隙都丝毫未见改变，几何学中的一条边线，那片如菌绿草的相傍路线。一路上我对我右边隐秘的光焰明燎非常：她快乐的双眸，她火烧火燎的脸颊。 一位交通警身陷交叉路口的一团恶梦中——四点半时在一座工厂城——正可以凭机会的手解除那符咒。他招手向我示意，而后用同样的手势剪断了我的影子。二十部汽车插进我们中间，我加大油门，敏捷地转向一条狭窄的小径。一只麻雀带着一大块面包片飞落下来，不料又被另一只捉住，还叼走了它的面包。 又经历几次可怕的阻塞和几条舒缓婉蜒的小路，我才终于返回高速公路，那时我们的影子消失了。 洛对对此嗤之以鼻，她说：“如果他就是你想的那种人，给他溜了多愚蠢。” “我现在另有打算，”我说。“你应该——啊——制止它们——啊——和那人保持联系，亲爱的父亲，”洛说，讽语连珠。“噫，你真是卑鄙，”她用原来的嗓音加上一句。 我们在臭气熏天的栈房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上方狂雨大作，近有一种史前的雷鸣震响在我们的头顶，不绝于耳。 “我不是个太太，也不喜欢打雷，”洛说，她对雷暴的畏惧给了我一些同情的安慰。 我们在1001公共食堂吃了早饭。 “从尽那头那个身影判断，”我说，“胖脸已经到了此地。 “亲爱的父亲，”洛说，“你的幽默真让人捧腹大笑。” 说这话时，我们已行驶在山艾树农区，有一两天很是悠闲美妙(我真是发傻，一切都很好，那种不舒服不过是一阵风很快就飘散了)，此时，丘陵地已渐变成真正的高山，我们按时赶到了瓦斯。 噢，灾难！混乱发生了，她误读了旅游书上的一个日期，魔洞的仪式已经结束！她对此倒非常勇敢，我应该承认——幸好我们在奇异的瓦斯发现了一家夏季剧院正十分活跃，便很自然就于这六月中旬一个美好的夜晚朝它驶了过去。我真无法告诉各位我们观赏的那出戏的情节。很平常，毫无疑问，灯光效果很刺激，领衔女士貌不惊人。唯一使我高兴的一个细节是七个虽然略显呆板但装束漂亮、四肢裸露约小女神——七位罩在彩色薄纱中木木呆呆的青春少女，都是从本地招募来的(根据观众中此起彼伏的一阵阵亢奋声可以作此判断)，意在象征一道生命的彩虹，在最后一幕里，那彩虹一直荡来荡来，又似困恼地消失在多重帏幕后边。我记得我曾想过，这种将儿童着色的想法是作者克莱尔·奎尔蒂和维维安，达克布鲁姆抄自詹姆斯·乔伊斯某小说的某一章节，其中有两种颜色相当可爱，又令人恼火——橙色那个自始至终都在搞小动作，而翠绿色那个，她的眼睛刚刚适应剧场后部的漆黑，就立刻朝她母亲或她的保护人微笑，而我们就沉重地坐在剧场中间。 全剧刚一结束，掌声——那种响声我们的神经真承受不了——就从我的四周爆晌，我开始连拉带推领着洛往出口去，在一种自然又多情的冲动下，急于领她回到昏沉沉、繁星之夜中我们那间蓝色霓红灯的小屋：我总说，自然被她目睹的景致破坏了。然而，多丽一洛却落在后面，处于玫瑰色的晕眩状态，她愉悦的眼睛眯起来，她的注意力淹没了她其它的感觉，那么深切，她纤细的手在仍然持续的机械鼓掌动作中根本无法合拢。以前我也曾在小孩身上见过这种情形，但是，上帝，这是个特殊的孩子，她的眼睛象近视一般望着渐远的舞台熠熠闪光；我瞥见台上联合作者的一些情况——一个男子的晚礼服，一个老鹰脸、黑头发、魁伟高大女子的赤裸双肩。 “你这禽兽，你又伤了我的手腕。”洛丽塔钻进汽车时，小声说道。 “我真该死，对不起，我亲爱的，我的紫外线亲爱的，我说，没能抓住她的臂肘，我又加了一句，要改变话题——改变命运的方向，噢上帝，噢上帝：“维维安真是个女性。 我肯定昨天我们在那家公共食堂里见过她。” “有时候，”洛说，“你真是笨得让人吃惊。首先，维维安是男作者，女的是克莱尔；其次，她已经四十了，已婚，有黑人血统。” “我想，”我逗她说，“在甜美的老拉姆斯代尔你爱我的日子里，奎尔蒂是你古老的情焰。” “什么？”洛反抗道，身子动了动。“那个胖牙医？你一定把我和哪个忠贞的小人儿弄混了吧。” 我于是暗自思忖，那些忠实的小人儿如何能忘掉一切，一切，当我们这些老情人对她们的每一寸美好都仍那般珍爱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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