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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的义务是回到工作站去完成要求我做的事情。虽然大家都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没人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预计将会出现一场大混乱。我可以想像得出回到逗子工作站去的情形，和站里的一群心神不定的工作人员在一起，不知道该干什么是好。他们中的非军方人员还很年青，其中不少的人还是姑娘。因为我是值班军官，所以我应该对他们负责，思之再三，看来还是尽早地送他们回家较为妥当。我们不知道是否会出现一个艰难的占领时期，军人会受到什么处罚，会不会把我们都抓起来丢进监狱？ 我对母亲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回去。”我让她替我准备一点路上吃的东西。她做了很多饭团子，然后包起来，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们装到我的背包里。我想，如果汽车和火车都不开了，那么要返回基地就可能要三天的时间。我认为大部分的地区交通都会停止运行，我必须搭乘便车回去。食物在路上是不好弄到的。我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来到七、八公里以外的火车站，由于我是一名军官，所以很容易就买到一张夜车的车票。我坐在候车室里等待，以为要等一个通宵，但是出人意外的是火车竟然准点到达，我想这还真是日本人守时的传统，我原以为上车后很难找到座位，实际上车上的旅客很少。车厢里打扫得整洁、舒适，我一路顺风地回到逗子，返回了工作站。结果准备吃三天的饭团还剩了不少。 我的任务比我想像的要容易一些。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当时的日本的确到处都是一片恐惧和混乱，正如我所预料的，一些军人企图阻止投降，例如一名叫小野的海军大佐和一批空军军官召集他们的士兵，告诉他们投降就是叛变。那个地区的好几个空军部队威胁要在美国舰队进入东京湾接受投降时发起自杀攻击，军事事务局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命令所有的飞机解除武装，并将油箱排空。还发生过一些其它的事件，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但是，没有一件酿成我原来预料的那种来自海军的最后抵抗。多年以后，我们还听说曾经有人试图阻止广播天皇的公告。一些少壮军官曾计划占领皇宫，以此来鼓励其它军人加入他们的行动，反对投降。有一小批暴乱者攻击了首相官邸，铃木首相稍加思索后，从一个紧急出口逃出了他的私宅。暴乱者想搜查掌玺大臣矶多侯爵，但是他当时安全地躲在皇宫中。有些陆军和海军的飞行员甚至驾机从东京地区上空飞过，散发传单，向市民呼吁抵抗，声称天皇的公告是无效的。陆军的一些军官以自杀的方式抗议投降，因为从技术上讲，尽管军队的伤亡惨重，战争中阵亡的日本陆、海、空三军将士不下2，750，000人，但是军队还没有被打垮。直到最后，军人中的那些狂热分子也只好在不可回避的事实面前低头，去“忍耐无法忍耐之痛苦。” 八月十六日我回到工作站，我的同事惊奇地看着我，特别是那个威胁过我而又被我奚落过的中尉。我想他并不了解我。军官们看来都处在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 大量的日本士兵很快就从日本各地的基地赶回家去，火车和汽车越来越拥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要投降。战场上的大多数日本军队还没有被打垮，稀疏地分布在亚洲各地。在雷特、依华岛、塞班岛和冲绳的一连串惨败，美国对本岛的空中优势以及使用原子武器已足以证明战争不可能打赢。广岛投下原子弹以后，苏联又对日宣战，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的恐慌，人们都很担心这个以前的假想敌人会在我们处于劣势的时候乘机占领日本。苏联占领了库页岛以及北海道北边的四个岛屿，其中最近的一个在日本本岛的视野以内。这些岛屿至今还被占领着。1972年美国将1945年占领的冲绳岛归还给日本。 1945年俄国人乘我们的军事力量相对减小和薄弱的时机，仗着他们的人多势众，打进了满洲，那是我们多年以来用于防御他们的缓冲区。日本平民和军人都想从俄国人手里逃掉，一度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但是最终还是有500，000名日本士兵被抓起来送到西伯利亚和苏联其它的地方，关进了集中营。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囚犯，事实上干着奴隶一样的苦役，长达十二年之久。在满洲的大混乱中，很多日本家庭妻离子散。中国人收养了孤儿。在某些情况下，无法逃走的日本父母亲可以说服中国人的家庭收养他们的孩子并保护他们。甚至四十年后的今天，有些中国人还认为自己是战后混乱中离开了父母的日本孩子，他们被带到日本，在人们的帮助下寻找早已失散的亲戚。令人吃惊的是有的人还在继续寻找他们年迈的父母或者其他亲人，有时候他们依据的仅仅是分离前生活中的一点回忆或者是身上的伤疤和明显印记。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活着的父母越来越少。有人现在说，天皇做出投降决定造成的恐慌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一样，因为人们害怕苏联攻入本岛或者分裂国家，就像后来他们在德国的所作所为那样。 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战争的结束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同时也是民族的悲剧。日本的报纸在占领初期登载了一些描述占领者的文章，令人惊奇。例如《读卖新闻》是这样描述一批美国海军航空兵的，“非常随和，和蔼可亲；不管是在讲话还是在行为中都没有表现出胜利的骄傲．．．．．．从今以后，日本人在与美国占领军接触时都应该非常注意这种和蔼可亲的态度。”有些日本人甚至为美国占领军的到来举杯庆贺，但是大多数人看到他们有时还是有点害怕和怀疑。 当时我们还没有接到命令。我们只好等了几天，每天除了喝酒，没有别的事情可干。接到的第一个命令是让我们将重要文件烧毁。现在想起来，当初我们过于谨慎了。我烧掉了所有的个人文件，包括全部的报告和试验数据。我还有几个私人笔记本的记录本，也烧了。现在我经常想，这些东西要是留下来该多有意思，当时烧掉真是太愚蠢了。后来又接到一个命令，让我们保留一些特殊种类的资料，但是太晚了，所有的东西都随着烟雾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谁也不知道美国人会怎样处置被征服的日本人，所以当时全日本有很多人都把他们的记录烧了，也不管美国人会不会寻找犯罪的证据或者什么别的东西。报社烧掉了照片文档；一些公司毁掉了记录资料，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还有一些人把家里的重要文件和记录埋到花园里。这说明了当时不光是海军司令部，整个国家都混乱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也接到命令破坏所有的重要机器，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机器，我们甚至连武器也没有。最后一个命令是授权给我，将工作人员遣散回家。这正是我在等待的命令，但是说得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缺少车辆来运送普通的工人。这些人的家分散得很广，搬到离原来的地方很远的遣散区去了。我必须计划好，怎样才能使这些人很快起程。没有车辆和食品该怎么办呢？那位用酒和豆酱换鱼的少尉给我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我们意识到手头的办公室家具和实验室设备是有价值的，在战争的紧缺年代甚至比钱更加有用。我们已经接到命令要把这些东西毁掉。在一些部队里，有人把这些财产拿回家，到黑市上变卖。从这些谋取私利的人身上得到启发，我们与当地最大的卡车运输公司洽谈，我们把用于试验的蓄电池给他们，他们把我们的人员的行李送回家。那家公司的卡车急需配备蓄电池，所以他们乐于交换。我们又加上了一些办公室的设备、柜子和办公桌。逗子的火车站站长也很高兴地要了一些旧家具，作为交换，他为我们的非军方人员提供了大部分的直达火车票和行李运输。 我先将高中学生和年青的妇女送回家。有谣言说，海军军官会被定为战争罪犯，非军方人员可能被逮捕。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逻辑，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与美国人交战。但是这种恐惧在混乱的局势下是很典型的。从安全方面着想，我相信最好还是让我们的人赶快回家。我们完全不知道美国军队会有什么行为，所有妇女们还是先回家去。战争中太缺乏工程人员，我们部队来了一批理科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大约只有二十岁。我也想先把这批孩子送回家。但是其中有两个已经无家可归，因为他们的父母住在朝鲜或是满洲，现在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只好让他们到我自己的父母身边去。我交给他们一封给我母亲的信，信中说道：“不知道还要在这里驻留多长时间。甚至有可能被美国人处死。所以请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后来母亲来信埋怨我说：“为什么要在没有米吃的时候给我们送两个大肚子汉来？” 在没接到新的命令以前，很多天我们都没事干，只好坐等。所有的姑娘和小伙子都送回家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了。我们有一架望远镜，可以观看到那些美国军舰源源不断地开进相模湾来，他们准备去东京湾参加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投降文件签署仪式。仿佛整个美国海军都涌入了我们面前的这个海湾。我很想离开，最后时机终于来到，我乘第一趟火车赶回家去。这次团聚的人真多，因为我的两个弟弟几乎也在同一时间回到家里中。我们都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父亲和母亲都非常高兴。我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又安全无损地回到家里。我们也避免了犯下法西斯罪行，而当时不少的日本青年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和光荣战死的思想，都干过一些法西斯暴行。在日本，人们总是谈起心理氛围，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它把人们卷入一窝蜂的行动中，好像每个人都呼吸着同样的一种特殊空气。战争时期，军方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这种性格，他们总是用自愿的方式发起运动，就像在我弟弟他们班上那样。很多热血青年在这种氛围中都自愿参加。虽然当年很多神风敢死队员由于没能参加最后的拼命而十分沮丧，但后来他们都很庆幸那时失去了机会而留下了性命。战后，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在全国各地巡视，对国民发表演讲。他改变了以往神的形象，像一个令人尊敬的父亲，日本人开始恢复正常的平静心情。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仿佛遭受了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 面对新的和平时期反倒觉得不习惯。轰炸机不再来了，但是大部分城市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可轰炸的了。在大阪、名古屋和东京这些城市的市中区只剩下了一些坚固的混凝土或石材建筑物。B-29轰炸机群扔下了雨点似的大量燃烧弹，脆弱的、用木料和纸做成的房屋、商店、工厂像火绒一样被烧得一干二净。穿过居民区的防火道本来是为了用来限制损失区域，但是在风的作用下余烬乱飞，所以也就不起作用了。在东京，战前七百万人口中的一小半在轰炸开始之后还留在城里。大约四百万人已经迁到乡下或者小城市去了。这场灾难比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更加严重，但是大火引起的损失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东京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被毁灭了两次。 战争结束以后，城里只有百分之十的电车在运行。公共汽车也只剩六十辆还可以开，再加上一小部分别的轿车和卡车。液体燃料用完后，这些车的大部分都改成了烧焦炭和木柴。疾病漫延，结核率在一些地区高达22%。医院里什么都缺，甚至没有绷带、药棉和消毒剂。商店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或者放着一些卖不出去的废物，像什么提琴弓和没有网子的球拍等。一些剧院和电影院还开着门，放映电影，人们没有事情可干，也没有哪里可去，他们挤到这里来寻求几个小时的开心。 盛田家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在战争中没有死一个人，名古屋的公司办公室和工厂也没有受到破坏，甚至我们家房子在轰炸中也没有遭受大的损失。全家团聚，大家松了一口气之后不久，我们开始议论今后的打算，我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对我的将来特别重视。父亲的身体很健康，而且仍在担负着公司的业务，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并不需要我留在盛田公司里。在战争期间，公司继续营运，生产干粉豆酱和酒精，所以公司的业务从未中断。我在家时提出过一些建议，对工厂进行改善，但也并不直接需要我留在厂里。父亲身边有足够的管理和业务人员。另外，我还只二十四岁，所以每个人都同意，我还有充分的时间等到以后再回到公司里来。 在家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我接到了服部教授的一封信，他就是那位在高等学校里曾给过我良好教益的物理老师。他告诉我，他已经到了东京工业大学物理系，正在帮助创立一个特别的学校，专门招收那些因为战争而中断了学业的理科学生。他现在的问题是缺少教师，他急切地希望我能够去他那里当老师。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继续搞物理，还可以到东京去。既然海军和日本的全部军事编制都已经废除了，我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其它的有兴趣的工作。父母亲都同意我去教书，幸运的是当我还在家时，我试着与井深君保持联系，他就是那位一起搞过研究项目的杰出工程师。当时井深在东京开了一家新的实验室。 战争期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一直与井深保持着联系。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越来越难得到我们的工作站来了，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工厂转移到长野县去了，在东京的西北边，坐火车要几个小时，当时他在东京的工厂和实验室周围还有很多小工厂，正好是轰炸的目标区域。他到我们的逗子实验室来参加过几次会议，我也去过长野的苹果园，他的新工厂就座落在那里。有一天在长野，我开始与井深谈起我们战后的打算，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从短波广播中意识到战争肯定是会失败的。 井深还有其它的内部消息。他的岳父是前田多门，他是近卫文麻吕殿下的得力股肱。近卫曾多次出任总理大臣，反对军阀派系，然而他们最后还是在政府中占了上风，使日本陷入战争。前田后来被选为日本战后的第一任文部大臣，但在半年后的一次清洗中，因与战时政府有牵连而被迫辞职。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前田在东京的家遭到轰炸后搬到了休养胜地轻井泽，离长野并不远。井深经常去那里拜访他。从与前田的谈话中，他了解到了很多外交与军事上的情况。 井深开的那家公司叫作日本测定器公司，他在长野县的工厂雇用了一千五百名职工，生产一种控制雷达频率的机械元件。这种装置必须做每秒一千次的精确振荡。井深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请了一些对音调非常敏感的学音乐的学生，让他们对比一个1000Hz的简单音叉来检测元件的精确度。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他这个人的新颖性和创造力，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很想与他一起工作。 但是井深从专业的角度考虑，对留在乡下生产一些大批量的产品并不满意。公司的总裁是植村泰二，井深告诉他想搬回东京去，植村勉强答应让他走，并提出帮他重新开张。井深还有一个朋友，他在东京剩下一家叫“白木屋”的百货店，地址在日本桥，那里正是轰炸的中心。由于房子的地下室里有一个生产真空管的车间，所以也成了轰炸的目标。 那所一无所有的破房子周围都是垃圾和废弃物，虽然一度是东京的繁华街区，但当时旁边的房屋和商店都烧光了，井深从随他一起去过长野的东京老厂职员中雇了七个人在那里办起了东京通信研究所。他们挤在三楼的原来电话接线员的房间里，后来又利用了七楼的一些地方。井深曾告诉过我，从东京迁走的雇员中其他的人都不愿意回来，因为当时东京没有地方住，也很难找到食物。他们还知道公司的柜上几乎一文不名，新公司的前景十分渺茫。 井深的资本全都在他自己的口袋和脑子里。(他原来的公司生产的电压表卖了后还赚了一点钱)在那个烧毁的百货店里，满目疮痍。几个星期以来，小组的人坐在一起商谈，新成立的公司到底应该搞什么才能赚到钱继续运行下去？那个时候只有黑市比较兴旺，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某些元件。原有的几家主要的电子公司开始重新起步，根本没有兴趣把零件卖给竞争者。井深的打算是想制造一些新的东西，但是首先公司必须建立起一个财政基础。初期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千奇百怪，例如，有一个组员说，因为东京市中区的大部分已被烧毁，并被夷为平地，所以公司应该去租一块空地，办一个小型高尔夫球场。他们推论，人们需要娱乐。当时的电影院总是爆满，每个人都需要解脱。还有一个人建议，食品业肯定赚钱，也许做甜豆饼是个好办法。 实际上每个人都为吃饭而操心，所以小组最后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电饭煲。尽管他们做了不少的样品，但是一直未能使之更加完美。这种电饭煲是一个简单的木桶，在底部安上螺旋状的电极。它借助浸湿的大米的电导形成完整电路，对大米进行加热。他们的想法是大米煮熟之后就会变干，电导下降，电路自动切断，主人就可以坐下来吃饭了。但是这种理想的结果并没能实现。井深和其他的人只好自己来吃这种不是煮糊就是夹生的饭。最后他们放弃了这个项目。他们甚至还想过利用同样电导原理的面包烤箱，用湿面团接通木箱两边的金属电极。但是这种烤箱并没有真地做出来过。最后各位请出了他们的妻子来帮助生产电热毯，把电热丝缝到布里边。电热毯在街市上卖得很俏，总算给公司职员家里换回了一些急需的现钱。 但是井深搬回东京并不是要进入娱乐或者食品行业，也不是要卖手工制造的电热毯。他有一个更加深远的想法。由于战时对短波收音机严加禁止，所以引起了人们对收听短波节目的强烈兴趣。现在这已不再违法，也许这种兴趣可以得到满足了。井深有了一个计划。因为战争时期收音机对于收听空袭警报和其它消息非常重要，人们对收音机倍加爱惜，但是他们只能收听中波波段的一般调幅广播。井深设计了一种短波转换器，它只需要一个真空管，再加上简单的电路，装在一个木盒子里。这种装置可以简单地接到任何一个标准的收音机上，而不需要对原有的收音机加以改造就可以收到短波了。员工们必须到黑市上到处求索才能搞到真空管，有些还非常昂贵，但是这个产品十分走俏，它给东京通信研究所的人们带来了信心。 前田在日本最大的报社《朝日新闻》中有一个朋友，他叫嘉治隆一，负责撰写“蓝铅笔”专栏。朝日新闻当时由于缺乏新闻纸，只办了两版。但是1945年10月6日的文章却给了新成立的公司很大的促进：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您家里如果有一台收音机的话，现在只需要简单地改装一下就可以收短波节目了。文部大臣前田多门的乘龙快婿井深先生原来在早稻田大学理工系任教，他最近在日本桥的白木屋商店三楼开办了东京通信研究所。出于非商业的动机，井深先生打算通过对普通收音机加以改造或者加装附加装置来推广对短波节目的接收。只要您有一台高级的超外差收音机，稍加改进就可以享受短波节目的乐趣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小小的附加装置，还可以收到更高频率的短波节目呢。 文章后面还预言说，占领军当局最终会允许开办私人广播，考虑到很多新的电台相继开播后引起的相互纠缠，对现有收音机的改造就更有意义。文章还建议“使用附加装置后收听范围大为扩大，还可以收到这些新开播的电台。”谈到井深其人时，作者这样写道：“以前经营军工厂，现在他想把自己熟悉的技术投入民用。井深先生又成了一名城里的学者。他表示愿意接收任何咨询，包括如何修理普通收音机。” 嘉治对有些事情搞错了，井深并没有搞过军工业，而且他也不想修理旧收音机。当然如果他的生意不赚钱，那也就别无选择。井深实在是需要钱给他的雇员开工资。非常幸运在是我于10月6日在该报的名古屋版上读到了这条新闻，我为老朋友的好消息感到很高兴。我立即给他写信，告诉他我想在东京与他见面，并为他的新事业竭尽全力给与帮助。他马上给我回信，邀请我去看他和他的新公司，同时也告诉我，公司非常吃紧，他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来支付工资，目前正在想方设法地筹措资金。 我到东京去接受了教书的工作。东京城西一带在轰炸中遭到的毁坏比市中区少一些，我在城西的一个朋友家中安顿下来后就连忙赶到日本桥去看井深君。井深的新公司总部在一个破乱不堪的百货店里，看上去令人伤心。但是井深的脸上却热情洋溢，在没人知道自己命运的这种时候，他和他的雇员们为有工作可干而感到高兴。 因为我知道井深难以支付工资，所以我提出一个想法，我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在他的公司里干活。这样井深就不必付给我太多的钱，我还可以从教书中得到一份工资，双方都可以过得去。井深和我长时间地交谈，商量如何开办我们自己的公司，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46年3月我们最后决定，一旦完成全部细节后，我们就来办这件事。就这样，我一边在大学里当老师，领取政府的工资，一边在井深这里当研究员，计划成立我们自己的公司。我们两人都清楚，在正式成立我们自己的公司之前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那就是我对我们家所承担的义务。1946年4月，当时前田先生已经退休，不再担任文部大臣了，我和他还有井深一起乘夜晚的火车赶到小铃谷村去，他们准备恳求我父亲允许我加盟，对新公司助一臂之力。他们知道把一个准备继承家业的长子要过来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当面向我父亲表示诚意。 在日本，请别人的儿子，特别是长子，脱离自己的家庭而把他永远地带进一个商业世界，那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在某种情况下就好像是过继一样。就是现在，在一些行业中，特别是小企业，这种做法也还是要与父母正式商量的。甚至在大公司里，当一个年青人加入公司这个大家庭时，也要表明其家庭背景、受何人推荐以及对双方的忠诚保证。这种委托是诚恳的，因为它将贯穿一个人毕生的工作时间，而不是像在一些流动性更大的国家中那样，只有几年的雇用期。事实上，我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担负起新的责任。 我们的旅行并不舒服。旧车厢的窗户破烂不堪，一路上从窗户外吹进来冷风、黑烟和煤粉，但是小铃谷村盛田家的欢迎却令人感到温暖。至今井深还说，他一直记得那次在我们家他和前田先生都非常愉快，“虽然当时只不过是吃了面包，盛田家面包房做的面包真好，涂有奶油和果酱，还有茶。“战争刚结束时没有充足的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就算得上奢侈品了。日本人把仅有的大米给最小的孩子吃，一次还只能吃一点点。大部分人都很难弄到大米。在战争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大麦甚至土豆和少有的大米混在一起吃。战争彻底失败了，国家大伤元气，成千上万的人在贫困的生活水平上艰难地度过最后的那些日子。 见面寒暄之后，井深和前田先生向我父亲介绍了新公司的情况以及他们今后的打算，为了这项新事业，他们绝对需要我的加入。话说完后，我们都在紧张地等待父亲的回答。父亲对此明显地有所准备。稍加思索后，他说道，他希望我能够继他之后成为户主，也希望我能够继承家业。然后他转向井深和前田先生说：“但是如果我儿子想做别的事情来发展自己或者充分施展他的才干，那么他应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他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微笑。“你就去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吧。”他说。我非常高兴。井深更是喜出望外。他后来对我说：“我原来想像的比这艰难得多。”我的弟弟和昭当时还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读书，他主动答应在父亲退休以后接管盛田酿酒公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东京后，我们凑齐了钱准备成立新公司——东京通信工程公司，这笔钱很少，只相当于五百美元，或者说刚刚够数。很快我们就把钱用完了，只好经常向父亲借贷。他相信我们和我们的公司，从不逼我们还钱。我只好给他一些公司的股份。结果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他对我们的信任得到了充分的回报。由于股值上升，他变成了公司的大股东。 虽然我可以从东京工业大学的教书工作中得到另外的收入，但我的心并不在教学上。我很想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新公司里工作。有一天我高兴地从报上读到一条新闻，占领军当局决定从所有教师中将以前当过职业军人的人清洗出去。我想这里面也有我的份，因为我曾经是一名职业技术军官，而且根据我的委任状，我应该在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日本帝国海军中终身服务。执行占领的联军总部(简称GHQ)对旧军人的清洗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职业军人是战争中的主要罪犯，他们曾一度控制了政府，所以不能让他们对战后日本的无知儿童再施加不良影响。对于我而言，这次清洗是个好消息，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撤消对大学的承诺，而且还可以回到新公司去一心一意地工作。 我去找服部教授，对他说，我虽然很喜欢教学工作，但由于这个消息我不能继续留在大学里了。他到办公室去查看，但是别人告诉他，尚未接到文部省的正式通知，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学校里让我继续留任，直到接到官方通知为止。我只好又在学校里教了几个月的书。我很想离开学校，但是又深感有义务帮助我的恩师服部教授，而不能一走了之。等了很久还没有见到有通知来，于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我把报纸上的文章给校长和田小六先生看，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如果我继续留任而被发现，那么校方就会因为“未清洗”受到惩罚。我说：“根据这个我应该受到清洗，但校方却说我应该继续留任。我担心这样下去会给学校惹出麻烦，而我并不想对此负责。”校长考虑了我的意见，最后他说：“那好，你今天就可以停止教书了。”就这样我的教书生涯到此结束。我向服部教授告辞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公司。 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正式的通知将我从大学里除名，学校里每个月都要打电话来通知我去领取工资，因为我的名字还留在工资单上。虽然我已不再教书，但是为了补偿通货膨胀，每隔两三个月还要给我加一次工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6年10月，文部省终于颁发了对我的清洗令。那些日子里，我们的新公司一分钱也没有赚到，所以能够继续领到一份工资还是很不错的。 1946年8月，白木屋百货店准备重修房屋，他们不准备再给我们留一个地方了。我们暂时搬到东京的老城区吉祥寺去，但是那里并不令人满意。最后我们搬到御殿山上的一个非常便宜的、荒废了的木棚屋里去了。御殿山地处东京南郊的品川，曾一度因其美丽的樱花而闻名。1853年御殿山上曾设有要塞，是东京湾防卫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在1947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搬进那间经过风吹雨打的老房子时，御殿山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要塞雄姿，周围到处都是战败的景象，遍地弹痕累累。由于房顶漏水，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办公桌上撑一把雨伞。远离闹市，我们在这里更加自在，而且比以前那个百货店里有了更多的空间。 为了找到东京通信工程公司的房间，你必须猫着腰穿过好几道晾衣绳，邻居们经常在那上面晾一些小孩的尿布，让风把它们吹干。我的亲戚来看我时对这种寒酸相大吃一惊，他们认为我成了一个流浪汉，回去如此这般地告诉了我的母亲。他们想不通，如果我不是那么“激进“的话，我怎么会找这么个地方来工作？因为我是一个老牌公司的总裁的儿子，完全可以在名古屋过一个大少爷的舒服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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