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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种固态元件完全是陌生的，要弄懂它、并决定用它做什么，那决不是一两个工程师可以完成的事。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塔夫特旅馆里，房间太噪杂，井深晚上无法入睡，他想到我们的公司里现在有一百二十名职员，其中三分之一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有各种专业，例如电子、冶金、化学和机械，开发我们公司自己使用的晶体管这件工作将是对他们的技能的一个挑战。他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可以用晶体管做什么，但他对它所代表的技术突破感到非常激动。第二天井深想去拜访西电公司专利许可证经理，因为西电公司是贝尔实验室的专利持有者。但是他们告诉他，经理先生太忙，没时间见他，井深只好求助一位朋友，他叫山田志道，住在纽约，为一家日本的贸易公司做事。井深拜托他代为打听，然后就独自回国了。 我必须说明一点，那个时候生产的晶体管并不是我们取得许可证、制造出来后直接使用的晶体管。这个奇妙的小玩意是电子技术上的突破，但是它只能用在音频频率的场合。事实上一年后当我最后签署专利协议时，西电公司告诉我，如果想用它来开发家用产品，那么只能做助听器。那个年代还没有可用于收音机的晶体管。当然我们对助听器的市场并没有兴趣，它极其有限。我们想做一种人人都用得着的东西，我们计划让我们的研究和技术人员开发出自己的高频晶体管，用于收音机。 我们开始考虑用晶体管可以制造什么样的收音机。当时在收音机领域里的国际潮流是一种新的概念。“高保真”，或者简称“Hi-Fi”，这个新名词很快成为时尚。人们想听纯正的声音，真实的再现，或者至少是生动的再现。有些早期的Hi-Fi发烧友已经买了各种声音的唱片，包括火车头的噪音、飞机起飞、马在奔跑、警笛、老式武器开火以及其它各种音响效果，就是为了炫耀他们的新机器。扬声器变得越来越大，声音也越来越响，一些新词汇，像“低音喇叭”、“高音喇叭”、“失真”、“反馈”等等，纷纷进入我们的语言。使用很多真空管组成的放大器被认为可以产生最纯正的声音。但我们却在设想用晶体管取代笨大的、发热的而且不可靠的真空管。这将给我们带来一次机会，不仅可以使电子产品的体积减小，还可以降低功耗。如果我们可以设计出一种能够在相当高的频率下工作的晶体管，那么我们就可以制造出使用电池的超小型收音机。我们希望能用最小的功率收到最逼真的声音。 日本人一直对小型化和紧凑化很感兴趣。我们的盒子是套装的，我们的扇子是折叠的，条幅可以卷起来，屏风上用艺术的手法描绘出整个城市，可以折叠，可以整齐地拢到一边，或者用于装饰、娱乐和教育，或者只是用来分隔房间。我们的目标是生产一种收音机，小得可以装进衬衣口袋。我说过，不是便携式，而袋装式。以前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也用“花生米”真空管做出过中型便携机，一半的空间都被昂贵的电池占掉了，电池的寿命大约只有四个小时。晶体管可能可以解决功耗和体积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想搞晶体管，所以当1953年听说可以买到它的技术许可证后，我马上到纽约去签署最终协议。我也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哪里有我们公司的立足之地，所以我打算把纽约的事办完后再到欧洲去一趟。当我在东京羽田机场登上飞机时心情很激动，手里拎着一只箱子，肩上背着一个包。 现在我必须承认，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辽阔使我大失所望。什么东西都很大，距离都很远，开阔的空间一望无垠，各个地方互不相同。我想不可能在这里销售我们的产品。这个地方把我制服了。经济发达，看上去这个国家什么都有。 当我把西电公司的许可证寄给井深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心。当时日本的外汇控制得很紧，我们必须得到通产省(MITI)的批准后才能将二万五千美元的许可证费从日本汇出。晶体管是如此的新颖，而日本的外汇又异常地紧张，整个国家刚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正在开始加速发展，所以通产省的官僚们看不出这种元件有什么用，也就不急于批复。另外，通产省认为像东通工(我们的简称)这样的小公司不可能担当搞全新技术的重任。其实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曾顽固地加以反对。井深对这种鲜少为人知的元件将来的用途做了雄辩的说明，但还是等了六个月才使官僚们相信。通产省从来就不是日本电子工业的大恩人，尽管有些评论看来如此。 当通产省还在考虑我们的申请时，我正在旅行途中。我飞往欧洲，在那里参观了很多的公司和工厂，并对公司和日本的前途开始感到轻松了一点。我参观过大众、奔驰、西门子以及其它一些小公司，其中有些小公司在后来的岁月里消失了。当然，在电子领域里，我想参观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它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电子公司。正是参观飞利浦公司给了我勇气和新的启发。 在我离开德国时我有点灰心。尽管战争中德国受到重创，各方面的条件却都在迅速得以恢复，相比之下，日本的战后进程显得太缓慢了。有一天，在杜塞尔多夫市的科尼西大街的一家餐馆里我要了一份冰激凌，服务员端上来时在上面插了一把纸做的小伞，作为装饰。他笑着对我说：“这是从你们国家来的，”话里透着对我的恭维。但我想，这也就是他对日本和日本的能力的理解，而且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我们前面的道路何其漫长！ 我乘火车从杜塞尔多夫来到埃因何温，当我穿越边境从德国进入荷兰时我发现了很大的区别。德国尽管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但是正在变得高度的机械化，大众汽车公司每天已经可以生产出七百辆小轿车。每个人都在快速地重建和生产各种东西和新产品。但是荷兰的很多人还在骑自行车。这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而且还是一个很小的农业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古老的风车，就像老早的荷兰风景画。不管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是那么古雅。当我最后到达埃因何温时，我惊奇地看到飞利浦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公司，尽管我事先已经了解到飞利浦的电气产品在东南亚和全世界都很成功。我不知道我原来希望看到什么，但是我想像中伟大的N．V．菲利浦先生的企业实际是建立在一个小农业国边远一角的小镇上，太令人感到惊奇了。 在火车站前，我凝视着菲利浦博士的塑像(当地人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不仅在火车站前树立了他的塑像，还将火车站大楼做成台式收音机的形状。译者曾于1990年到过那里。)，我想到了故乡的小铃谷村和曾经树立在那里的高祖父的铜像。我在城里漫步，脑海里还在想着菲利浦博士。参观完工厂后，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出身在这样一个农业国的边远小镇上，竟然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巨大的、高技术的、世界知名的公司！也许我们在日本也能做到。这真是一个梦想，但我还记得我在荷兰写给井深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如果菲利浦能够做到，也许我们也可以做到。”那时候我简直不会说英语，我是作为旅游者去参观工厂的，决不是头面人物的访问，一个公司的负责人都没有见到。那时我只代表着一个不知名的公司。但是从那以后的四十年里，索尼和飞利浦这两个从很小的偏远地方发展起来的公司多次合作，共同设计标准，联合开发了多项领先技术，包括标准盒式录音带，最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家庭音响和数字激光唱盘(ACD)，在ACD中我们的脉冲编码调制研究能力与飞利浦公司的精密激光技术熔于一炉。在研究与开发的舞台上，我们还联袂演出了很多其它的精彩节目。 我从欧洲回来后不久，以西电公司的许可证技术为基础，在我们的研究实验室里开始了研制新晶体管的艰难工作。我们必须提高晶体管的功率，否则它就不能用于收音机。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我们的项目组经历了长期的、艰巨的反复试验，用新的，至少是不一样的材料来提高频率，以期满足我们的要求。他们必须重新制造甚至重新发明一种晶体管。 贝尔实验室早期的晶体管是在一块锗片上两面加入铟。锗片是N材料，铟是P材料。而我们则认为N材料的电子移动速度比P材料的快，所以如果将极性反过来则可以得到更高的频率。也就是说，要改变原来的PNP结构，而采用NPN结构，但我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材料。铟的熔点太低，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后来我们干脆不用原有的材料，而试着用镓和锑，还是不行。一时间大家都无计可施了，于是想到用磷来代替锑，但有人指出，就在我们大伤脑筋的同时，贝尔实验室已经做过这种试验，结果失败了。 我们的研究实验室主任木口真彦是半导体领域里领先的专家，他曾回忆说，当时美国的研究和工程水平都很高，所以贝尔实验室说的话就像上帝说的话一样。尽管如此，我们的试验组中还是有一个人在坚持搞一种叫作磷掺杂的方法，他在制造工艺中加入的磷越来越多，最后他声称已经初见端倪。在一次会议上，他小心翼翼地报告了他的发现，其他人没有任何进展。晶体管研制小组的组长，岩间和夫，他后来成了我的妹夫，并当了公司的总裁，是一位科学家，他了解研究人员的想法。他对那个人说：“那好，既然你觉得情况正在好转，为什么不坚持下去，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磷掺杂法最后终于奏效，对这种办法再进一步扩展，我们的目的达到了，研制出了高频晶体管。 一年以后，贝尔实验室的人报道了我们如何用磷掺杂法生产晶体管，而他们是晶体管的发明者，而且也曾试过那种方法，只是明显地过早放弃了。在研制晶体管的时候，特别是在大量使用磷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位研究人员，物理学家江崎礼夫，和其他人共同发现并描述了二极管的隧道现象，也就是亚原子微粒可以以波的形式穿透看上去无法穿透的势垒。因为这项成果，江崎于1973年荣获诺贝尔奖。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晶体管，制造小收音机里的其它小型零件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设计几乎所有的零件。井深想方设法在东京找到了一家小公司，生产小型可变电容器，我们让那家小公司主要为我们供货。这个项目进展得很慢，我们同时还在继续生产磁带录音机和开展其它业务。我们必须进一步改进晶体管，学会如何大批量生产，并把它用到新产品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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