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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开到通州就停下来了。人们差不多已经到达目的地：离北京只有12英里了。不过，使团在离开小船，坐上马车去北京之前还得等几天。马戛尔尼很想先走一步，让他的副手照看行李的装卸。但不行：在中国人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押送贡品的人，他不能离开贡品。 使团被迫在离向往已久的目的地很近的通州休息。“8月17日，上午7点，勋爵和乔治爵士离船上轿，由中国兵士护送，后面还跟着一大群百姓。”使团其他成员被迫留在船上，他们从那里观察一种杰出的新型搬运方法。所有行李从27艘帆船搬出，并安放在两个巨大的仓库里。仓库是在几小时内用竹竿交叉搭成的。“那么多的箱子，而且多数分量很重，那么快就都搬完，这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做到。因为在中国，每时每刻都是由国家来指挥一切的。” 这些主张资本主义的英国人十分赞赏国家经济。“想不到在一个如此专制的政府统治下，一切最艰难的任务竟然完成得那么轻松愉快。中国人能够搬运任何重量的物件，只要投入相应的人力就成了。他们在货物的两侧捆上两根竹竿；如果两根不够，他们又交叉放两根竹竿。”在中国，劳力有的是，竹子也不缺。 中国人的精细使安德逊佩服得五体投地：“每个仓库的门前都站着两名公务员：他们检查并丈量每个箱子，记入清单、不经过这道手续，即使是最小的盒子也不能搬进仓库。” 使团随行人员到达使团住宿地，或更确切地说分配给使团住宿的庙宇里，他们在那里和马戛尔尼会合。庙里12个和尚，只有一个留下来照看庙宇香案上的香火。其他和尚都走了，把贵宾用的房间留给英国人住。 旅馆是有的——但都是破旧的茅草屋。一般旅客花一个铜钱就可以在旅馆里喝上一杯茶，找一个角落躺下。不过，旅客必须自带被褥。如果旅客付不起房租，“他就把被子留下”。在北京，出差的商人在他们同业公会的房子里住宿。进京会考的人则有专门的住所。中国的旅馆十分简陋，——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是这种状况——为了接待贵宾就必须征用寺庙了。 寺庙也是地方上聚会的场所。情人幽会就在庙里；必要时，军队也在庙里扎营。寺庙是每个城镇最美的地方。由于寺庙都布置得富丽堂皇，因而它们成为今天游览中国城市时唯一吸引人的建筑物。不过，这些寺庙几乎总是空空荡荡。许多寺庙在本世纪里，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被兵痞洗劫一空了。 然后是吃午饭。宴会共上菜12道，每道上12个菜：总共144个菜。直至今天，每逢盛宴还上那么多的菜。英国人离开船以后，就再也无法不让中国人看见自己了。他们吃饭时那狼狈相——啊，这些筷子真难使！——都被中国人看在眼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见了他们的笨拙样放声大笑。 怎么使中国人敬服呢？马戛尔尼只得求助于军事机器了——这是未来的先兆。他命令他的私人卫队在大门外站立，“旨在使中国人对我们使团有一个高度评价，而使团的成功完全有赖于此。” 英国人来到了佛教的寺庙，他们惊奇地睁大眼睛观看。他们觉得奇怪的是，和西方不同，佛教并没有产生一种有特色的建筑艺术。寺庙和宫殿或者漂亮的王府没有区别。根据风水，所有这些建筑都是座北朝南，屋顶部呈角形，上面有一些守护神的小塑像或者令人生畏的兽头。在这些建筑物里，每个石块铺地的院子后面就是由红漆木柱支撑的殿堂。 即使那许许多多的书法也不是寺庙所特有的。中国作为一个文字大国，它本身就很像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宝塔、公共建筑、商店招牌、房屋大门，到处都写有警句、格言。”后来，书法家可以有变化，但写格言警句给行人以思考的爱好却始终未变。 “我们发现有好几尊木质或瓷器的男女神像。”这些塑像按照人间等级社会的模式来反映天堂的等级制度。这些塑像“从解剖学角度看，身体比例失常”。英国人为之目瞪口呆。 被英国使团驱走的和尚在念诵经文时回到“一座四方形的小屋，那里有一个祭坛，上面放有若干瓷器做的巨型人像。每当有一个人来许愿时，只要付点钱就可点燃香烛。在一个小灯里有几根香捻在燃烧。” 和尚让出来的房间舒适、凉爽。“木板搭的台，配上一些毛毯和一个枕头就当床用。老百姓夜里和衣而睡。”只有夏天时才例外，他们光身子睡觉。直到今天还保留了这两种睡法。 似乎见到了圣母玛利亚和方济各会僧徒 中国是等级森严的国家，中国的僧徒也分等级。接待夷人也分不同规格：“寺庙高僧的住房安排给使团的高级人士住。使团的其他人则安排在蜈蚣出没的房里住。”天文学家不得不和7个同伴合住一间房间：“房间里太热，以致他们中有两个人宁愿去回廊睡，第三个人在看见一只蝎子后也去回廊睡了。” 虽然庙里有英国人，信徒仍然蜂拥而至。斯当东发现佛教和“罗马天主”教十分相像，觉得很有趣。圣母像呈坐状，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头上围有一圈佛光，供奉圣母的香火在像前焚烧，她和圣母玛利亚完全一样”。和尚们身穿棕色粗绒长袍，腰里缚扎白绳，他们的修道生活包括苦行、斋戒和忏悔，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方济各会的僧徒。 尽管在原则上政府“不干预宗教信仰，但它禁止所有它认为有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宗教”——基督教就属于被禁的宗教。英国人对此远没有像对禁止与西方贸易那么感到不快。禁止基督教并没有损坏中国在欧洲知识界所具有的宽容形象：“中国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皇帝信他的宗教，即喇嘛教。好几名大臣信奉另外一种教。多数中国人则信奉佛教。” 这么介绍有点简单化了。中国最普遍的宗教是一种混合性宗教：一半是佛教，一半是道教。某个教区、某个社团、某个个人之所以找某个真福者而不是别的其他真福者，那是因为当地人都信他，或者出于个人的偏爱，而不是宗教神学的选择。大众性的道教在中国官吏中间受到歧视，因为它的多样性不符合官方的秩序，另外政府也控制不了道教的入教仪式。对这些英国人说来，“没有什么国家比中国更迷信的了”。马戛尔尼发现人们向孔夫子祭供“一头猪、一只羊和一头牛”：这和拉丁人称之为“三牲祭”的祭礼完全一样。 中国人在结婚、出门旅行或做其他重要事情之前总要去庙里拜佛。他们在求神问卜之前“先要拜倒在地。这和乞丐向路过的官吏或者官吏在皇帝面前所做的一样”。他们把一颗木头骰子往空中一扔，当骰子掉在地上时，骰子上面的数字就是指命运簿上的页码。和尚就把它打开。“如果看到里面的答案是吉利的，问卜者就跪倒磕头以示感谢。否则，他就问第二次，甚至问第三次。第三次问卜的结果则是不可变更的。”您今天还可以在红色中国的寺庙里看到有人求神问卜。中国在文化革命期间关闭了寺庙以后，现在又让寺庙开放了。 斯当东写道：“很少有中国人到庙里去求来生之福的。”斯当东的话说得太早。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证明中国人是信人死转生的——正像勒孔特神父所讲的故事那样：一位老人曾要求神父给他行洗礼，因为他要逃脱和尚说他来生要当马的命运。 月食与知识的垄断 8月21日，在中国天空应能看到月食。天文学家事先已做了全部测算。开始，他对王给他的年历一点也不懂。后来，当他克服了因翻译水平不高所带来的困难后便发现这本年历是准确的。不过，他清楚朝廷里欧洲传教士的任务就是预报天文现象，而中国政府赋予天文现象某种政治解释给英国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他们见到“在房屋的墙上贴有将要发生月食的官方通告”。 皇帝利用人民对日、月食的敬畏，把不让人民惊恐的专有权留给了自己。皇帝对日、月食的先知先觉使中国人。对能给他们如此有益指示的政权产生极大的崇敬”。 当朝廷识破苍天秘密时，天朝的说法就不只是个隐喻了。皇帝有知识，但他垄断对知识的所有权。他利用他的知识来表明他是神圣的；因而也就使群众远离了知识。皇帝身边的基督教天文学家们使皇帝成了大占星家： 整个宇宙之秘密地无所不晓， 他对我们的命运了如指掌。 皇帝将其政权建立在少数人掌握知识、多数人愚昧无知的基础之上；这种统治艺术使群众永远愚昧无知，转而对少数掌握知识的人无限崇敬，使人民永远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最确凿可靠的知识是统治的知识。“皇帝在日、月食来临之前不做任何重要的事情，他假装改正在公共事务中所犯的错误，因为日、月食是对这些错误的惩罚。皇帝请他的臣民向他发表意见，提出批讯。”那时，一个专制暴君已经号召大家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百花齐放纯粹是天方夜谭。 “月食开始时，人们可听到一片可怕的嘈杂声。钟声、锣声、响板声和鼓声轰响不已，以致用爪子抱住月亮的龙吓坏了，丢下月亮逃之夭夭。”龙是中国最受尊重的动物。它是另一个世界里的生物。它偶尔也穿过云层出现在天空。它会深藏在湖底，醒来时就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龙是好的不是坏的？龙存在于世界秩序之中。人们用喧闹声使龙吓得丢下月亮，也用喧闹声招回垂死亲人的灵魂。这种做法十分方便。 英国使团对传教士的态度并不客气。这些传教士“在设法使中国人民掌握欧洲科学方面没有做任何工作。他们和皇帝一样，不想让中国人民获取科学知识”。那么为什么要让中国人民始终愚昧无知呢？巴罗指责说：“因为如果让中国人分享他们的科学知识，那么高等知识给予他们的声誉就会消失。那样的话，他们要作出的牺牲就太大了。” 根据这些英国旅行家的看法，这个制度之所以能持久，那是因为天朝官僚体制及其西方的配角都有共同的利益。维护那永恒不变的制度的人从中获得利益，而这些利益又保障了永恒不变的制度。传教士们成了迷信的同谋者，而人们还以为他们的使命是破除迷信呢。他们在愚弄人民、隐藏知识方面成了皇帝的伙伴。 但至少有些英国新教徒主张普及西方知识，揭露天主教士的蒙昧主义。不过，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自十六世纪以来，传教士们为在中国努力传播西方科学的历史说明我们这些英国人十分无知，人们不能指责这些遭到冷漠或敌视，最后只争得很可怜的一席之地的神父、现在该轮到英国使团自己去量量这垛墙的厚度了。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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