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个战略头脑

　　给你一个战略头脑

　　作者：程斌

　　1、开头的话

　　2、林妹妹和楚霸王的悲剧

　　3、你为什么会和别人发生矛盾？

　　4、什么情况下要光明正大，什么情况下可以在背后打黑枪？

　　5、自由、爱情、生命，你追求什么？

　　6、什么情况下两点之间直线的距离反而比曲线长？

　　7、战略的首要问题

　　8、国家元首和家庭主妇共同的基本功

　　9、你凭什么会赢？

　　10、好事和坏事

　　11、如果我样样不如人……

　　12、法国兵和马木路克兵

　　13、弹性的意义

　　14、红颜薄命的诸葛亮战略和收下女人服装的司马懿背后的真正伟大的战略家

　　15、阿基米德的杠杆是什么？

　　16、《注意！坦克》的故事

　　17、兵不厌诈。

　　18、为你解卦

　　19、攻守之势异也

　　20、宦官是怎样夺权的？

　　21、百战百胜的拿破仑为什么坐不稳江山？

　　22、如何守住江山？

　　23、战略家应该具备的个性。

　　24、曹阿瞒也有割须弃袍的时候。

　　25、战略家的思路

　　26、后记

　　1.开头的话

　　“知识就是力量”，所有的知识力量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驾驭自然力的自然科学，包括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工程技术知识；另一类是驾驭社会力的社会科学及其相关学科。自然力大家都司空见惯：打雷闪电，狂风暴雨，火山地震……，人类控制住的自然力，就乖乖地为我们服务，如电力、水利等等，人类暂时控制不了的，如果能够认识，至少可以防范它的危害，如天气预报，如果连认识都不够的，只好任凭宰割，火山和地震到现在还经常夺取人们的生命财产。记得当年唐山大地震之后，一时地震预报成为时尚，到处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晚上突然神经紧张的人失控大叫起来，人们纷纷乱走，慌乱之中有人从楼上跳下逃生，摔断了腿。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一些“警惕性”高的官员甚至煞有介事地抓了一气“阶级敌人破坏”。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可以说能够真正认识了地震，并且利用这种认识来帮助我们防范地震危害。你问问科学家，说了半天“板块”之类，你把科学术语翻译老百姓明白的话，无非是“板块”（＝地）“移动”（＝震）而已，更多的名堂就没有了，文盲基本也就是这个水平。比较一下天气预报，一般老百姓就连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稍微专业一点儿的“气压”都不太明白，更不用说“厄尔尼诺”，因此，天气预报就有效的多。

　　自然力如此，社会力何尝不是如此？改革开放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前宣传上经常说我们解决了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的人民的吃饭问题，难道中国人民除了“Ｓｕｒｖｉｖａｌ”--活着--有煎熬的意思在里面，就不可能有别的活法吗？据说国民党逃到台湾去的时候，台湾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大陆相差只有１美元，但是到我们开始“奔小康”--８００美元的时候，他们已经是６，０００美元以上，正在开始争取超过１万美元，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以前的错误，早就可以奔１万美元去了。改革改掉了什么？开放开放了什么？其实只是一股力，一股社会力，这股社会力的名字就叫做竞争。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垄断经济。一家企业垄断一种产品的一个市场，日子倒是过得舒坦，时间长了，弊端就出来了。举个例子，我国的民航机工业，最近引起一些讨论，实际上整个飞机工业都是如此：起步的时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半个世纪之后，还停留在落后的水平。比较一下苏联的例子就知道了。苏联和我们国家一样实行计划经济，经济和我们改革开放前一样，处在低效率的水平，但是飞机工业为什么会先进呢？很简单，苏联主要军用产品都是竞争的产物，同时有好几种设计方案，好几家设计局，好几家工厂在竞争一笔订货。飞机方面，由著名的米格设计局、苏霍伊设计局竞争战斗机订单，由伊留辛设计局和图波列夫设计局竞争民航机和轰炸机订单……，回过头看中国，基本上是由某一家企业“承担”的项目，没有长进，进步不快，是很自然的。现在搞市场经济，就是搞竞争经济，一个市场，千百家企业来抢，抢得到，自然哈哈笑，抢不到，日子当然难过。家家企业都想过好日子，怕坏日子，因此过的就不能那么舒坦。以前老百姓心目中的国营企业领导和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模式：半旧的中山装，头上扣顶解放帽，背着双手，挺着肚子踱方步--只要把头上的帽子一换，和古装戏里的七品芝麻官没什么两样，都是那种闲庭信步，悠然自得的样子--过得很舒坦的样子。但是现在怎么样呢？从时兴词汇“拼搏”你就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容易了。虽然不容易，但是市场上商品越来越丰富，品质越来越好，你就知道竞争在带来艰难的同时也就带来了进步，带来了繁荣。我们虽然仍然不能对温饱问题掉以轻心，但是越来越多地谈论生活质量之类２０年前比较“奢侈”的话题。

　　谋略是人类认识竞争这种社会力的结果，也是利用这种社会力的手段。战略是谋略当中决定全局和长远胜负的部分，凡是有竞争的地方，就有谋略存在，如果竞争不是短期的和个别的事情，那么战略就存在了。举个例子，有没有见过猴子注册结婚？人为什么要办理婚姻登记之后才能成为合法夫妻？其实不合法一样可以生儿育女，一样可以恩恩爱爱，婚姻登记和结婚仪式等等，只是排除公开竞争，实现垄断的一种法律手段。为什么需要垄断呢？垄断在这里的作用是保护弱者--“没本事”的男人相对于大款、大腕是弱者，“老”女人相对于“小”女人是弱者，如果你没有把握永远成为独一无二的强者，这种垄断对你的现状是必要的保障。这和企业注册商标、专利的道理一样。台湾领导人追求“国际承认”，我们为什么不能答应--不让台湾另立门户，注册国际“户口”。阿拉法特想建立巴勒斯坦国，到处访问，以色列和谈不成，也是到处访问。怎么回事？阿拉法特到处说，现状是侵略的结果，“强扭的瓜”不甜，还是另立门户为好。以色列不得不承认当初“拐卖”得来的事实，“离婚”不是不可以，但是“财产”要留下，总不能卸门砸锅吧？

　　战略并不仅仅是“赳赳武夫”的事，其实“林妹妹”也有战略问题，只要你和别人发生竞争，就一定面临战略问题。

　　现在社会上流行起算命、看风水、看相来了，甚至邪教也有了市场，为什么呢？好像一个人不知道电这种自然力的道理，把房子建在山顶，受到电击之后，惊惶失措。想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大概是昨天打死一只老鼠的缘故吧？以后他就给“鼠神”立了牌位，每天烧香磕头，祈求平安。下一次仍然受到电击，想想大概“心诚则灵”，搞块木头太便宜了，“鼠神”不满意，要盖大庙，塑金身才能表现诚意……

　　富兰克林研究知道电的道理之后，人们在房子上装上简简单单的一根避雷针就可以平安了，法拉第研究电磁感应之后，人们发明了发电机、电动机……电从令人们顶礼膜拜的恐怖的事物变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东西。当发生停电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但是最迷信的人也不会去拜“电神”。

　　今天人们感到不可捉摸的命运，大部分来自对于竞争的不了解，你看看庙里求签最多的是些什么呢？通胜上面，每天该干和不该干的事情，大部分和竞争有关。比如婚姻，前面提到，如果不是垄断，不合适就换过一个，就像跳舞的舞伴一样，因为垄断，所以反而刺激了实现垄断（结婚）之前的竞争，变成了“一锤子买卖”，这就麻烦了。求生孩子，如果每个男人都像中国皇帝一样，生小孩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只要自己有生育能力，那么多配偶让你挨个试，就象试衣服一样，这个没有孩子有下一个，这个生男孩，下个还可能生女孩……但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度以后，把握就不那么大了，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又变成了“一锤子买卖”，大家又会感觉命运作弄人了。如果有位医学专家发明了“包生丸”，还分为“生男丸”和“生女丸”，确有功效，人们还会去庙里祈求生孩子，祈求生男孩或者女孩吗？至于说求富贵，更加是和竞争息息相关的事情。

　　如果人类永远朝拜“鼠神”或者“电神”，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电气化的日子，如果不是把精力放在解决问题所真正需要我们投入的地方，不仅没有帮助，甚至还会有害，至少的一点害处是“瞎耽误工夫”。有一位朋友，做生意失败，欠账还不起，每次去他办公室，看见他的桌子都和上次不一样，掉转了一个方向，说是“转运”。你知道财神爷的脸对着哪个方向吗？万一对上了屁股，岂不麻烦？最好在地上画上３６０度，每天转一度，如果有一天发达了，这就是对准了，以后就永远保持下去。至于“转运”怎么能快一些，最好把空调关了，换个吊扇，转起来还要快--你说一个人的精力都往这上面放了，他还有空去读书吗？有空去市场上作市场研究吗？有时间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经营之道吗？当然不行。最要紧的是，如果因为相信这些东西而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和得病不看病，不吃药，光练“法论功”没什么差别。如果算命的人一看你就说，你是个“倒霉相”，为什么？鼻子大“聚财”，你是“塌鼻梁”，活该一辈子受穷。如果广东人信这个邪--怪不得“番鬼佬”个个都是阔佬，鼻子是比广东人的大，今天就不会成为中国最早富裕起来的省份之一了：干不干都是穷命，不如落得清闲睡大觉；而如果俄罗斯人信这个邪，可能今天的一时落难就会变成永远贫穷：横竖有了大鼻子“聚财”，别的就不操心了。

　　把精力从无谓的事情那里拔出来，我们才能有机会知道事情的道理，战略就是竞争的大道理，有了深谋远虑，我们才能避免近忧。

　　虽然林妹妹和楚霸王都有战略问题，但是传统上，林妹妹不是这样看，她去“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去了，因此战略头脑先给“楚霸王”们预备。书中的分析，很多案例都是军事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决不是说其他方面就不需要有战略的头脑，只要你是活在两个人以上的社会里，竞争就难以避免，只要你不能马上决出胜负，战略的考虑自然需要。光知道放枪，不但不能打胜仗，甚至可能只会打败仗，所谓“知兵非好战”，不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军人，不可能有正确的军事战略。同样，只知道讲价钱，不会把生意做大做好。虽然你不一定是政治家，军人，但是，战略的头脑一样有用，正如老子所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大事小事，只要是竞争引起的事，长远的事，全局的事，都是战略问题。

　　本书并没有系统地阐述战略原理和体系，只是把一些有用的战略现象和战略问题的心得拿出来和读者分享，在日常生活的竞争活动当中，知道利用竞争这一种社会力去为自己服务，去提高工作效率。消除对于竞争和谋略的偏见，正确地加以利用，就像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一样，可以用来开矿修路，也可以杀人放火，不是火药本身好不好，是人使用的问题，如果我们正确认识了竞争，正确使用战略，就可以避免错误的用法

　　2.林妹妹和楚霸王的悲剧。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我国千古传诵的英雄美人的一曲末路悲歌。无独有偶，西方也有类似的悲剧-《安东尼与克里奥帕特拉》。当然，人物都有其民族特点：虞美人是典型的东方古典女性，忠贞不二，宁死不负夫君；克里奥帕特拉则是西方的一个“以色谋权”的淫妇，卖身投靠任何一个权势最高的男人。安东尼又是一个“天生情种”，两军酣斗的决战关头，竟然舍弃三军生死于不顾，扭头追赶情人。而楚霸王的爱情，则除了《霸王别姬》悲歌一曲之外，历史没有留下更多记载，只有任凭想象。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霸王与虞姬的爱情曾经干扰了他的霸业。

　　司马迁在记载了霸王别姬的悲剧后，紧接着记载了项羽本人对悲剧原因的认识，又谈了自己的看法。霸王别姬后，带８００骑突围逃向家乡，不幸在途中被一恶意田父所骗，陷入沼泽，被５，０００汉骑包围。霸王眼看突围无望，就对部下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意思是说，我自起兵以来已经８年了，亲身经历了七十多次战斗，所有胆敢阻挡我的敌人都被我击破，所有被我攻击的敌人无不降服，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这样才能称霸天下。然而今天被围困在这里，这是老天爷要灭亡我，不是我不会打仗。因为是“天亡”，就没有“悔棋”的必要。

　　------------------------------------------------------------------------------

　　（克里奥帕特拉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她利用色相诱惑凯撒，让凯撒的罗马大军压倒和自己争夺王位的弟弟，自己当上了埃及女王。凯撒因为迷恋克里奥帕特拉，久不班师，授政敌以柄，后来遭到暗杀。凯撒死后，克里奥帕特拉很快勾引凯撒军队的新统帅安东尼，安东尼留住埃及不归，和自己妻子的兄弟屋大维反目，两军在希腊的阿克兴海面决战。据说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克里奥帕特拉怯阵逃走，安东尼丢下三军生死不顾，只身追赶，导致全军覆没。屋大维战胜后，率领大军进入埃及，克里奥帕特拉又想迷惑屋大维，不料屋大维不吃着一套，反而扬言要把她锁到罗马游街示众。克里奥帕特拉不愿受辱，用毒蛇自杀身亡。

　　克里奥帕特拉像中国的西施一样，是西方传说中的第一美人，安东尼要美人不要江山的事迹是迷倒西方人的浪漫故事。不过从战略的角度看，浪漫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一桩冷酷的政治交易而已，实际上很可能远远没有文艺家期待的那么激动人心的效果。

　　把统治中心从贫穷落后的西方转移到发达文明物质资源丰富的东方，这是凯撒和安东尼所要追求的战略目标，也是早先亚历山大远征成功之后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亚历山大到处拜访神庙，争取宗教界的支持，最后还想让人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明。凯撒和安东尼则想通过政治联姻获得东方统治阶级的认可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受到了家乡的同胞理所当然的妒忌和反对。亚历山大的战略在他去世之后又他的将领们实现--以东方为基地的塞留古王朝和以埃及为基地的托勒密王朝都比马其顿本土的王朝强大，证明了亚历山大的远见卓识。在凯撒之前的马略和苏拉的斗争当中，苏拉利用东方的力量战胜了马略的西方势力已经表明了东方战略的魅力。后来和凯撒共同建立罗马“前三雄”统治的克拉苏也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如果不是多亏安息人砍下了他的脑袋，恐怕凯撒很难依靠高卢的势力战胜他，因为他的基地在东方。凯撒和庞培开战之后，庞培没有恋战，赶紧逃到希腊，就是想依靠东方的资源，像苏拉反攻马略一样卷土重来，所以他据守法萨卢--一个和后来安东尼据守的阿克兴不远的地方，阻挡凯撒向东方进攻。他后来的战败和安东尼一样，被对手利用了家乡同胞的妒忌心理，瓦解了军队的士气，而自己在东方还来不及建立稳固的根基，以至一败涂地，不能东山再起。他们的东方战略在后来罗马帝国晚年可以从东罗马帝国的寿命远远长于西罗马帝国的历史事实中得到验证，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战略，但是对他们本人来说，都是太有远见了，以至于不能够解决他们当时的眼前问题。

　　数字是根据历史学家的估计的出来的，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数）

　　-------------------------------------------------------------------------------

　　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认为，项羽灭秦，号称“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的意思是楚霸王的地位虽然没有维持到最后，但是也是从最近的古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丰功伟业。不过项羽自己就背信弃义，背叛楚怀王，撕毁先入关为王的协议，更加放逐义帝而取而代之，做了这么多欺上瞒下，不仁不义的事情之后，再想埋怨诸侯王背叛自己，太难了，人家不过是效法你罢了。自以为武功盖世，以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可以成功，完全不注意古代遗留下来的经验教训，反而说这是霸王的事业。想靠武力征服来经营天下，五年就被别人灭亡了自己的国家，死在荒郊野外，还不知道觉悟，也不做自我批评，太过分了。说什么“老天爷要灭亡我，不是我不会打仗”，简直是太荒唐了！项羽以为自己之败，失在天意，不在人谋，其实不然，是他的人谋不彰，才导致别姬自刎的悲剧。

　　后人常有误会司马迁本意，以为楚霸王是“有勇无谋”的一介匹夫，而各种文学作品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其实历史上的楚霸王并非如此，按司马迁的记载，项羽是一个很有智谋的统治者，因此说他“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有智有勇，不拘俗套。他幼年时，不读诗书，不习刀剑，要学“万人敌”-兵法，后人误会项羽是武功盖世，大概是属于“武林高手”一类的角色，实际上根据记载，他主要是用兵了得，并没有在剑术一类的功夫上费多少心思。当他见到秦始皇巡游的盛大场面时，则认为：“彼可取而代之也。”足以证明他有见识，有大志。陈胜起兵反秦后，项羽家乡会稽的官员也想造反，拉他和叔父项梁入伙，他和叔父不愿为会稽守卖命，将其刺杀后自己举义旗。后来项梁统帅的义军被章邯统帅的秦军偷袭，项梁兵败身死，义军顿兵挫锐。秦军包围赵国重镇钜鹿，接替陈胜被推举为全国起义军首领的楚怀王命令宋义统帅大军救援，任命项羽为其帐下的大将。到了钜鹿附近，宋义不敢进军，坐失战机，项羽果断地杀宋义挥军救赵，创造了流传千古的著名战例“破釜沉舟”，全歼秦军主力，迫降其主帅章邯，为灭秦立下了头功。在楚汉相争的战争中，他在多次战役中表现了卓越的战场统帅的才能，消灭了许多割据称雄的势力。刘邦的汉军主力也曾多次被歼。可以说，就统帅才能而言，说他是中国古代的“拿破仑”、“汉尼拔”，并不过分。其中公元前２０５年４月的反攻彭城一战，项羽率三万精兵迂回奔袭刘邦的５６万“五诸侯兵”，早晨发动进攻，到中午大破汉军，挤入泗水，杀十余万。楚军又乘胜穷追，把汉军赶到睢水边上，再次击破，又把十余万汉军赶入睢水屠杀，睢水为之不流。后来只是因为风暴骤起，刘邦才得以带数十骑逃走，连家属都舍弃不顾。整个战役击败５个国王，消灭５６万大军，这个战役比较拿破仑的最辉煌的杰作１８０５年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以７３０００人，２５０门大炮对俄奥联军的８６０００人，３５０门大炮），汉尼拔于公元前２１６年的坎尼战役（５万人对罗马军７万人）的规模大几倍，作为以寡击众的战例，兵力对比更为悬殊。反映了项羽并非是谋略方面的等闲之辈。在具体的战役指导上，项羽的胆略和气魄是惊人的。

　　公元２０６年，项羽大封诸侯于关中的戏这个地方，各诸侯王受封后随即启程往封地赴任。项羽在分封时顾虑到齐、秦、楚三地的诸侯可能叛乱，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秦地关中分割为三块，由当地人民恨之入骨的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据守，使他们因为不得人心而不敢造反，同时让他们封锁分到巴蜀的汉王刘邦；齐地亦分为三块，由胶东王田市、齐王田都、济北王田安分别镇守；楚地分为四块，由他自己、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镇守；对原三晋之地也进行了分割处理。不料，因为有些诸侯王不服这个分配方案，

　　------------------------------------------------------------------------------

　　（数字是根据历史学家的估计的出来的，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数字，我们没有必要深究，只需要注意到所有的数字在两军对比的基本状况方面都是一样的。）

　　-----------------------------------------------------------------------------

　　内战立即开始。首先发难的是胶东王田市的大臣田荣。本来他是为田市打抱不平，要田市当整个齐地的王，恢复旧齐国，不想田市不买他的账，老老实实出发去胶东赴任。田荣一怒之下，杀田市，赶走田都、田安，割据齐地与项羽对抗。当时彭越在钜野泽（即后来北宋时期的梁山泊，这个地方大概比较适合落草为寇者选为根据地，因此很多朝代都有山大王盘踞）反秦，可能因为盗贼出身，被楚国旧贵族出身的项羽看不起，没有受封；陈余在南皮只封了三个县，他们都很不满，和田荣一拍即合。陈余进攻常山王张耳，田荣和彭越联合进攻项羽。

　　刘邦趁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突然袭击三秦，夺取了关中地区。项羽当时正在离开彭城到今天的山东一带进攻田荣的割据势力。张良给项羽写信：“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汉王没有得到当年约定应该得到的职位，现在要求得到关中为王，实现了当年先入关为王的约定之后，就会停止进攻，不敢东出函谷关与楚霸王争夺天下。按司马迁的说法，项羽好像是上当了，才倾全力攻打田荣。但是随后的战局表明，项羽很可能是将计就计，各个击破，避免两面作战。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全歼田荣的势力，即使首都失陷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诱敌深入，使刘邦的大军离开坚固的函谷关阵地，再进一步离开荥阳附近的敖仓基地，深入到彭城一带的水网地带，孙子兵法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军，巧妙地制造假象出来，敌人一定上当；他抛下的诱饵，敌人一定会来夺取；他以利益引诱敌人上钩，而以军队等待敌人进入他的圈套。这样看来项羽很可能是故意上当，假装被田荣的残兵牵制在城阳一带，把彭城作为一个诱饵暴露给刘邦。刘邦果然中计，倾全力来，一举而下彭城。其实，按照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两军距离彭城（今徐州附近），刘邦比较项羽远将近一倍（刘邦军大约在荥阳、敖仓一带，今天郑州西北），而且项羽的大军就在刘邦进攻彭城的半路往北不远的城阳一带（今天的定陶以北），南下到荥阳至彭城的交通线上截击刘邦主力，保卫首都彭城是一般兵家常识。而项羽则不然，他沉住气让刘邦攻占彭城，并且派樊哙到瑕丘一带警戒。项羽继续把主力留在城阳围困田横所部，使刘邦集中注意力于此，而自己亲帅三万精锐绕过警戒的汉军，由胡陵迂回到汉军主力的后方，乘汉军“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戒备松弛之机，大举反攻。后来，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诸部的战争中也曾创造过类似的战例．铁木真统帅大军进攻塔塔儿部落，后方营地只留少数老弱守卫，企图叛变的主儿勤部落见有机可趁，便全军偷袭铁木真的大营，正在洗劫之际，不料铁木真率大军千里奔袭赶到，一下子把主儿勤人全部包围在大营中彻底歼灭。古代的首都和今天的不一样，大不了有些宫殿、“货宝美人”和粮草积蓄，并没有现代的工业基地、交通中心之类的意义，只要战争胜利，损失不会很大。楚霸王在这次进攻中又一反自己以往攻秦的“破釜沉舟”时“背水一战”的旧例，两战均把敌军驱入水中屠杀。这个战役指挥思想，和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做法非常相似，当时，拿破仑引诱敌军把主攻方向放在自己的右翼，而自己却从中间的普拉欣高地突破，把敌军集中在左翼的主力赶下特尔尼茨湖，用大炮炸开湖冰，使大批敌军淹死。无独有偶，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特拉美西诺湖战役的指导思想，和项羽的也类似，自己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把敌人往水里赶，在湖滨全歼罗马军队三万人，只是规模和战果远不如项羽罢了。当然，楚霸王和拿破仑、汉尼拔一样，败在大战略的失误。按照司马迁记载，基本上是文治方面的失误，因此，项羽说他的失败“非战之罪也”，不是不会打仗，也有一定的道理。

　　楚霸王追击刘邦到荥阳成皋附近，其先头部队与韩信统帅的新锐的汉军增援部队发生遭遇战受挫，被迫停顿下来。两军相持于汉军在嵩山和黄河之间构筑的坚固防线。荥阳、成皋一带，南面是险峻的嵩山，北面是湍急的黄河，河对岸是太行山脉的上党地区，是秦当年防范六国后人暴动以及进攻中原平原和华北平原的战略基地，建设有坚固的要塞和巨大的兵站，尤其是位于黄河边上的敖仓，是当时全国的主要粮食集散地和储存转运仓库。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吴广统帅的起义军主力就在这里被秦丞相李斯的儿子李由统帅的秦军主力牵制，无法入关进攻咸阳，结果只能派周文率领先头部队乘虚偷袭，因为孤军深入，被章邯领导的秦军击败。章邯后来反攻陈胜、吴广的张楚国，进入中原战场之后，很重要的制胜因素是得到荥阳守军的呼应和敖仓粮食的供应，依靠这些因素，击败了吴广统帅的农民起义军的主力部队。这时刘邦仓促率残兵败将逃入荥阳防守，在韩信的支援下稳住阵脚。为了争取时间部署防线，刘邦一面令萧何征发关中老弱参军，一面派随何去动员楚霸王的干将九江王英布叛楚，从南面攻击项羽侧翼；派人叫彭越出锯野泽，从北面攻击项羽的后方。刘邦送随何时叮嘱道∶“公能说九江王布，使举兵叛楚，项王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可见刘邦当时形势之危急。

　　当时，由于刘邦偷袭彭城惨败，各路诸侯纷纷叛汉附楚，特别关键的是封地在今山西西南临汾、侯马一带的魏王豹，控制山西其余地方和河北的赵王歇、陈余，都背叛了刘邦。如果项羽及时派出得力的部队支援，控制上党到临汾一带的中条山山地，并且西渡黄河进攻刘邦的关中后方，迂回荥阳防线，则刘邦必无法在荥阳立足，不得不向关中撤退。一旦控制敖仓，项羽兵精粮足，战略主动权就掌握住了。如果再占领函谷关，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可以从北方、东方、和南方三面进攻关中平原，迫使刘邦在不利的形势下接受决战，否则，只有退回汉中等死。可是当时项羽只想到派九江王英布进攻武关，沿丹水河谷进入关中，配合自己亲自统帅的由荥阳进攻的主力，构成钳形攻势，夹攻刘邦，忽视了无能的魏王豹坐镇的最关键的中条山战场。不料英布因为彭城战役的生死关头时没有积极协助项羽反攻，只派４，０００人应付，此时生怕项羽怪罪下来。项羽偏偏派使者以此压迫英布出兵，英布担心楚破汉之后项羽以此为由报复自己。由于随何的努力劝说，英布杀楚使，举兵反楚归汉。与此同时，刘邦却派出最能干的韩信率军出击山西、河北战场，从根本上扭转了战略形势。

　　刘邦利用项羽的失策，派韩信率精锐部队连克魏国、赵国，控制了今天的山西高原和河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巩固了关中东北的形势，并且屯兵于修武，隔黄河威胁楚军侧背。

　　项羽虽受彭越、英布牵制，但很快分兵击破英布，赶走彭越，复至荥阳前线，猛攻刘邦防线。刘邦以荥阳为核心据点，筑甬道通敖仓。项羽舍荥阳于不顾，全力破坏敖仓甬道，类似后来官渡之战中曹操袭击乌巢的战役指导，汉军乏食，渐渐支持不住。刘邦求和不成，派陈平使反间计离间项羽君臣，使项羽赶走范增。但是缓不济急，眼看荥阳失守在即。刘邦遂用纪信化装自己诈降，诱开楚军，然后乘乱逃走。楚军在追击中攻克成皋，刘邦逃回关中重新组织力量，出武关，机动于宛、叶一带，威胁楚军侧后。这时，彭越进攻下邳，大破楚项声、薛公军，斩薛公，迫使项羽亲自率主力回救彭城。刘邦乘机反攻，收复成皋。彭越实行类似后来工农红军的“敌进我退”的游击战略，见好就收，躲进山里。项羽打不着彭越，又回师连克荥阳、成皋。汉军退守洛阳、巩县防线。敖仓失陷，项羽再度扭转战局。刘邦北渡黄河，驰入韩信驻扎在修武的军中，尽收其主力，威胁项羽侧后。同时派一支游击部队渡白马津，配合彭越袭击楚军后方，迫使项羽再度回救后方。刘邦立即反攻成皋、荥阳防线，歼灭楚军留守部队。项羽又回到荥阳与刘邦对峙。这时，因为韩信破齐，项羽派龙且率大军救齐失败被歼灭，另外，长期消耗战也使项羽兵力不足，这一次终于不能象以往那样立即突破荥阳防线了。项羽不得不与刘邦议和，以鸿沟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归楚。

　　这时，龙且大军被韩信歼灭，楚强汉弱的形势发生根本转折。项羽派武涉说韩信叛汉附楚不成，齐人蒯通亦劝韩信独立，也不成。

　　议成，双方罢兵休战，各自撤退。但刘邦受张良鼓动，约彭越、韩信追击项羽，但韩、彭按兵不动，刘邦又被项羽杀了个回马枪，败回荥阳防线。　　　　

　　最后，刘邦接受张良建议，分封彭越为魏王，韩信为楚王，于是，各路大军分进合击，将项羽困在垓下。

　　中国有句话叫“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但是似乎也没有几个中国人曾经怀疑过楚霸王的“勇”，至于“智”方面，如前所述，只是不足，并非没有。中国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奉行的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标准，这和西方的文化不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决定性败仗扎马战役和项羽的垓下战役都发生在同一年，但是汉尼拔的帅才在西方世界一直被奉为经典，流芳千古，虽败犹荣；而楚霸王则在中国遗笑后世。按照西方的标准，楚霸王在历史上，尤其是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地位，至少应该和拿破仑、汉尼拔不相伯仲，甚至要高一些才合理。在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在军事上能够与他对阵的只有韩信，而且那一次对阵是在三比一的相当悬殊的兵力对比的形势下，一战定乾坤的，就象汉尼拔的扎马战役，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隆美尔的阿拉曼战役一样，胜负的结局是最终的，但是战场指挥员的素质却并不能由此确定是战胜者高于战败者。就象历史没有因为一时胜负就判断西庇阿优于汉尼拔，威灵顿超过拿破仑，蒙哥马利强过隆美尔一样，在战场指挥才能方面，也不能断定韩信就比楚霸王强。

　　后人对于楚汉相争当中，关键性的“鸿门宴”的戏剧性内容总是津津乐道，以为如果项羽按范增的意见杀掉刘邦就可以避免后来的下场。这是一种误解。项羽杀了刘邦，如果继续沿用他的错误的政略，会有另外的人来收拾他。当时有英布、彭越和许多他原来的部将追随刘邦反对他，甚至连韩信本来也是他手下的一名士兵。

　　他在政略上的致命错误是一反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恢复西周的分封制，致使诸侯坐大；另外，他定都彭城，使自己处于“四战之地”，使自己在后来形成的军阀混战中没有优越的战略形势。如果他定都在关中或者洛阳，诸侯纷起之后，他仍然可以在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将对手各个击破。他实行残酷的烧杀政策和任人唯亲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都不是他的军事天才所能挽救的。

　　如果楚霸王实行这样的政略，局面将大不一样∶

　　一、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诸侯王食国而不治国。全国统一由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治理，诸侯王集中居住在京城，任职中央政府，不任职封地。对于封地只有分配权（以封地税收的一定比例为收入）和监察权，没有行政权，当然，更没有军权。

　　二、定都咸阳或者洛阳，切实控制原来秦晋的地盘，尤其是今山西陕西和河南西部。

　　三、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

　　四、实行鼓励学术，繁荣文化的政策。

　　这些，都是刘邦建国初期实行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在认真检讨秦始皇和楚霸王施政的得失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儿女情长，可以说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永恒的主题，这里又是竞争的另一个“战场”-所谓的“情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举世公认是《红楼梦》，里面故事的主要线索就是围绕着贾宝玉的爱情故事展开的。与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书中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公主，反而有一位在情场上“所向无敌”的宝二爷。有人跟他争长辈的恩宠，却无人与他争风吃醋争夺女孩子的爱情。情场上的竞争发生在那些“至清至洁”的女子们之间。为人熟悉的是林黛玉和薛宝钗之争。她们的竞争战略是根本不同的。

　　林黛玉实行的是现代派战略，注重与贾宝玉的个人交往，强调情投意合。用感情和交往“保护”她的“感情俘虏”，不让情敌染指。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一开头就说：“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一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把那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孙女儿倒且靠后了；就是宝玉黛玉二人的亲密友爱，也较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宝钗却是浑然不觉。”一般人以为贾宝玉喜欢林黛玉是因为林黛玉漂亮或者人品高尚，其实按照曹雪芹的原文，情况恰恰相反，林黛玉论美貌不如薛宝钗，比人品也不及薛宝钗。因此林黛玉充满危机感，整天以泪洗脸就不奇怪了。不过贾宝玉并不重视美貌和人品，倒是很在意高山流水遇知音，珍视那份和林黛玉心心相印的感觉。但是要女孩子相信这个贾宝玉独一无二的感觉，就很困难了。按照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的思想，林黛玉的战略是“直接路线”战略，薛宝钗的战略是“间接路线”战略。林黛玉在感情方面，虽然百战百胜，薛宝钗最终也没有赢得贾宝玉的爱情，但是在婚姻和人际关系上，林黛玉却和楚霸王一样，陷入了薛宝钗设下的的“十面埋伏”之中，最后“焚稿断痴情”。如果把性别颠倒过来，和“霸王别姬”一样的是“美女别情郎”，不过是把“霸王别姬”当中的英雄末路换成美人迟暮罢了。

　　薛宝钗则和刘邦用的是近似的谋略，虽然她也用“金玉良缘”的说法，美色，才华去争取贾宝玉的爱情，但是她的更多的心思是放到了对林黛玉的“软打击”和迂回包围之上。时时处处挑引林黛玉，让她充分暴露自己的刻薄，心胸狭窄，使她结怨于贾府上下。而自己却谨遵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贤淑标准做人，争取人心，尤其是争取在当时能够决定婚姻大事的长辈得人心，最后，连心痛林黛玉的贾母也愿意选薛宝钗为孙媳妇，最终在婚姻上战胜了林黛玉。高鄂在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中，把林黛玉临终前的悲剧写得不亚于霸王别姬的四面楚歌：几个贴身丫环照料着不久人世的黛玉，贾母还派人来叫紫鹃去行调包之计，丝毫不管黛玉死活；另一头则是她的情敌大事祝贺情场战胜，热闹非凡，就跟韩信的四面楚歌一样。把“世外仙寂寞林”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相提并论，在艺术形象上的不和谐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就谋略得失上而言，两人却是别无二致的。

　　现代人可能以为薛宝钗最终也没有赢得爱情，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不算成功，不过《红楼梦》确实发生在古代，我们应该注意古代人的感受。贾宝玉爱林黛玉，林黛玉沐浴在爱河之中，应该很开心才对，按照现代人的说法：“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即使没有能够结婚，今生今世也没有白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林黛玉虽然得到了爱情，但是她追求的并不是爱情，而是贾府女主人的社会地位！--天啊！不会吧？林黛玉的思想那么新潮，她可是和贾宝玉一样看不起那些只知道四书五经的书呆子的--很遗憾，林黛玉对于当时女人的事情却没有想得那么开。我们可以看看《红楼梦》中的片断：贾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因为看不惯袭人得到宝玉的宠爱，对自己不够尊敬（其实当时袭人正在生病，这是一场误会），在贾宝玉的房间里面大骂。王熙凤把李嬷嬷哄走后，薛宝钗和林黛玉“都拍手笑道：‘亏她这一阵风来，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宝玉点头叹道：‘这有不知是哪里的账，只拣软的欺负！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上在她账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说道：‘谁又没疯了，得罪他做什么？既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犯不着带累别人！’”

　　看官留意，晴雯受不了宝玉宠爱袭人，因此吃袭人的醋，看见李嬷嬷闹事骂袭人，幸灾乐祸，袖手旁观。李嬷嬷走后，犹嫌不过瘾，还要说上几句刻薄的话刺激袭人。但是薛宝钗和林黛玉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反而为袭人被骂终于结束感到高兴，为什么？为什么她们不在乎自己的未来丈夫和丫鬟有一手？

　　拿一个现代的例子来想想：如果老板娘对于老板和小秘之间的卿卿我我完全没有反应，你能说老板娘和老板之间有爱情吗？而林黛玉还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儿”呢！不过她只为贾宝玉和小姐们的来往生气，但是从来不在乎贾宝玉和丫鬟之间发生了什么。因为小姐才具备当贾宝玉大老婆的资格，而丫头只能够当小妾，无论如何不能和正式的妻子相提并论。因此我们知道，林黛玉、薛宝钗争夺的目标是贾宝玉的正妻的位置并不是独占的性伴侣，其次林黛玉重视贾宝玉作为思想感情上的知音--曹雪芹称之为“意淫”。这些和我们今天流行的独占的爱情和性伴侣、法定的一夫一妻制作为男女互相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认定薛宝钗没有得到贾宝玉的爱情就是失败。就像现在满街的老夫少妻，你说人家没有爱情因此失败？老夫未必不爱少妻，少妻未必不爱老夫，因此你不必为如花似玉的少女挽着两鬓斑白的老人感到遗憾。即使他们之间真的没有爱情，老人找到了护士，少女找到了饭票，未必不是各得其所。如果一个女孩子说：“爱情又不能当饭吃！”，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嫁了一个富甲一方的阔气老头，从战略上说，她是成功了。至于嫁老头好不好，除了她自己的感觉，谁能说什么呢？何况贾宝玉还不是老头，是一个英俊才子，薛宝钗能嫁给他，是那时的女孩子认为的最大的胜利。

　　林黛玉的母亲去世，父亲把她送到外婆家。薛宝钗的父亲早逝，跟哥哥、母亲一起到贾家。从讲究家庭背景的封建社会来说，林黛玉在一开始就占了上风，她的父亲活着，正在当大官。薛宝钗却只有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虽然财产很多，但是在权势上始终无法与林黛玉的家庭抗衡。

　　除了家庭背景的优势外，林黛玉与贾宝玉因为相识早，一同住在贾母房中，与贾宝玉的关系比薛宝钗与贾宝玉的关系密切。同时，林黛玉与贾母的关系也比薛宝钗与贾母的关系亲密得多。

　　按照现代的观念，林黛玉很早就应该伤心了：贾宝玉开始“失身”于太虚境，后来又与袭人“初试云雨情”，接下来是和秦钟展开“同性恋”……不过好在林黛玉虽然小气，但是对于这等男欢女爱的事情倒是看得开，没在意。可是接下来薛宝钗的大举进攻，却让她不得不防了。

　　首先，薛宝钗拿出金锁来配贾宝玉的宝玉，意欲缔结“金玉良缘”。林黛玉急了，顾不得骄傲矜持，赶到薛宝钗住的房间来“搅局”，不让薛姨妈有机会灌醉贾宝玉，留宿在梨香院。最后还亲自“保驾护航”，把贾宝玉送回住所中。第二天，贾宝玉上学，特地来向林黛玉辞行，林黛玉开心极了，还特地问一句：“你怎么不去辞你宝姐姐来呢？”--那意思分明是庆祝粉碎了情敌薛宝钗的第一次进攻，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战，直比得上楚霸王彭城之战大破刘邦５６万大军的辉煌战绩。不过，接下来形势逆转，林黛玉父亲病重，她不得不回家探望，但是也无力回天--父亲竟然撒手人寰。本来林家压倒薛家的形势一下子颠倒过来：薛宝钗好歹还有母亲兄长，而林家竟然只剩一个孤苦伶仃的林妹妹了。这就好比楚汉相争，韩信巧渡黄河连续攻破魏赵代三地，楚霸王陷入四面受敌的被动形势之中。回到贾府之后，担心贾宝玉变心，借着误会贾宝玉把她送的荷包转送别人，剪烂了正在织的香袋，试探贾宝玉，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第二场大会战发生在元春省亲的时候，曹雪芹这样写道：“原来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元妃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违谕多做，只胡乱作了一首五言律应命罢了。”结果在元春那里，两人算是平手。然后战场又转移到贾宝玉身上，薛宝钗出“老千” ，帮助贾宝玉做诗，改“绿玉”为“绿蜡”；林黛玉也不甘示弱，干脆帮助贾宝玉写了整整一首诗，揉成纸团仍给他。仍然打成平手，就像楚霸王和刘邦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战况惨烈，反复拉锯，但是双方都不能获得决定性战果。

　　元春省亲之后，贾宝玉积极到林黛玉住处走动，虽然薛宝钗和史湘云几度骚扰，但是没有改变局势：贾宝玉已经选定林黛玉为自己的结发妻子的第一人选。不过接下来，薛宝钗生日，贾府上下庆贺，规模比去年为林黛玉祝贺生日要大，表现出贾府上下对薛宝钗的重视，林黛玉大为不快。后来，元春下谕，让贾宝玉和所有姐妹们住进大观园，黛玉葬花，和宝玉一起看《西厢记》，很开心。当贾宝玉被贾环陷害，烫伤了脸，林黛玉去探望，凤姐甚至打趣说她是贾府的媳妇，反映出似乎贾府的掌门人已经默认林黛玉的身份了。这个形势，已经相当于楚霸王在荥阳围住了刘邦的局面，不过煮熟的鸭子居然飞走了。

　　薛宝钗在危难时刻，坚持自己的迂回战略：

　　通过母亲向贾府的长辈散布“金玉良缘”的说法--古代人比较迷信，这种巧合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当然也是代表女孩子家庭委婉地求婚--从古到今，女方求婚被中国人在习惯上认为掉价，所以不好明说，只能绕弯子；

　　利用金钏自杀，贾宝玉母亲王夫人自责的时机，开导王夫人，帮助她推卸责任，等于在危难之中解救了王夫人的灵魂，立刻博得王夫人好感。当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将她列入未来媳妇的人选；

　　利用贾府为自己贺寿的机会，争取贾母好感。曹雪芹这样写道：“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贾母更加喜欢。次日，先送过衣服玩物去，王夫人、凤姐、黛玉等诸人皆有随分的，不须细说。”

　　争取史湘云的同盟，史家财雄势大，史湘云又直来直去，很多薛宝钗不方便说的话都由她代劳了；

　　争取袭人的同盟，袭人是和贾宝玉相处时间最多的人，而且也是思想正统的人物当中唯一获得贾宝玉好感的人，最后还是贾宝玉实际上的妾侍。从袭人的角度，主母的人选关系自己一生的幸福，自然千方百计发挥影响力，她和贾宝玉朝夕相处，拉拢她的意义就和现代人走领导夫人路线争取领导重用一样，不过薛宝钗的做法在现代看来有点儿滑稽：走小老婆路线争当大老婆，这是因为古代的小秘和老板娘的地位是铁定的，不可以颠倒的，所以薛宝钗并不在意袭人当贾宝玉的妾侍；争取其他贾府下人的好感，造舆论；让兄弟薛蟠做贾宝玉的朋友。

　　虽然和林黛玉是情敌，但是还是通过关心爱护和劝解，使得林黛玉放弃敌意。一方面林黛玉对贾宝玉的影响最大，不能让她在贾宝玉面前说自己不是，另外将来数女共事一夫也有很大的机会，何不未雨绸缪，搞好关系？

　　不能拿现代观念来解释古代人的思想。前面我们看到，甚至连林黛玉这么“小气”的女孩对于贾宝玉这个“天生情种”到处留情乃至“失身”都那么想得开，薛宝钗自然对于今后和林黛玉共同成为贾宝玉妻子有所准备，何况贾宝玉已经有袭人了，再多几个性伴侣也无所谓，只要把大老婆的位置留给自己就行了。看官留神：在这里，薛宝钗面对的并非一般女孩子所面临的爱情竞争，嫁不成贾宝玉可以嫁别人，因为家族、地位等的问题，她比现代的女博士找对象还要麻烦--除了教授和博士后，文化水平低的只有中央委员、省长、市长、大明星还可以考虑，合格的人选太少。对于薛宝钗来说，除了贾宝玉，她几乎没有选择，因为她有限的社交圈里，只有贾宝玉一个合格的男性，如果嫁不成贾宝玉，就只好胡乱委身于任何门不当，户不对的男人了，这是像她这样一个有才华又工于心计的大家闺秀所不甘心的。但是她并不是一个狠毒的女子，没有采取故意置林黛玉于死地的措施，林黛玉后来的夭折是贾府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事情，因此，她当然会想到林黛玉不放弃，贾宝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结果，可能将来要共同成为贾宝玉的妻子，她所争夺的，只是在名次上比林黛玉领先罢了。如果贾母能够有薛宝钗的战略眼光，应该为她的宝贝孙子安排一个“通吃”的结局，这样可以做到皆大欢喜。

　　从战略目标上说，薛宝钗是成功了，但是后来贾宝玉宁可出家也不愿意和她“苟合”确实是始料不及的，这和刘邦大封诸侯王后来导致后代自相残杀的结果一样，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我们探讨战略，只能达到“尽人事”的效果，至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好“听天命”了。不过，这样的现象并不能作为战略头脑没用的理由，就像我们如果学习经济学并且活学活用，发了大财，但是不料孩子却因为生活太富裕而被宠坏了，和一班狐群狗党犯下强奸妇女的罪行，你能说经济学没有用吗？你只应该说经济学不够用，只能帮助你赚钱，不能帮助你教育孩子，你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知识。战略学的知识也是如此，它让你克敌制胜，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至于这个东西你应不应该要，到手了之后怎么办，都是属于其他“头脑”应该操心的事情，它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人们常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其实无论哪个民族都喜欢窝里斗，窝里斗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人家甚至还要堂而皇之地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去斗。当年伏尔泰曾经这样形容他的法国同胞：“这种闹纠纷和闹党派的劣根性从宫廷传到边远小城。连王国的村社也受其影响。因无法规可循，事事都会引起争吵。甚至在巴黎教区各教堂，也有人大打出手。各种宗教仪仗队，为了各自旗幡的荣誉而互相殴斗。巴黎圣母院的议事司铎经常与神圣教堂的议事司铎撕打。高等法院和审计法院，就在路易十三把王国置于圣母玛丽亚庇护之下那天（１６３８年８月１５日），为了居先权在巴黎圣母院聚众斗殴。“几乎王国全部村社都有武装。几乎人人都表现出决斗的狂热。这种陈旧的野蛮习俗以前曾经得到国王本人准许，因而成了民族特性。他和内、外战争同样使国家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半受战争骚扰的二十年内，法国的贵族死于自己同胞之手的，比死于敌人之手的为数更多。”

　　似乎法国人在那个时候，比我们中国人更荒唐。听说古代文明发达的希腊人今天堕落到一方面和土耳其争夺塞浦路斯主权，另一方面直到现在还是村村堡寨，自己同胞之间经常互相大动干戈，变成一个在国际上只有美好回忆，而没有美好现实的无足轻重的小国。

　　为什么我们人类自己会互相斗争呢？为什么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果以人类来说，谁是外--外星人？）”呢？没必要。如果一间办公室没有“办公室政治”，人人下班都赶着回家买菜，上班都在喝茶看报纸等任务，“公事公办”，这间办公室肯定没有生气。如果商人之间不展开“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蛮荒时代，所有的产品都会是祖宗十八代以前使用的，而且以高昂的价格出售，你爱买不买。如果男女之间没有情场竞争，女人就不会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是蓬头垢面，男人就不会发愤图强而只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竞争是保持在社会理性的控制之下，竞争各方就只能够靠显示自己的实力来获胜，不能靠野蛮地破坏对手的实力获胜，这样的竞争能够促使人们把资源投放到实力的建设当中去，而大多数实力要素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构成要素，竞争各方的实力增强了，文明就进步了。

　　给你一个战略头脑，让你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保持清醒，不要心烦意乱，不必退隐山林，投入竞争，做一个胜利者，并且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因为战略学是应用学科，实践性很强，战略运筹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重，因此本书在体例上采用大量的案例分析和逻辑推理并进，一方面不至于让读者烦闷于长篇大论，又不至于陷入个别事件而局限了自己的视野。虽然案例的选择应该照顾到各方面的读者，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很多读者感兴趣的家庭、企业等等方面的案例不多。主要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国家大事，历史学界首先进行了科学的研究，所有的事情经过大概我们有了基本不错的了解，因此我们不必纠缠于细节的真实性。而“清官难断家务事”一句俗话就封锁了我们利用真实家庭案例讨论的可能，书中只是讨论了《红楼梦》当中的故事，当然因为是文学作品，虚构的成分很多，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企业的案例虽然不少，但是局外人的心得多数只是皮毛，很多真实的情况已经被金钱折射，公布的情况不能让人明白究竟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再说，如果讨论现在的企业，不是有吹捧之嫌，就是可能损害人家的名声，这个麻烦还是不惹为好。这两方面的朋友只好自己从身边经历的事情当中慢慢品味，细细玩赏个中奥妙了。

　　15.阿基米德的杠杆是什么？

　　俗话说衣食住行，可见有一所好的房子，好的居住环境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竞争当中，光有实力还是不够的，如果实力没有一个能受它控制的环境，对它进行补给，保护，那么这个实力可以说在竞争中就失去了支点，因而就不能完成它的竞争使命。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基地就是在竞争当中使用实力的支点。那么基地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在任何竞争里面，实力必须有一个生存，生长的条件。这个条件实际上是被它所控制和改造过的环境。此环境可与实力进行物质交换，使其完成本身的新陈代谢，进而逐渐成长起来。打个比方，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果红军没有根据地，就会失去兵源，财源和後勤供给，也就不可能生存并壮大。因此红军只有依靠根据地才能站得住脚。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了。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经这样提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因此我们知道，在竞争当中实力首先必须控制和改造一个环境，使得这部分环境能成为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提供良好的生存和生长条件。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当实力在竞争中受到对手强大打击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退却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地方的环境经过良好的改造和加工，可使实力依其防守，保存自己。那么一旦有难，它就可以退守自保。基地的另一个作用是，当实力需要向对手出击的时候，作为其後方向它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和补给，保障实力在进攻当中取胜。由此可见，基地是一个经过改造并受实力控制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竞争一方的实力可得到生存，生存的条件，获得优于其它环境下的保护和自卫条件。依托这个环境，实力可向外突击去击败对手，而完成竞争的使命。

　　要进一步了解基地，首先应明确基地本身是一种环境。而且是一种经过竞争一方改造，控制，建设，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环境。其次应了解基地的功能。根据定义可知基地具有如下功能：

　　第一，为实力提供生存，生长的良好条件。比如说一个人，不管他投入什么样的竞争，如果在一天的劳累之後，回到家里遇上了家庭纠纷或家里经济拮据，那么他一定不能获得很好的休息。筋疲力尽地回来，第二天又筋疲力尽地回去，这样是不能把工作做好的。又如，一个公司的办公室，周围噪音很大，人来人往，繁杂琐事很多，而总经理选择这个办公室为他主要的办公场所，那他一定不能平心静气地构思公司长远的发展大计。也不能很好地制定其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另外在这种环境中工作，还易使人感觉疲劳，损害健康。由此可见，基地的第一个功能是为实力提供良好的生长和生存条件。另外，实力在这种环境中，还必须获得新陈代谢所需的各种物质。例如，一支军队，它需要能提供一切後勤资源的基地。包括提供士兵的衣食住行到武器装备，以及武器装备的保养和维修条件。如果没有这些，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不能得到保障，更加谈不上提高。所以我国现行国防政策的改变也就是要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一个良好的基地，使其能在一个富强的国家里得到足够的经济资源，在反侵略战争中能够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胜利。

　　基地的第二个功能是为实力提供一个良好的保护。一个竞争者在竞争中要想可靠地保护自己的实力，首先自己本身要强大，但仅此还不够，在一些竞争场合中，对手可能具有更强的实力，所以自己这一方就必须借助一些环境的帮助来弥补实力上的不足，使其达到某种平衡，进而有效地保护自己。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论述了几种抗日跟据地的情况，他说：“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上述的有利主要是指地理条件的有利。他又说：“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及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需有游击队可以回旋的余地，及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一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发展及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用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军事上选择基地时，一定要选择地势险要的地点，便于防守。这样一旦遇到强大对手进攻时，可以依托地势进行抵抗，使自己的实力得以保存。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弱者可以凭借社会的法律环境来有效地保护自己，任何强者都不能为所欲为地欺压弱者。武侠小说里的那种靠武艺高强横行天下的事是现代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行侠仗义也不行，因为社会只能容忍一个侠士存在，这就是社会的司法系统。

　　基地的第三个功能是：为进攻提供良好的后勤支援。在很多类型的竞争当中，实力往往要依托自己的战略基地向外发动进攻以便击败对手夺得竞争的标的物，在这种情况下基地要为竞争提供最好的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双方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盟国方面具有良好的基地。例如美国一国的生产可以超过轴心国-德，日，意三国生产的总和。因此，轴心国的战败就成为不可避免。

　　我们伟大祖国作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与其他民族进行社会竞争的战略基地，在满足实力的生长条件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比我们大，但是好用的比我们的少。美国好用的国土面积，尤其是耕地不比中国少，但是没有中国的多样性和悠久的历史。印度是唯一可以和中国比美的国家，但是毕竟国土面积小了一些，民族、宗教纠纷多了一些。在目前，我们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我们的耕地面积相对不足，其他资源也略显得贫乏。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养育了１２亿多儿女的情况下，祖国母亲才刚刚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不过，俄罗斯就在我们身边，那一大片广阔的国土正好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投资场所和贸易对象。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占领过这片土地，不过现代社会，经过贸易可以更好地利用别国的资源为自己的人民幸福服务，而且没有必要闹得大家世世代代没有朋友做。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人们往往以为美国面临两个大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只有美国人打别人，别人从来打不着美国人。其实美国的军事地理条件远远不如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找他们麻烦，这是他们运气好兼历史短的缘故。如果我们知道美国的先人为什么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要发动对加拿大的远征就知道了，他们担心英国从加拿大入侵美国。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英国衰落到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时才结束。１９世纪末，马汉在提出“海权论”的时候，还曾经设计过对英国的海上战争战略呢。中国则不同，在西南方向的陆地上，耸立着高高的青藏高原和险峻的横断山脉，在５，０００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哪个方向来找中国人的麻烦；在西方，有高大的雪山和荒漠，当中的夹缝中只有几条崎岖艰难的丝绸之路蜿蜒延伸过来，一路上经历重重险关要塞，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入侵的先例；北方与兄弟民族的兄弟阋墙是中国内地汉族所受到的主要威胁，但是由于当中隔着广阔的戈壁滩，燕山山脉、阴山山脉等重要屏障，加上万里长城的建造，少数民族在几千年里成功入主中原的例子还是很少的；东边是大海，中国的大海和西方的地中海不同，是风高浪急的天然屏障，在１７世纪以前，不要说西方人，就连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也很难从海上入侵中国。我们反过来看，鉴真和尚穷毕生精力东渡日本，屡次失败，元朝水师远征日本，两次遇到风暴，终于失败，可见这大海的威力。因此，中国古代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只有在内河作战的“水师”。当然，到了近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大海在国防上的作用削弱，中国的水师开始转变成海军。设想一下，如果从日本延伸出来的琉球群岛是一条半岛，好像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半岛，或者马来亚半岛一样，把太平洋的风暴浪潮挡住，东海和黄海就会变成地中海一样。一方面，我们东亚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很频繁，另一方面，从海上入侵中国的事情可能很早就会经常发生。地中海周围的文明古国多数都受到来自海上的入侵：埃及曾经在“海上民族”的长期攻击下受到严重破坏，古代的以色列人也受到海上敌人的袭扰，著名的马拉松战役，是古代的东方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入侵西方，是从海上进攻的，后来希腊人报复波斯，派海军攻打埃及失败……同样的思路也可以延伸到南海：假如从马来西亚经过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直到台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大陆或者半岛，也会形成地中海的条件。不会有那么多台风登陆中国东南沿海，但是可能会有很多来自海上的军事入侵和贸易活动。

　　从进可以攻的角度看，中国的山河险固同样不利于中国人的对外征伐。中国是古代人类社会最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是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对外扩张到了今天的边境之后，大概有两个方向：

　　以农耕民族汉族为主的扩张方向，主要是向中亚地区，在唐朝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最远包括了现在的中亚５国和伊朗、阿富汗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建立和维持商业交通。所谓西域都护府的机构和内地的郡县制是不一样的，类似于盟主的形式。中央政府派驻少量军队沿途保护商旅，并且在当地政府提出要求的时候，派兵协助反抗侵略和维持地方秩序。行政方面基本上全权由当地政府负责，也不征税。所谓朝贡是国家之间互相赠送礼品的一种外交活动，和税收是不同的。现代因为我国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纠纷，中国古代在周围建立的这种同盟国联盟的体系被用来支持领土要求，引起了很多问题，例如甲午战争和中法战争都是这样引起的。不过这种同盟国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会为中国的领土扩张提供可靠的前提。由于古代中国有着周围国家和民族觉得非常羡慕的高度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中国的移民也促进了当地的发展，时间一长，当地就自然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了。但是汉族带领的中国西进运动到唐朝受到挫败，阿拉伯人击败了唐朝组织的西域联军，中国汉族人从此停留在今天的版图之内，向西方的扩张大体停顿。

　　第二个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扩张方向，主要是越过蒙古高原西进。大家很熟悉的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的西征，但是更早的时代，匈奴人的领袖阿提拉已经到达了今天法国的境内，所向无敌，西方人敬畏地称之为“上帝之鞭”。不过这些西征活动因为失去了和中国本土的经济联系，不能看成是中国的扩张，只能看成是移民，游牧民族集体的军事移民。

　　在明清两朝，还开始了两个方向的扩张。第一个方向是东北的开发。东北和今天中国关内地区在古代由于辽河下游的沼泽地以及寒冷的气候，汉族人并没有大规模移民。满请入主中原之后，由于担心沙俄的侵略，开始鼓励汉人移民东北，这个政策被后来历届中国政府继承。另外，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开始大规模移民开发南洋。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支持这些开发活动，但是根据西域的经验，如果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根据自己古代形成的发展路线，大概会在适当的时候建立“南洋都护府”这样的机构来管理南洋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同盟国体系。

　　根据中国古代的经验和现代的实际，中国一定会努力在中国的周围建立几个同盟国集团来确保周边地区的安宁：中亚５国联盟，东亚联盟（目前是南北韩），东南亚，蒙古和俄罗斯。中亚５国目前内外交困，最容易接受中国的友谊，这个联盟的考验是对待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态度，目前因为这些国家也受分离主义的滋扰，因此和中国政府保持积极的合作对于双方都有利。东亚传统是中国的盟邦，几乎从来没有中断。古代，朝鲜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因为管理不方便，中国政府放弃了，但是一直保持同盟关系。中国军队在古代好几次进入朝鲜作战，基本上都是应朝鲜政府的邀请，或者是平定叛乱，或者是反击侵略，和当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东南亚各国当中，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越南和朝鲜一样，古代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因为距离太远，管理不方便，中国政府放弃了，以后一直保持盟邦的关系。最近这种关系扩大到原来针对中国的东盟各国，实际上，东盟本来是有针对中国的含义，现在已经非常淡化了。在东南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缅甸，正好堵在中国西南自然屏障的唯一一个窗口上，是中国和南亚大国印度之间的在这个方向上的唯一缓冲国。由于青藏高原的屏障作用，中国和印度并没有翻山越岭交战的纪录，英国侵略印度之后，曾经入侵过西藏，解放后我国也曾经和印度发生过边界战争，但是规模不大，战胜的一方很快退回山那边去了。而缅甸的平原地带，是中国和印度将来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唯一潜在战场，因此保持缅甸的独立和稳定，建立和加强与缅甸的双边关系，是保持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战略性因素。缅甸现在是军人政府，在国际国内都非常孤立，经济困难，政局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潜伏着巨大危机。

　　以前欧洲人曾经提出“地缘政治”学说，认为中亚一带是亚欧大陆的中心，任何国家一旦控制了这个中心，就有条件控制世界。这是过于简单的推论。中亚属于从撒哈拉开始的荒漠地带的延伸，本身的自然资源很贫乏，不能够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家。如果从中亚往西边走过去，到伊朗和伊拉克，这一带倒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代的巴比伦和波斯曾经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但是和埃及一样，国家大了之后，先天不足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仍然是资源贫乏，人口稀少。发展起来之后，反而受制于资源丰富的欧洲、中国和印度这些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国家能够仅仅依赖中亚地区的控制就能在国际事务当中发生支配性影响的。中国在唐朝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区发挥过支配性影响，但是无论是对人类历史还是对中国本身，都没有发生重大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在军事与政治斗争中，逐渐发现了几处优良的战略基地。其中最优越的是关中盆地，该地两面险阻，但面向中原一面进可攻，退可守，只有崤函一墙之隔。北西南三面或险阻或贫脊，不易于形成和支持强大的竞争对手，渭河流域的八百里秦川，在当时足以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因此凡是控制了关中平原，就可以南下控制汉中和四川盆地，东北向控制山西，以後，就可居高临下，唾手而取华北平原和中原地区。而直到南宋以前，中原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夺取了中原之后，加上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的资源，统一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是采取这个战略的。秦军首先击破赵国，控制太行山脉，然后出函谷关，灭韩、魏和周王朝，到了这个时候，统一之势已经形成，楚、齐、燕等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采取了稍加修改的战略：主力出函谷关于荥阳一带与对手项羽相持，派出韩信攻赵，控制太行山脉、华北平原，又占领齐国所在的山东半岛，加之英布从淮南进攻，彭越的游击，使楚霸王四面受敌，力尽而亡。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生态的破坏，这个地区的经济逐渐衰退，到宋朝以后，已经不再是合适的国家政治经中心了。

　　其次，是控制太行山，燕山山脉条件下的华北平原。两面环山，一面临海，另一面有黄河天险可据，腹地辽阔，物产丰富，人民众多。南下可攻如中原，防守可据黄河及其以北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辽，金，元，清都是首先攻占这个基地，然後南下争锋的。在宋朝以前，这个地区的东部海河下游是大片的盐碱地和沼泽地，只有西部靠近太行山的地方才可以开发，所以古代这个地区并没有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看上的龙兴之地。到了宋朝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逐渐成为中国新兴的经济区。

　　东南方向，存在这另一个战略基地。而且随着东南经济的开发，逐渐由开封向东南转移到长江三角洲。这个战略基地，西据大别山脉，北依淮河，长江，东临大海，尽有长江中下游之富绕。但是，防守有余，进攻不足。因为资源特点，水军强大，缺乏骑兵。在北伐进到中原之後，很容易顿兵挫锐于上两个基地的高山坚城和大河防线之下，难以久据中原。因此，以此为基地的政权，往往容易演成偏安一隅的局面。明朝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不过割据这个地方的政权都有开发海洋的爱好。

　　两湖地区是很古老的战略基地，楚国曾经依托这里问鼎中原。两湖地区古代比较落后，开发不足，直到明朝以后才有明显改善。国民党中央政府曾经定都武汉，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主意，蒋介是因为党派斗争，没有选择武汉，以后几十年都为这个失策奔忙。武汉、西安、洛阳、开封这些城市比较接近中国的中心地带，在以前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太远的地方管不住，容易形成地方格局。在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管不住南方的国民党，而蒋介石也管不住离南京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因此军阀混战，连年不断。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强大，本来定都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５０年来，在北京至少有两点不如武汉：经济条件不如武汉，特别是生态条件，尤其缺水，成为现在制约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武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外蒙古独立以后，北京太靠近边疆，东怕敌人海上登陆，西怕敌人翻过燕山。南京也有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因素，蒋介石就遇到过这个麻烦。两湖作为战略基地可以说优势在经济而劣势在军事，“湖广熟，天下足”曾经是统治阶级重视两湖地区的理由，但是对于作为内战割据的地盘来说，对于中原方面只有并不难走的伏牛山到大别山一线稀稀拉拉的山地，不足以防御中原方面的进攻，对付来自长江上游和下游的进攻，地理条件也不是特别优越。当年楚国北上问鼎中原的时候，有鉴于此，特地建造了“方城”防御体系，估计是和长城类似的防御建筑。这个体系相当不错，后来楚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没有敌人能够正面突破“方城”防线。后来孙武灭楚国，是从“方城”以南的大别山进军的，秦国灭楚国，走的是武关，从“方城”的西北侧翼进军。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组织武汉会战，是看上两湖地区的战略地理形势。但是日本军队主力沿长江逆流而上，水陆并进，另外出奇兵偷越大别山，国民党军队很快溃败。这个地区防守不易可见一斑。

　　东北平原，也是一个战略基地，是辽，金，元，清四朝的发祥地。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易守难攻。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北的西，北，东三面没有强大积极的政权出现，因此，也是西南方一面向敌，而且，背靠华北平原之敌在山海关被突破后，向南处于无险可守的困境。在游牧骑兵的追击下，通常很快就退出华北平原，隔黄河而守，然后，争夺焦点转向太行山脉，黄土高原。得手之后，进逼到秦岭－淮河一线，南北对峙的局面就形成了。如果能够进占四川，则统一中国也不是办不到的。

　　四川盆地在中国是偏安的最好选择：四面险固，怀抱成都平原。如果对手没有华北平原或者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支持，很难突破蜀道天险。

　　总的来看，中国的核心是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两个平原之间没有重要的自然障碍，这是中国统一的地理条件。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控制了中原，其他的割据势力都不可能长期分裂国家，其他地区的割据势力不可能有中原的经济实力，也不可能获得外国势力的援助和支持。中国四面险阻的自然条件，也鼓励了中国人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好像一双强有力的臂膀，把这片土地上的亿万人民拥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像欧洲那样的地理条件，一马平川，中间耸立着阿尔卑斯山，交通很方便，资源也很丰富，但是国家和民族很容易散掉，人心都是外向的。印度倒是有些接近中国，只可惜喜马拉雅山在西北方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注定了印度人不断受到来自西北的入侵者的威胁。那么印度人为什么不去威胁别人呢？大概因为印度的地理条件太好，恒河流域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印度人往东去是茫茫林海，巍峨高山的缅甸，往西去是雪山高原和沙漠，北方是喜马拉雅山，其他方向是浩瀚的印度洋……所以印度人心安理得地坐在恒河边闭目养神，思索着宇宙奥妙的真谛。印度人如此自得其乐，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在乎南部地区几乎从来没有并入他们的版图，只是英国人才忙里偷闲，在统治印度的同时，抽空统一了印度。如果不是英国人多事，印度人现在怎么会和邻国有那么多的领土纠纷和冲突？

　　以前魏武侯很喜欢打仗，整天跟着他父亲青睐的军事家吴起后面问长问短，现在记录下来的《吴起兵法》就是他让人记录下来的他和吴起的军事问答。有一次，魏武侯去视察吴起的防地，和吴起一同乘船沿黄河而下。沿途魏武侯看到山河险峻，不由得大声叫好。吴起批评他说：“在德不在险。”意思是说，社会环境比较起自然环境来说更加重要，自然环境是基本不变或者缓慢变化的（或者是我们前面说的“弹性比较小”的），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就很迅速（也就是“弹性比较大”的），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基本不变的东西上面而忽视了迅速变化的东西，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解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注重发展高科技，给予高科技很多投资和优惠条件，但是我国的高科技一直发展缓慢。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没有形成一个高科技发展的肥沃土壤，在沙漠上面，当然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了。高科技发不发得起来，首先要看搞高科技的人能不能发起来。比尔·盖茨是搞高科技起家的，现在是世界首富，比那些炒买炒卖的“股林高手”要强得多，因此美国的高科技发达。中国很多人知道ＣＣＤＯＳ这个软件在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可是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软件的作者是谁？即使知道，有几个人会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中国人向往的是中央首长的前呼后拥，亿万富翁的左拥右抱，有谁会在实际行动上努力去当爱迪生、比尔·盖茨？当年庄则栋拿了世界冠军，成为了所有青少年的榜样，街上到处是练习乒乓球的小孩，于是乎，成就了中国乒乓球一代人的世界霸主伟业。中国人搞高科技为什么不能发达？首先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太不像话。之所以用“太不像话”来形容，是我国居然和美国就这个问题发生贸易纠纷。本来这个问题应该是中国人自己起来着急才对，结果外国人批评我们，我们还跟人家吵架。中国人应该拿出禁毒，抓反革命，至少是“扫黄打非”的劲头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这个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应该全力以赴。

　　一个人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无家可归或者是家破人亡了，四处流浪的滋味可不好受。英语里面也有类似的表达，叫Ｈｏｍｅｌ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中文就是流浪汉的意思。安居乐业始终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从战略的角度，在创业结束之后，手头有一些实力，就应该马上解决基地问题。是老虎，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深山老林，是蛟龙，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浩瀚大海。是人，就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家。

　　前面我们曾经讨论了基地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护功能，广东人叫“有瓦遮头”。所谓上有片瓦，下有立锥之地。现在经济低迷，什么生意都难做，但是置业兴家正其时也。我在深圳遇到一个打工仔，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小两口在深圳打工，有几万元储蓄，每个月大概有２５００元左右收入。我们讨论之后觉得可以利用住房贷款的方法置业，这个方法和租房自住差不多，但是２０年后自己就可以白白挣下一套房子！现在发展商的房子不好卖，纷纷推出各种优惠条件，１０％的首期是常事，２０年按揭也很普遍，甚至有的还肯签订待客出租房子的合同。现在市区的住房，普遍价格水平是５，０００元／平方米，三口之家的工薪人家，５０平方米的住房就可以，价格是２５万元。１０％的首期是２５，０００元，加上入伙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５，０００元到１万元，大概３万到３万５就可以了。７０％的费用由银行贷款，２５万×７０％＝１７万５，按照４％～４·５％的利息，摊在２０年里的２４０个月，每个月不过几百元，接近于自己租房的租金开支。如果发展商还可以提供２０％的免息贷款（很多发展商都这样干）达５年，那么打工阶层其实也有置业的机会。这位花匠认为可行，他还把方案略作修改：自己两口子的工作单位都提供住宿条件，这套房子可以买来出租，租金就可以支付银行贷款的本息了。如果现在不动手，作为工薪阶层，２０年后很难说会有１０万存款，但是有２０万存款的机会更少。如果现在动手呢，２０年后自己的财产账上至少多了一套房子，一套根据现行的土地使用法规和质量标准，在理论上讲应该可以继续居住不少于３０年的房子。房子会不会折旧呢？当然会，但是折旧的速度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成反比，物价涨得越快，房价就跌得越慢，物价涨得越慢，房价就跌得越快。但是中国要想高速发展，通货膨胀是不可能根治的，只能够控制在一位数的水平，而且很难做到。如果通货膨胀率在５％，则４％～４·５％的利息率其实相当于没有，如果高于５％就变成负利率了。通货膨胀一定会使名义工资和房租上涨，名义工资上涨，会使更多的人以为自己有钱了，买得起房子了，导致房价上升，房租上涨，也会导致房子增值--更多人把房子作为投资的对象。这样经过２０年，旧房子可能还能够卖上２５万甚至更高的价格也不一定。其实任何时候，不必等到完全偿还银行的全部本息你也可以卖房子的，不是吗？

　　建设战略基地的过程，就是利用自己的实力控制改造环境的过程，因为自己的实力是在变动的，因此控制基地也应该考虑这个因素。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静态地思考问题：哎呀！我的存款才５万元，一下子去掉一大半，每个月还要支付几百元，负担得了吗？其实房子和定期存款差不多，虽然麻烦一点，但是任何时候手头紧了都可以卖掉，存款变成房子其实没有损失。但是存款给你的只是心理上的经济安全感，房子还可以另外加上生活的满足感和赢得人们的羡慕--你能说你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羡慕眼光？当然装修和添置家具又要一笔开支，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妥善安排，这是属于改造环境的功夫，是在控制环境之后的事情。

　　光有房子就算有了家吗？还不能，但是起码有了建立家庭的物质基础。要建设一个好的基地，除了物质投入之外，还需要精神投入。也就是说要合家欢聚，夫妻恩爱，这样你才耗尽可以攻，退可以守。中国人有句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自身不修，没有本事，没有实力，当然养不起老婆孩子，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齐家的本钱，齐家就谈不上。可是光修身还不够，一条好汉，断子绝孙，那多可惜！但是因为自己修身修得好，吸引力强，就忽视齐家，到处沾花惹草，肯定家里内战烽火连天，那里有功夫去治理国家？抱孩子去吧！孩子他妈回娘家去了。虽然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个女人，但是从男人的角度，与其指望女人贤惠，还不如指望自己的修炼--好的眼光，别花多眼乱；好的修养和好的品味加上好的情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当然，还应该有一定的事业基础，至少能够让老婆孩子丰衣足食。从女人的角度，也是一样，如果只知道涂脂抹粉，那是本末倒置，光凭脸蛋成功的女人绝无仅有，而且那样成功的女人绝对不可能是你。从封建社会的现实，女人的修身包括涂脂抹粉和品德修养两个方面，但是现在多了一门必修课，那就是事业。有个乡下女孩考上了大学生，毕业的时候，父母对她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要考研究生了，据说女博士都不好嫁。她感到困惑就问我意见。我反问她：如果你留在乡下，是不是好嫁人一些？

　　她说：是呵。

　　我问她：嫁些什么人那么好嫁？

　　她明白了：没文化的人。（评论：夸张一点，准确地说，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

　　我说：你现在愿不愿意嫁给没文化的人？

　　她说：不愿。

　　女博士的问题和女大学生一样，不是不好嫁，而是自己的选择标准高了，符合标准的人少了，如果降格以求，不愁嫁不出去。女大学生不愿意嫁给男高中生，女博士非要嫁给男博士后，本来博士就少，博士后就更少，偏偏哪少得可怜的博士后又太性急，大学刚毕业就忙里偷闲娶了个护士小姐，你不是难为了博士小姐吗？其实神话故事里面就有大把公主嫁农民、仙女嫁凡人的故事，何必那么执著非要嫁白马王子不可？人成功了以后，确实不愿意再接受原本自己可以接受的事物，对于东西是这样，对于异性也是这样，这是很多大龄男女的问题所在，但是能够因此放弃成功吗？当然不能。从男人的眼光看回来，一个同样相貌身段的女人，如果是初中没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生，当然男人更加愿意选择大学毕业生，哪怕他自己只是高中毕业。所以女人也要有相貌和身材之外的实力，才能够在结婚以后控制得住自己的家庭，以为事业成功是家庭失败的根源其实是误解了两件事情的因果关系。只要事业成功不是以忽视家庭为代价，那么事业成功只能是家庭成功的基石而不会是破坏因素。如果你在家庭里除了生小孩做家务之外，别无所长，无聊之余除了打麻将之外还干点儿偷偷摸摸的勾当，你凭什么管得住你的丈夫，凭什么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就是基于战略基地的选择之上的。但其致命的弱点是，他选择的战略基地被自然条件分割成难以相援的两大块，而其中一块处于曹孙两家的两面威胁之中。当其执行其战略进攻方案，派一上将军关羽进军宛洛，主力北上关中平原时，两路进攻互不联系。当关羽北击曹操时，被孙权抄袭後路，而刘备无法相援。荆州失守後，益州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因此刘备要拼命夺回荆州，彝陵一战，既粉碎了刘备报仇的希望，也使诸葛亮的战略破产，形成了一种长期相持的局面。《隆中对》的另一个关于基地的战略失误是忽视了基地的重心。诸葛亮在攻占四川盆地之后，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继承了刘璋的都城成都，这使得统治者趋向偏安。如果定都在重庆，甚至荆州，会不会更富有进攻性呢？中国的历史刚刚做出了回答，以这种态势出发，去夺得天下的例子刘备的祖先刘秀就这么办过。当年刘秀参加绿林军就活动在荆州到襄阳之间，并且在昆阳大战当中摧毁了王莽的主力部队，从洛阳进攻长安，夺得了天下。诸葛亮和刘备拘泥于《隆中对》的既定方针，六出祈山，争夺关中，终于失败。试想，如果诸葛亮把《隆中对》稍加修改为：“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益州之兵以出秦川，将军身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与吴蜀联军夹击中原，使曹魏的统治重心处于孙刘两家的双重包围威胁之下，三国形势又大有不同：刘备主力由西南出荆州向东北和北，同时威胁许都，洛阳，潼关三个战略要点，使曹魏顾此失彼，“无处不备，则无处不寡”，又可西与北上秦川的军队，东南与向淮河流域进攻的孙权主力取得战略协同；而孙权北伐的积极性除了因此而较为高涨之外，还可发挥水军优势，派一支军队到今天的山东或连云港一带登陆，威胁曹魏的战略后方。这四枝军马，足以使曹魏的统治重心中原一带与关中失去联系，并如同楚霸王的彭城一样，成为四战之地。而这四支军队，都进退有据，相互呼应，在战略上不易各个击破。在军事学关于包围的理论有个“利益转换线”的说法，是说包围者的各路军队如果距离包围圈的核心太远，就容易被对手各个击破，因为各路兵马无法相援；但是当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程度，被包围者就难以各个击破包围者了。这个在战斗中存在的包围者和被包围者有利和不利形势的转折线叫做“利益转换线”。《隆中对》的战略，恰好是选择了对围攻不利的距离，使吴蜀两家的战略协同易于被曹操击破。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注意到，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诸葛亮在荆州失守后，仍能取战略攻势，孤军六出歧山，就可以想象保有荆州，联合东吴的优势了，如果没有严重的战役失误，应能推进到黄河一线。如能拿下关中，又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局面了。曹操在许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战则地形不利，受到敌军重兵集团东西夹攻，退？往关中撤退则华北不守，往华北撤退则关中不守。如果曹魏退入关中，则与蜀汉相持于函谷关，争夺今天的山西（假如孙刘联盟不散，孙权应该北上占领今山东和华北地区，让刘备独自与曹操抗衡）。因此，选择战略基地，还要顾及自己的战略意图以及与盟友的战略协同。

　　“狡兔三窟”是战国时期齐国贵族孟尝君田文的门客冯獾为他出的以基地为中心的政治谋略，大意是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家，应该同时经营好几个战略基地，以便一旦有难，丧失了一两个基地，仍然可以进退有据，卷土从来。因为当时的政治家都是封建诸侯，有自己的私人领地一处或数处，而自己则在中央政府工作。一旦中央有事，他们就回封地去组织力量“勤王”或“清君侧”。冯獾劝孟尝君在参与中央政治时，首先要经营好自己的领地，使之成为政治基地，可以为他在中央的竞争提供兵力、财力和政治支援，形势如果不利，可以退守顽抗。

　　现在，笔者接触了不少有志出国闯一番事业的人，其中有的是对于国内的忌贤妒能和“大锅饭”分配制度不满，一方面，自己的才华无从施展，另一方面，多劳不能多得。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取得一个国家的国籍（这个国家既有很高的国际威望，她的护照为全世界各国接受，但是对于公民的限制又很少），在另一个国家谋生（这个国家谋生容易，如税率低，就业机会多，投资环境优越），而依靠和中国的关系做生意。这样，他们就成了“三不管”，但又是“三保护”的世界公民。发给护照的国家，因为他不在国内而管不着他，但是却承担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他提供领事保护的义务。他居留的国家把他视为侨民，免除了许多本国居民应尽的义务，但是又有义务保卫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他有投资，很多国家还可以提供比较对于本国公民更大的优惠。他是炎黄子孙，祖国依然欢迎他，尤其是如果他事业有成，随身带回许多投资或赞助，大家都会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了解自己的祖国，又生活在国外，对于这三个国家的差别所带来的各种机会，比较久居一国的人有更多的认识，也有更多的条件加以应用。

　　战略经典研究：万里长城不保守。

　　有一句话叫“乱点鸳鸯谱”，说的是人们有时把不般配的男女青年勉强撮合在一起。在评论历史，谈论古今得失的时候，硬把不相干的事情凑到一起，也有可能产生出不般配的结论。这里试举一例：

　　曾经有人认为，建长城是中华民族保守性的表现和象征。实则不然。建长城是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兴起的时代，也是迅速扩张的时代，长城的兴建与民族性是否保守完全没有关系。

　　长城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建立的边防工事，这些工事包括两种类型：

　　一种是诸侯之间互相防范的工事，例如齐国建设的面对西南方向的长城，楚国的“方城”等；

　　另一种是防御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袭扰的工事，例如秦、赵、燕面对北方的长城。

　　在秦统一之后，拆除了第一种工事，改造了第二种工事。在改造第二种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后来长城的主要部分。

　　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中华民族正处于空前迅速地扩张融合时期。在种族上，殷商时期只是从关中到开封的长方形地带，东西不过１，０００公里，南北大约不过６００公里地域内的人民，其中还夹杂了许多狄戎族部落。到春秋战国，纣王多次征讨的“夷人”已经同化到齐国、楚国之中，在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城墙的时侯，秦、赵、燕国第一次把华夏文化带到北方的阴山到辽东一线。秦建长城的同时，大军正越过南岭，推进到今天越南的北方，红河三角洲一带。

　　因此，历史事实是，建长城的时侯，中华文化不但没有保守，而且是迅速扩张的时代。

　　认为长城是保守性象征的人往往受西方评论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建设马奇诺防线的议论影响，那些议论认为，法国修建了马奇诺防线后，军事上丧失了进攻精神，因此导致国家战败的后果。这些议论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英法联军并不是在马奇诺防线上战败的，而是在没有马奇诺防线保护的法比边界上的色当一带战败的。英法联军战败的原因并不是坐守防线，不思进取，恰恰相反，是他们企图越过边界，进入荷兰、比利时去反攻德国军队，被德军切断了后路的结果。如果英法联军的统帅们比较“保守”一些的话，把当时派过国境线那一边的几十万大军留在马奇诺防线，再把防线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守在后面，虽然在军事上难逃“保守”的指责，但是起码不会象历史实际发生的那样快就战败。当德军在色当附近突破法军防线的时候，英国邱吉尔还“处变不惊”--这种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见得太多了，调动预备队反击，堵住口子，钳断敌人的进攻矛头就行了。在与法军总司令甘默林将军通电话的时候才知道，因为法国军队太不“保守”了，以至于把尽可能多的军队都投入到反攻比利时、荷兰去了，基本上没有保留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后方空虚。历史事实说明：

　　马奇诺防线没有引起军事上的保守；

　　法国的战败也不是因为军事上的保守。

　　因此，把这个例子拿来比附长城，进而得出“民族性”是“保守性”而且“根源在此”的结论，真是“乱点鸳鸯谱”的典型了。

　　长城建成后，是不是就保守了呢？

　　长城建成后，秦国灭亡，经过短暂的楚汉战争，中国复归统一，建立了西汉皇朝。西汉时期，中国因为与匈奴斗争，大规模开发了西域，即今天的西北各省和自治区。汉武帝曾经一度想彻底解决游牧民族问题，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远征，兵锋穿透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直达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使匈奴大部分归化，少数向西迁移，到东汉时期，已经不再成为华夏民族的威胁。在长城建成之后的数百年间，我们注意到，长城不但没有使我们的祖先“保守”起来，恰恰相反，我们祖先越过长城扩张的方向是前进得最远的。向东北，汉朝越过长城进入了今天的北朝鲜，使我国当时的边界几乎与三八线重合，在长城外建了乐浪等几郡；向西北越过长城，西汉到达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诸国的领土，以巴尔喀什湖为界，超出今天新疆的范围。建立了西域都护府；向北越过长城，西汉骑兵达到了贝加尔湖，虽然没有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但是基本上把相当于今天蒙古的地区的诸部落臣服了。相反，在没有建立长城的各方向，华夏文明的扩张基本上被自然环境限制住了，在２，０００年间没有大的变动：

　　东面到海边，三国时期到了台湾，此外，没有什么进展；

　　南面到海边及越南北方，徘徊一段时间后又退回来了；

　　西南面到横断山脉附近；

　　西面长期受阻于青藏高原，后来是从西北绕过去的。

　　因此，历史事实是长城和“民族性”、“保守”可谓“风牛马不相及”。

　　为什么建长城？主要决定的因素是蒙古高原特殊的经济人文和军事地理条件。蒙古高原的边界在阴山到燕山西北、大兴安岭以西一线。当时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在阴山、燕山一带有经济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区又是沙漠化的地区，这个沙漠化的地区隔断了南方农业文明向北方推进的道路，但是，没有成为北方游牧民族袭击南方农业民族的障碍。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就曾经大破匈奴。秦始皇也派大将蒙恬帅３０万大军征讨匈奴。但是由于当地没有农业民族的定居点，占领了之后，汉族农民无法在沙漠地带立足，更不可能越过沙漠深入蒙古高原建立稳定的农业社会，最终都退回阴山和燕山以南。汉武帝自恃财雄势大，硬是在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企图一举解决北方游牧民族袭扰边境的问题，但是，尽管铁蹄踏遍整个蒙古高原，由于无法在那里开荒发展农业，立足不了，最后只好撤了回来，守在长城后面。尽管后来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国家在汉朝的打击下渐渐分化瓦解，但是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威胁并没有象汉武帝希望的那样彻底解决。

　　汉武帝登基是在汉朝文、景盛世之后，加上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遂倾全国之力大举北伐匈奴。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国家，且深居大漠以北，在军事上需要具备极强的机动性的快速部队才能与之抗衡。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有见于此，遂发动著名的“胡服骑射”军事改革，组建强大的骑兵集团，北击匈奴，西御强秦，颇有成效。汉朝几代皇帝根据这个经验，组织大规模养马，当时农业民族养马的经济性较差，汉朝根据晁错建议规定养一匹马，可以顶三个人服兵役。到汉武帝时，已经拥有大约４０万匹战马。以晁错估计的一马顶三卒的比例来计算，饲养这些军马所花费的开支相当组建１２０万人的军队的经济成本，加上常规骑兵以及步兵兵员，汉武帝当时相当于负担了３００万军队的建设费用，当时西汉人民户口大约只有５，０００万左右，劳动力大约１，５００万，除掉军人、官吏以外实际劳动力约１，２００万（非生产性人员３００万左右，其中兵员约１５０万，余为官吏）左右，平均３－４个劳动力负担１个军人的费用。这种情况从汉武帝起到匈奴郅支单于及其所部在康居国被陈汤统帅的汉军歼灭止，前后历时百余年，对社会经济造成长期的巨大压力。

　　汉武帝不幸的是，正好碰上匈奴也是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后的最强盛的时代，“控弦之士三十万”，大约有精锐骑兵三十万。由于匈奴本身是游牧民族，其供养骑兵是其生产的主要产品之一，经济成本比较农业民族低得多。而且其战马的拥有量应当大大超过汉朝，可以随时补充军用的损耗。

　　汉武帝向匈奴发动进攻的早期，因为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尤其是有四十万匹军马供组建精锐骑兵集团，又得良将卫青、霍去病，因此占据上风。特别是霍去病，擅长组织远程快速奔袭，颇得机动战之精髓，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名将隆美尔、古德里安，美国名将巴顿。卫青则长于组织诸兵种合成作战，作战指挥以稳健著称，但是机动性不如霍去病的骑兵快速集群，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苏联名将朱可夫。在漠北战役之后，匈奴远遁漠北深远之地，基本上已经不能为患汉朝边疆。而汉朝经历许多次重大的骑兵会战之后，军马损失惨重。这时本应接受匈奴求和，休养生息，但是汉武帝和大臣们都为历次大胜鼓舞，不愿议和，强令军队步骑混编，以解决军马数量和质量下降的问题。恰逢良将先后去世，后来未建功者如李陵、李广利之流，以战争为封侯建功机会，冒险出征，导致屡战屡败，丧师辱国的结局。缺乏军马致败以李陵的经验最为典型。当时，汉武帝计划进攻天山地区，西出西域，包抄匈奴西翼，并打通与今天新疆和哈萨克共和国一带诸国的交通，以争取同盟国西击匈奴。当时主力计划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指挥，由前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率５，０００精锐部队护送粮草。李陵不服，上书汉武帝说∶“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汉武帝告知无马可调。李陵竟然说∶“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涉单于庭。”汉武帝很受感动，遂批准李陵率步兵出击，同时令强弩都尉路博德接应。但是当时众将邀功心切，路博德亦不愿在李陵之后。于是汉武帝派李陵率所部孤军先行深入浚稽山区侦察匈奴动静。可见当时受卫青、霍去病大捷的影响，汉朝君臣都已经头脑发热到不讲科学，不顾实际的地步。

　　李陵率部用大车运箭矢百万及粮草，孤军深入３０天，到达目的地以后，突遇匈奴数万骑兵冲击。李陵军环车为营，万箭齐发，匈奴骑兵伤亡惨重，据说超过万人。但因为匈奴骑兵机动性强，数量众多，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李陵军且战且走，无奈道路遥远，一个月无法休息，最后矢尽粮绝。不得已，李陵遂令全军分散突围，自己因为无颜见汉武帝，被迫投降匈奴。是役，李陵军作战极其英勇，杀伤匈奴骑兵过万人，但是最终不免全军覆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空旷的大草原的野战条件下，行动缓慢的步兵无法抗拒骑兵强大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李陵考虑到这一点，随军带了一批大车，一方面运载粮草箭矢，另一方面在与敌人骑兵遭遇时可以迅速“环车为营”作机动野战工事，考虑不可谓不周到。无奈草原辽阔，一个月的步行激烈作战，完全超出人类体能所能承受的极限，不管士气多么高，训练多么好，最后都必然失败。李广，李陵父子是充满悲剧和不幸的勇将世家，两人都以勇冠三军闻名，但都以军事失利收场，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充满了沉重的惋惜，甚至自己也因为打抱不平而蒙受冤屈。不过，他们父子在用兵上确实是勇猛有余，智略不足，尤其李陵以步卒５，０００涉单于庭更是卤莽之举。

　　表面上看，汉武帝后期伐匈奴屡战屡败，是因为缺乏良将，但是即使霍去病率步兵远征，结果也不可能比李陵好。以霍去病最后一次大捷的情况看，汉军当时出动十余万精锐骑兵，并随军带十四万匹军马负责后勤运输，合计动员军马几乎达到３０万，这样才能深入漠北，扫荡单于王庭。到李陵时代，已经不得不实行步骑混编，大规模远程奔袭遂成为不可能。在运动战中，谁的机动性强，谁就占优势。隆美尔后来论及北非沙漠坦克战时，直接了当地说∶“对于一个摩托化和装甲化的敌人，非摩托化的步兵师只有在占领着早已准备好的阵地时，才可以有相当的价值。”换言之，在机动野战当中非摩托化的部队基本上是装甲部队屠杀的对象。古代的步兵对于骑兵而言，也类似，当时古代人认为，如果地形有利，一个骑兵顶八个步兵，如果地形略微不利，则一个骑兵顶四个步兵，如果在崎岖山林，则一个骑兵不及一个步兵。这是古代游牧民族尽管经济文化落后，武器装备一般不如农业民族，却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物质原因。不但中国如此，古代罗马以镇压斯巴达克起义著名的名将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团横扫欧洲，但是在今天伊拉克一带遇到了安息国的骑兵集团，象李陵军一样且战且走，最后全军覆没，自己的脑袋被砍下来送到安息国王宫廷，给当成演戏用的道具拿上舞台。以后罗马步兵军团就再不敢找安息人麻烦。

　　后来汉朝改变战略，停止对单于本部的进攻。一方面，移民实边，占领沙漠中水草肥美的地方，建立国防工事，包括修复长城。最主要的是河套地区，阴山以南，是当时最北边的农业开发区，也是汉出击匈奴的主要战略基地。其它重要的地区有居延泽、休屠泽、冥泽、氏置水流域、贺兰山附近的黄河流域地区。这样，越过大漠入侵的匈奴骑兵就无法获得水草，也无法大规模逼近汉朝边界。农耕区一旦建立，边防要塞的军粮、兵源就可以就近获得，一旦有敌情，可以据工事防守。另一方面，招降匈奴部众，使之屏卫边防要塞前沿。后来，因为对汉战争惨败，匈奴人民纷纷离心离德，在汉武帝以后频生内乱，甚至于发展到五单于相攻伐的局面。渐渐地，大部分匈奴部落厌倦对汉侵略，而且为汉朝优厚的招降条件吸引，愿意投诚之后迁移到大漠以南水草肥美之地游牧，其中相当部分以后逐渐弃牧农耕，与汉族同化。从后来西晋时代，匈奴首领刘渊以复兴汉朝为反抗西晋，团结匈奴人民的主要口号，可见汉朝对于已经归顺的匈奴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基本平等，并为少数民族所乐于接受的政策。

　　但是，漠北广大草原荒漠完全不适合农业发展，只能游牧，汉族军队即使深入，也只是随战随弃，无法立足。那里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发源地，匈奴破灭了，有突厥，突厥破灭了，有蒙古……。这些游牧民族一旦强大，或者汉族中央政府陷于内乱，就会乘隙劫掠边疆汉人的农业区。所以汉人统治的历代皇朝都以长城为北方最重要的国防建设之一。

　　根据当时的国情，汉族皇朝对付位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最好的办法是民族和睦。在国势强盛的时候任命当地头领为政府官员，对当地的租赋以军马形式支付，徭役以服骑兵役的形式，并且驻防到汉区内地。选拔当地头领及其子女到中央任职或者学习，以增进民族上层之间的互相了解。在军事上，建筑必要的步兵防御骑兵的工事，如长城，使一旦发生冲突，自己优势的步兵有所凭借，削弱敌军骑兵的冲击力度和机动性。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元朝、清朝等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建立的皇朝对长城不重视，尤其是清朝，把边防重点放在“和藩”之上。而所有汉民族是统治民族的朝代，都重视长城的边防作用。

　　16.《注意！坦克》的故事。

　　西方人认为，闪电战的思想是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在军事上首先付诸实践的，是德国装甲兵统帅古德里安将军。他在战争爆发之前，全面研究了利德尔·哈特的学说在战争中的运用问题，写了一本书＂Ａｃｈｔｕｎｇ！　Ｐａｎｚｅｒ＂（《注意！坦克》）宣传闪电战的思想，得到希特勒的重视和采纳。后来，想不到这本书的书名，成为了他在战场上的死对头，苏联的朱可夫元帅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诀窍。当德国法西斯军队逼近莫斯科的时候，朱可夫临危受命，主持莫斯科的防御。当时苏联红军兵力不足，朱可夫果断地把兵力从战线的中部，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莫斯科最近的方向调往两翼，挫败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对莫斯科的两翼合围。事后有人问朱可夫，你为什么不怕德国人发动正面突击，直取莫斯科？朱可夫说，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主力是装甲部队，装甲部队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当时发现莫斯科的正面基本上没有敌人的装甲部队，而侧面则集中了很多，因此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一定是两翼，正面的敌人只起牵制作用，顶多佯攻，因此我敢把红军主力从正面调往两翼。在整个卫国战争中，朱可夫始终坚持“注意！坦克”这个侦察原则，从敌人的装甲部队的活动判断敌人的战略战役意图，可以说百发百中，战无不胜，成为苏联红军当中，战功最显赫的将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联系在一起的道理：

　　l主力的动向可以最准确地反映对手的战略意图；

　　l主力的动向是最难隐蔽的。

　　既然是主力，当然是竞争的主要手段，舍弃主要手段不用，而使用次要手段，在竞争当中很少人会这么做，所以笔者认为楚霸王项羽在反攻彭城战役中，让主力担任诱敌的次要角色，而让非主力部队担任主攻，实在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战役指导艺术，在战争的指挥实践当中很少有人敢这样做，会这样做的。既然如此，除了对手是像楚霸王这样的少数例外，盯住对手的主力，仍然是洞察对手战略意图的最基本的方法。

　　英文里把主力叫做“Ｍａｉｎｂｏｄｙ”--主体的意思。主力是实力的主体，或者说最大，最有竞争力的部分，最有活力的部分。大的东西，想藏起来就不容易了，活动的东西，想不引人注意更不容易。因此，主力又是一个竞争者在竞争中最难以隐藏，最难以伪装的部分。盯住对手的主力，比盯住对手的任何其他东西更容易。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误区：显眼或者说庞大不一定是主力的特征，不要一下子看走眼。因此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在解释实力的主体的时候，用了“最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去修饰。如果实力是由没有差别的一个一个单位构成的，主力当然可以等于庞大的一群。你的全部存款存在两个存折里，那一本金额大的存折当然就是你存款的“主力”，在这里，主力就等于大，就等于显眼。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拥有的实力是由不同质量和数量的要素组成，在这时，就不能够仅仅根据庞大和显眼来断定主力。在工厂里，厂房通常比机器大，也比机器显眼，但是从生产的物质条件来看，机器是生产的手段，而厂房只是为机器能够正常运转所提供的保障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机器是生产物质条件当中的主力，而厂房通常只是起辅助作用的实力要素。我们看到文娱圈的红星似乎个个都是美丽英俊，自然都会认为形象是他们成功的主力，但是你想过没有：他们的成功程度和他们的美丽或者英俊的程度一定成正比吗？看到最当红的女明星，是不是她是人间最美丽的女子？你周围，或者说文艺界都再也找不出比她更美丽的女子？看到最当红的男明星，是不是他就是人间最英俊的男子汉？你周围或者说文艺圈都再也找不出比她更英俊的男子？人们都喜欢“窈窕淑女”，但是胖演员成为明星的大有人在；人们都喜欢看英俊少年，可是白发明星也很常见，那么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各人的情况不一样，不一定是一种因素，但是可以肯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外表的形象，而是形象以外的东西。坦克，刚好是庞大而且显眼的东西，把它看成主力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朱可夫盯住他确实没错。而在海军方面，当时盯住庞大而且显眼的战列舰的人后来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证明是看走了眼。在太平洋战争方面，公认的主力是航空母舰，在当时比战列舰小，也略微不那么显眼。如果说航空母舰也相当庞大而且显眼的话，那么德国海军最终认识到潜艇才是最适合当时德国海军的主力，这才是既不庞大也不显眼，偷偷躲在海底下的主力的典型。因此，我们纠正这个误区的最好的办法，是选择最富有竞争力而且最具有活力的实力要素作为主力，而不要根据他的大小和显眼程度来决定。

　　现在，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成了最时髦的字眼，而且与比基尼，染黄发不一样，是知识界，统治者口中的时髦字眼。可是信息是什么？信息有什么用呢？

　　信息是谋略的原料和前提，没有正确和必需的信息，谋略就不可能是正确和成功的。人们常常用“聋子”，“瞎子”来形容信息系统失灵的情况。那是一种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的竞争形势，竞争者无法采取正确和有效的行动，如果对手的信息系统比较有效，则自己就陷入了被动。因此，现代情报理论认为，情报是一种信息，它具有使用价值，能够为人们的决策服务。谋略是一种决策，当然离不开情报。

　　Ｃ３Ｉ，是英文“指挥、控制、通讯、情报”等几个词的首字母，主要用于概括军事上的有关电子硬件和软件系统，由于它的概括性很好，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扩展到其它形式的竞争的类似系统上。假如竞争的主体是一个人，则Ｃ３Ｉ系统相当于他的大脑、神经和感觉系统。人通过感觉系统获得信息，然后通过神经系统汇集到大脑处理，如果需要做出反应，就把大脑的决策指令通过神经系统控制身体的有关器官采取行动，并使之协调一致，准确无误地实现大脑的意志。显然，这个系统的任何一个字母所代表的部分发生了故障，都会影响竞争的效率。人体的重要器官缺损了，生活会带来很多不便，人们把他们叫做“残疾人”。但是我们往往发现“残疾人”身残志不残，在周围的人们的帮助下，能够完成一些甚至“正常人”都未必能完成的伟业。谁能想象，人类至今公认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竟然出自一个聋子的奋斗？！当然，如果是Ｃ３Ｉ系统严重缺损，即我们所指的严重精神病或神经病，则任何人都不会对于他们有什么苛求，即使法律，也免除了他们的民事和刑事责任。除了由于生理原因致残之外，人的Ｃ３Ｉ系统还会因为其它原因不能正常或不能正确地发挥功能。最近，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少数人染上了毒瘾不能自拔，这些人，虽然身体器官健全，但是其身不由己，当毒瘾发作时，不亚于生理上的残疾。很多涉及黑社会的文学作品中，都把诱人吸毒作为犯罪头子控制他人意志的手段。在竞争中，确保自己的Ｃ３Ｉ系统的效率，而同时削弱对手的Ｃ３Ｉ系统的效率，能够有效地改善自己的竞争形势。因此，很多谋略是针对Ｃ３Ｉ系统而发的，人们对于谋略的最普遍的感觉，也是集中在针对Ｃ３Ｉ系统上的。如“阴谋”之“阴”就是针对感觉系统的，就是隐瞒，不让人知道的意思。“诡计”，干脆就是欺骗，讹诈。当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Ｃ３Ｉ系统对抗，指竞争双方针对双方的Ｃ３Ｉ系统所采取的一切竞争行动。任何一方，对于自己的Ｃ３Ｉ系统，既要对抗对手的干扰和破坏，又要排除自己系统内部自发的故障，以确保它准确无误地发挥作用；对于对手的Ｃ３Ｉ系统，则千方百计使之发生失误，不能有效地工作。通常，军队和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机关，它们向国内或国外派出许多人员从事“情报工作”，准确地说，应该是Ｃ３Ｉ系统的对抗，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情报的获得。象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前苏联的ＫＧＢ，连颠覆、策反、谋杀一类的事都有参与，显然跟图书馆这样的纯情报组织的功能有很大的区别。

　　竞争各方的Ｃ３Ｉ系统的对抗首先表现在制造和排除故障与干扰上面。

　　故障指Ｃ３Ｉ系统因为非对手的竞争性行为的因素而引起的失误。干扰特别指目的在于使对手的Ｃ３Ｉ系统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一种竞争行为。例如，某银行的值班保安人员当班时打瞌睡或擅离职守，这个是银行的Ｃ３Ｉ系统发生了故障。假如这个人被犯罪分子灌醉了，或被犯罪分子的同伙在街头的打斗所吸引而离开岗位去劝解，这个情况是银行的Ｃ３Ｉ系统受到了干扰。有时，干扰也会来自第三者。中国男子足球队往往临门一脚欠功夫，据分析，心理压力太大是原因之一。而这些压力，来自国内过于热心的球迷的狂热期望，恐怕是主要的。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锻炼，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对方的爱好者和自己的拥护者的狂热喧闹中保持水准，这是针对来自第三者的干扰。

　　故障与干扰的动机来源有意无意

　　---------------------------------------------

　　系统外生故障与干扰背景

　　---------------------------------------------

　　系统内生故障与干扰对手

　　第三者

　　自己内部

　　竞争中的信息采集、整理、加工、利用和再创造过程。

　　侦察指主动地去获得有关竞争、竞争环境和竞争对手的情报。在实际上，我们往往使用其它名词来表示日常生活当中的侦察行为。在商业竞争中，人们用“市场调查”，在行政工作中，用“调查研究”，在日常生活中，也许用到“打听”、“了解”之类。但是，“侦察”一词的优点是任何人一看而知是一种竞争活动，而且获得对手情报的内涵在人们的理解中通常已经是带有强调的意义。

　　获得信息之后，要把收集到的信息加以分类、归纳。

　　对于残缺不全的信息要进行修补复原。

　　在采集信息过程中，经常发生遗漏、错误的情况，需要信息部门进行纠错、修补和再搜集的工作。

　　对于互相矛盾的，或者是事关重大的信息要进行求证。

　　即毛泽东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筛选出能够构筑竞争模型的事实真相。

　　然后在所收集到的信息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认识模型，包括竞争模型和谋略模型。这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在科学方法上叫做“建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信息的再创造和再利用。

　　将能够影响对手、第三者、同盟者的信息加以加工改造，有控制地发布出去，影响这些人的竞争活动，造成对自己的有利条件。这部分往往包含在建模过程中。

　　我们在建立认识模型的时候，应该注意好像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原理一样，我们也努可能获得充分足够的信息供我们决策。就像我们玩拚图游戏一样，先拿到当中的一块，全白！我们的大脑开始运转了：是一堵白墙？一匹白马？一只白羊？晾着的一幅白床单？……如果是白马的话，脑袋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尾巴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四蹄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全部信息，任何一个关键的信息我们能够掌握就可以了。因此我们根据第一块拚图提供的信息推理第二块拚图的位置和内容，然后到比方说马头的位置找马头，如果找到的还是全白，我们还是不能断定拚图的全貌，不过已经可以排除白马和白羊了。这时候我们继续根据新得到的信息推理，我们认为围墙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我们就往上下两边寻找围墙的墙头和墙脚，知道我们能够找到反映事物本质的特征为止。这种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信息叫关键信息。坦克部队的动向，是德国军队战略的关键信息，所以朱可夫盯住德国的坦克部队不放。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获得信息是要付出代价的，发出或者传递信息也要付出代价，为了提高竞争的效率，我们应该选择高效率的方式来获得或者发送信息。

　　商业活动当中，品牌就是“坦克”。如果我们希望顾客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就要把关键的信息传递给顾客，我们有很多产品，每种产品有多种性能，我们不可能对每个顾客都解释清楚。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让顾客知道，我们的品牌就代表优质，就代表高雅，那么想买这类产品的顾客就会在想买东西的找上门来。就算使顾客不想要我的品牌代表的产品类型，那么至少不浪费他的时间，也节省了我接待解释的功夫。

　　17.兵不厌诈。

　　《孙子兵法》为後人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句:“兵以诈立”，“兵不厌诈”。诈者，诡诈也。孙武认为，在军事斗争中，必须而且应该用诡诈来使敌人犯错误，并且利用这种错误来战胜对手。传统的社会为了维护秩序，安定，团结，通常是排斥竞争的，即使容忍一定程度的竞争，也都尽量使之受到控制。而诡诈特别容易引导竞争的双方走上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以致于造成过分的，不必要的破坏。因此诡诈一般是被排斥的，被认为是不道德，不正当的东西，只有在军事斗争中才有生存的余地，因此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屑一顾的东西。但是正是这种简单的否定态度，使得人们对诡诈本身不甚了了，而且还助长了盲目滥用的行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视它，认识它，并且在竞争中恰如其分地应用它。

　　当人们指某些竞争行为“诡诈”时，一般包括以下三种意思:

　　----欺骗对手;

　　----利用对手受骗後所发生的失误来战胜对手;

　　----造成过分的破坏，或者非正义性。

　　但是，核心的意思只是前两条，第三条是因为诡诈在道德上被否定，因此人们总把一般的竞争道德往上套，认为它必然会造成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後果所致，并非一切被斥之为“诡诈”的行为都包含这一层意思。通常人们指某种竞争行为为“诡诈”时，并不一定关心其结果，甚至其结果并不会造成过分破坏的竞争活动，也会被斥之为“诡诈”。素称“一代奸雄”的曹操，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用了两个例子来形容他的性格：一是曹操幼时，叔父管得太严，经常向他父亲报告曹操的调皮行为。为了对付叔父，一次，曹操假装昏倒，叔父赶快报告他父亲，但等曹父赶来时，曹操若无其事，从此曹父不再相信叔父的话，误以为叔父对曹操有偏见。另一个例子是曹操随陈宫出逃途中，因误会而屠杀朋友一家。之後对陈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两个例子给人以诡诈印象的是曹操对叔父玩的诡计，而不是误杀友人全家。因为後一个例子给人的印象是凶残，无所不用其极。曹操在前一个例子中，并没有对叔父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本身是一种自卫性的行为，但是由于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并有效地利用了欺骗的效果来损害叔父在父亲心目中的信誉，故被人们认为是诡诈行为。诡诈不一定包含过分破坏和非正义在内。

　　因此诡诈的要素有二：欺骗对手，利用欺骗的後果战胜对手。人们常用陷阱，圈套来形容诡诈，因为它们包含了这两个要素。大凡陷阱，总要进行伪装，因为没有人会自己去找倒霉。但是仅仅是进行欺骗，并不用来竞争，只能是普通的恶作剧，例如西方愚人节里玩的各种把戏。

　　至此我们就可以认识什么是诡诈了。在竞争中有目的地，有系统地向竞争对手输出失真的，不完全的信息，以便使其产生错觉，进行错误决策，并因此而低效率地部署和使用自己的实力，陷入被动地位。而自己则对此加以利用，以便较为轻易地击败对手。这样的一种竞争活动就是诡诈。

　　如前所述，诡诈包含了欺骗，即向竞争对手有目的，有系统地输出不完全的，失真的信息，使对手产生错觉，得出错误判断，产生错误决策，采取错误行动，低效率地配置和使用实力，从而使这种状况易于被我方利用来攻击对手。欺骗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积极的欺骗就是主动地设法让对手知道错误的信息，并信以为真。例如，曹操开始诈发癫，把这种信息主动地传达给他的叔叔，使他叔叔信以为真。消极的欺骗主要是指千方百计地隐匿对手希望知道的信息，使其根据不完全的信息产生错觉，只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破译了德国最高层的密码，为了不让德国人知道此事，甚至在知道德国将空袭考文垂时，仍然不通知该城当局采取防范措施，以至该城在空袭中损失惨重。在太平洋，美国人用同样的方案，不让日本人知道自己的密码已经被美国人破译，在中途岛重创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航空母舰战斗群，后来又在所罗门群岛上空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击毙。信息给人们以构思竞争模型的原料，错误的信息如果被接受了，构思出来的模型就会有如划蛇添足，包含了一些错误的部分，这样的模型不可能给使用它的人们计划出正确的应付谋略。同样，不完全的信息，尤其在关键的部分不完全，也会造成模型错误，最後也不能得出正确的谋略。所谓“兵不厌诈”，严厉的保密也是诡诈的一个方面。

　　在利用不完全的，失真的信息使竞争对手犯错误之後，接下来就是利用这种错误来挫败对手，赢得竞争。很简单的例子，运动员在足球，篮球，排球，拳击，击剑等项目的比赛中，经常利用假动作来欺骗对方，使对方对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判断错误，因而举措失当，使自己有机可趁。有一位足球守门员曾说过，由两翼进攻然後突然传中的射门非常难对付。因为对方从两翼发动的攻势吸引了门前的主要防卫力量，也吸引了门卫的注意力，并把自己的位置站在比较偏向受到进攻的一侧。可是对方突然把球传到一个中路偷袭到球门附近的队员。这时，去阻截侧翼进攻的几个球员一时间回防不及，置于无用，而预防偷袭的一两个队员也来不及站在最恰当的位置，而对方偷袭队员很可能就利用这一刹那飞起一脚，或跃起头球破门。在这决定性的一瞬间，守门员很可能正在从侧翼回防的途中，还没有来得及摆好接球的架式，来不及判断球路，大门已经失守。从狩猎中借用的术语：陷阱，圈套都有类似的意思。例如，从陷阱中引申出来的陷害就很形象，猎人首先在捕猎对象的必经之路上挖好陷阱，又小心加以伪装，使野兽看不出来，如果至此为止，我们可以称之为消极的诡诈行为。但有的猎手还不满足，在上面放上野兽爱吃的食物，向它输出错误的信息。使得野兽在美食诱惑下忘记保持应有的警惕，从而误入陷阱，这就变成积极的诡诈行为了。如果光有欺骗，而没在竞争中对欺骗的後果进行有计划的利用，以利于挫败对手，赢得胜利，这也不能算诡诈。例如朋友之间的恶作剧，夫妻，亲人之间在生日期间给对方造成的惊喜，为避免过分刺激自己心爱的人而隐瞒某些不幸的消息，小孩子做错事後为逃避责罚而隐瞒真向的行为-这些 “欺骗”，都不发生在竞争场合，输出不完全，失真信息的人，并没有计划利用这种行为的结果去使对手在竞争中失利，因此，这些都不能算诡诈行为。

　　诡诈在竞争当中的作用是影响对手、第三者、同盟者的谋略和实力变化过程，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竞争形势。情报分自己的情报和对手及环境的情报两个方面。了解形势先自自己开始，从自己的指挥控制系统开始，然后伸展到自己的各个实力要素。人们往往忽视了解自己的重要性，因而古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情报分为两类，一类是决策情报，是用来自己决策的，要求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不能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歪曲；另一类是控制情报，是用来影响别人决策用的。控制情报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控制盟友用的；另一类是控制对手用的。这两类情报的目的是影响对象的行动，手段是创造竞争形势的形象，使盟友或对手认为形势如情报所言，因而应该采取某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正是情报输出者所期望的，有利于己方获胜的。

　　诡诈行为本身和其它竞争行为一样，不一定有违人们为竞争设立的道德标准，却常常特别被人们所一般否定，即使在道义上接受战争这样残酷的竞争行为的人，也不能容忍诡诈。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关于诡诈的经验更为普遍，更经常。一个人可能平淡无奇地度过一生，没有受到战争，抢劫等暴力行为的损害，可是他很少有机会逃过社会竞争当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诡诈行为的损害或挫败。而且，一切违背道德标准的竞争行为当中，诡诈行为都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现象，常常使在道德上难以判断竞争性质的人们轻易地找到一个标志：凡是采用诡诈手段的竞争都是不正当的。而且，人类社会的生活经验教导人们要崇尚实力，而诡诈却反对光明正大地以实力正面对抗实力，主张借机弄巧，使对手的实力无用武之机，或只能低效率地使用，因此常被弱者所喜用。人们在崇尚实力的风气下，自然崇尚强者，鄙视弱者，连带地，也鄙视弱者对抗强者的利器：诡诈。而肯定强者对付弱者的手段：以实力来进行光明正大的较量。

　　尽管人们一般地在道德上将诡诈判处死刑，但在很多类型的竞争中，却又分别开恩加以特赦。千古一句“兵不厌诈”，就把诡诈在武装斗争中的地位给肯定了。人类的所有竞争行为之中，最具有破坏性的莫过于暴力冲突，莫过于战争了。可是自古以来，人们在讨论某一次暴力冲突或战争的道德方面时，从来不将诡诈作为评价的标准。例如：抗美援朝的第一，二次战役，我志愿军大兵团隐蔽入朝，秘密展开，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分兵冒进的伪美军以沉重打击。可称为“兵以诈立”的一次光辉范例。其中东线的第九兵团三个军的展开完全在敌机不断侦察之下进行。结果敌军毫无察觉。精锐凶悍的美陆战一师，曾在太平洋战争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迭挫日军精锐师团，这次却在长津湖附近陷入重围，损兵折将达半数以上，丢弃了大部分重装备夺路而逃，只是靠了严寒和空中优势，才幸免全军覆没。对于九兵团的推进和展开，西方新闻界惊呼为“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骄傲地引用了这一段话。这表明，该书的作者和西方新闻界对在军事行动中诡诈行为持肯定态度。是不是只有在对敌斗争中，诡诈行为才能在道德上获得生存权呢？也不尽然，请看在商场中，很多诡诈行为被判有罪，被法令所禁止。例如，买假药，克扣斤量等。但有一些诡诈行为却被人们所接受，例如，用明星来进行广告宣传，本身就具备了诡诈行为的条件。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明星，几乎与使用某个品牌的商品毫无关系，这是一般的常识，但广告却旨在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某位电影明星之所以艳光四射，是因为使用了某个牌子的化妆品；某个球星之所以成功破门，是得利于某种饮料或某种体育用品。而每一个人使用了这个牌子的商品，就有机会象明星们一样健美，成功。这种失真的信息旨在把顾客从其它商品的卖主那里争取过来，心甘情愿地把钱交给做广告的厂商，甚至交得比他在没接受广告信息前愿意付出的要多。这类广告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不仅法律不加以禁止，而且那些明星也乐此不疲，为什么？因为很少人在道德上谴责这种行为，明知其中有诈，但并不在意，明星们不用担心参与此类活动会有损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声誉。文革期间，女性的化妆，打扮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革命意志衰退的症兆，因此服装男性化，和男同志们一并被世人讥为“兰蚂蚁”，“灰蚂蚁”。改革开放以来，化妆，打扮不仅在女性世界里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在男人的世界中，西装革履和各种化妆品也大举入侵。可是细想一下，人们为什么要化妆，打扮呢，不是为了使自己给人以超过自然美的人为美吗？其中的一些手段，给人以假的信息：例如高跟鞋，使女性显得比她实际的身高要高，涂脂抹粉，不仅掩盖了脸部的一些天然缺憾，而且使之有更加可人的颜色，质感。所有这些失真（如果我们把天然美视为真的话）的信息传送出去，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赢得别人的欢心吗？从情敌那里争取意中人的爱情，从社会人海中赢得尊敬，赢得机会。在这个问题上真实反而会引致道德谴责，现代文明国家，无一不立法禁止在公众场合暴露身体的某些部分。其它国家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但社会公德也是谴责的。而这种情况决不是个别的，现代文明社会，普遍都尊重，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一个人向社会隐瞒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财产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暴露，侵犯这种隐私权被认为是有违公德甚至是有违法律的。而一个人隐瞒自己的私生活和财产，除了在社会生活中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外，还可以达到进取性的目的。一个人在求职竞争时，如果能隐瞒自己从前的酒後开车记录，很可能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职位，假如暴露了这个隐私，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录取，连较差的职位也轮不到。

　　因此，道德标准是由竞争的目的和代价决定的，而不是由手段决定的。如果竞争的目的不正确，则整个竞争行动都是在道义上应被谴责的，例如，哥伦比亚毒犯对政府扫毒行动的反抗，日本侵华战争等。如果目的可以被社会公德接受，而要求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以致这个目的的实现不足以弥补这样的代价，或者本可以减轻的代价而没有努力去减轻，这样的竞争也不可取。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有白起坑杀赵卒４０万，孟姜女哭长城，隋炀帝开大运河等。如果竞争的手段是配合错误的目的，或是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则这些手段也应受谴责，人类社会为了限制竞争的消极目的和过分的破坏，曾经以法律，公德，风俗，舆论等手段来使各种竞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就连最残酷的竞争形式-战争，如今也不得不受制于国际公法。滥杀平民，战俘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谴责。其它形式的竞争，就更不必说了。体育是最典型的受控竞争。人们为每一项竞赛项目规定了明确，严格的比赛内容，踢足球的，除守门员外，任何队员不得用手触球；拳击运动员，不得用脚打击对手；摔跤运动员，不得出拳伤人。这明确的规定，都是使某项竞赛明确地服务于促进人体某方面才能和技能的开发，而把其它的才能和技能排除在外，但是，有的人因为没有希望在公平的竞争中战胜对手，就乞怜于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几乎都包含了诡诈的因素。因为人们无法正面攻击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只好借助于虚假的信息，以便绕过或躲过这些控制和管理，这样，使用诡诈的手段是必不可免了。但是，我们细细分析每一项竞争都会发现：有两种诡诈，一种为社会所接受，因为它服从积极的竞争目的，没有对社会造成过度损害，没有破坏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另一种则为社会所不容，因为它服从于一种对于社会进步，公众利益有损的目的，对社会造成了过度的损害，或者使得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受到破坏和削弱。因此，运动员可以用各种假动作来欺骗对手，可以使用心理战来破坏对手的斗志，以便帮助自己战胜对手，但却不可以服用违禁药物，因为违禁药物损害运动员的健康，违反了体育竞赛促进健康的积极目的，而假动作，心理战等等却可以锻炼运动员的反应，判断，灵活等等素质，有助于达到体育竞赛的积极目的。因此，对于竞争中的诡诈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必须要做具体分析。同样道理，诡诈行为与信用之间也不是绝对排斥的，因为信用表明一个人接受社会公德对于竞争的控制和管理，排斥那种为竞争制造不必要的不确定性，使之不利于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的诡诈行为。很容易明白，从控制的角度而言，变量的数量越少，变化越是有规律或者易于被预测到，不确定性就越小，控制就越容易实现，越有效。因此，社会鼓励信用，鼓励诚实无欺，也不反对一些“正当的”“兵不厌诈”行为。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过那么几个阶段:

　　l知觉。即一个陌生事物刚刚被人们的感官发觉的时候，印象还很模糊。这时如果这个事物迅速消失，会给人以疑幻疑真的感觉，或者无法描述出对象的详细情况。这是感觉的初级阶段。

　　l注意。人对某个事物产生了兴趣，有针对性地，多方面地感觉它。这样人们就能对这个事物在比较静态下，在特定环境下的表面现象有较为细致的了解，并有较深刻的印象。这是感觉的高级阶段，即所谓的“下马看花”。由于人的注意力有限，必须集中在少数事物上。而集中在什么事物上，在儿童时期是没有规律，随心所欲的，所以我们说，孩子没定性。到了成年以後，就受到经验的支配，受理智的指挥了。

　　l经验。这是在实践中认识事物，进一步把认识扩展到事物的动态，事物的变化或者行为的模式，规律，人们把自己观察到的关于同一事物的加以综合，归纳，整理，最後得出关于某一具体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经验。经验的特殊意义在于，使人们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知觉和注意过程成为了主动的，有目的，有指挥的行为。他不再象婴儿一般对事物只是泛泛地感觉，或受对象的形体，色彩，动态，声光等支配，而是一开始就关注最有意义的信息，这就提高了感觉的效率。

　　l理性推论。这是普遍化，深刻化了的经验，是人们在无数关于具体事物的经验基础上，筛除一些只与具体的时间，地点，环境或事物特点有关的经验，而保留那些适用范围更广泛的经验，用逻辑的方法进行加工，整理，提炼成为理论。理论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周围世界的一种认识模型。它有助于人们从认识中把握那些仅凭一时感觉所不能达到的东西，并且进一步去预测事物的未来和变化，从而能够计划和安排自己的行动，使之配合未来的发展。凭着理论的认识帮助，人们可以依据零星的，不完全的感觉信息去构思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过去，现在，将来的变化模式，从而掌握事物的进程。这个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很大范围去感觉的东西，甚至进入了感觉所从来未达到过的境界。因此，理性的思维成为认识的强有力的杠杆。

　　但是，在认识的四个阶段上都有可能失误，所以人们才不可能在事实上达到绝对真理性的认识，才形成了对同一事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众多思想观点。而诡诈行为在竞争中对这些失误的可能性加以利用，造成对手人为的认识错误，从而在竞争中陷其于不利形势。

　　在认识的第一、二阶段上，诡诈行为主要有两方面：隐匿或淡化真实的事物特征，强化并突出虚假的事物特征，以便随之而来的注意从真实的信息上引开，而接受虚假的信息。这两方面诡诈行为一是为对手的感官制造困难，超出其功能之外，使之不能胜任感知的任务。例如，乒乓球员使用正反两面不同胶贴的球拍在比赛中来回变换，使对手感到“变幻莫测”，无法判断；姑娘们用脂粉来掩盖脸上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天然之处，使心目中的如意郎君“不识庐山真面目”；许多已到不惑之年的男士，喜欢把一侧的头发横越头顶梳到另一侧，以掩盖当中渐秃的部分，而另一些高龄人士则喜欢使用乌发剂，使斑斑白发重新变得乌黑油亮。在军事上人们常用地形，地物，坑道来隐蔽自己，还有灯火管制，无线电静默，施发烟幕，利用夜暗，减弱战斗兵器发出的声波（如潜艇），光波（枪炮消焰器，钢盔上的布套），红外线，电磁幅射等（美国的Ｆ－１１７战斗机和Ｂ-２轰炸机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另一方面的诡诈行为是使对手的感官发生错觉，以虚假的信息为真，而真实的信息为假。体育比赛中的假动作，战争中的声东击西，争辩中的虚张声势，喜庆中的铺张，渲染，政界人士的官腔，外交词令等等。

　　针对感觉的第三，第四阶段，诡诈行为的手段主要有:

　　制造一种虚假的经验。如“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计”就用“常见则不疑”来为对手制造虚假的经验。在诺门罕事件中，苏军统帅朱可夫下令前线每天开动各种车辆制造噪音，但并不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日军开始很紧张，後来经过侦察，知道苏军是在虚张声势，就习以为常了。苏军利用日军的麻痹心理，公然开动坦克，汽车，调兵遣将，变更部署，从防御转入进攻。

　　诡诈行为如果要成功的话，总是抓住了以下要素：

　　⑴．利用对手情报系统信息输入的不完全性，干扰，杂波。

　　⑵．利用对手的心理弱点。

　　⑶．利用对手已有的判断错误。

　　⑷．使输出的假信息与背景信息具有连续性--似是而非。

　　⑸．加大对手情报系统信息滤波的负荷，增加发生故障，误判的频律。

　　⑹．利用某些物质运动形式对于信息载体的遮盖效应，以强噪声压制讯号。

　　⑺．实行信息屏蔽，直接阻止竞争对手获得信息。

　　⑻．“黑洞”效应，使信息载体有来无回，或者不能发出。

　　由于人们在竞争中如此频繁地使用诡诈行为来战胜对手，以致于每一个人在投入竞争之后，都会小心提防对手的诡诈行为。无论从使用诡诈行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防止受到诡诈行为的伤害的角度来看，了解诡诈行为成功的要点对于提高谋略水平都是很有意义的。

　　诡诈行为的直接对手是对方的情报系统，间接对手是对方的指挥系统。我们来看看诡诈行为是从哪些方面来破坏对手的这两个系统的正常作用的。

　　先看对付情报系统方面:

　　１、使输出的假信息与背景信息具有较高的连续性，以达到似是而非的效果。

　　我们要看见并且辨别一个物体，通常我们的眼睛会看出这个物体与周围的一切（我们叫做背景）之间存在着某种界线。这种界线或者是由线条组成的，或者是由颜色组成的，或者是由光的强弱组成的。这种界线使我们看到了这个物体与别的一切的区别。假如我们是在一大张白纸上看出一颗黑点，在白色墙壁上看出停留的苍蝇，就会有这种感觉。由四周延伸过来的洁白的背景到这里中断了，出现了不协调。这种与背景的中断与不协调越是强烈，这颗黑点或苍蝇越是容易被我们发现。但是反过来又会怎么样呢？如果在白纸上不是黑点而是淡灰的点，如果墙上不是苍蝇而是跳蚤，是不是难以辨认一些呢？如果白纸上掉的是一些粉笔灰，而墙上的只是一粒微尘，我们也许会忽视了。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爬在树丛中的昆虫或者象一根干树枝，或者象一块树皮或者与树叶有着同样的颜色；鱼儿在背上的是河底的黑灰色，在腹下，则是河面天空的银白色，上上下下都给瞒过了。在人类社会的竞争当中，最典型的是军事上的伪装。在近代，西欧军人为了表现军人的威武，常喜欢穿颜色鲜艳的军装，尤其是红色。在当时近距离的方阵对杀或对射当中，这种军装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英布战争中，实力弱小的布尔人面对强大得多英军，放弃了正规战的打法，改而采取游击战。由于当时的武器射程已经比较远，因此，身穿绿色军装的布尔战士，在南非草原，丛林的掩护下，时隐时现，飘乎不定。而身穿大红军装的英军士兵，在碧绿色的环境背景衬托下，成了布尔人的显眼的靶子，伤亡惨重。这次战争使得军装的颜色从体现威武精神一变而为着重隐蔽：冬装是白色，衬白雪的背景；沙漠作战穿黄军装，衬黄沙的背景；山地作战穿兰灰色军装，衬山岩的背景；夏装是绿色，衬草木的背景。现在进一步发展到了迷彩，让远处的敌人不能根据一大块不变的颜色看出自己，让对方看到似乎除了树叶，青草之外还似乎夹杂着一些树枝，泥土和阴影，真是似是而非了。因此这是诡诈成功的第一要着，要使向对手发送的假的信息与背景信息要尽量吻合，亦即尽可能“象真的一样”。如果我们听说某位朋友买了一辆小飞机，我们就会问：“是吗。”产生怀疑。因为在我国社会现状下，一般人是不具备购买私人小飞机的条件的。我们听到的这个信息与周围的背景信息不连续，因此这个破绽就会被看出来。但如果一个美国人听说另一个熟悉的美国人买了一辆私人小飞机，他可能不会对这个熟人能不能买产生疑问，而是对牌子，性能等产生兴趣。

　　尽量象真的一样，这是制造和发出失真信息的基本要求。

　　２、利用对手情报系统信息输入的不完全性，干扰，杂波。

　　即使在完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任何情报系统也不可能完全探测或接收到自己想获得的一切信息。本来，自己内部的信息应该是比较易于掌握的，尤其在信息发送的双方都有建立联系的动机的情况下。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可能完全地接收到一切信息。在八十年代初，我们对外开放政策实行的时间还不长，当时就反映出我们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信息传递和处理的速度不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常常有这样的事例，外贸人员得到了信息，反映到企业主管，做出决策後，层层上报，申请外汇，批文等，等到这一切手续办妥，已经时过境迁，赚钱的买卖可能变得赔钱了。在类似的事例中，基层人员很急于向上报告，上级自然也有办好事情的动机，两头都不乏积极性，可是信息的不完全性是不可能克服的。以致于有的国际诈骗犯可以骗了一家公司又再去骗另一家公司。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每个居民都要领居民身份证，这样遗失的问题就不可避免，于是每个城市，每份地方报纸都登栽不少遗失声明，可是，如果有个歹徒利用拾到的身份证作案，试想，有几位有关的人员恰好读到过这个身份证的遗失声明呢。即使是专门记录的民警人员，也不可能凭人脑记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除非依靠电脑检索，而电脑网络的不完全，电脑信息不可能让一切用得着的人员分享的实际情况，也在客观上方便了了利用身份证作案的歹徒。

　　除了信息输入的不完全之外，任何信息系统还要对付来自自身的和环境的干扰。最典型的来自自身干扰得例子，莫过于在诺曼底登陆前，曾经发生在纳粹德国情报系统中的自我干扰。一个是曾任纳粹谍报局长多年，而当时改任经济战机关首脑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卷入了反纳粹的“黑色乐队”集团活动，成为盟军的情报来源之一，除了这种在政治军事外交，商务活动中常有的变节行为之外，那些忠于希特勒的情报系统，也制造了干扰。希特勒为了防止自己的情报系统失灵，特别制造了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处两个重复机构的矛盾。谍报局的一切情报都必须经过党卫军保安处的审核。由于希特勒本人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下，总是一厢情愿地追求那些有利的情报，党卫军保安处的情报审核人员投其所好，总是把谍报局西线情报分析科对盟军的估计打一半折扣上报希特勒。分析科的科长罗恩纳对此很着急，于是就接受了下属英国组组长的建议，把估计加倍上报，以便使希特勒在经过党卫军保安处的折扣后，还能知道实情。为了支持这种加倍，他们不得不把盟军虚张声势的一些行动作为支持情报得依据。如果这种加倍和减半的行为成为惯例，那么来自两方面的干扰相互抵消后，希特勒仍能收到所需的信息。可是在诺曼底登陆前夕，党卫军保安处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突然停止了减半的行动，于是来自自己情报部门的加倍干扰，就使希特勒收到错误的信息。这些信息使得希特勒误判诺曼底登陆为盟军的佯攻，在战事开始的头几天，严禁使用后备装甲兵团和向诺曼底方向派出大量援军，使盟军成功地巩固了滩头阵地。除了上述出于背叛和忠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热情所造成的干扰之外，敷衍了事造成的干扰的危险也不可低估。在谍报局控制下的一个间谍保罗·费德马克，代号“澳斯特罗”，鉴于情报收集工作的巨大危险性，干脆自己胡编情报搪塞上司，骗取活动经费。对于来自环境的无意的干扰，我们可以称之为背景杂波。之所以用背景杂波这个词，是因为现代突袭当中，超低空突防是利用环镜对对手的无意干扰的一个典型事例。雷达是利用发射出去的电波的反射回波来探测目标的，如果敌机飞得太低，波浪，山坡，建筑物等地物反射回来的杂波就会把敌机的回波给淹没了，使得雷达操作人员无法判别。现在的企业开始重视市场的调研工作了，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得回来的问卷信息不一定是确切的，很可能是被调查者心不在焉胡乱编造的，或者是由于对某事物有成见而任意夸大或缩小的。因此，统计上对于搜集到的资料，都必须经过处理，找出那些反映大多数情况的趋势，而把那些偏离的情况作为例外，归入“统计误差”中不予置理。这是统计技术上对背景杂波干扰的排除。但是并不是一切背景杂波干扰都能用统计方法加以排除的。统计方法的局限性有二：第一，它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于一些需要定性分析的问题束手无策；第二，它的基本原理是大数定理，要求有一定的样本数量来保证结果的正确性，遇到无法抽样或者样本数很少的情况下，它的结论就不够正确了。而采集大量的样本需要花费大量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来不及，也没有条件。

　　由于有这种情况存在，任何情报系统都存在着被对手利用的机会。《孙子兵法》上说：“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乱至矣，是所谓乱军引胜。”这里指出了情报系统内部干扰的后果是“乱军引胜”，因为诸侯加以利用，趁机发难。《孙子兵法》又提到了利用对手情报系统内部自我干扰的办法：“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以及：“反间者，因其间而用之。”具体例子，前面在提到认识的心理过程时已提到过，这里不重复。

　　利用环境背景杂波的例子，历史上曾有许多著名的故事。社会上，通常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迷信观念，对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而言，这就是一种背境杂波，利用得好，收效显著。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农民起义，就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的迷信。陈胜，吴广光在鱼腹中偷放了“大楚兴，陈胜王”的条幅，又在营地附近学狐狸叫，也是重复“大楚兴，陈胜王”-这一系列的诡诈行为，如果用来对付今天的人，可能不一定有效，但对付陈胜，吴广他们的戍卒兄弟却已经足够了。从此陈胜的绝对权威就在戍卒当中建立起来了，为起义做好了思想准备。这种动员群众的方式，以后多次被农民起义利用，可谓屡试不爽。从陈胜，吴广直到太平天国无一不是如此。《唐李问对》中李靖更是一句道破古代军事中迷信观象之所以盛行不衰的原因，他说：“假之以四兽之陈，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徽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唐太宗思考良久，才叮瞩他：“卿宜秘之，无泄于外。”与迷信类似的，有各种传闻。这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不正常，或者被垄断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发生的。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一件事情发生了，直接的目击者并不多，而且出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以及目击者本人的经验，动机等因素，又使得各人注意到的部分有差异。以后复述时，观察疏漏之处，就自然起图用想象和猜测来补充。一个观察者，或传播消息，经常有意无意地想使消息更耸人听闻，以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而注意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满足。散布惊人消息的效果，和身穿时装招摇过市，或者登上讲坛作报告所引起的满足感没什么太大差别。因此一件事，在传播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人们所歪曲和夸大了。在最初传播者那里是表示猜测的东西，经过几次传播之后，人们已经把他当成事实来接受了。利用民间传播当中的这种现象，故意散布假消息，这就是造谣。在“四人帮”倒台前的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言纷纷，尽管“四人帮”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追查谣言，但终于未能止住。这些传闻，或者谣言本身未必是事实，但对于当时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四人帮”，参加“四五”运动，发生的实际作用不可低估。也正由于这种社会现象盛行，才有助于当时的中央把握人民的情绪，做出了粉碎“四人帮”的决策。

　　３、用对手已有的判断使之犯错误:

　　既然收到的信息可能存在着失真和不完全，竞争对手对于接收到的情报就要加以分析取舍，做出判断。情报分析的基本方式是用已有的判断来估计一份新情报的真伪和价值。判断，则是运用理论，经验于情报分析的结果。通常情报分析人员和决策者倾向于接受与已有判断的连续性较好的情报。如果已有的判断错了，就有可能拒绝正确的情报，而接受错误的情报，或者根据不完全的情报做出错误的推论。在谋略斗争中，就要利用这种情况，使对手错上加错。

　　晋楚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就有计划地利用了楚王及其前线统帅成得臣的判断错误。晋楚都是强国，但晋的强大在当时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晋文公利用这点假象，多次示弱诱敌。一方面使楚王麻痹，不发援兵；另一方面，使楚军轻敌冒进９０里（三舍），以致受到沉重打击。《六韬》借姜太公之口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对手强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手如果对于自己的强盛判断过高，在决策行动时就容易犯错误。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往前进一步，就成了谬误。”引导对手走出这个错误的一步，进而陷其于不利，是诡诈的方法之一。

　　因此，要防止自己上对手的当，必须注意自己的判断的量和度的界限，必需设置一个切合实际的置信区间，警惕任何想诱骗自己离开这个区间的企图，并把这种企图与诡诈行为联系起来。

　　简单诡诈行为指那些只有一招欺诈的行为。比如说，设计“隐形”兵器的时候，只考虑对于雷达隐形而不考虑对于红外线、可见光等等侦察的隐形，当然比较容易被别人识破。如果环环相扣，一招掩护另一招，你不管怎样求证，都很难找出破绽，这种叫做复杂的诡诈行为，是高明的竞争者的竞争行为。但是，复杂之后，想要招招严密就不容易了。比如罪犯制作伪钞，按道理上说，钞票是人制作出来的，所有的防伪措施都可以模仿。比如说，我们辨别伪钞经常根据伪钞的纸张质地鉴别，从罪犯的角度来说，找到高质量的纸张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印刷质量，水印等等，都可以做出来，但是做得太像，最后就背离了犯罪的动机：获得非法所得。因此利益的驱使，使得犯罪分子牺牲伪钞的质量，一次次落入法网。

　　美国佬设计隐形飞机，科学家说没有问题，设计出来了，企业也说“Ｏ．Ｋ！”生产出来了，最后买单的时候，给了个１０亿美元的单价，相当于航空母舰差不多四分之一，这一下让美国空军傻眼了。

　　其实再复杂的诡诈行为都逃不过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时间够不够、资源够不够和心态是否保持冷静和警惕而已。从战略决策的角度来看，要想不被人家用诡计蒙骗，心态更加重要。

　　18.为你解卦。

　　《周易》本来是古代人用来算命的书，但是后来有很多学者在潜心研究之后，做了很多解释和发挥，融入了许多前人的智慧，最后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其中对于第一卦“乾卦”的解释，很多人都以君子的发展战略为线索进行，反映出我国古代人对于个人发展战略的看法，如果剔除其中过时的内容，加入新时代的精神，今天仍然有参考价值。

　　开头第一句：“乾：元亨、利贞。”说“乾卦”是大吉大利的卦。如何才能吉利呢？《象辞》解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天道刚健，运行不息，君子有见于此，以天为法，自强不息。人这一辈子过得怎样，关键在于能否“自强不息”，不管对手和环境如何变化，不停顿地增强实力，这是人生处世的第一要务。在竞争中，环境和对手都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因素，你只能支配你自己的实力，因此，“自强不息”，孜孜不倦地增强自己的实力是你唯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可做的和应该做的。有了强大的实力，对手会害怕你，盟友会尊重你，再恶劣的环境也可以应付。

　　当时代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挑战，人们很容易陷入迷茫，产生失落感。当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记住：“自强不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作为战略的基础都是不会错的。

　　第二句：“潜龙勿用。”“《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这里，我们可以有几种解释：

　　一种是字面上的解释：“不要使用潜伏的龙。”这是嫉贤妒能的谋略，很遗憾，现在我们常常发现：“大树底下不长草”。有的领导出于对于竞争的控制以及对自己缺乏信心，不愿意使用德才兼备的，有首创精神的人，而愿意使用一些“庸才”甚至“奴才”。

　　第二种是一般的正统解释：“潜伏的龙，被压抑于下层，难以施展。”这就是所谓的“怀才不遇”。因此，“潜龙”要想方设法出人头地，不要埋没一辈子。无论别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压抑了你，你都应该采取这个战略，争取出头。

　　第三种解释侧重点稍有不同：“潜伏的龙，受到压抑，形势不利，不可轻举妄动，宜静待时机。”适用于所谓“韬光养晦”的战略。如果有人可能会害你，他又比较强大，甚至是你的上司，那么这个战略可能帮助你躲过灾难。

　　现实生活中，三种解释都有用，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根据整个“乾卦”的上下文来看，正统的解释应该是正解，其次是第三种解释，最离题是第一种。文章当中的龙开始潜伏水下，后来上到田野，又跃入深渊，再腾飞九天之上……主体是龙自己，而不是别人应该怎样对待龙。

　　第三句：“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指龙出了头，需要依附一个靠山。这里讲的是封建专制时代，所有的人，只要不是帝王，要想出人头地，施展才华，就必须要投靠一个封建领主，因此“利见大人”。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就是这个意思。到了今天，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理解为参加一个政治团体，参加社交活动，争取提高知名度，总之，取得社会承认。在这里，把“在田”理解为参加工作，自食其力。把“大人”理解为社会主权的持有人，根据不同的社会条件，灵活取舍。例如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根据宪法，主权属于人民，要想见他们，就要利用舆论宣传媒介。但是更有效的，是通过人民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来建立起与人民的联系。所以，解放以来，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程序：一个人要想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就必须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依次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个程序所发生的变化是加入了原先没有的兼容性：即这个程序本身不再是唯一的，现代的中国公民如果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就，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外，还可以考虑加入其它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甚至什么团体也不加入，只要爱国，拥护宪法，遵守法纪，也可以为人民服务。其它方面，可以理解为获得学位、职称等社会承认的标记。

　　第四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君子要始终如一地白天刻苦奋斗，晚上反省，虽然可能遇上艰难险阻，但终究能克服一切危难。这句的意思很明显，这里不需进一步解释了。

　　第五句：“或跃在渊，无咎。”这句的要点是君子建立了进一步发展的基地，达到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自如境界，为将来的更高发展奠定了基础，就像蛟龙跃入深渊一样。需要注意的是，基地是由实力加以控制的环境，其规模大小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它对于未来发展的作用取决于它在整个竞争形势当中的态势。例如，一个人如果有心从政，他就应到政府机关或最有从政前景的部门去建立自己的基地。最有从政前景的部门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在乱世通常是军队，在治世，可以是商界、政法界、学界或新闻媒介，即最方便“见大人”的行业，或者说是“大人”最操心，最关心的行业。你在“大人”经常光顾的地方频频曝光，给“伯乐”相中的机会自然就多了。

　　第六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说君子事业如日中天，飞黄腾达。《象》的意思是君子自己已经造就成为大人了。当然这不失为一种解释。结合当今实际，我们不妨谦虚一点，可以理解为自己的成就全拜“大人”所赐，是“大人”造就自己，使自己能够成为飞天神龙，因此一切归功于“大人”--党和人民，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利见大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血肉关系，这样才会对自己的发展进步有利。

　　有两处提到“利见大人”，可见无论何时何地，多见“大人”总不会吃亏。我们可能有时候心里犯嘀咕：老见老见，也不怕“大人”烦？不怕，如果你是老泰山，你的女婿隔三差五地登门拜访，你烦不烦？可能有点烦，但是如果他三年五年不露面呢？你开不开心呢？可能是清静得要“烦死了”吧？就像名牌商品，已经家喻户晓了，还要年年月月下这么大的本钱做广告，恨不得时时刻刻见他的“大人”，也不怕他的“大人”顾客烦。为什么这么死缠滥打？不就是怕“大人”喜新厌旧，另结新欢，爱上别的品牌？

　　第七句：“亢龙有悔。”“《象》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这是说，达到极限的龙会有灾祸之困，不可长久。这好比进攻中过分突出，孤军深入，翼侧失去保护，容易遭遇对手的反扑或夹攻而失利。又好比达到了进攻的顶点，实力已经耗竭，积蓄的势能已经全部转化为动能并已耗尽，不但无力发动进一步的攻势，就连原地防守亦无可能，因此需要及早“退步抽身”，免生后悔。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讲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封建帝王杀功臣的一般规律。所以，封建士大夫如果不能推翻帝王取而代之，那就最好功成身退，保全名节。在今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这种“亢龙有悔，盈不可久”的规律依然起作用。

　　最后，是“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一句的精神看来难倒了不少解释的人，结果，一些人就用仅从卦象卦理方面推导，绕过其实际意义。《象》的解释是：“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有人认为意思是已经达到了六爻全阳的境界，纯阳纯刚，天道之性，至尊至上，不可能有别的首领。从字面上看，这样的解释相当牵强：明明是说“群龙无首”，怎么变成自己为首了呢？另一些人，例如孔子，干脆连提都不带提的，只说到“亢龙有悔”为止。按笔者的意见，认为自己为首的意见，其实还是习惯由臣子的角度看待帝王，只看到他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一面，就没有想到从帝王本身的角度看，还有其他群龙存在，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天在周朝那个时代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因此养了一大群天子并不奇怪。从这个角度观察，“群龙无首”是不是一件吉利的好事呢？让我们先从反面来看，群龙有首会怎么样。如果群龙有首，为首的不是自己，那么这个帝王当起来味道就截然不同了。好象石敬瑭向契丹称“儿皇帝”，南宋向金朝，由“叔叔”称到“伯伯”，虽然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仍然是“一龙之下”，给别的龙欺压，总是不够痛快。如果自己为首，当然很好，但是要想让其他的龙俯首称臣，并不是容易的事，搞不好连老本都要赔进去。东周时期，郑国不听招呼，周天子带兵讨伐，给郑国人打伤，孔夫子一句话：“射王中肩”把这件丑事永远流传给了后人。如果真的能平定天下，让人间只有一条独龙，又是那个时代的人感到是不可能的事业。怎么办才好呢？《周易》的作者想出了一个帝王竞争的理想控制法--“群龙无首”--亦即欧洲人所热心的“均势控制法”。帝王之间，只有达到均势，谁也压不倒谁，谁也吃不掉谁，进入“群龙无首”的境界，才能各安本份，互不侵犯。这个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的时代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到了天下一统以后，反而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了：龙不是独一无二的吗？怎么会成群结队？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一条带头龙！这还叫好？成何体统？成何世界？

　　从现在的国际战略来说，中国政府实际上追求的正是“群龙无首”的世界格局。如果“群龙有首”，现在肯定不是中国，只能是美国。什么滋味？尤其是中国大使馆给人家用导弹炸塌了半边，而中国人只能用石块打烂几块美国大使馆的玻璃的时候，全体中国人民都领教了什么是“群龙有首”的体统，相信大家都会理解“群龙无首”的世界的吉利之处。另外，从古代人思维的角度，为什么想不到天下一统？我们今天有几个人会想象天下大同的境界？所有的未来学，科学幻想作品，几乎都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全世界处在一个政府的管制之下，实行同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用同一种文字，语言，人们自由来往，所有的边界，关卡都废除了。当你在云南大理招聘清洁工的时候，来了几个欧洲人应聘，而拉萨大学的学术权威是出身在非洲布隆迪的教授……学习历史的时候，讨论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和讨论秦始皇坑杀赵卒４０万的时候一样，中国人不会恨恨地要找日本人算账，就像山西人和河北人今天不会想为秦始皇的暴行找陕西人算账一样。我们仔细想一想，生活在世界上就像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一样，甚至还没有香港、澳门、深圳、珠海那样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去的地方，想看埃及金字塔，就像去看贵州黄果树瀑布那么简单--收拾好行装，Ｊｕｓｔ　Ｇｏ！现在世界上可是有一百多个国家啊！哪儿会这么容易啊？不过你想象一下西周立国时候的８００诸侯，其中还不包括犬戎之类的部族呢！从整个世界目前的格局来看，对照中国历史，和齐桓公称霸的时代差不多：一个超级大国，隔几年在联合国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把诸侯召集起来开个会，讨论一下毒品、恐怖主义、环境之类的问题，有些化外之国把联合国的成员国给灭亡了，大国有责任“兴灭继绝”。你比较一下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和齐桓公在帮助卫国、燕国复国的过程中的表现，几乎是完全盗版齐桓公“九和诸侯，一匡天下”的专利嘛！

　　古代人早就对称王称霸的事情看不惯，因此觉得还是“群龙无首”的好。我们现在生活在别人管治之下，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一想象“没人管”的世界，那还不天下大乱了？！怎么得了！？现在的世界，不正是“没人管”的世界吗？

　　19.攻守之势异也。

　　记得中学的时候，曾经上过贾谊的《过秦论》，对于贾谊的“攻守之势异也”这一句话简直是着了迷：攻守为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进攻的一方往往比较强大而防守的一方比较弱小也可以顶得住呢？

　　后来读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觉得他对于进攻和防御的概念有问题，至少是不够好。克劳塞维茨说：“防御的概念是什么？是抵御进攻。防御的特征又是什么？是等待进攻。”这句话说了跟没说一样。到了进攻，他就没话了，大概是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进攻的概念是什么？是打击防御的敌人。进攻的特征又是什么？是走上前去打击敌人。”这种话还是不说为好。不过从军人的角度来说，确实这就够明白了，但是用来作为战略，好像就太傻瓜了一些。大概当初李德指导中央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就是跟他的老乡克劳塞维茨学来的吧：防御就是抵御进攻，防御的特征就是等待进攻，所以命令红军以堡垒对抗堡垒，固守在阵地里等待国民党军队进攻，最后失败。红军以前反围剿，从来没有“等待进攻”的特征，是不是说红军就不是防御呢？显然不是。

　　在其他类型的竞争里面，没有空间上的来往，但是我们也有攻防的感觉：一家商场大张旗鼓地做广告，搞促销，对面的公司立刻觉得很紧张，有一种对方“攻过来”的感觉，马上考虑怎样“顶住”。一个女人看到丈夫的办公室里有一位小姐对丈夫笑的特别甜--带着某种韵味或者意味的那种，心里一阵哆嗦：“那可是攻势凌厉呀！得想办法顶住才行。”--我们留意，人家可没有“过来”呀，怎么也是“进攻”呢？

　　在竞争中主动夺取尚未占有的目标的竞争行为就是进攻。例如，商人扩大产品的销售市场，政治家争取通过新的提案，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青年人追求爱情等等竞争行为，都可以看成是在竞争中的进攻行为。有三个条件：竞争者所追求的东西是他没有占有的；他是在与竞争对手进行争夺；他采取主动行动去夺取。可以是争取价值目标，亦可以是争取派生目标（即获得价值目标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又可以把战略进攻说成是进取。通俗地说，抢人家的东西就是进攻。促销的目的是夺取市场份额，所以即使是在自家商场里面进行，也是对对门那家商场的进攻。如果别的女人的笑容味道太浓，以至于自己的老公把持不住，确实是攻势太凌厉了，差点儿把自己的丈夫的魂都偷跑了，晚上回去可得好好赶修一下防御工事，免得第二天给那位小姐的大炮轰塌了。

　　在各种竞争活动中，人们都是在优势的形势下才发起进攻的，而且进攻的积极主动程度也是和优势的程度成正比的。优势越大，进攻越积极，越主动。我们前面提到，男女之间在求偶上表现出不同的积极性，这个现象和男女社会地位的高低是密切相连的。当然，从自然界当中，绝大多数动物也是雄性采取主动这个现象来看，社会因素并不能说明一切。就各别的情形来看，采取主动的一方通常自信心比较强，也就是说，有一种自我优势的意识。在《红楼梦》当中，贾宝玉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这是因为曹雪芹有意无意地为他安排了一种近乎绝对优势的地位。贾宝玉在书中是最有权势的贾府的长子，是贾府的权势和财富的唯一继承人。他又是书中独一无二的美男子，不但仪表美，而且有才华，有思想，有性格。曹雪芹虽然提到了另一位甄宝玉，但是始终没有安排他和贾宝玉在情场上较量一番，于是，贾宝玉在书中几乎成为情中上帝，相对薛蟠、秦钟、柳湘莲等同辈的男人具有绝对优势。曹雪芹虽然以贾政一类的封建“正人君子”为正统，但是他巧妙地把他安排到了另一个辈份里。如果真的写进了一个孝子贤孙在里头，书还不知怎么落笔呢。

　　在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个竞争对手当中，林黛玉在一开始是占优势的，因此她的竞争行动就比较积极和直接。但是薛宝钗工于心计，采取“间接路线战略”，以迂为直。避免和多次寻衅的林黛玉正面交锋，而是走“上层路线”，先做“裁判”的工作，争取有权决定贾宝玉终身大事的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人的工作。

　　克劳塞维茨认为，进攻是比较弱的战争形式，这一点我很同意，而且可以推广到一切竞争形式里。为什么进攻是较弱的竞争形式呢？

　　我们说进攻是较弱的竞争形式，是指进攻的目标不易达到，其原因有：

　　--进攻的积极目的较难实现。

　　根据定义，进攻是夺取已经被对手控制的目标，这种竞争活动是积极的，富有强烈进取精神的，因而比较起保守的目标而言，难以实现。

　　--进攻的意图首先暴露，而对手的反应不可确知。

　　--进攻是以劳击逸。

　　--进攻是动态地利用环境，易生磨擦。

　　--己方实力在控制和改造环境中损耗。

　　--进攻是打破均势的行动不利于争取同盟。

　　--对手以较强的竞争形式对抗，己方实力渐弱。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可以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军事竞争的最高效率，以落后的，小国寡民的游牧民族国家，征服了当时大半个文明世界，摧毁了当时三大文明体系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军事文明：华夏文明的金朝、南宋、西夏等；伊斯兰文明的花啦子模、塞尔柱突厥、阿拉伯帝国；基督教文明的俄罗斯、日耳曼、波兰、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在战争中，蒙古人独创了一套自己的战略战术。其中在战术上，更是亘古未有。首先，蒙古人把游牧民族的骑射优势发挥到了极点。他们每个骑兵带数马，轮流换乘，比较其他军队人多马少，只能一人一马，走走跑跑更具机动性。这种机动性还由于可以携带更多的辎重，因而自持力强而大大增加。象金、西夏、阿拉伯等也是游牧民族，但是他们发展骑兵的着眼点是数量，而蒙古人独辟奚径，重点在机动性。由于机动性特强，他们还创造了一套相应的战术：“进如山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攻如凿穿而战。”

　　所谓“进如山桃皮丛”，指进军是“先发精兵，四散而出，登高望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一方面，侦察敌情，敌人不易袭击；另一方面，破坏敌人侦察，加上骑兵集团的快速行动，使敌人防不胜防。

　　所谓“摆如海子样阵”，指作战时派出一支先锋部队，分成许多小群，每个小群十骑至单骑不等，各群间疏散配置，形成广阔正面，分两翼弧形向敌推进。“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这里不要忘记，蒙古骑兵一骑数马的特点。如果其他国家的骑兵也采用这种战术，由于一骑一马，就不可能有如此声势浩大的效果，也不可能远离辎重太远太久。而蒙古骑兵却可以一连十几天纠缠敌军主力，直至对方露出破绽为止。这种象“海子”般波澜壮阔的阵势，敌军是无法将其包围的，而他们却可以包围比他们多得多的敌人。如果敌人的战斗力很强，不易攻歼，也可以断其给养，四面骚扰，使之疲乏削弱，暴露弱点，以利己方主力攻击。

　　所谓“攻如凿穿而战”，指在“海子样阵”的后面，隐蔽跟进一支密集部署的主力骑兵集群。待敌人被前锋搅得人困马乏，并且暴露出要害，这支主力就乘虚直捣敌人心脏，“凿穿”敌阵。为了确保实现“凿穿”，“海子阵”的部队也要同时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使敌人无法判断“凿子”之所在。

　　防御是被动地保守已经占有的竞争目标的行为。它有三条件：

　　所保守的目标已经占有；

　　在竞争中面对对手主动发起的争夺；

　　仅就防御本身而言，它的竞争目的以保守现有目标为满足，不是要求获得新的目标，因而是被动的竞争行为。例如，夫妻之间搞好家庭关系，使第三者无隙可乘；商人实行产品三包，力求保住企业及产品声誉；政治家为自己的政策进行辩护；消费者投保财产保险等等。局部相对劣势是防御的前提。

　　一个竞争者为什么要采取防御的态势呢？无非有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竞争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自己已经占有的东西尚且没有把握保住，更不用说发起进攻了。这时，比较起他的竞争对手，他的实力绝对是不足的。因此，他不得不处于守势。

　　第二种情况是竞争者处于总体优势，但是在局部或一段时间内处于守势，以便在其它方面发动进攻。这时他为什么在这些方面或这一段时间内停止了进攻呢？主要原因也是在某些局部的竞争方面实力相对不足，因而在这些地方或方面取守势，以便腾出实力去在其它方面发动进攻。例如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强大，国际贸易总体上是咄咄逼人的顺差的形势，但是在原料和能源方面也必须处于守势，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容忍逆差存在。为什么？道理几乎人人明白：日本经济缺乏自然资源这一种实力要素，因此在这个局部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还有一种情况，竞争者在某种竞争中已经夺取了可能夺取的最高目标，然后很自然地就转入了防御。例如，体育运动员获得了某个体育项目的最高荣誉奖，面临着其他运动员的挑战。所谓“卫冕赛”。

　　克劳塞维茨说，防御是比较强的战争形式，我们当然也可以推广到所有的竞争形式里，说防御是较强的竞争形式。可是为什么防御是较强的竞争形式呢？

　　首先是因为防御的消极目的较易实现。根据定义，我们知道防御这种竞争行为是要在竞争中保住竞争目标，也就是说，只要手头抓住的东西不被人抢去就行了。要达到比较低的目标，只需比较弱的实力就够了。一个学生，如果以保住已经拥有的学籍为满足，则６０分足矣，所需花费的精力远远少于想夺取第一名的同学。想得到第一名，没有最高分都不能说自己已经有了把握。

　　其次，防御的竞争行为的表现特点是等待进攻，因此防御是以逸待劳。既然是防御，就没有主动找麻烦的积极性，最好对手不要找上门来。在这种情况下，处于防御的一方动用和消耗的实力都比较少。在司法纠纷中，如果是诉讼的原告，在官司开始前就要耗费许多人力物力去搜集证据，准备状纸。假如准备工作达不到法院规定的要求，甚至可能不予立案。而作为被告，只有在接到法院通知后，才开始投入人力物力去准备辩护。如果不计败诉后的赔偿和采取违法行为的开支，仅仅就诉讼活动本身的花费来看，被告一般要少于原告。

　　在竞争活动会引起竞争者产生空间运动的竞争当中，防御者由于是静态地利用环境，与之结合较好。可以充分利用地主之利，先机改善环境，创造一个有利于己的竞争战场。在商业活动中，如果遇到竞争对手企图打入我方已经占领的市场，我方就可以利用久居市场的一切有利条件，对抗对手的进攻。在美国和许多国家的贸易往来当中，美国生产商人经常利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阻止外国竞争者进入美国市场。例如煽动排外情绪，影响议会通过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以增加外国商品的经营成本。

　　另外，在竞争者需要进行空间运动的竞争当中，处于防御的一方实力在防御中接近或依托基地，易于得到支援和补充。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迅速发展，吸引了内地的千千万万的民工跑到特区来求职。这些求职者当中，在特区有亲友和没有亲友的处境大不一样：有亲友的，首先住宿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住宿费；另外，如果亲友比较热心，事先找好工作，就业问题也容易解决，就算找不到工作，至少可以提供信息，或者介绍关系，使新来的人比较快地找到工作。尽管如此，他们的竞争条件还是远远不如他们的竞争对手-特区的本地居民，尤其是当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本地居民就业机会的法令和规定，例如要求企业不得雇佣那些没有当地户口的“三无人员”、“盲流”，并对违抗的企业处以罚款和其它处分。仅仅这一条，已经足以使得“盲流”们不能涉足合法的劳务市场，只能进入劳务黑市任由那些黑心的老板盘剥宰割。

　　防御的最大最普遍的好处是它是一种维持现状，保持钧势的竞争行动，有利于争取同盟。虽然我们在理论上不否认存在着天然无控制的竞争，但是由于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以至到了今天，我们实际上可能参加的竞争活动，已经或多或少地被社会置于控制之下。就算是战争，也还有日内瓦公约和各种习惯传统，很少是完全无控的。在有控制的竞争当中，只有竞争中的进攻的一方，有可能从现状的破坏当中得到好处，而其他人，无论是防御者还是中立的一方，都有可能由于进攻者得逞而受害。对于中立的人来说，他的现状往往取决于竞争各方的势均力敌所形成的均势，而现状的破坏的结果，进攻者不会把获得的战利品慷慨地拿出来与他分享，最有可能的，是挑选他作为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因此，人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同情弱者，同情处于防御地位的一方。在婚姻家庭问题的讨论中，人们经常遇到一个充满不幸的家庭和第三者的入侵，《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这样的故事。实际生活当中，第三者的插入常常是家庭破裂的结果，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小两口恩恩爱爱，亲密无间，就算有人企图充当第三者，也不能得逞。当然，家庭破裂未必是没有第三者的一方的错，但至少是其中一方的错。或者是对配偶不好，使之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或者是本来就不是真心爱配偶，当然欢迎第三者啦。这就是说，如果两口子恩恩爱爱，感情无懈可击，第三者当然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发生了问题，双方至少有一方要有过失，常常是双方都有过失，并不仅仅是第三者的错。不过，在大多数报刊上举办的讨论当中和社会舆论当中，指责第三者的总是很容易占上风。道理很简单，如果第三者也可以平等地竞争，则家庭婚姻的保护意义就丧失了。每个人都拿不准，那一天突然自己就得罪了自己的那一口子，使他（或她）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带一个第三者回家来以示惩罚。

　　防御，无论对于强者还是弱者，都是实力相对或绝对不足的表现，因此想保住一切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为此，就必须就所有的目标进行分析，有所取舍。实力弱小的竞争者，放弃守不住的目标，没有几个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强者常常在实际上被以往的成功所迷惑，想保住一切，最后可以保住的东西也丧失了。竞争中强者失败最经常的模式是：在开始尽量扩张战果，当形势开始逆转时，不愿意放弃任何目标，到了元气大伤以后，才突然撤退，触发了崩溃。更有甚者，连转入防御的必要性也不愿正视。可以说，很多生意失败，正是这样的结果。在企业家面前，新的投资机会总是接踵而来，放过那个都说不定会遗憾一辈子，结果就这里投一点，那里投一点，机动财力就这样消耗殆尽。如果一切按理想运行，问题倒不大，但是一旦对手发起强有力的攻势时，就招架不住了。西方经济学强调利润最大化，引导企业家用尽一切资源，因为任何闲置不用的资源，都不可能创造财富，优秀的企业家就是要使他支配的资源一刻不停地运转。但是，在实际上成功的企业家很少会做得那么“绝”的，因为做得那么“绝”的企业家往往挨不到成功的那一天就破产了。就个人而言，我们手头持有的现金，如果不是马上使用，就是在浪费利息。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是在领工资的时候严格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行事，除了麻烦之外，一定还有尴尬和狼狈的时候。在银行家方面，如果这样做，尽量不留或者少留准备金，就很可能导致金融风潮。因此，银行界都要保留一部分吸收到的资金作为准备金，以防不测。

　　英国人在国际事物方面的深谋远虑和干练老到，是世界闻名的。人们往往注意英国人在殖民扩张当中的智慧，而忽视了大英帝国有秩序地瓦解过程，如果不是更深刻地表现了其政治家的谋略素养的话，至少是应该同样值得称道的。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邱吉尔认为应该合起来算一次三十年战争）中，竭尽全力打败了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德国，但是自己也元气大伤。战后英国的政治家有见于此，及时地实行了全球性的战略总退却，用“英联邦”这一块遮羞布，体面地退出了“苏伊士以东”的绝大部分殖民地。大洋洲、印度、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中东、南非及非洲的许多殖民地几乎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就退出了，英国人唯一进行了一次并不坚决的反扑的地方是埃及。在总退却的同时，英国还主动地把世界霸权拱手让给美国，并与美国结盟。与英国人主动退却相比，法国人就愚蠢得多。他们在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继续进行了多年毫无希望的战争，最后还是在丧师辱国之后狼狈逃出，使国家到了内战和崩溃的边缘。回顾历史，当年胡志明已经同意留在“法兰西联邦”内，如果法国顺水推舟地与越南政府签订一系列友好条约，那么，法国的政治经济利益都会在越南得到最大限度地保留，但是顽固的法国殖民主义者选择了战争，蒙受了奠边府的惨败。

　　卧薪尝胆，是最为典型的防御谋略之一。当年的越王勾践在兵败受困的情况下，不惜屈身事敌，忍辱负重，终于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通常的“大丈夫能屈能伸”之类，那个方面可以归入放弃部分不可守目标的谋略之下，我们要强调的是，仅仅是忍辱负重，只能自保，苟且偷生，只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才能使勾践反败为胜。因此，作为防御者，在极端的逆境下，通过放弃无力保守的目标保存实力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仅仅保存实力，不足以摆脱被动地位。因此，在生存问题解决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解决实力的发展和积累的问题。有的人不了解这一点，急于反败为胜，实力随重建，随消耗，反而种下了彻底失败的种子。

　　明朝自萨尔滁战败后，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先后经营辽东，防务渐有起色，多次挫败后金的进攻。他们的战略都是先守后攻。但是，守并不是消极防守，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敌方推进。每前进一步，就建立城堡设防，控制周边的人民和土地，使财源、兵源都有着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的基础就有了。他们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是败在朝廷腐败，不在保卫辽东的战略失当。

　　坚壁清野作为一种有效对敌斗争手段，在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战场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其对于防御的重要作用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

　　但是，可能很多人忽视了“非关税壁垒”也是同样道理的防御手段。通过给外国货的进口增添许多麻烦，使其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这样就达到了保卫国内市场的目的。

　　在同盟竞争当中，核心同盟者之间的团结和对同盟的向心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坚强的团结，自相矛盾，总体实力一定会受到削弱。司马迁记载：“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马基雅维里也说过：“你最好不过的城堡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

　　要做到众志成城，就必须始终遵循实力大小和利害关系相一致的原则。魏文侯曾问吴起：“愿闻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吴起回答说：“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党风问题。如果“走后门”“任人唯亲”盛行，不可能做到“众望所归”。

　　防御的重要有利条件，就是保卫现状。现状得以维持，只对进攻者不利，而对其他人至少无害。所以，中立的第三者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因此，就容易成为防御者的潜在的同盟者。甚至那些慑于对手强大的实力而依附于对手的对手的同盟者，内心往往也是倾向于维持现状的，因此，就会产生倒戈的倾向。防御者大力开发利用这些条件，扩大自己的同盟，实在是有效的防御的要着。

　　使对方另择对手也是防御者的战略选择之一。萨达姆在海湾战争中曾经对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企图发动全伊斯兰世界的圣战，借刀杀人。虽然他战败，但是这个战略对美国为首得多国部队威胁最大。

　　藏于九地之下是孙子的主意，不是指躲在地下，而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深藏不露的意思。确实，人家不知道你在哪里，就没有办法打你

　　另外还可以考虑层层设防，大纵深，多层次，不能只有一手，要多准备几手。

　　在实施防御的时候，要注意把握：

　　在人家气势汹汹冲过来的时候，就算你身板硬朗，也不要硬顶，最好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来势汹汹的时候，赶紧把本国货币贬值，避过风头，结果复苏很快。新加坡和台湾也是依样画葫芦，早早就把自己的货币贬值了，只有中国大陆和香港硬抗着，搞得自己伤痕累累。从大陆和香港的经济实力来看，坚持货币不贬值都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值不值得。以香港为例，和台湾、新加坡、韩国合并称为“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都实行联系汇率的政策。以中国人管制的地区来看，新加坡、台湾都放弃了联系汇率，香港坚持，据说可以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结果当年新加坡经济增长４％，台湾２％，而香港却是－５％！这三个地区，本来估计的经济增长率都在５～７％左右。新加坡反应最快，虽然周围国家都“沦陷”了，但是损失最小，增长率只比预计的减少１～３％。台湾其次，损失３～５％。香港最惨，达到１０％！从经济复苏的速度来看，香港复苏的也最慢。有没有保住“金融中心”的位置呢？最近渣打银行宣布全球裁员６，０００人，这可是在香港发行港币的银行啊！很简单，经济实力是金融中心的前提，不去保卫经济实力，反而专心维持联系汇率，岂不是背道而驰吗？

　　如果是军事冲突的话，还要多方以误之，以疲之，减杀对手的优势。引诱对手攻我预设阵地，诱敌深入，后发制人。

　　竞争中的反攻指处于防御的一方在完成保守目标的任务后，利用防御过程中形成的有利形势，就势向进攻者发起进攻，收复失去的目标以及夺取新的未曾占有过的目标。在收复失去的目标方面，有婚姻破裂家庭的“破镜重园”；受人诬陷获得平反昭雪后，反告陷害者以诬陷罪，为社会清除一大祸害；商业竞争中收复一度被对手夺取的市场等等。

　　20.宦官是怎样夺权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其实也是社会现象：权力这种竞争中常见的价值目标、派生目标，同时也是重要的实力要素的东西，总是渐渐地从强人手里转入弱者手里，最后弱者反而制服了强者，掌握了生杀大权。在古代，开始人们相信“亲兄弟、父子兵、夫妻档”之类的伦理观念，把权力交给血缘关系比较亲近的人代为掌管，但是这些人反而倚仗血缘关系欺上压下，篡夺了大权。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统治者开始打破幻想，把权力交给出身寒微的人，最后甚至交到没有平民身份的奴才，而且是不可能通过传宗接代来繁衍家族势力的宦官手里。赵高就是一个秦始皇亲自看中的一个宦官，他之所以能够囚禁丞相李斯，并不只是因为李斯的立场软弱，而是他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连李斯都不敢轻举妄动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呢？秦始皇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为自己的丰功伟业设计了千秋万代的蓝图：因为担心儿子没有实践经验，把扶苏派到边疆，在军队里锻炼，掌握兵权；启用宦官，压抑重臣的势力。但是他没有想到，后来他的儿子会沦落到“指鹿为马”的落魄地步。

　　宦官，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社会地位最地下，而且几乎没有家族背景的社会集团。在封建社会里面，血缘关系是一个人社会力量的重要基础，断子绝孙被认为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惩罚，而宦官同时又是奴才身份，这种双重压迫使得宦官在讲究身份地位的封建社会算是被压在最底层了。这样的人可以放心交权给他，不怕他造反了吗？不然，从东汉末年的“十常侍”到清朝末年的李莲英，宦官都在很大程度上夺取了权力，有些时候这些断子绝孙的人甚至成了皇帝的“干爹”一样，主宰皇帝和皇亲国戚的生杀大权。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宦官现象”。一个男人被阉割了，总是被人看不起，但是我们讨论“宦官现象”的“宦官”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宦官的典型事件，而是讨论为什么看起来几乎是完全没有实力的人最终会压倒开始的时候是拥有最大实力的人的一种普遍的以弱胜强的社会竞争现象，从中探讨强者失败的原因和弱者成功的秘诀。

　　外国没有宦官，但是一样有“宦官现象”。古代土耳其皇帝叫苏丹，现在有的人为了与苏丹这个国家相区别，也有翻译成素丹的。古代几乎全世界的游牧民族都流行“抢亲”的习俗，一般人只注意到抢老婆这种浪漫故事，忽视了收养敌人遗孤的风俗。游牧民族出身的土耳其人在征服欧洲的战争当中，俘虏了一些孤儿，一般的老百姓喜欢把他们养在家里，长大了以后成为自己的奴隶。因为这些奴隶没有家庭，主人家对于他有养育之恩，通常被认为忠心耿耿。苏丹也仿效这种做法，专门搜罗东欧的战争遗孤，养在宫廷里面，长大以后，让他们当自己的近卫军，享有超过一般土耳其人的特权，但是保留奴隶身份。苏丹以为，生你们的是已经下落不明的父母，养你们的是眼前这个风风光光明明白白的我，让你这个奴才享有超越其他主子的特权，你也该知恩图报了吧？这些孤儿组成的奴隶近卫军，就是土耳其历史上著名的马木路克。开始还不错，苏丹自以为得计，就把这个做法发扬光大，派其中可靠的人去到那些重要的省份担任军政长官，等到这些孤儿奴隶羽翼丰满之后，纷纷造反独立，后来甚至攻打苏丹，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马木路克虽然没有被阉割，但是他们以至弱胜至强的实践，也可以算是“宦官现象”的古代土耳其版本。

　　马木路克大权在握之后，对于土耳其苏丹当然是一场噩梦，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干出过惊天动地的伟业。东方人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除了日本成功地实行明治维新之外，基本上陷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但是马木路克几乎创造了另一个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例外。土耳其帝国里最先接触到近代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是受到拿破仑入侵惊醒的埃及。拿破仑的入侵虽然短暂，但是摧毁了马木路克的妄自尊大，使他们开始学习西方。最有成就的是祖籍阿尔巴尼亚的马木路克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统治埃及的时代，厉行改革，使得埃及迅速富强起来。富强起来的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儿子易卜拉辛率领埃及军队进攻土耳其帝国，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对于东方将要出现一个现代化的，富国强兵的土耳其感到恐惧的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借口援助土耳其帝国镇压叛乱，打败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迫使他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埃及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后来又进一步沦为殖民地。埃及的强国之梦从此破灭。穆罕默德·阿里的失败，除了他本人的战略指导失误的因素之外，埃及地理上所处的东西方交通的世界战略位置也是一个因素。如果他的国家像日本一样，处在一个“天涯海角”的荒僻角落，也许列强就不会对他的迅速崛起做出那么强烈的反应，经过若干年的和平发展之后，可能成为日本之外的第二个成功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改革的东方国家。

　　现在不少家族经营的私营企业也开始遇到“宦官现象”这个问题。自己是属于环境变化而成功的暴发户，本身并没有真正的真才实学来管好企业，家庭里面的只有几个不肖子孙或者纨绔子弟，能花钱不能挣钱，不得不依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帮忙，但是怎么样控制这些人呢？笔者遇到的最典型的是一位退伍老军人，他自己开了间公司，挣下了一些产业。听说别人开公司都邀请法律顾问来审核法律文件，处理法律事务，他也照搬。他心想，我挣下几个钱够多的了，现在该知足了，自己喜欢收集古董，就把心思下在古董上吧，公司的钱只要不让别人骗走就行了，他就委托这个法律顾问全权处理公司事务。后来事情却有了出乎意料的发展，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法律顾问跟别人合伙，利用他当初缺乏法律知识，公司资产的产权关系不清楚的漏洞，把他的公司“合法地”卖给了法律顾问自己，而把债务留给了他这个法人代表，一纸合同几乎把他从天堂拖下了地狱。

　　那么，宦官是怎样战胜哪些元老重臣、皇亲国戚最后战胜皇帝本人的呢？

　　首先是卑下，卑微。这两句中国的形容词很有意思，好像差不多，但是细细品味，强调的重点还是略有不同。因为卑下，所以别人看不起，因为卑微，所以人家视而不见。因为人家对你不以为然，当你透明--不存在，所以不会动“真格儿”的，不会认真对付你。这样你这条潜龙才可以聚精会神地发展和积累实力，不受干扰。中国人往往把弱者战胜强者的战略叫做“阴谋”，什么是“阴”呢？雌雄，雌为阴，马克思曾经引用过一句德国谚语：“女人的名字叫弱者”，中国人的“决一雌雄”也是这个意思。“阴谋”就是弱者的计谋，这是第一层意思。弱者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阴谋”就成了贬义词。“阴”的另一个意思就是“阴暗”，南方，背光的地方，黑暗的地方是“阴”。不动声色，悄悄行动，偷袭都是“阴谋家”所为。因为弱者的实力不如强者，硬碰硬肯定吃亏，所以经常搞地下活动，喜欢绕到背后去打黑枪，这些“懦夫”所为又被社会不齿，因此“阴谋”是名声不好的贬义词。不过对于弱者来说，虽然名声不好，但是“阴谋”在对抗强者的时候，总是最有效的战略。这里我们知道为什么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意思了。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统治，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实力强大，既然如此，他最喜欢玩“阳谋”，跟对手“光明正大”地“单挑”，最担心在睡梦中给人家割了首级，所以他们极力贬低“阴谋”。如果弱者傻乎乎地信以为真，去扮演强者的角色，跟统治者来“阳谋”，十有八九是会给打得鼻青脸肿的。

　　其实，从谋略学的观点看，正当与否不在于方法和手段，而在于目的。如果强者是正义的一方，弱者是非正义的一方，则弱者不管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对抗强者，都不能改变自己事业的非正义性。反之，如果强者是非正义的，而弱者是正义的，则弱者不论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只要这些方法和手段不与自己的正义目标相冲突），他的事业都是正义的。从谋略的评价的标准是效率这一点来说，“阴谋”的目的是以弱胜强，用比较弱小的实力战胜比较强大的对手，应该比恃强凌弱的“阳谋”更值得称道。前面我们讨论王二小的故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时候，已经做了说明了。

　　但是，卑下和卑微本身并没有杀伤力，光是点头哈腰并不能够战胜对手，宦官以至弱战胜至强还有其他战略措施。

　　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跑得快的兔子因为看不起慢慢爬的乌龟，跑到半路睡着了，结果给持之以恒的乌龟战胜了。如果靠卑下和卑微能够使皇帝睡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战略，但是即使兔子皇帝睡着了，乌龟宦官也未必能够拿到江山，因为还有皇亲国戚，元老重臣，甚至街头烂仔振臂一呼，都有可能赶在宦官前头取而代之。因此，卑下和卑微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果兔子不睡觉，乌龟也能赶上兔子！

　　好了，解一个智力测验题：

　　在龟兔赛跑当中，如果兔子不睡觉，乌龟有办法赶上兔子吗？

　　从战略上来说，我们虽然可以企图用种种办法去影响对手的决策，从而影响对手的行为，但是对手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一双手，你想要它干什么，它就要干什么，我们能够完全支配的只是自己的行为。假如乌龟用了各种办法去哄骗兔子，兔子也不上当睡觉，那么乌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行动上了。乌龟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呢？用时下时髦的话来说，它可以“挂靠”在兔子身上，这样，兔子跑到哪里，乌龟就跟到哪里，不会被拉下！

　　宦官战胜皇帝的办法就是“挂靠”在皇帝的身上，让皇帝带着他腾云驾雾，把皇亲国戚和元老重臣都踩在脚底下。仅仅是“挂靠”还不够，还要采取“牛虻战略”，往皇帝的身上插上一根吸管，把他的实力转变为自己的。等到皇帝被吸干了，宦官也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皇帝，皇帝实际上变成了宦官的傀儡。

　　说到乌龟“挂靠”兔子，可能有的读者会联系到现在社会上时髦的“傍大款”，问是不是“活学活用”，其实不然。“傍大款”是一些打算不劳而获的男男女女去算计“大款”的钱包，完全没有赶上“兔子”的意思。但是如果改一个字，变成“傍大腕”就比较像了--拜师学艺就是典型的“傍大腕”，他们当然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机会。

　　21.百战百胜的拿破仑为什么坐不稳江山？

　　百战百胜，或者常胜将军，是一般人对军事家的称赞和期望。但是真正的军事家并不这样看。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百战百胜，不是最好的事情。不用打仗就能让敌人屈服，才是最好的。孙子这个思想，现在已经广为人知，而且逻辑关系也很容易理解：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不死人就达到打仗的目的，当然这种便宜是谁都想占的。不过，不打仗就战胜敌人，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大家还是觉得如果打仗的话，还是百战百胜的好。吴起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天下打仗的国家，如果连打五仗都获得胜利的话，国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如果连赢四仗，国家就会产生很多弊端，如果连胜三次，可以称霸诸侯，连胜两次，能够建立王国，只有一仗就决定命运的国家，才能够建立帝业。如果打仗，最好是只打一仗，如果打多了胜仗，国家能够君临天下是很少的，而从此灭亡了的例子多的不可胜数。在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百战百胜，最后一战失利，全局尽墨；而另一些人，则屡败屡战，一战获胜，奠定伟业。前面的例子，中国有楚霸王项羽、符坚等等，外国有汉尼拔、拿破仑，后面的例子，中国有汉高祖刘邦、赤壁之战前的刘备、武昌起义前的孙中山等，外国有汉尼拔的对手罗马人、拿破仑的对手布吕歇尔、抵抗美国侵略的越南人民。这里大家可能对布吕歇尔不大熟悉。布吕歇尔是普鲁士王国军队的统帅，每逢跟拿破仑对阵，总是一败涂地。但是，正如拿破仑本人所说：“此人并非将才”，但是佩服这个老家伙“屡败屡战的勇气”，每次战败，他都卷土重来，继续挑战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的前一天，他统帅的军队在林茨惨遭败绩，他本人死战不退，被法国骑兵打死战马，跌落尘埃，幸而被自己的卫士救走。结果这个摔得鼻青脸肿的老元帅，第二天又率领林茨战役的残兵败将出现在滑铁卢战场，最终结束了拿破仑的军事生涯，也让自己名垂青史。

　　屡战屡败，一战而胜和百战百胜，一败而亡，都有各自的道理。

　　屡败屡战，一战而胜有两种最典型的原因：

　　第一个是以“厚势”对“锐势”。所谓厚家底对抗暴发户。“厚势”又包括自身和环境两个方面，自身是指实力的结构当中，后续的要素比重比较大。后续的实力要素在军事斗争当中，相当于“综合国力”的概念；在经济活动当中，相当于固定资产、“物业”等等形式存在的资产；在人与人的竞争当中，相当于一个人的内涵……，后续的实力要素发挥竞争力比较缓慢，但是比较稳定和持久，类似于我们平时形容一个人“功力深厚”，要想一下子打垮他还真的不那么容易。另外还有实力的延伸，也就是指同盟条件，如果两个同盟竞争，盟友多的一方肯定占优势，尤其是久拖不决的竞争，更是如此。盟友的实力相当于自己的实力的延伸。在环境方面，主要是对于自己的实力的发展和使用的条件是不是相对比较有利，或者说可能是使用不利而发展有利，因此目前老是斗不过人家，但是因为实力的发展快过对手，最终可以战胜对手。

　　相反，“锐势”也有两个要素，分别是自身实力结构当中，突击性要素的比重大一些，延伸的部分少一些，盟友少一些，而在环境因素当中，有利于自己的实力使用的要素多一些，而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要素少一些。这样，眼前虽然连战皆捷，但是以后就不好说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策划和指挥袭击珍珠港的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曾经说过，袭击珍珠港成功之后，日本可以在太平洋战场上获得一年的优势，但是以后就不好说了。当时，日本海军的实力结构当中，航空母舰的比例是世界上各国海军重最高的，和战列舰相比，接近１：１的水平，其他国家只重视战列舰。而日本海军航空兵又是世界上最精锐的，又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最灵巧的战斗机。日本海军的训练精良，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注重炮术的提高，大炮的射击命中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水平之一；在日俄战争之后，还根据战争实践经验，特别突出了夜战水平的提高。日本很早就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程度比较高，军队战备的水平比较高，装备也比较精良，因此开战的时候占了大便宜。美国地大物博，经济发达，科学昌明，远远超过日本。如果日本不能像侵略中国一样，一下子把美国的主要经济区占领或者破坏，美国最终会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武器装备，训练出更加优秀的飞行员和海军官兵，全面压倒日本。战争一开始，珍珠港空袭，日本在大型战舰方面的战绩是０：８，后来到珊瑚海战，日本就下降到２：２，日本略占优势。珊瑚海战是世界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大战，日本击沉美国重型航空母舰１艘，重创１艘，自己被击沉轻型航空母舰１艘，重创重型航空母舰１艘。到了中途岛战役，这个纪录就变成４：１。日本被击沉重型航空母舰４艘，只击沉美国重型航空母舰１艘。日本后来在瓜达卡纳尔的海战当中，虽然陆军失利，但是海军又和美国打成平手，一度使得太平洋上双方的航空母舰数量基本相等。但是由于日本工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后续实力比较弱，以后日本就每况愈下。到了战争后期，两国海军阵容相比较，美国的绝大多数军舰都是开战以后建造的新式战舰，而日本仍然依靠战前开工建造的军舰。甚至到了日本海军的最后一战，联合舰队旗舰亲自出马进行神风突击，这艘旗舰，这艘人类历史上最大型的战列舰“大和号”，也是战前动工兴建的；美国的海军官兵，包括飞行员都是受过严格充分训练的熟练人员，而日本的精锐官兵已经在战争中消耗殆尽，剩下的只有那些初学的青年。中途岛战役以前，每次海军空战，日本人都占便宜，因为日本比较穷，重视武器装备，把最好的飞行员用在前线，以求发挥最高的装备效率。美国是个富国，不在乎东西，只在乎人，因此不经过充分训练的士兵，不让上战场。因此开战一年以内，日本飞行员的技术战术水平全面压倒美国，但是一年以后，由于老兵的损失，新兵越来越多，新的日本海军飞行员因为节约，都没有受过充分训练，最后只好当人肉炸弹，组织“神风突击队”。

　　如果当年日本有和美国一样发达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日本在开战的时候所取得的优势就有可能一直保持下去；又或者美国没有像中国、苏联、英国这样的盟友支援，只是和日本一对一的单挑；又如果日本的地理位置是在美国东边，就相当于中国和美国换个位置，把美国换到中国来，日本一开战就从陆地上大举进攻，很快就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工业区都占领了。美国只能像中国一样，依靠西部的不毛之地抵抗。那么“厚势”就不在美国方面，而在日本方面了。

　　另外一种屡败屡战，一战而胜的原因，是竞争者在竞争中学习竞争，改造自己，最终赢得了竞争。普鲁士王国军队统帅布吕歇尔就是这样的典型。当他和拿破仑初次交手的时候，他所率领的普鲁士的军队是欧洲最落后的军队之一，而他的对手拿破仑却是欧洲最先进的革命军的统帅。耶拿战役之后，普鲁士投降，但是身为败军之将的普军统帅布吕歇尔并没有屈服，他启用当时最有才华的军事改革家格奈森诺出任总参谋长，全面改革普鲁士军队，使之成为欧洲最现代化的军队之一。耶拿战败，普鲁士军队一天之内土崩瓦解，国家投降。但是林茨战败，普鲁士军队仅仅一个晚上就重新集结，第二天又生龙活虎地投入战场，终于在滑铁卢结束了拿破仑百战百胜的历史。可见改革的成效。

　　中国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指导存在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然后开始改革和革命。开始以为是军事不如人，就有了洋务运动，后来又感到是政治不如人，就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社会主义，现在则是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急起直追。在军事上，到抗美援朝，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打得鼻青脸肿，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让世界开了眼界，从此算是不受人家欺负了；政治上到１９４９年终于产生了高效率的统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经济上可能要到新世纪的５０年代，才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过程大概有２００年左右，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自我改造的过程。

　　战略经典研究：甲午海战和颐和园。

　　很多人抱怨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去建造颐和园，认为那时最大的两艘铁甲舰“镇远”、“定远”合计不过３６４·７万两白银，如果把建造颐和园挪用的几千万两用于购买军舰，则中国海军实力将数倍于日本，而不是不如日本。如果再把《马关条约》赔掉的２亿３千万两白银和台湾的税收用于建设海军，中国将可以建设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至少十倍于日本海军，别说败于日本，就是迫使日本俯首称臣也不是办不到的。平均１，０００万两银子可以买“定远”级战舰５艘，２亿两可以买１００艘！余下的用来配备训练人员，购买炮弹，燃料等。但是，从慈禧太后作为满族人的矛盾心理来说，军队不强大则江山不保，军队越强大则汉人势力坐大，满族的统治地位不稳。所以，保持海军与日本相当，则对于满族最稳当。如果李鸿章连日本人都敢欺负，难保他不会有朝一日骑在老娘脖子上拉屎拉尿，那时如何对得起满族的列祖列宗？至于何谓“相当”，则很难说。中国海军“北洋”、“南洋”、“粤海”三支舰队，总吨位和军舰数都与日本差不多，甚至略微超过一些，仅仅“北洋”一支，就在很多地方超过日本。至少中国拥有亚洲最大的两艘７，３３５吨军舰，而日本最大的几艘军舰不过４，２００多吨，从慈禧太后的角度，第一没有想对日本宣战，第二不知中国海军的训练如此不济。

　　实际中国海军在黄海大战中失利的原因，既不是日本军舰速度快，也不是日本军舰火炮快，主要是中国海军打不准。以“镇远”“定远”二舰的８门３０５毫米巨炮，可以先敌开火，而且只需命中一两发即可使日本任何一艘军舰失去战斗力。军舰再快，快不过炮弹，日本军舰在进入中国这两艘巨舰的火炮射程之后，没有被击中，而进入本国军舰射程之后，却频频命中中国军舰。中国比较小的军舰很快被击沉或重创，但是战场上留下的两艘巨舰却让日本人徒呼奈何，它们厚厚的装甲是日本的大炮根本打不穿的，最后日本军舰只好逃走。这两艘巨舰的８门３０５毫米大炮如果命中率为１／８，则只需１２个齐射就可以让日本所有１２艘军舰瘫痪，然后其他小舰再上前逐个击沉即可。“定远”和“镇远”的３０５毫米大炮发射速度再慢，也可以每分钟１发，从“定远”在中午１２时５０分开火到下午１７时３０分日本舰队撤出战场，共５小时４０分，可以发射炮弹８发ｘ３４０分钟＝２，７２０发。即使如果因为战斗机动等原因，实际上只能１０分钟发射１发，也可以发射２７２发，甚至打１０炮中１炮，也可以命中２７发，每艘日本军舰可以“分享”２发以上，则不但可以使之重创，全部击沉已经绰绰有余，何况除这些３０５毫米大炮之外，我军还有２６０毫米炮１门，２５０毫米炮４门，２１０毫米炮１２门，１５０毫米炮１７门，１２０毫米炮３门。但是，这８门３０５毫米巨炮没有击沉１艘敌舰，只是“偶然”命中的几发，但是已经足以使全部中弹敌舰遭到重创：“松岛”几乎全部上层建筑荡然无存；“比睿”下甲板后部全部损坏，丧失战斗力；“赤城”舰长毙命，丧失战斗力；“西京丸”几乎不能行使，丧失战斗力，这些战绩，几乎都是３０５毫米克虏伯大炮的一弹之功。要说速射火器，中国军舰上也有，“致远”舰上的“格林”炮就是机关炮，邓世昌在冲向“吉野”时曾亲自开火，命中数百发，但口径太小，基本不能伤害“吉野”。那个时代的海军是“大舰巨炮主义”最有效，大舰则装甲厚，防护力强，这是甲午海战所证明的，巨炮则一击致敌死命，这也是甲午海战证明的。我国海军既有大舰，又有巨炮，本来应该具备制胜条件的，但是因为技术不精，结果最终惨败。我们看一下战后的统计数字：

　　中国军舰中弹数日本军舰中弹数

　　定远１５９松岛１３

　　镇远２２０严岛８

　　来远２２５桥立１１

　　靖远１１０扶桑８

　　平远２４千代田３

　　济远１５比睿２３

　　广丙１吉野８

　　致远沉没浪速９

　　扬威沉没秋津洲４

　　超勇沉没高千穗５

　　广甲沉没赤城３０

　　经远沉没西京丸１２

　　总计７５４以上总计１３４

　　根据上述统计，加上落在被击沉的中国军舰身上的炮弹，日本舰队至少命中率超过中国舰队１０倍以上。另外，从中国几艘军舰中弹百发以上仍然保持战斗力，可见日本１５０毫米的速射炮威力有限，甚至国产的“来远”号军舰也经得起２２５发炮弹的轰击，“定远”和“镇远”就更不必说了。还有一个现象，中国军舰凡装甲厚度在２００毫米以上的军舰除“经远”外无一沉没，而装甲厚度在１００毫米或以下的军舰，大部分沉没，只有“靖远”、“广丙”得以保存。而日本军舰除“扶桑”号以外，全部军舰的装甲都在１１４毫米以下。最凶猛的“吉野”，装甲只有１０２毫米，其它第一游击队的３艘军舰“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的装甲只有５１毫米；日本本队的各舰，多数装甲在１００毫米左右，“千代田”只有３３毫米。因此，日本军舰并非很难击沉，但是以中国海军的训练水平，很难击中倒是真的。我军８门３０５毫米巨炮，奋战３４０分钟，只有数弹有效，几乎是每次开火都是肯定不中，命中是意外的，或者说是偶然。军舰的速度在战略机动方面作用很大，但是在战斗当中就未必起决定性作用了。中国军舰平均时速１５海里，实际在战斗中只开到８海里，日本舰队平均速度与中国舰队相当，几艘快速舰达到时速２０多海里，即便如此，也是每小时最多多走５海里，中国的３０５毫米大炮每分钟可以发射１发炮弹，在１个小时内可以发射６０发炮弹，８门合计可以发射４８０发。因此，大型水面舰只依靠速度获得的战术优势是有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的战列舰设计得比较其它国家的速度快，为此牺牲了装甲厚度和火炮口径，而德国却坚持生存第一，火力第二，速度第三的设计原则，战史证明，德国的设计明显优于意大利的设计。英国最大的“胡德”号战列巡洋舰就是按照注重速度的原则设计的，结果遇上德国的“俾斯麦”后，仅仅５个齐射，两个齐射命中就被击沉。“俾斯麦”在击沉“胡德”号以后，又炮击“威尔士亲王”号，６分钟命中４弹，重创“威尔士亲王”号。在整个战斗中，英国这两艘王牌战舰只打中“俾斯麦”号３弹。如果“定远”和“镇远”有“俾斯麦”舰上官兵的射击技术，大概三分之一的日本军舰还没有进入自己的速射炮射程范围之内，就已经被我军的远程大炮击沉或者重创了。实际上，我军重炮在５，３００米距离开火，敌军进入３，５００米（一说３，０００米）才还击，时间差了３分钟（一说５分钟）。这３分钟（取其短说）里，我军８门重炮可以齐射３次共２４发炮弹，但是没有命中一发。直到开火１４分钟以后，才有日本军舰被３０５毫米炮弹击中。而日本旗舰“松岛”号第一轮齐射就命中中国旗舰“定远”号，使舰队司令丁汝昌负伤，信号旗折断，舰队失去指挥（一说“定远”的舰桥是被自己的大炮开火震垮的，难以令人信服，毕竟几个人不算重，竟然会压得钢铁舰桥象饼干似的不经一震？而且迎风飘舞的司令旗和信号旗也竟然把桅杆“拖累”断了？）。

　　由此可见，甲午海战我军败绩，虽然慈禧太后有挪用军费的责任，但是凭当时清朝北洋水师的实力，抗衡日本应该是有条件的。如果当时训练严格，充分，使命中率提高一倍，战争的结果可能根本相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极其劣势的武器装备对抗装备最精良的美国军队，仍然获得胜利，除指挥正确之外，有一支久经战阵的军队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上甘岭战役的炮战当中，敌人每天最多发射３０万发炮弹，而我军最多只能发射４万发炮弹，相差７倍多，和甲午海战的速射炮对大炮相当，但是我英雄的志愿军依然能够取胜。其中一个原因从美国兵把上甘岭的一个高地叫“狙击兵岭”就可以看出来：志愿军战士单兵技术熟练，枪法好。甲午海战中，中国海军的广大官兵浴血奋战，为国家民族付出了惨重牺牲，按照我们的传统，写历史为尊者讳，当然不愿意说他们的不是，而宁愿说是武器不如人。但是笔者认为，实事求是会使我们更加接近真理，虽然真理有时不讲情面。据说，日本人是看到中国水兵把裤衩晾在大炮上才决心向中国挑战的，可见北洋水师训练和军纪之涣散。

　　因此，武器装备的因素并不是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的决定性因素，人的因素显然更重要。后来日本海军提出：“宁要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不要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强调精湛的射击技术对海战的重要性。很快，他们就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欧洲强国沙皇俄国。在对马海战中，日本人也是让俄国人首先开火，自己稍后才开火，但是由于日本水兵的射击技术精良，所以一开火很快就重创了俄国的主力舰只。俄国旗舰经过两轮齐射，基本失去战斗力，舰队司令重伤丧失指挥能力，决定了战斗的结局。

　　封建分裂，使得甲午战争在军事上实际上是以李鸿章一个军阀的实力对抗日本举国的侵略，故李鸿章极力避免战争，以保住自己在官场上的本钱。战争爆发后也极力保存实力，不敢主动进攻。北洋水师当时应该组织特遣舰队远征日本，封锁对马海峡，炮击日本沿海城市，甚至炮击东京。当时既没有飞机，更没有雷达，要寻找茫茫大海中的军舰是很困难的。日本大城市多数靠近海边，以木板房居多，炮击大城市很容易引发火灾，影响巨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珍珠港惨败之后，派“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空袭东京，取得重大心理胜利。

　　甲午战争开始，日本海军一门心思放在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争夺上，想不到中国海军会长途奔袭，抄他的老窝。轰击东京等大城市之后，再回师对马海峡，袭击日本侵略军的后勤供应线。如此，日本海军传统上不能置东京等大城市的安危于不顾，必然分兵回防。然后中国海军则可集中南洋、北洋两支舰队主力与日本在对马海峡一带的护航舰队决战。对马海峡的制海权易手，侵略朝鲜的日军将不战自退。

　　相反，日本却不可能通过炮击中国沿海获得战略利益，因为没有要塞的沿海城市，多不重要。

　　这实际上是“围魏救赵”战略在海军战役中的使用，关键是军舰在出击和转移时，选择非常规航线，避开日本舰队的截击。例如，炮击之后，日本海军可能会在威海附近，截击我回航补给的舰队，但是我舰队可以跑到台湾或者上海补给，会合南洋舰队再北上决战。

　　这里建议的战略后来在日俄战争时被俄国海参崴舰队采用，在日本沿岸大有斩获，击沉击伤和俘获日本多艘舰船，并且炮击日本许多沿海城市和地区。只是因为俄主力不在海参崴，才没有达到战略目的．

　　以前有一位朋友忽发怪论，说应该感谢慈禧太后，如果她当初把建造颐和园的款项拨作军费，则黄海下面无非多了几堆废铁，我们就没有颐和园游玩了。话虽偏激，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清朝丧权辱国，不关军费开支的事情。腐败的政权，怎么开支都是糟蹋民脂民膏，无非是糟蹋到哪里，让什么人糟蹋罢了。

　　22.如何守住江山？

　　中国人对于这么一种战略耳熟能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比较简单，人人都会，只要勤快就行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不是人人能懂了。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必须掌握竞争的调节与控制的原则与模式，并且在实践中正确的运用。

　　竞争是一种社会力，正如电能是一种自然力一样。如果我们想支配一种力，使之为我们服务，我们就必须掌握控制这种力的方法。怎样控制呢？如果我们能够调节力的大小和作用的方向，则我们就已经算是控制了这种力了。

　　我们为什么要控制力呢？为了不被电死--我们是这样回答控制电的目的的，那么控制竞争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看一看控制竞争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l抑制竞争的消极后果。

　　我们已经说过，竞争的积极方面是鼓励人们为了胜利而付出超常的努力去建立自己的实力，而实力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但是，为了胜利，人们在竞争中也可能“走火入魔”，不顾一切地寻求破坏对手的实力，而这种破坏甚至超过了竞争本身的建设作用。因此，社会寻求建立一种有效的控制机制，使竞争始终保持建设性的社会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卖东西卖不过人家，也不能去烧人家的铺子。

　　l充分发挥竞争的积极作用。

　　在抑制竞争的消极后果的同时，这种控制机制还要使竞争定向发展，以便使它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例如，足球运动的目的在于锻炼人的腿，因此禁止用手击球；而篮球、排球则相反，禁止用脚踢球，因为这两项运动的目的是发展人的手。学生考试，着重知识的吸收，故而以书本为依据；而干部的考核，重在才干，因此以实际政绩为根据。

　　l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

　　竞争本身，是人类社会改变利益分配关系的一种方式。竞争的胜利者自然在分配关系结构中处于较为优越的位置，他们在发动下一轮攻势之前，希望保持目前的胜利成果。苏联是西方的竞争对手，西方国家一直处心积虑想搞垮苏联，但是苏联真的垮下来后，西方又忙不迭地“援助”前苏联各共和国，害怕它们的核武器流失，爆发内战。竞争的失败者，在做好反攻准备前，也需要一个喘息之机，以便使损失到此为止。伊拉克战败后，被迫接受联合国决议，允许联合国监督其销毁积几十年心血和几百亿财富建立起来的核及生化设施、导弹、超级大炮，以便赢得平定内乱的时机，保住政权，日后东山再起。其他没有准备好在竞争中发动攻势的人，也需要维持现状，害怕失去控制的竞争可能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后果。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己没有做好动手的准备以前，希望维持现状。

　　（２）、控制竞争的主要方式：

　　为了使竞争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限制其消极影响，社会必须对竞争实施有效地控制。控制竞争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竞争之外和竞争之内。

　　由一股超越竞争各方的力量以其绝对优势凌驾于竞争各方之上，竞争各方不但放弃了以其为现实竞争对手的企图，而且承认其扮演裁判的角色。按照竞争各方的实力大小和彼此的妥协，制订出一套竞争的规范和有关行为准则，如有违反，照章惩罚。国家就是一个典型。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社会集团，以暴力为后盾，制订出一整套法律和规章制度，强迫所有的社会成员遵守。虽然在实质上，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在表面上，国家是超越一切社会集团之上的，是不偏不倚的，因此，“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使得竞争各方在实力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前，能够接受现状。

　　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也扮演同样的角色。他们对下属必须“一碗水端平”，而让制度本身去实行不平等，在不平等的制度面前，必须“人人平等”！

　　一个能对竞争实行有效控制的行为规范，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必须使其中的不平等，与竞争各方实力的不平等相一致，否则，就会诱发挣脱控制的企图，甚至导致控制的失效。

　　依据实施控制的“外力”的超然程度的不同，以及实施控制的侧重点的不同，超级外力控制法又可按中国传统的叫法，分为“王道控制法”和“霸道控制法”。“王道控制法”比较超脱，侧重于行为准则的制定和遵守；而“霸道控制法”就直接赤裸裸地诉诸实力，组织优势集团从核心向外逐层实施控制，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

　　A、“王道”控制法：

　　在政治历史的实践中，属于“王道控制法”的政治体制有三种：

　　中国传统的“王道”；

　　西方传统的“法制”；

　　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的公约。

　　中国式的“王道”的特点是，竞争行为准则以道德为主，以法律为辅，强调教育，注重达到使被控制者“心服口服”，自觉自愿的境界，在手段上，重视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强调舆论和风气的心理感召力，使被控制者在内心放弃反抗的动机，自觉趋向控制者所要求的境界。实践的结果，控制更稳定，而且富于弹性。

　　西方的“法制”的基础是商业社会。其特点是法律是竞争行为的基本准则，辅之以宗教之下的道德规范。由于法律本身缺乏弹性，因而控制的稳定性不及中国式的“王道”。往往只能达到“口服心不服”，甚至“心口皆不服，只是行动上服从”的效果，一遇机会，又故态重萌。

　　“公约”式的控制，则把控制的主体由最高权力执行人那里下放到社会，一旦违约，人人“共诛之，共讨之”。历史上有几个典型的“公约”：刘邦与臣下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诛之。”英国历史上封建诸侯逼迫国王签订的“自由大宪章”，以及其后的类似公约。当然，这两个公约虽然在形式上都是规定臣下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不经封建君主的同意而自行其是，但是在实质上是相反的。刘邦的公约是出于他本人的意志，要求臣民在他不能表达或贯彻自己意志的时候，起来贯彻他的事先表达了的意志。“自由大宪章”则是臣下在国王有难的时候逼宫，迫使国王签订违反国王本人意志的“公约”，保障臣下的权利，并且授权臣民可以在国王违约时发动联合反叛，迫使国王履约。除了政治体制而外，其它类型的竞争控制也有采用“王道控制法”的。体育比赛采用的裁判制度，经济纠纷中除了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外，还可以要求仲裁──这个形式也是“王道控制法”的一种。人们结婚喜欢举行盛大的庆典，这里也有请亲朋好友见证的意思，宣布任何第三者再也不能插足其间。邻里之间有了纠纷，往往要“找人评理”或“找领导”，这个也是“王道”思想的结果。在实践上判断“王道控制法”并不难，只要判断竞争的各方是否寻求一个超脱的第三者来担任裁判的角色，裁决那一方违反了公认的竞争行为准则就行了。超脱的第三者是控制的主体，竞争者是客体。实施这种控制，必须掌握以下要点：

　　l竞争的行为准则必须在事前为各方所认可；

　　l控制的主体必须被竞争的各方接受为超脱的；

　　裁决必须有强制性的手段作为后盾，使得抗拒裁决所付出的代价要肯定地超出服从所遭受的损失。这就要求实施裁决的第三者能支配超级的实力。

　　B、“霸道”控制法：

　　如果控制的主体不为竞争各方所接受为超脱的，或者竞争的行为准则不为竞争者所公认，控制的主体只好直接诉诸实力，强迫竞争各方服从控制。“霸道控制法”的特点是控制者直接凭实力实行控制。家长制就是最典型的“霸道控制法”，一般认为的“人治”也是如此，黑社会的“大哥大”，囚犯的监管，军队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常说的“行政手段”等等，都有“霸道”的特点：

　　不管被控制人的意志，强行贯彻自己的控制意志，或者说“硬来”。

　　仔细划分起来，根据霸主的不同特点，“霸道控制法”又可以有以下不同的形式：

　　l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式的霸主。

　　单干的“霸主”，他一个就可以挫败所有被控制者的反抗，例如家长对付幼儿，就可以如此（但是并非应该如此，管教孩子应讲究方法）。这种“霸道”的实施要点在于始终保持绝对强大的实力，随时都可以肯定地粉碎被控制者联合举行的反抗。

　　l“光荣孤立”式的霸主。

　　通常会发生“霸主”对自己的实力缺乏充分信心的情况，这样，他就需要分化瓦解被控制者，以便各个击破他们的反抗。英国曾经实行的“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和孙子所说的“霸王之兵”，都是这种单干加分化的“霸道控制法”。孙子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我们常说的“坐山观虎斗”，“分而制之”，都是其中的一些方面。这种“霸道”的实施要点是破坏被控制者之间的联盟结合“枪打出头鸟”，确保被控制者不能培植起能向控制挑战的实力，也不能通过结盟来获得这种实力。

　　l“蜘蛛结网”式的霸主。

　　这种霸道控制法的控制者在自己的周围组织起一圈一圈的同盟阵营，越靠近中心的同盟者越可靠，越近外圈的可靠性越差，最外层是最终的被控制者。实力的强弱分布呈圆锥状，位于中心的控制主体──“霸主”拥有最强大的实力，为所欲为地贯彻自己的控制意图，而不管控制的客体的意志如何。这里要澄清一个误解，我们讲“王道”的时候，指的是一种控制的理论模式，但是古人所指的“王道”的历史时代，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蜘蛛结网”式的“霸道”。在商灭夏，周灭商的过程中，同盟的争夺和同盟的向心力成为竞争的关键。商汤在决定伐夏的过程中，用停止纳贡的方式来侦察夏同盟的向心力，当夏仍然能号召诸侯联合伐商时，商汤立即恢复纳贡，以示臣服。经过若干准备后，商再次停止纳贡，这次，夏已经不能号召同盟了，商便组织自己的同盟伐夏，最后灭了夏朝。周灭商也用了类似的同盟向心力侦察方法，作为自己决心的依据。周的方法是“观兵孟津”，但是根据历史记载，这次主要是看自己的同盟的向心力如何。周这次召来了８００诸侯，不知何故，以“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为由，放弃了进攻。估计是诸侯之间意见不统一，商仍然强大或其同盟的向心力仍然强大。以后，商内部分化，发生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逃等事件，按后人的解释，似乎是发生在宫廷中事，与同盟无关。可当时还没有实行后来的中央集权制，所谓中央实际上是诸侯的会议，和今天非洲的很多国家的情况是类似的，中央政府的官员实际上同时是地方的部落首领，得罪他们就意味着得罪他们所代表的部落。为了动员整个同盟齐心协力，当时的王经常不得不像部落联盟首领一样地劝说各个部落的领袖，并更注重感召力的作用，也许是这种记载，启发了后来古人的灵感，使他们在盛行“以力服人”的时代，逆反地倡导“以德服人”的“王道”，并以为远古时代就是“王道”的时代，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认真研究古籍，人们会发现这些远古的“先贤”开国的经历实际上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差不多的。

　　l“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

　　这种霸道的霸主的实力较前几种都相对逊色，以至于要借助正统的号召力来建立自己的同盟。这种霸道的产生往往在正统控制失灵之后不久。大家对于曹操创立这种控制法的名字是很熟悉了，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也许你周围就有这种类型的控制在发生。老年人喜欢借助去世的先祖来教诲后代，长子在父母不在家时，也常常搬出父母或师长的权威来管束调皮的弟妹。如果他们有充分强大的实力，就无需假手于他人的权威。欧洲的封建君主在登基时，往往要请教会的代表来行“加冕”仪式，表示“受命于天”。日本的“幕藩体制”也是保留了天皇作为傀儡。是稳定时间较长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道控制法。

　　（３）、均势控制法．

　　均势控制法是让竞争的各方的实力相差不大，并有一定的环境要素帮助弱者填平补齐其实力之差，造成竞争力总体上接近均衡，虽然互不相让，而又互不能破的局面，并通过锄强扶弱的策略使之稳定下去。一个国家如果无意称霸世界，就要在外交战略上遵循“均势控制法”的原则，以保持世界和平。当前的世界各国所奉行的外交战略无外乎“霸道”和“均势”两种，强者行“霸道”，弱者倡“均势”。包括实力和环境在内的形势优劣是否趋于接近，是“均势”能否实现的关键。如果形势突变，则均势很可能被打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但是对苏联有顾虑，遂试兵于朝鲜，一挫又试诸于越南。两挫之后，遂实行战略撤退。苏联在美国败退之后，乘胜追击，连下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又侵阿富汗，严重受挫，一至土崩瓦解。美国卷土重来，但是这些年来，日本、德国坐大，已经在准备分庭抗礼。美国现在先攻日本，但是从长远来看，日本与中国、俄罗斯两大国为邻，不易冲出亚洲。而欧洲共同体内部由于德国统一，均势已经呈破坏趋势，如果德国进一步发展，而英法俄不能制，则将再次形成气候。即将到来的世界新秩序，大概会是中、俄、德、日联合欧洲和亚洲的新兴国家，形成地区性同盟，与美国分庭抗礼。而美国则依托南北美继续行使其霸权。

　　均势控制法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l双方均势。

　　两大竞争对手，单独或结盟与对方对峙。经常有游离于双方的第三势力的存在，结果由于双方僵持不下，遂寻机会蚕食第三势力以求壮大自己，打破僵局。

　　l多方均势。

　　很多竞争对手或竞争对手同盟互相对峙形成的僵局。例如，农贸集市上的小贩，互相竞争顾客，结果没有一个小贩的价格和质量能形成绝对优势，大家形成僵局，在其中，所有的小贩都能从顾客那里分一杯羹。如果大家都奉公守法，照章纳税，不从事不法行为，则不可以暴发。反之，如果没有不测风云，也不致破产。因此，这些小贩有趋于平均利润率的趋势。很多人抱怨个体户暴发，但是自己却并不行动起来加入其中，究其原因，是发现个体户所负担的机会成本很大，实际情况并不一定比较当国家职工优胜。小贩要想暴发，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违法经营，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开赌开娼，经营黄色商品和毒品等。由于风险大，且与很多小贩的价值观有抵触，故从事经营业务和技术上的创新，就成了唯一的暴发之路。政府应该鼓励小贩走这条正道发家致富。

　　l改变竞争方向及强度的方法。

　　任何一种对于物质运动的控制，都离不开对于运动本身的方向和速度或强度的控制。不能想象我们驾驶任何车辆，只能一直走，不能拐弯，只能加速而不能减速，或者相反。竞争也是如此。如果竞争的方向不对或者强度过高，无论我们用前面提到的哪一种方法，或混合方法来控制，可能都不能凑效；相反，如果竞争强度过低，则社会通过刺激竞争对手发展实力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在控制竞争中调节竞争方向及强度的方法大体有以下的几种：

　　l改变目标的效用或其相对价值；

　　例如自从商鞅变法以来，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大力倡导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我国的封建社会有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其繁荣程度和稳定性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到了今天，事情已经从根本上颠倒过来，农民从以前的排行“老二”变成了末尾，商人却由末尾上升到“老二”，整个和农民换了个位子。所以现在的农民一有机会就弃农经商，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各城镇出现了大批“流动人口”。

　　l改变供给；

　　例如中国股市，以前只有少数几家上市公司时，股票价格扶摇直上。后来中央有关部门突然全面开放，大批股票抛向市场，引致股市全面崩溃，最近才渐渐走上正轨。在这个过程中，全民炒股之风不刹自止。

　　l改变竞争目标的可共享性；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的理想，是最典型的例子。

　　l改变人们对于竞争目标的占有欲；

　　宦官制度本身就是封建皇帝担心宫中男性与他竞争后宫“三千佳丽”的灭绝人性的做法。

　　l改变人们投入竞争的意志。

　　在国际关系当中，所谓“威慑战略”就是利用这个原理。

　　23.战略家应该具备的个性。

　　战略家通常是竞争机构组织的指挥者。指挥者是制定谋略和运用实力的首脑。在单一的竞争者的情况下，指挥者和竞争者是合二为一的。例如一个拳击运动员，他的大脑就是指挥者。在同盟竞争当中，一般要由所有的同盟者当中，通过内部竞争和选举，推选出一个最高指挥者。指挥者的指挥水平，他运用谋略，调配使用实力的能力，对于竞争的过程和结果有着重大的，有些时候是决定性的影响。指挥水平，也是竞争者的总体实力的一个部分，但是由于它有制订谋略，并贯彻谋略的功能，是谋略运用的主体，因此我们特别把它提出来，单独加以讨论，而不放在前面的讨论实力的内容当中。一个指挥者的指挥实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指挥性格，一个是指挥形象。一般在竞争过程中产生的指挥者，指挥性格较优，而选举产生的指挥者，指挥形象较优。而最佳的指挥者，一般产生于激烈的内部竞争当中，而且偏重于性格优势。

　　指挥性格，指的是指挥者个人所具有的指挥实力，即有利于从事指挥的个性，气质，才干，是一个指挥者个性中内涵的东西。

　　指挥形象，指的是一个指挥者在下属和公众心目中的理想形象，这种形象一方面来自于下属和公众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另一方面来自于这个理想人格来解释指挥者过去行为在他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而得出的推论。

　　指挥性格和指挥性象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是统一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不统一的。这种矛盾的产生源于性格这种东西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只有通过活动才能得以表现。由于活动不充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充分的被下属和公众观察到，或者观察不全面，指挥个性和指挥形象之间就产生了误差。例如陈独秀和王明，一开始在全党当中的指挥形象就很好：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外貌看起来也显得有力量，充满信心。但是当他们指挥革命的活动一充分展开之后，就被实践证明指挥性格不行了。相反毛泽东却是一个“乡巴佬”的形象后来居上，用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自己所拥有的优秀的指挥性格，这样，他才改变了自己的指挥形象。但到了晚年，他的指挥形象又掩盖了他指挥性格方面的弱点，以致现在的算命先生是怎么看也觉得他有“真龙天子”像，不知当年他们的前辈怎么没有看出来？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袁绍在开始是被人们公认为指挥形象最优秀的人，因此当选为反董卓联盟的盟主，正如曹操所言：“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而曹操之父是宦官养子，用文化大革命的时髦话，叫“出身不好”，尤其他所在的一派是以反对宦官专政起家的；刘备就更糟，是“织席编屡之辈”，虽然号称“皇叔”，怎知道会不会是“假冒伪劣”的“盗版”货？但是，在军阀混战中，袁绍终于被证明是一个“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草包；而曹、刘却终于称帝，割据一方，证明了自己的卓越的指挥才能。

　　指挥性格和指挥形象的统一，有利于迅速发现和起用优秀人才到指挥岗位上去。但是遗憾的是，具备优秀指挥性格的人，在他们处于低位时，往往性格较为内向（因为内心智力和感情活动较为丰富，且含而不露。）或有一些不合群的特点，（如意识到自己在精神活动方面的优越或因为具有独特的价值观而恃才傲物，或令人感到咄咄逼人等），而不为社会所认识。

　　优秀的指挥性格一般是指对指挥有实际好的性格，孙武认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里，实际上是统一了指挥性格和指挥形象。其实智，勇才是指挥最需要的内在气质，而信，仁，严更多的是让下属和公众看的，是管理要素而非心理素质，是这些同盟者所认同的价值标准和管理要求。有一种经常混淆视听的观念，人们常常误以为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仁义一定压倒残暴，因此，仁义道德是竞争致胜指挥成功的必要前提。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结果常常并非如此。成吉思汗算不上仁慈，但是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像他统帅的蒙古军队那样征服过如此广阔的疆土。秦始皇焚书坑儒，不乏杀人盈城的战例，可以说他是用人民的鲜血凝成了中国的统一。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说，经常有老实人给小偷占了便宜的经验，相信在城镇长大的人，无论善恶，这种经验是难免的。是不是小偷一定会给你抓住呢？这个经验反而相当难得了：抓住偷自己东西的小偷，有几个人试过呢？不要我们老百姓抓小偷不容易，前一段时间，自行车失窃成风，失主报告警察的时候，多数情况下他也就是例行公事登记一下，有的甚至还是心不在焉的样子--这点小事儿！这个方面，不是仁慈就能管用的，不管你拿出多大比例的个人收入捐给穷人，还是不能杜绝失窃的可能。仁，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念，是古人追求的最高的道德境界，可以成为竞争的目标，但是毕竟不是竞争有无效率的必须条件。

　　如果同意仁义不是竞争胜利的必要条件，那么“严格”总该是了吧？结论是未必。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厂长经理诉苦，说他们连盖间厕所的权力也没有，上级“管得太死”。什么叫“管得太死”，不就是严吗？按上级的意图办，你可以盖大厂房，招收成千上万的工人，万吨水压机、万吨巨轮、长江大桥、“两弹一星”，不都是那个年代的严格管理下的产物吗？不请示上级领导批准，你这个厂长确实是不能办很多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无权决定盖职工宿舍，以至无权决定盖厕所。这种严格管理下的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如何，今天已经是尽人皆知了。有效的管理，既不能一点不严，也不能太严。有人或许认为我说的是《孙子兵法》，治军总不能不严吧？一般而言，这是对的，但是仍然不是绝对的。游击队与正规军相比，正规军应该严得多了吧？可是，君不见，威震全球的美国苏联大军惨败在越南和阿富汗的游击队手中，“大日本皇军”打败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几百万正规军，却拿神出鬼没的共产党游击队无可奈何。因此，就是治军，也不能一味讲严格，只能讲求恰到好处，所谓“若烹小鲜”，味道不在浓淡，而在相宜。

　　至于讲信用，也不是竞争获胜的必要条件，这个道理不用多说大家也会清楚。但是讲信用是竞争管理和控制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国的经济管理长期以来存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习惯了多变的政策，总怕“误了车”，政策一开“绿灯”就争先恐后乱冲乱闯，秩序大乱。现在中央明确保证，改革开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而且稳定的时间已经有十年以上，现在人们在经济活动的短期行为是大大收敛了。要实行有效的管理，诚信是必要的条件，否则指挥者不会有威信。吴起说过：“威在于不变。”说话算数才有威信。这是对待自己人应该大体如此，对付敌人就未必了，否则我们要犯宋襄公的错误，被人家骂成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克劳塞维茨对智勇有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勇气是军人所必备的首要品质。而勇气有二:一种是不怕个人牺牲，一种是勇于负责。他尤其强调第二种勇气。关于智力，他认为是对军人的主要要求。智力来源于综合力和判断力发展成的洞察力。而智勇结合，就构成了指挥者最大的支持力量，即果断，坚强，顽强和镇定。

　　很多竞争不同于军事，没有个人生命危险，但是勇敢也是在实际当中的第一要素。因为没有勇敢，就不可能进入竞争，结果是不战而败，望风披靡。举例说，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喜欢一个异性，但是又没有勇气表白，结果不战而败，眼睁睁看见竞争对手把自己的意中人带走了。女子比较被动，可能这样的经验多些。勇敢分为两类:

　　一类是敢冒个人危险的勇气，这个所谓“危险”，不仅包括敌对性竞争当中的人身伤害，还包括精神上的损伤，例如挫折感，丢面子之类。

　　一类是敢于面对不利后果并对此负责的勇气。

　　第一类勇气即我们常说的“匹夫之勇”，很简单的不怕就能做到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没有头脑，没有考虑到后果，或并不打算对后果负责。但是，也有智勇双全的，是在充分考虑到后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

　　第二类勇气是在第一类勇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指挥者更需要这种勇气。在竞争过程中，会遇到来自对方的反抗和客观环境造成的阻力和困难，会感到自己和下属，盟友在竞争过程受到的巨大损失和消耗。这时受到下属和盟友的压力，受到内心感情上的压力，但为了最后胜利，仍然迫使他们付出更大代价，承受更惨重的损失。或者在竞争中，勇于负责任地力排众议采取风险很大而取胜把握并不确实，而自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制胜之道。一般最难得的勇气是承认失败，并为此负责到底的勇气。本来竞争无所谓百战百胜，但指挥者总是出于维持自己的指挥形象和保持心理平衡而拒不承认失败以及对此承担责任。往往用自欺欺人或推诿责任，甚至顽固到底来逃避现实。一个优秀的指挥者，应该有面对严酷现实的意志和承担责任的勇气。

　　作为指挥者，第一位的，最起码的性格应当是勇敢。连勇敢也没有，就谈不上投入竞争。而最主要的，则是智慧。这种智慧使得指挥者能在混乱，昏暗中看出前进的方向，感觉到事物发展的真相，把握住取胜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一个指挥者必须要有能力迅速地归纳，综合所接受的大量信息，并且地利用自己的经验和谋略水平加以处理，发挥抽象力和想象力，找出事物发展中最简明的关系线索，并主动地搜集关键信息加以核实，作出判断，想出对策，下定决心。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说明了信息处理的基本模式。一个人的天才主要表现在抽象力和想象力方面，这种才能使得指挥者能够超脱于如同滔滔洪水而来的信息以及纷如乱麻的事物头绪，而始终正确地把握住关键线索。

　　想象力的意义，在于使指挥者不断地出奇制胜，追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同时，也把对手可能对策囊括在考虑之中，减少遭受袭击的可能。

　　智慧和勇气的结合，使得指挥者生出了果断，坚决的气质。如果只有勇敢，就会变成莽撞。太平天国老将曾天养勇猛异常，本来是西征军的重要统帅，但是在一次战斗中看见敌军统帅吉尔杭阿，立即按捺不住，单枪匹马直取吉尔杭阿。吉尔杭阿急忙走避，但是战马已被刺伤。四周敌人蜂拥而上，曾天养终于战死在乱军之中。曾天养阵亡之后，太平天国西征军失去统帅，节节败退，从洞庭湖一直退到鄱阳湖才站住脚。如果只有智慧，缺乏勇敢，也很容易犹豫不决，坐失战机。本来竞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和智慧的对抗，情况不明总是经常的事情，任何决策都要承担风险。聪明的人知道风险大小，如果缺乏勇气，则只会一味回避风险，不敢投入决战，所以也会与胜利无缘。

　　但是要战胜一切挑战，指挥者还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恒心，并且能在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压力和打击下顽强坚持到底。

　　守信用，讲仁义，要求严格，主要是指挥形象和组织管理上的要求。这种形象使得下属和公众在价值观上与指挥者认同，并且在心理上建立对指挥者的信心和归依感，尊重，服从指挥者的领导。在这个方面，竞争者只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通行的社会习俗来采取行动。

　　24.曹阿瞒也有割须弃袍的时候。

　　竞争是双方或几方互相斗智斗勇，较量实力的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此“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要把握好进退的时机。

　　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攻势好像潮水一般涌来，处于防御状态得一方奋力苦战，力求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时候，防御的一方面临着两个主要的战略抉择：

　　坚持住！对手的攻势达到高潮之后，如果不能突破自己的防御，则自然进入退潮，就给自己以可乘之机了。毛泽东曾经说过：“有利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三十六计走为上”，走得快，好世界！同样是毛泽东，人家以为他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统帅，最得意的战役指挥当属三大战役，但是他本人却对于“四渡赤水”更加骄傲。“四渡赤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跑吗？当年红军长征，到了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之后领导的第一场主要的战役，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蒋介石亲自飞到贵阳指挥。当时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全国主要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只有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北部坚持。如果中央红军到了四川北部，则全局皆活了。蒋介是抓住这个战略要点，不让中央红军到四川做活中国土地革命的大局。事先派重兵把守红军北渡长江的各个要点。毛泽东带领红军渡过赤水河接近长江的时候，发现国民党已经摆下了“十面埋伏”的圈套，正等着红军往里钻呢。毛主席赶紧带着红军回头跑，二渡赤水，一下子把正在急急忙忙赶往长江边封口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打了个正着。国民党军队以为红军要跑，最关键是不让红军跑掉，结果想不到红军回头咬了他们狠狠的一口，一下子２个师又８个团没有了，还给抓了３，０００多。然后各路国民党军队又向遵义地区包围过来，毛主席一看时机来临，赶紧抓住机会再次挺进长江，三渡赤水。蒋介石老奸巨猾，算出老毛还是想过长江，又下令各军赶回到长江边伏击红军。想不到毛泽东一个龙摆尾，掉头直奔正在贵阳督战的老蒋而来，吓的蒋介石魂飞魄散，赶紧备轿！备马！！找向导！！！准备逃离贵阳。各路国民党大军一看总裁有难，纷纷赶往贵阳“勤王”。毛泽东虚晃一枪，带领中央红军趁乱西走，四渡赤水，奔昆明去了，又把云南军阀吓出一身冷汗。最后，中央红军渡过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终于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可惜的是傻乎乎的张国焘为了和中央红军会师，把川陕根据地也不要了，不然汉中现在除了定军山老黄忠阵斩夏侯惇的战场之外，还可以有一个类似延安的革命圣地供旅游部门开发。

　　整个“四渡赤水”的战役，是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展开的，能不能跑出敌人的包围，是红军的生死存亡所系，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所系，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所系。在危难关头知道应该跑，这是有战略眼光，知道怎样跑，这是有战略才能。所以衡量战略家的水平，往往不用他打人如何打，往往用人家打他他如何跑来衡量。三大战役老毛打老蒋，每次老蒋想跑都没跑成，因为毛泽东自己会跑，当然也知道不让老蒋跑的道理，所以每一场战役他抓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封死敌人的退路：辽沈战役一出手就打锦州，平津战役围张家口、天津，淮海战役一开始就飞兵抄袭敌人后方的宿县。蒋介石反攻锦州，败于塔山、黑山，其实他大可以从营口下海，一走了之，但是他实在是输不起东北，所以非抢回来不可。平津战役，开始应该把主力集中在张家口或者天津两头，说走就走，但是蒋介石幻想傅作义重演当年孤军守涿州，重创张学良的故事，又是走不成。到了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杜聿铭看看战局已经无法挽回，就率领三十万残兵败将偷偷溜走--这是杜聿铭为国民党第一名将的表现。不过杜聿铭运气实在不好，戎马一生，两次得意的逃跑都没有好下场：一次是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败退，杜聿铭率军摆脱了日本人追击，却进入了野人山，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他基本上全军覆没；这一次在黄淮海平原上跑，一马平川，肯定没问题了--杜聿铭心里这么想，不料蒋介石比野人山还要厉害，注定要在这一次毁了他的一世英名。三十万人马跑出徐州，一路往武汉方向急走。半路上蒋介石突然下令转向东南进攻--听说那里有５万共军，３０：５，怎么也把他们解决了，刚刚给共产党在辽沈战役搞掉了５０多万大军，这口气我老蒋实在咽不下去呀！更何况这５万人后面还有被死死包围的黄维兵团正在呼天喊地叫救命呢！没有抗命的勇气，这是杜聿铭战败的主要原因。他知道他带的这３０万败军只顾逃命，根本无心恋战，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还是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大军一停，马上散掉了孙元良兵团的１０万人马，剩下的２０万也给解放军包围了。蒋介石为什么会下这道命令呢？毛主席有没有做什么手脚呢？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后来蒋介石的军令部长刘斐、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都投奔了共产党，正是他们指使蒋介石下决心叫杜聿铭停下来的。杜聿铭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估计是他所为，但是还是停下来等死了。

　　相反，德军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在生死关头就敢于违抗命令，带兵逃走。阿拉曼战役德军支持不住的时候，隆美尔就准备撤退，请示希特勒，希特勒不准，他就继续苦战。最后实在是不行了，他还是带领德国军队赶快逃走，从埃及一路马不停蹄跑到突尼斯，终于逃出英国军队的打击。这一跑，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这正是他战略指挥水平的最高表现。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日本有一位超一流的棋手曾经说过，初学下棋的时候，老想吃人家的棋子，下棋下多了以后，反而怕人家逼自己吃人家的棋子。这就是“弃子”战术在围棋当中的厉害之处。跑不了的人往往是舍不得“弃子”，结果最后被人家“通吃”。杜聿铭逃跑不成，就是蒋介石不愿“弃子”，舍不得黄维兵团，为救一个兵团断送了四个兵团（包括黄维兵团）。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放了５万人到敌人３０万大军的必经路上：“吃啊！不吃以后没有机会了。”蒋介石一吃，这个亏就算吃大了，３０万大军没有掉了。打仗如此，做生意也如此。当发生亏损的时候，停产还是坚持，往往使企业成败的关键，该跑而不跑，就在这里流尽最后一滴血，再也没有将来。跑掉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不赢，还有将来赢的希望，如果死守，则将来就死在这里了。不过如果太轻易就跑掉，损失也不小。你开了一家工厂，几年心血到今天，说不干就不干，那么容易吗？

　　什么时候该跑，什么时候该坚持，有一个经济学的思路供大家参考：

　　当你做生意的时候，就发生了成本，把东西卖出去，就获得了收益。成本当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不论你开业与否都会发生的成本，而且这部分成本和你的产量没有直接的联系，做多做少都是一个固定的数字，这就是不变成本。比如开商店，店铺的租金就是不变成本的一部分。你租人家的房子，不管开张不开张，租金总是要交的，不论生意做得好不好，租金说好是多少就是多少，生意好了，业主不应该多收，生意不好，也不会减免。可是货款就不同了，进货多，货款自然就付得多，进货少，自然就付的少，这种随着生意好坏而变化的成本叫做可变成本。不变成本加上可变成本就是总成本。如果销售收益比总成本大的话，大出来的差额就是利润，如果小，小出来的差额就是亏损。假如我们的生意蒙受了亏损，怎么办呢？经济学家告诉你，看看你的销售收入是不是比可变成本要大，如果大的话，你就应该坚持下去，如果小的话，你就应该立即停产。因为可变成本是开业才发生，停业就消失的成本，所以你立即停产的话，损失不超过全部不变成本。如果销售收益大过可变成本，你收回来的钱除了弥补你支出的可变成本之外还有多余，这部分多余出来的收益可以用来减少你再不变成本方面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到底可以减少亏损。反之，如果销售收益连可变成本都收不回来，就会越生产越亏损，因此，停产跑掉比死撑划算。当然，一般停产的时候，未必会把不变成本全部亏掉，我们通常可以考虑把它卖掉，多少收回一点。无论如何也收不回的成本，我们把它叫做沉没成本。因此我们在投资一笔生意的时候，我们知道沉没成本是我们承担的主要风险，因此在把握不大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沉没成本的大小。

　　我们在从事其他竞争活动的时候，也可以运用这个原理来决定是打还是走。比如说，军队作战，武器装备、弹药辎重和兵员都是可变成本，打仗多少都要支付一点的。部队的建制，和建制联系在一起的指挥机构，部队的作战经验，传统作风，可以说是不变成本。因此毛主席打仗很重视“成建制”地歼灭敌人，一支部队的建制被消灭之后，即使利用原来的番号重建起来，和原来的老部队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军事活动里面的沉没成本是什么呢？据个例子，部队占领一道防线，简单修筑一些野战工事，敌人来进攻，一轮炮火就打垮了。部队坚持不住，只好撤退。如果上级要求死守一道防线，则占领防线的部队就不能仅仅建造简易的野战工事，就会向当地政府征用大量的建筑材料，认认真真地修建永久性工事，并且在公式里面储存大量的弹药和物资。这样建立的防线，如果战争需要放弃，就很舍不得，最后就变成一个陷阱，把自己的部队牵制在阵地上，不能移动了。建筑的国防工事，如果投入太多，一旦放弃，损失太大，这些损失就叫沉没成本。除非是敌人必定来进攻的地方，否则和平时期一般不建筑永久性国防工事，免得战争爆发的时候，轻易被敌人占领，或者牵扯我军过多的兵力。

　　25.战略家的思路。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谋略的思路要简单明确，直取要害。李小龙说过，他的截拳道的要义在于，首先用直觉感受对方的招数，然后用简单明快的打击，直取对方的要害。这个是一个武林高手在比武时的指挥要诀，也可以作为其它类型竞争的指挥要诀。高水平的指挥思路是简单明确的，也就是说，指挥者的抽象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前面提到的军事上著名的战例。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总参谋长史里芬元帅制订了同时对法国俄国作战的计划，总的思路是先打败法国，然后再收拾俄国。因为法国现代化水平高，军力很快就可以动员起来，而沙俄落后，动员速度慢，但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得到法国等先进国家的支援，后劲大。完成的关键在于速战速决，在六到八周内打败法国。而打败法国的关键在于一开战就迅速集中德国的绝大部分兵力，尽快在一次战役中围歼法军主力。具体做法是，一开战就破坏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的中立，从法国人意想不到的中立国的西北边境攻入法国，沿着英吉利海峡南下，到巴黎的西南方掉头向东，把法军主力逼向瑞士边境全部围歼。而在面对俄国的东普鲁士和面对法军主力的阿尔萨斯-洛林，只放最少的兵力，但求能迟滞对方进攻就行了。这个计划是简单明快的：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越过中立国突然出现在敌军主力的背后，就能保证突然袭击，速战速决；沿海峡南下，切断英法联系，使英国无法在英吉利海峡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绕过巴黎西郊，然后折向东，一直冲到法国－瑞士边境的山区，把法国军队赶进阿尔萨斯－洛林的山区。这一片山区，如果与法国内地联系，可以成为易守难攻的要塞，可是一旦被德国军队包围，其穷山恶水的不利因素将决定百万法国军队的悲惨命运。这是史里芬伯爵的过人之处──创造条件，将对手的有利条件转化为致命的不利条件。

　　临终时，史里芬担心继任人陷入计划的细节而失去方向，他叮嘱道：

　　“战争不可避免，保持我军右翼强大！”

　　不幸的是他的继任人终于还是没有抓住要点。

　　因此战略家看问题，做事情一定要超脱细节，抓住要点。

　　大凡学过一点企业管理的人，都会对决策技术发生兴趣，但是实际从事过企业管理的人，却发现正正规规的采用书本上介绍的决策技术的机会并不多。很多情况下是“跟着感觉走”，或者象西方人常说的，凭“直觉”办事。与其说慢慢坐下来画“决策树”，找“关键路线”，做统计分析预测，还不如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尽管教管理的学者往往批评这个是“经验管理”，而不是“科学管理”，但是最经常的管理实践正在于此。你如果当个领导，无论是厂长还是局长，经常都会有诸如某位失恋的员工醉倒在街角的小餐厅里，公安人员要你找人去抬回来；某双职工家庭纠纷请领导评理……，突然登门的记者，ＸＸ检查团就更不用说了。好多这类的事情都需要你当机立断，拿出办法。当办事人员拿了“令箭”走后，你才发现：“嗨！我怎么就这么糊涂，把它给忘了呢？”然后，又发出一支“令箭”，去纠正或补救上支“令箭”的失误。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半路上汽车因为超速给警察截住罚款教育，反而把时间给耽误了。

　　不要以为这些都是琐事，有些时候，国家民族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了。威震欧洲的拿破仑败于滑铁卢，历史学家研究他在战役中的指挥，基本上没有大错。滑铁卢战役前夕，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重新统治法国，欧洲的君主和英国一片惊慌，匆忙拼凑了反法联盟。正当联军的统帅就战略问题举棋不定的时候，拿破仑抓住战机，挥军北上，直指比利时境内的普鲁士和英国军队，打算将其各个击破，而敌军正处于“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态势，没有做好对付拿破仑进攻的准备。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参谋长的疏忽，忘记给四个骑兵旅下达进军命令。拿破仑及时纠正了这个错误，代价是这些骑兵必须急行军才能补救。另外，还发生了传令官意外和个别军官叛变，使一个军团出发晚了一些，另一个军团的行动也受到阻碍。尽管如此，拿破仑的战略还是运行良好，他亲自帅主力向东北方向的普军进攻，派内伊元帅率一支劲旅向北方挺进，阻止英军的增援。拿破仑首战普军，在取得战场优势时，忽然发现有一支劲旅在向战场走来。拿破仑按兵观察，近两个小时后，才发现这是内伊元帅指挥的一支法国军团，奉命前来包抄普军后方，但是走错了路，到了法军的左翼。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这个军团的司令当机立断，加入拿破仑的主力，仍然有机会全歼普军主力。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军团的司令接到内伊元帅的命令，紧急增援北部战场，于是又离开了拿破仑。结果这个军团徒然在两个战场之间行军，没有派上用场，反而使拿破仑犹豫了一阵，贻误战机，使得歼灭战变成了击溃战。在击溃普军后，拿破仑挥军北上，进击英军。不料一向以勇猛著称的内伊元帅这次却一反常态，进攻畏首畏尾，让英军从容逃走，到滑铁卢布置阵地。拿破仑发现后，催军猛追，又遇大雨，天色已经黑下来了。第二天的决战当中，正当拿破仑出动近卫军，对威灵顿统帅的英军摇摇欲坠的阵地进行决定性打击的紧要关头，原来被击溃的普军突然从侧翼猛扑过来，而拿破仑一直期待的派出去追击普军的格鲁希军团却没有赶到。拿破仑的主力大军在优势敌人的夹击之下，突然崩溃，土崩瓦解。

　　战役的经过表明，拿破仑的战役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偏差，各个击破敌军是有把握的。

　　正确的谋略，如果没有正确的指挥把它贯彻到底，也不一定能在竞争中取胜。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就是说，再好的谋略，如果在指挥过程中贯彻不力，或发生了意外的不可抗力影响，很可能会成为画饼一个。

　　中国现代的历史，也不乏这样的先例。我们国家直到８０年代，才开始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前为什么不能发展呢？大家一般认为是“左倾机会主义”的破坏所致，为什么“左倾机会主义”会占上风呢？很多人就不好回答了。五十年代过来的人，或有些中国现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当时有个《共同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和中央的路线，中国准备花一段时间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待条件成熟了，再搞社会主义。从后来的经验看，这个《共同纲领》规定的路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中国的繁荣富强之路。后来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朝鲜战争的后果。我国解放战争期间，美国虽然一般地反对共产党，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当时是比较客观的，也有合作的愿望。在战争中尽管倾向国民党，但是对国民党的支持没有达到蒋介石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下来期待与新政权联系。美国在当时是机会主义的“脚踩两只船”的对华政策：倾向国民党，但是不“为朋友两肋插刀”，如果对美国争霸全球战略有利，和共产党交朋友也不是不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的政策是重欧轻亚，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逐步撤出东亚的朝鲜和台湾，据守日本列岛。不料美国还没有撤出，朝鲜战争爆发，使中美军队直接交战，双方都并非出于本意地卷入了“一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战争”。因为敌对行为，使双方国内都产生了一股极端的机会主义思潮，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的利益。美国产生了“麦卡锡主义”，随后又卷入冷战、越战，国力大伤。中国实际上废除了《共同纲领》，一面倒向苏联，搞“三面红旗”、“大跃进”、“备战，备荒”、停止解放台湾的准备，更严重的是激化了国内矛盾，引发了连串的政治运动，使新生的共和国元气大伤。

　　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角度，如果能够影响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因此罗斯福总统曾经设想美苏英中法五个大国联合统治世界，并且在雅尔塔协定当中体现了这个思想。其中英法苏都是强国，只有中国是个落后的穷国、弱国。能够挤进这个圈子，算是很给面子了。但是国民党政府过于腐败无能，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谈得上管世界？罗斯福算是看走眼了。从现在来看，美国最好的影响中国的方案是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期大举登陆中国，组织中美联军对日本作战。到日本投降之后，即使美军回国，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形成。当然，这个方案对于中国共产党后来夺取全国政权是不利的，甚至有可能丧失部分国家主权，包括内政被美国人干涉，美国军队可能会长期驻扎在中国的几个军事基地等等。

　　这一着棋不走，还可以在中国内战中大举干涉，支持蒋介石政权。国民党政府虽然不是美国喜欢的政权，但是至少反苏反共是没有问题的。

　　到了朝鲜战争再来干预，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共产党已经太强大，并且和苏联、朝鲜联合作战，美国劳师远征，强弩之末。不如干脆利落，撤出朝鲜，据守日本。

　　从中国来说，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你不想打人家，可是人家打到你家门口了。我们可能会想，如果美国军队到了鸭绿江边之后，停止下来，和我国和平共处呢？但是一个强大的敌国的军队驻扎在你的邻邦，与你的重工业基地只隔一衣带水，安全感怎样？历史的结果对于中国和中国军队都是很好的：打败了最强大的国家的联军，换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我们看一下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家很容易得出英国保守，革命不彻底而法国彻底的看法，但是比较一下，就知道英国的上层建筑的改革是稳步渐进地进行的，基本上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而经济基础的演变，又配合了生产力的发展，可谓相得益彰。法国就不同了，革命过来，反革命过去，共和国和王朝来回折腾，社会动荡不安，投资环境不好，工业化进程缓慢，最后被“更为保守”的英国、德国击败，甚至连托着长辫子的满清军队也在镇南关、谅山教训了一下她的殖民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社会改造，必须配合她的经济发展，不可顽固不化，亦不可操之过急。

　　指挥，包括了科学和艺术两个方面。科学，指它本身有特别的规律，不能乱来。这个方面，已经有很多关于管理的著作，也有不少相应的技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有关的著作。所谓艺术，是指因人而异的临场发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们讲的领导风格，正是这个意思。不同的指挥者风格不同，如果你想勉强统一，反而坏事。巴顿和蒙哥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两个杰出将领，但是也是一对冤家对头。巴顿将军是猛打猛冲的类型，适合指挥美国军队，挥霍无穷无尽的资源。蒙哥马利则是稳扎稳打，小心翼翼的典型，适合指挥英国军队，为他的老大帝国保存最后一点血脉。如果他们分别指挥，则都能打胜仗，可是放到一起，就非常别扭。

　　正确的指挥的前提是对形势的正确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没有必要深入到细微末节，而是一种高度的抽象。或者说，是构造一个形势模型，这个模型当中，只保留有限的几个要素和变量，最基本的关系，这些保留下来的要素和变量都是对于竞争的过程和结果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在这个模型中，分出自己能够支配的变量，并实事求是地确定这些可支配变量对于模型当中的其它变量和要素的作用力和作用方式，得出自己的活动能够影响形势变化的方式和能力的科学的估计。

　　接下来，是从形势模型中得出谋略模型。这个模型也是简单明确的，包含了自己的大概的行动方针，对手的反应，模型当中各个要素和变量的变化趋势和可能的反应。如果这些变化或反应不是唯一的，则我们还应该评估不同反应的后果和可能性，并认定其信息标志。当然，与对手和环境要素反应的不唯一性相适应，我们也应该有若干备选谋略。当某个信息标志出现，证明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我方应选择哪一套谋略方案。在制订谋略方案时，如果形势的变化不唯一，我们基本的谋略方案的针对性也不应是唯一的。虽然说唯一针对性的方案可能效率更高一些，但是由于缺乏灵活性，风险也更大。

　　指挥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认识模型中，充分注意到模型各要素的势能和动向，把握它们的合力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就是说，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产生自己对于竞争的认识模型。

　　第二个，是在谋略模型中抓住要点，充分利用各个要素的势能和动向，尤其是合力的作用，去以最小代价战胜对手。《三国演义》当中有一段故事，说曹操击败袁绍后，斩袁谭，追击袁尚、袁熙兄弟到易州。袁氏兄弟逃到辽东投公孙康，诸将皆请兵追击。这时曹操得了郭嘉的遗书，笑着对诸将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果然，几日后，公孙康将二袁首级送到。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料！”众皆惊问。操遂以郭嘉书示众官。书中说：

　　“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

　　虽然《三国演义》之中带有艺术夸张的成分，预测精确到百分之百，连几日内送头的细节都分毫不差，这在实际竞争当中，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但是书中还是把郭嘉的形势分析和曹操的理解和指挥表现无遗。

　　战略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根据长期当中基本稳定的情况和趋势制定的，专门针对某一类事件的对策，这种对策的特点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把这一类长期稳定的，知道全局的对策叫做“政策”；另一个内容是针对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分别准备的不同对策的方案，如果某一种情况发生，我们只需要使用其中的一个对策方案，这时其他情况不会发生，则针对其他情况的对策失效，这种随机应变的对策集合，我们称之为“策略”。毛泽东曾经有一段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如果我们担任一个比较大的单位的领导，一般应该把“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交待给中层的管理人员或者干部去执行，自己除了制定战略和检查监督政策的执行情况之外，应该把精力集中在需要我们随机应变的策略方面。

　　一般来说，制定和实施一项正确的战略，大体有这么几个阶段：

　　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保证在信息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别给人家骗。能够获得充分必要的，准确的关键信息供决策之用；

　　建立高明团结的战略决策班子，保证ＣＰＵ（“中央处理器”）的功能强大，这样才能有好的战略产品出来；

　　确定竞争的目标体系，先后次序。

　　确定对手、各方的盟友、第三方到底是谁，分清主次，先后，制定对待不同人物或者集团的政策和策略。

　　分析竞争各方的实力，得出运用和开发自己实力的政策和策略，破坏和削弱对手实力的政策和策略（如果是失控的竞争情况下，受控竞争主要应该集中发展自己的实力并且显示出来）；

　　分析环境对于实力的影响（乘数关系），得出适应、利用、控制、改造环境的系列政策和策略；

　　形势分析，得出发展战略（造就势能，积蓄势能）和交锋战略（将势能转变为最大的动能，以便获得最大冲击力）。注意利用信息竞争提高效率，注意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的不同，为各种可能预做准备，尤其是败退的可能，保证自己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即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生存下来；

　　执行战略。原则上政策由中下层执行，策略由高层执行。

　　检查和评估战略本身的正确性和执行是否发生偏差等。

　　纠正战略错误和执行的偏差。

　　一般人只要掌握这些环节，就可以在自己所出的竞争活动当中制定出所需要的战略方针来，至于水平怎么样，是不是能够成功，取决于个人修为，不是书本上学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