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表1)
(续表2)
(续表3)
我国对“西洋”地理的认识很早，汉朝班固在《汉书》中就曾记录有一条由广州通往印度洋至非洲东北岸的航道。后来法显等从海上回国、唐代与南亚各地海上交往，也都积累了不少有关那里的地理知识，但是，这些知识都比较零散。到宋代，南宋赵汝适曾收集各种古籍记载和当时西洋商贾传闻，写成《诸蕃志》(二卷)一书，记载了60个国家和地区的物产、地理、传闻、经济，以及与宋朝的关系。遗憾的是，这些记述全依靠文献和传说写成，并非作者亲自所见，所说就免不了有错误讹传之处。而汪大渊的记述是在自己耳闻目睹基础上写成的详实记录，因此，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对南洋、西洋地理的新认识。 以上这些著作都是作者以亲身经历记述各地的地理见闻，大大丰富、开拓了当时人们对域外边疆地理的认识，弥补了过去认识的不足。这些游记著作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域外边疆地理的知识视野。 (2)都实的河源考察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华民族发祥、生活的主要地区，因此，人们很早就对黄河中下游河道等地理特征有所了解。然而，对于黄河上游的地理认识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元代专门派遣考察队实际踏勘河源，才开始弄清了黄河上源的地理情况。 关于黄河河源的认识，最早是先秦《禹贡》中提到的积石(青海东小积石山)，当时的认识大致还限于西宁、兰州一带。到西汉时，张骞通过西域，发现塔里木河自西而东注入蒲昌海(又称盐泽，即今罗布泊)，而蒲昌海“广袤[máo毛]三百余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于是便认为这里的水“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汉书·西域传》)。即认为塔里木河是黄河的上源，它经罗布泊潜行(伏流)至积石山，成为黄河。 到唐代，由于唐初与活跃于青海的吐谷浑人作战，以及后来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友好交往，便对黄河源地的二湖(鄂陵湖、札陵湖)地区有了较多闻知。如唐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带兵进入青海，追击吐谷浑时，就曾“次星宿川……览观河源”(《新唐书·吐蕃传》)。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也曾路经河源地区。唐穆宗时，刘元鼎出使吐蕃会盟也路过河源地区，并对这里的山川大势有所认识，《新唐书·吐蕃传》中记道： (黄)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宁西南)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青藏高原北部之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巴颜喀拉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 但是，这些都不是考察河源的记录，而且认识与记述还嫌简略。 元代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与边疆民族的联系，试图探清河源，在黄河上游处建立一座贸易城市，然后利用黄河水运沟通与京师内地的联系。于是在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政府派遣都实(又写作笃实，女真族人，姓蒲察氏，元初曾任乌斯藏路督统和招讨元帅等职)为招讨使，佩金虎符，率队前往青海地区探求河源。经过四个月的跋涉探险，他们才抵达河源，通过广泛考察，查清了河源地区的地理情况，并绘制了地图。 都实的这次考察，首次搞清了河源地区的河流水文特征，以及河流名称等地理问题，指出星宿海为河源所在。《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所载他们的考察成果说： 河源在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rù入]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即札陵、鄂陵二湖)。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程，迤逦东鹜〔wu务〕成川，号赤宾河…… 这次考察，不仅第一次明确了黄河河源地区的主要支流和水文特征，而且彻底否定了汉代以来盛行的黄河“伏流重源”之说(以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源)。特别是，在指出星宿海是河源的同时，他们还提到一条由西南往“东北流百余里”，汇为火敦脑儿的支流(《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当时他们很可能是将它作为黄河正源来记述的，如果这一源流即是现在星宿海西南的卡日曲，那么，当时的认识与现代科学调查结果完全吻合。当然，即使不是这样，那也表明当时已注意到黄河的真正源头河流。从保存至今的元代陶宗仪《黄河源图》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河源的认识已相当清楚。 此后，明清两代也都对河源有过考察，进一步明确、丰富了黄河源的地理认识。如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僧人宗泐〔le肋〕的河源调查；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拉锡和舒兰的考察，以及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的河源地图测绘等。1952年、1978年我国又对河源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从各个方面系统认识了黄河上源的地理环境等问题，也证实都实考察成果的科学性和重要意义。清代还专门修撰了《钦定河源纪略》一书。 注释： ①参见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第176—178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