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还建立了“明驼使”的组织。据明人杨慎考证：这是一种以骆驼为邮驿工具的组织，专门负担传递公文书信。这种骆驼，“腹不贴地，屈足漏明”，能日行千里(《丹铅总录》卷十三)。又一说此驼“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五百里”，所以叫做“明驼”(《杨太真外传》卷下)。据说唐玄宗时著名番将哥舒翰就使用过这种“明驼使”，经常派使者乘这种骆驼进京奏事，往往日行500里。杨贵妃也曾私自用“明驼使”将交趾上贡的宝物寄给安禄山。还有，“进奏院”的情报机构也是唐朝中期开始新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类似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主要负责传递各地与中央的公文，还要通报朝廷内外的动态。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达50多个。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我国最早的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中国式的早期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写的，内容包括从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等情报。隋唐时期还出现了“邮筒”，但这不是今天我们所常见的街道或邮局门前的那种邮筒，它实际上是指一种水上邮件运输工具，用竹筒装信，浮江而下，传递情报。后人称其为“水电报”。此外，当时还有一种“空中通信”，当然也不是现在的飞机航空通信，而是指使用风筝、信鸽等方式。上述这些通信方式的出现，说明隋唐时期通信已为人们广泛重视。一般的通信工具不够了，便想出了这些特别的通信方式。

　　隋唐时期驿站(也称驿馆、候馆等)的讲究也是有名的。当时天下最有名的要数褒城驿。这是在今陕西境内的一座馆驿，唐代文人孙樵描写道：“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崇侈其驿，以示雄大”，一岁来此作客者“不下数百辈”(《孙樵集》卷三《书褒城驿壁》)。这座驿的厅堂庭廊极其宏丽，厅外有池沼，可以泛舟，也可以垂钓，闲来还可凭栏赏月，景色迷人。褒城驿如此，其他的驿也不逊色，几乎座座驿馆都是建筑华丽、风景优美的园林。盛唐诗人杜甫曾咏赞过四川的一个驿馆：“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诗人李远也有诗曰：“碧藏云外树，红露驿边楼。”

　　从这些驿馆的华丽，可以看出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但也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唐朝统治者利用驿传，恣行享乐和作威作福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据说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每年结实时唐玄宗总要派专人给她从四川涪州运送这种果品。从涪州到长安有几千里之遥，经驿道快马的长途传送，到达京师时要求荔枝鲜味不变，的确不容易做到，途中驿使要累死许多人。这一事实引起当时正直人士的无限愤怒。杜甫写道：“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晚唐诗人杜牧也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在第一首诗中，杜甫借汉朝的史实讽喻今人，感叹为了吃上荔枝，人马困乏，惨死山谷，至今父老们为此事还谈虎色变，愁苦万分。在第二首诗中，杜牧说的是：一路上风尘滚滚，驿马奔驰，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有紧急的军情，却无人知晓这只不过是为了宠妃要吃鲜荔枝，君王以此博美人一笑。这都是抨击时政的佳篇，狠狠批评了封建帝王奢侈浪费不顾人民死活的丑恶行为。到了唐朝后期，由于政局的混乱，驿传越来越不景气，有些原来豪华的驿馆荒芜了。上面说到的褒城驿，中唐以后“日益破旧”，池浑舟坏，厅堂残破，不复成形。这也正是唐朝残破政局的写照。

　　宋朝也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朝代。当时中央封建集权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邮驿走向了军事化。首先，由兵部掌管全国的邮驿事务，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人事调配、递马的配备等，同时枢密院分管驿马的发放、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这两个机构互相制约，不得擅自专权。其次，北宋实行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邮驿人员。当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很尖锐，严峻的形势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军事情报的获得，视为头等大事。宋朝把邮件文书的递送同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已演变成政府招待所，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有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和“步递”数种。“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马递”用于传递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骑马速度较快。在很紧急情况下，又使用了一种叫做“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急递铺”多在军事上使用，要求在要道上每隔10里设置一个，专门递送紧急的军事文书“特快邮件”。最初规定急递文书每天要跑400里，后来提高到500里。急递的驿马在路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把，撞死人不负责。当时急递文书采取“铺铺换马，数铺换人”的办法，风雨无阻，日夜兼程。民族英雄岳飞被秦桧陷害，召岳飞回南宋京都临安，一日之内在前线接到的12道金牌，就是由“急递铺”传送的朱漆金字牌。宋朝邮驿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形成了自己比较完整的专门的通信法规，这就是《金玉新书》。根据现存的《永乐大典》我们知道，这部《金玉新书》共有115条，其中涉及邮驿刑律的51条，有关赏格的10条，关于邮驿递铺组织管理的内容54条。法规涉及的范围很广，严格地维护了官方文书的不可侵犯性。从《金玉新书》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至少是宋朝时期，政府对邮驿的设施是十分重视的，规定是很严格的，这种“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

　　我国元朝时期，邮驿又有了很大发展。元朝建立了历史疆域最大的帝国。为了适应对广大领域的统治，元朝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把驿路范围大大扩展了。不仅在西域新添了许多驿站，而且把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形成联结欧亚大陆的一条长长的驿路。元朝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作用。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从此我国后来通称驿馆为驿站。站赤制度是一种完整而系统的驿传制度，它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驿官的职责，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制度等等。那时的驿站，在中国境内就有1496处之多。元朝也仿效宋朝的办法，在各州县广泛设置“急递铺”，约有两万处之多。据元《经世大典》记载：“凡在属国，皆置传驿，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元朝的驿站也有生动细微的描绘。他说在从元朝京城到各省的四通八达的干道上，每隔几十里就有一座建筑宏伟、陈设华丽的驿站。驿站中饮食起居所需物品，无不俱全。不仅为钦使来往休息之用，而且还接待过往商旅、达官贵人，直至蒙古王侯和国外佳宾。驿站还负责给使者和贵宾配备交通工具，陆行有马、驴、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轿，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特殊用于冰上的驿狗。据统计，元朝全国共有驿马45000匹，东北的哈儿宾(即今哈尔滨)地区有驿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运发达地区，主要是水驿运输，有水驿420多处，备驿船5920多艘。这些交通工具和设施，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全国驿路交通网。但在这庞大的驿路交通网后面，却是站户的悲惨生活。

　　“站户”，顾名思义，即服务于驿站的人户。元代驿路很多，所需费用也很浩大，元代统治者便把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让一些人户专门承担驿站的差役及其费用。站户大部分原先是普通农牧民，他们负担沉重。首先，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这是一笔很不小的负担，尤其当王公贵族大官出使时，更是山珍海味，奢侈异常。其次，还要供应使者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驴、狗以及车辆。还要包括常年的饲料、牲畜和车的配件。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再次，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等。这些差役都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站户们被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只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备受摧残，甚至老死在荒郊野外。元代诗人许有壬有首诗描写他们的悲苦生活说：“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皆自血汗出……”(《至正集》)。意思是：数九寒冬我还披着一件破烂的皮子，连丰收的年景也难以吃饱饭。当上了入籍的站户，就像被役使的马那样受苦。缴出的一束干草一斗粮，都是我的血汗所出！最后，这首诗为贫寒的站户喊出了不平的呼声：“生儿甘作奴，养马愿饲粟”，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做马、贱如奴隶吗？这首诗如实地反映了元代站户的悲惨生活。

　　明清两朝的邮驿，基本上是沿袭旧制的。驿站的设置和使用同前朝一样，仍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过往人员投宿，必须持有官方的通行凭证，并要进行登记。根据来客的身份和官品，驿站对住宿房屋、食物供应和交通工具作出相应的安排，体现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进行了某些邮驿改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元朝末年驿站混乱的教训，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明白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昭代王章》)，意即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他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限定了符合用驿条件的人员，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并亲自处罚了一个开国功臣和他自己的两个女婿。明朝中后期有名的改革家、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的宰相张居正在对赋税、吏治改革的同时，对邮驿进行了改革。他从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入手，提出六条新规定。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过往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除邮驿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还规定政府官员凡非公务而到任、离任或请事假等旅途费用，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不得动用驿站的交通工具等。这些改革大大降低了邮驿的经费开支，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据统计，经过整顿后，全国共减少邮驿经费1/3左右。在改革中，张居正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身边做起。他的儿子回老家参加科举考试，不用官府邮驿，而是出钱自己雇车。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他也不动用驿车驿马，而是骑着毛驴回乡祝寿。同时，他对那些违反规定的官员，也绝不手软。有一个甘肃巡抚的儿子擅自驰驿，被他革了职。这一处分使得朝野很为震动，许多官吏不敢再为非作歹了。张居正的改革，老百姓“欢呼歌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时的明朝政府已经腐朽得不可救药，这些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死后不久，生前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全被废除了。

　　清代邮驿制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在清朝以前，虽说某些文书上常常“邮驿”合称，但实际上邮驿是两种职能不相同的组织机构。从汉唐以来，一直是“邮”负责传递公文，是一种通信组织，也称为“递”，或称为传，而“驿”实际上是只负责提供各种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并兼有招待所性质的组织。二者互为补充，但毕竟是两套组织系统。清朝时期，这种组织融为一体了。驿站从间接地为通信使者服务，变成直接办理通信事务的机构。这样，通信系统比先前机构简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清朝驿站比明朝更为普遍，在一些边远的县级地区，新设了“县递”的机构。这种机构负责县间通信，弥补了干线驿站的不足。另外在东北、华北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清政府还开辟了许多新的驿道，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这些机构，随地区而名称不同，大部分称“驿”，军用称“站”，新疆、甘肃地区称为“塘”，北方蒙古地区称为“台”，甘肃一部分地区又称为“所”等。清朝统治者根据边疆各地的不同情况，继承以往各代边驿的优点，在全国建成了繁密的通信邮驿网。清朝人钟奇说：“我朝边围驿站之政，到高宗而集其大成。”高宗就是乾隆。意思是乾隆时我国古代邮驿事业达到了高峰。那时，商业和人员交往也大大增多，不少驿站接待范围逐步扩大，来往客商也都纷纷进住这种官方的旅馆。在江苏苏州姑苏驿站的大门石柱上，有这样一幅有趣的楹联：“客到烹茶旅客权当东道，悬灯待月邮亭远映胥江。”它形象生动地反映出驿站热情接待旅客的情景。

　　清朝中叶以后，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驿政废弛，驿递迟缓。随着近代邮政的建立，古老的邮驿制度就逐渐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