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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统一以后的2000多年中，五大统一王朝的都城，即经历了重建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迭为都城的转移过程。隋唐以前，西安和洛阳为统一王朝都城所在，二地交相成为首都。北宋以后，首先在靠近江淮地区的开封定都，最后作长距离跳跃，定都于华北平原最北部的北京，中间长江流域的南京又作过几十年的国都。
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具有几百年建都历史的古都衰落，失去统一王朝都城的尊贵地位？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原本不是最重要的城市，一跃而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导致都城转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据司马迁《史纪·周本纪》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经营洛邑，赞美这里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是帝王建都最理想的地方。居天下中心，让全国各地来京师进贡纳赋的里程大致相等，并便于都城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确是历代开国君主选择都城时考虑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天下之中，常会随着国家疆域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即使居于天下之中，如果群山耸立，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也不可能被选为都城。因此，“居中”还是“不居中”，都是相对而言，并不容易确定。在五大古都中，只有洛阳、开封稍为居中一点，北京、南京、西安都不居中。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五大古都变迁的轨迹，可以看到，西安、洛阳、开封三个古都成横线排列在我国中部，恰好都在渭河一黄河南岸，是古代中原的腹心地区，而北京、南京两个古都则成纵线，排列在我国东部，位于古代中原的边缘。如果以时代加以区分，位于中原腹心的三个古都建都时间在北宋以前，相当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位于中原边缘的北京、南京建都在元明清，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五大古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有趣排列，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古代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中枢和最大的军事堡垒，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其家属、臣僚、军队、奴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服务人员的居住地，居住首都的贵族、官僚、富商和形形色色的大财主一般说来都超过其他城市。出于充实都城的需要，统治者往往通过移民等措施，将首都建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首都一般也是全国最大的粮食和日用品消费地。而且，都城人口的大多数不是农民、手工业工人等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员，而是大量生活品的消费者。换言之，都城的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都依赖外地的供应。在现代交通工具使用以前，长距离运输大批货物往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花费很多的时间。今天自北京乘飞机到杭州不过两个小时，乘火车也只要20个小时，而古代利用当时最便捷的船只走大运河，也要二三十天。因此，古代的都城，一般都设在经济发达或靠近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比较方便地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
西安、洛阳、开封三个早期古都都位于黄河流域，并非是偶然的巧合。远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平原广大、土质疏松。在当时使用木制或石制生产工具的状况下，开发北方无疑比开发多山并且沼泽沮洳[juru巨入]、丛林密布的南方要容易得多。因此，虽然南方、北方都有不少具有较高水平的古文化遗址发现，证明我国文明发源地并非仅仅集中在黄河流域，但是，只有易于较早开发并且地势低平的华北平原，最早由一个个面积较小的文明点发展为大面积的文明区。因此，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朝都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并以此为基本统治区域。此后直至隋唐的漫长岁月中，黄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
早在战国时代，今天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就被苏秦誉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占天下人口1/3，但财富占天下6/10。洛阳所在的伊洛盆地也很富裕，由于贴近华北平原，交通便利，还可就近取得黄河中下游其他地区的粮食和物产。因此，在秦统一以后直至唐朝灭亡以前这段漫长的时间中，统一王朝的都城一直在西安和洛阳二地打转转。不过，就定都时间看，还是定都西安的时间较长，洛阳担任都城只是这一过程中间的200余年。
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唐以前北方地区经常存在着关中和关东两大区域利益集团。秦、西汉、隋、唐的开国君主无不是以关中为基地，征服关中，统一天下的。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农业条件居西北之冠，周围山环水绕，易守难攻，但又独开东面便于逐鹿中原。因此，定都于此，便拥有制服关东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地理上的优势。
除此之外，西安面对中国的西北方向，经过河西走廊便进入西域地区，翻过黄土高原即进入蒙古大草原地带，西面不远又与青藏高原毗邻。定都西安、洛阳的时期，正是来自蒙古的游牧民族参加中原逐鹿的时期，秦汉的匈奴，隋唐的突厥、黠戛斯、薛延陀、吐蕃等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的武装力量进入中原，分别由北面和西面指向关中平原。此外，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以今西安为起点，是当时我国主要对外交通线。汉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统一王朝积极向外开拓，在军事、外交、国际贸易上都十分活跃主动，西安的地理位置显然便于汉唐王朝开展上述活动。
洛阳在西安以东几百公里，北临黄河，是一个小盆地，三面丘陵，地理位置较西安更为适中，水陆交通更为方便。但是，它位于关东和关中两大利益集团的结合部，素称四战之地，周围低矮的丘陵不足以作为长期抵御的凭借。而且，盆地面积较小，农业资源无法与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相比。另外，离各游牧民族政权所在地区和丝绸之路较远，有鞭长莫及之感，也不便于开疆拓土和开展外交和国际贸易活动。
在西汉时代，洛阳的地位是无法与都城长安相比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一反旧制，定都洛阳，为的是经过两汉之际的战争破坏，长安宫室荡然，生灵涂炭，难以迅速修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刘秀主要是凭借着关东地区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夺取天下的，他和他的主要将领出生于关东的南阳和河北地区，定都洛阳，靠近他们的故乡，并可以凭借关东实力去控制关中。西晋王朝是三国曹魏政权的沿袭和发展，都城因袭不变，仍定都洛阳。此外，西晋初年蜀国已经消灭，但吴国仍占据长江中下游。洛阳较西安靠近江淮地区，定都洛阳也便于统一天下。
隋唐以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屡遭战乱，关中生产条件有所恶化。如汉代灌溉田地四万余顷的郑国渠、白渠系统，唐永徽中灌溉面积只剩万项。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消费欲望增大，政府机构膨胀，官员及家属人数大增，对关中以外地区粮食与物资依赖加重。因此，每年都需要把大量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运运到长安。但是，黄河三门峡自古以水急礁多不便行船闻名天下，此外渭河含沙量很大也不利于航行，大大限制了漕粮运输的规模。为此，隋唐不得不把交通便利，特别是水运四通八达的洛阳建为东都。隋炀帝将都城迁到洛阳，唐高宗、武则天经常率领文武百官前往洛阳，唐高宗一住就是一年以上，武则天几乎就是住在洛阳。唐高宗和武则天居住洛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就地消费来自南方和关东的漕粮和物资，史称皇帝“就食”，这就预兆着西安作为统一王朝都城的历史即将告终。
唐中叶以后，北方战乱时间较长，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日益萧条。而秦岭一淮河以南地区，除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江淮地区有时受南北战争影响之外，其余广大地区都比较安宁，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反而由于大批掌握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北方人民避乱迁入而大大加快。唐后期南方已成为我国粮食和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地区，加上北方藩镇割据，粮食和赋税都不上交中央，中央政府的漕粮和财政收入不得不依赖南方。此外，唐中叶以后丝绸之路中断，海上交通成为主要对外交通方式，位于内蒙古东南部的契丹族兴起，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使西安失去昔日便于开展外交、军事和国际贸易活动的优势。上述这些变化，使西安难以继续担任全国政治中心。开封居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比较靠近江淮地区，由于这一交通优势，唐后期以后地位日益上升，终于取代西安和洛阳，成为统一王朝都城。
不过，开封周围没有山河之险，又是历史上战争很多的四战之地，不容易防守，因此北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本人对建都开封并不满意，他心目中的建都之地仍是自古帝王都选作都城的长安和洛阳，几次有往西迁都之意。他之所以最终没有迁都，原因在于开封可以就近得到江淮的漕粮和物资，这是定都长安和洛阳所不及的。大将李怀忠劝赵匡胤不要迁都，所说的就是这一番道理。他说：“开封有汴渠(即大运河)之便，每年可运江淮粮食数百万斛(十斗为一斛)，京师兵将几十万人都要吃江淮粮食，您居住洛阳，到哪里去取江淮的粮食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
依赖江淮粮食的岂止军队，就连开封的一般民众也不例外。由于离江淮较近，运送漕粮方便，北宋成为我国古代运输漕粮数额最多的朝代，其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供应给开封民众。将开封和漕粮与物资主要来源地的长江下游联接起来的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动脉、国家的生命线。
综上所述，统一王朝都城自长安、洛阳东移开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是隋唐以来天子离开长安到洛阳就食的继续和发展，着眼点都是为了比较方便地取得漕粮和消费物资。如果从政治上看，都城东迁也有重大的意义。自唐后期五代起，南方成为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但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北方为五代，虽然朝代更换频繁，仍大体上统一在一个皇帝的旗帜下；十国中，九国位于南方，只有一国(北汉)在北方的今山西省境内。因此，所谓分裂局面，主要是指南方地区实行割据。将首都放在靠近江淮的开封，也便于控制作为国家经济重心所在又容易闹分裂的南方地区。
元朝以后，北京代替开封担任统一王朝的首都，可以说主要是在民族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
元朝和清朝都是我国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建立的朝代，元朝是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创建，清朝建立者是来自东北白山黑水的半狩猎半农耕的女真族。它们原先生活的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程度低，主要是受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才步步南下入主中原的。因此，当他们占领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的华北平原以后，自然要着力经营，将其建成进一步南下的基地。另一方面，清初的首都沈阳、元朝原先的都城上都开平府，离中原地区都差不多有千里之遥，并且交通不便，不利于就近统治汉族地区。北京是他们在汉族地区夺取的第一座最重要的城市，又是华北平原北部重镇，将北京作为首都，便于控制华北并夺取全中国。历史上，元、清二朝都是先取北京，再取华北，在定都北京以后统一全中国的。
对于这些民族的统治者来说，在北京建立首都，还有在长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建都所没有的好处。首先，这些来自温带地区的民族，初进中原时不容易适应那里炎热的夏季气温，而北京位置偏北，夏季要比中原腹地凉爽，最热月平均温度要低2℃甚至4℃—5℃。五代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年底，契丹军队占领开封，但在第二年的三四月间便匆匆忙忙班师回北，除了汉族人民的反抗外，“南方暑湿，上国之人不能居也”(《资治通鉴》卷二八六)也是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北京的夏季气温要容易适应一些。北京靠近塞外草原和高原，也便于统治者就近去避暑。其次，北京贴近他们的故乡，便于保持与故乡的联系，以便保留一条退路。当时蒙古族、女真族人口并不多，一般只有几十万人，这些民族的统治者君临几千万乃至几亿人口的汉族人民之上，难免要产生一种潜在的恐惧感。在贴近本民族生活的地区建都，平时可以获得一种心理的安全感，一旦保不住在汉族地区的统治时，还可以迅速逃归故乡。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便是在北京陷落前夕，带领后妃、太子、部分大臣逃归蒙古高原的。
就连明成祖迁都北京，也与民族斗争的背景分不开。元顺帝退回蒙古高原后，仍拥有相当实力，继续称大元皇帝，气焰犹盛，对新兴的明朝构成巨大威胁。明成祖在即位以前是驻守北京负责保卫北部边防的藩王，对此有深刻印象。因此，他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不仅以天子坐镇边疆，还多次率重兵深入蒙古草原纵深地带，消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威胁明朝。此外，北京是成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政治上比较可靠，选此为都也比较安全。
不过，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北京并不是理想的选择。首先，它偏在中原边缘地带，与四川盆地、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南方地区相距遥远自不必说，即使与北方的昔日政治中心所在地区也有相当的里程，这在古代交通状况不便的情况下不利于控制全国。何况北京所在地区物质基础有限，没有能力满足统治阶级和大量非生产人口的消费需要，漕粮和物资仍主要依赖长江流域，靠京杭大运河长途运输，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其次，北京与强悍的周边民族为邻，建都于此等于天子守边境，首都作要塞。北京虽然西、北两边有燕山可资防守，但东、南两面是大平原，无险可依，周边民族的骑兵一旦突破燕山和长城防线，即进入坦荡的大平原，数小时即可兵抵京郊。如果中原王朝国家力量强盛、周边民族政权力量衰微时，北京的安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国家力量衰微或者处于动乱之中而周边民族政权力量强大时，要保证首都的安全就相当困难。明中期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曾数度突破长城，兵临京郊，甚至明英宗也沦为俘虏；明末清朝军队进入山海关不久即攻占北京，便是证明。
南京位于富饶的长江下游，所在地区经济发达，交通方便。市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易于防守，并较其他长江下游的城市离华北最近，向为南方割据政权的主要建都之地。不过，与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相比，南京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南一些，建都南京有利于南方开发，但却不便于控制始终作为中国政治漩涡的华北，也不便于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因此，明代以前，南京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作用的时期，基本上是在中国处于战乱纷纷，陷于分裂的特殊年代，一旦全国统一，“金陵王气黯然收”，“玉树歌残王气终”，南京在全国政治中的地位便大为降低。
公元1365年，朱元璋率领红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以后，朱元璋以南京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西征北伐，统一长江中下游，最后统一全中国。南京之所以被朱元璋选为明朝首都，首先因为这里是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他在此经营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开国后容易稳住局势。其次，南京位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定都南京，不需长途运输，就可轻而易举地解决都城的粮食和消费品供应。由于南京存在着地理位置过于偏南的缺陷，朱元璋即位之初曾到中原地区视察，打算在传统的建都城点选择一个“临中夏，御夷狄”的首都。但他发现，经元末战争后，中原经济残破，人口稀少，有的城市已成空城，才决心定都南京，以便于解决军队粮食供应问题。朱元璋择都的出发点与北宋赵匡胤相同，首先考虑的还是如何方便地取得都城军民必不可少的粮食和消费品。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南京开始以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出现在中国。
透过五大都城变迁的曲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对每个统一王朝都是至关重要的。各王朝在选择国都时，既有经济上、政治上的考虑，也有军事上和地理位置上的选择，主要侧重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要求位于或者接近经济发达地区，以就近取得粮食和生活消费品。如果不能位于或者接近经济发达地区，至少也要有比较便利的交通路线将都城与之联接起来，以便通过长途运输解决供给问题。
第二，要求位于或者接近赖以起家的根据地，以便较快巩固政权，并依靠都城所在地区去控制其他区域。对进入中原建立统一王朝的周边民族来说，择都的主要要求是靠近本民族区域，以便保持与本民族区域的紧密联系，并将都城建成继续南下统一全国的基地。此外，也便于适应那里的气候。
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对于上述两方面的轻重缓急安排有所不同，视每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定。一般说来，周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较为注重第二方面，将都城定在靠近本民族区域的北京。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则较为注重第一方面，谋求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保持一致。只有明代永乐以后比较特别，反映了明成祖以自己根据地定都和当时民族斗争尖锐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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