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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都城，是随着早期国家的建立而诞生的。但是它的出现，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表明，在距今大约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村落已有了合理的布局，以适应集体生活的需要。为了防备猛兽的突然袭击，开始挖环绕村落的壕沟，作为防御设施。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部落之间已发生彼此间的掠夺战争，为了防备其他部落的突然进攻，各部落开始用城墙作为防御工程，产生了最原始的城堡。这既是城市的萌芽，也是早期都城的起源。
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曾在《礼记·礼运篇》用“大同”和“小康”指称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和在这以后的阶级社会，并将两者进行对比。在他看来，“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社会福利制度健全，物质分配比较合理，没有盗贼，夜不闭户。但“小康”之世便绝然不同，“天下为家”，人人为自己，统治者代代相传，各国之间发生战争，不得不修建“城郭沟池以为固”，制定礼义制度以规范人心。显然，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国家的诞生和城市的形成，作为国家统治中心的都城也随之产生。
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据古书《世本·居篇》记载，夏朝的第一个统治者禹在阳城建都。在都城建起了城郭沟池、宫室台榭和监狱，还驻扎着军队。传说大禹以后，夏的都城曾经多次迁徙，前后有10次之多，先后在今天的山西夏县与河南登封、偃师、禹州、济源、濮阳、巩县、陈留等地建立好几处都城。由于史书缺乏记载，有关夏都的建置和布局情况今天仍不清楚，只能从一些夏文化遗址中知其大概。根据河南省登封县王城岗和偃师县二里头两处有可能是夏代都城分析，当时的城垣可能多数为正方形，已有宫殿出现，还有祭祀祖先的祖庙。
根据远古的传说，在夏禹之前还曾经有过三皇五帝，古人的不少著作记载了三皇五帝所在都城的名称。但现代史学界一般认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尚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这时候国家还没有产生，更不可能有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都城。因此，这些所谓的都城，即使确实存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部落领袖的驻地罢了。
商朝是我国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都城一直迁移不定，约在公元前16世纪灭夏以前，从祖先契到汤迁徙八次；灭夏以后，迁徙五次。关于各次迁都的年代和地点，在古书中有很多说法，并不一致。《竹书纪年》记载的商朝灭夏以后五次迁都的年代和地点是：仲丁迁于隞[ao熬](今河南荥阳市北)，河亶[tan谈]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县东南)，祖乙迁于庇(约在今山东省西南部)，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市)，盘庚自奄迁于北蒙，称之为殷(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自公元前14世纪迁殷以后直到商朝灭亡，273年间不曾迁过都城。
目前比较典型的商代都城遗址有4处，即河南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殷墟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某方国都城)。从这些遗址来看，当时都城的范围都不大，盘龙城仅1平方公里。有的城有城墙；有的城可能没有城墙，但有壕沟作为防御工事；有的既有城墙，又有壕沟。都城内有一定的布局，供国王及其统治集团成员居住的宫殿建筑布局已呈现出一定规则，并都分布在都城的东北部，这说明建造者事先是经过规划的。宫殿区的周围有一些居民点、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城内的居民有奴隶主、自由民和奴隶。居住区内，建筑物与坟墓杂处。此外，还有作为都城外围区域的王畿〔ji基〕地区。殷墟的王畿称作“大邑商”，西面的太行山、东面的漳水和滏水都在王畿的范围之内。
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为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周人兴起于渭河中游，古公亶父时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陕西岐山下)。古公亶父在这里使用司空、司徒等官吏大规模征发人民修筑城郭宫室，设立宗庙和神社，建立国家机器。我国古代最早的诗集《诗经》的《大雅·绵》篇，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当时，不仅筑土墙前先拉上一根绳子作为直线的标准，而且宫殿的正门(应门)和外门(皋门)都造得高大堂皇。
至文王时，周灭崇国，将都城迁到丰(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武王即位后，又定都于镐〔hao号〕(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但在西周一代，丰与镐同为周朝都城，二城相距仅25里。丰是宗庙所在，是周王祭祖之地，国家每有大事，周王都要从镐来到这里，祭祀祖先以示崇敬。镐是周王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是政治、军事的中心。《礼记》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军队作战，所以说丰和镐在共同起着首都的作用。周成王时，西周还在东方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洛水北岸)营建了东都成周，以加强对东方殷故土的统治，从此中国开始了在国都之外又设陪都的历史。
考古勘探和发掘目前还未找到周都丰、镐的确切位置，不过，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考工记》对周人的都城宫室作过粗线条的描绘：“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大意是说，工匠建造都城，作正方型，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大道各九条，在城内的左边(东部)建造祭祀祖先的太庙，右边(西部)设置祭祀土地之神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前面(南部)是宫廷，后面(北部)是商业区“市”。《三礼图》一书还根据文献想象，画出了周王城图。现存春秋战国一些都城的遗址表明，《周礼·考工记》所载至少有若干事实作为依据，并非完全出于臆造。周王城对后代的都城有一定的影响，周以后的都城在设计时或多或少都附会《周礼·考工记》的原则。西周同时设两个都城以加强中央统治的作法，在当时是一个创举。成周分“城”和“郭”两部分。城又称王城，是西周统治集团的驻地，面积较小。“郭”在王城以东，面积较大，主要用来安置商朝贵族和驻屯镇守东方的西周军队。这种都城设置“城”和“郭”的制度，以后也为各国所继承。
《三礼图》中的周王城图(据刘敦祯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都城东迁洛邑，开始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生产力不断提高，各地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人口也相应地不断增加。政治上，诸侯国林立，各国之间争战频繁。这些因素，一方面促使都城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都城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平王东迁时尚有1200余国，见于记载的也有140多个。每一个诸侯国都有一个都城，一些诸侯国的都城还经常迁移，如晋国先后就曾六次迁移。史书上关于那个时候“城某地”、“筑某都”的记载，不胜枚举。当然，有些都城实际只是一个小城，无论人口数量和城区面积都很小，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影响。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不重要的都城现在都湮灭了。那时比较著名的大国，在比较稳定或强盛时期的都城，分列如下：
齐国 临淄[zi资] 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晋国 绛[jiang匠] 今山西翼城县东南
楚国 郢[ying影] 今湖北江陵县西北
鲁国 曲阜 今山东曲阜市
郑国 新郑 今河南新郑市
吴国 吴 今江苏苏州市
越国 会〔gui贵〕稽 今浙江绍兴市
秦国 雍 今陕西凤翔县东南
宋国 商丘 今河南商丘市南
战国时，虽然经过长期的争战，小国家被大国家吞并，诸侯国数量大为减少，但由于许多国家经常迁徙，这一时期做过都城的城邑仍然很多。战国七雄的都城迁徙情况如下：
秦国：雍→泾〔jing京〕阳(今陕西泾阳县境)→栋〔yue月〕阳(今陕西临潼县北)→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楚国：郢→陈(今河南淮阳县)→巨阳(今安徽太和县东南)→寿春(今安徽寿县)
齐国：临淄
燕国：蓟(今北京城西南)。又以武阳(今河北易县东南)为陪都，称下都。
韩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阳翟〔zhai宅〕(今河南禹州市)→新郑(今河南新郑市)
赵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东南)→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邯郸(今河北邯郸市)
魏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
春秋战国时期，都城的建筑布局有了进步，城垣建筑越来越成熟，城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厚。春秋时不过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战国时已经出现周长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城了。城垣的设备日趋完善，隍池、雉堞[die迭]、城阙、城楼、闸门和吊桥等都已出现。孟子所说的“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正是这种城坚池固的写照。在布局上，这时的都城大多是正方形。西周时成周城分城和郭，城在西面，郭在东面，城面积较小，郭面积较大，城和郭相互依托的作法，也被许多国家先后采用。因此，郭又称为“大城”。小城一般是国君和大臣集中办公的区域，也是国君和贵族的宫殿住宅区。大城是一般的居民区，还有手工业区、商业区、墓葬区。城内一般都有一些农田，居住着数量不等的农业人口。东周王城大部分还是空地或农田，居民中农业人口也不少，这是早期都城的一大特点。直到唐代，长安城内仍有农田存在。
这时期城市的功能也有了增加。西周以前的都城只是政治、军事中心，而这时的一些大都城，除了是政治、军事中心外，还是经济、文化的中心。
都城普遍都有手工业作坊区和商业区，有的往往占有相当大的面积。如位于今河南新郑的郑、韩二国都城，外郭城内便有规模很大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市”普遍出现，市区筑有围墙，设有市门，并设市官管理。市门每天按时开关，市内商店较多，商业已具有一定规模。事实上，当时有些诸侯国的都城，一方面保持国都的性质，一方面已具有都市的性质，成为区域手工业、商业集中的地方。大国的都城也是当时的文化阶层——士的聚集地，有些都城并有特设的文化区。例如，齐国都城临淄西城的稷门外就设有学宫，招集天下贤士百千人，给以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自由讲学议论。一些住在都城的大贵族也与住在外地的大贵族一样，大兴养士之风。城市日趋繁荣，规模日益扩大。战国七雄的国都以及东周的成周，都是当时人口众多、工商麋集的大城市。有的都城人口已达几十万。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都城发展的重要阶段，后世城市的一般功能和规划布局在这时都显露了雏形。这些都城，尤其是东周和“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都城，不仅在当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里选择几个主要的都城作一介绍，以便于我们对当时都城盛况的了解。
洛邑：本作雒邑，三国魏时改为洛阳。在我国七大古都中，洛阳的建都时间之早仅次于西安。早在灭殷以后，周武王就看中了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认为这是周朝建都的好地方。但是周武王第二年就死了，未能迁都洛阳。此后，周公辅佐周成王平定了商朝旧贵族的叛乱，更加意识到洛邑对周朝控制东方的重要性，于是把象征王权的传国之宝九鼎迁到洛邑。在经过仔细勘测后，开始在此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从此，西周有了两座都城，西方的镐京称为宗周，东方的洛邑称为成周。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成周城内小城方1720丈，即大约4.5里，大城“郭”方70里。平王东迁后，这里就成为东周首都。春秋时，诸侯都要尊周天子为共主，洛邑受四方贡，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多富商巨贾，与临淄、咸阳和郢并称天下首富。洛邑文化发达，战国时著名的思想家老子，曾长期在此任史官。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各国，佩过六国相印的合纵家苏秦，亦是洛邑人。
大梁：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为了称霸中原，将魏国都城自安邑迁到大梁，开封开始了建都的历史。魏都大梁的第二年，便利用附近的有利条件，开挖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沟通了当时黄河和淮河间的主要水道。从而大梁成了交通枢纽，对外联系四通八达，并很快成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城内人口众多，人民车马往来，川流不息。这里还是人才辈出之地，战国名相名将商鞅、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吴起等人都在大梁受过教育或活动过。
临淄：齐国是周初最有名的功臣吕尚(姜子牙)的封国。从公元前9世纪中叶齐献公迁都于此，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临淄作为齐都长达600余年。全城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七公里，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大城是一般居民区，小城是宫殿区，手工业作坊主要分布在大城的东北部和小城的南部。现已探明城门11座，有10条道路和两处排水系统。战国时临淄有七万户居民，为列国中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史记·苏秦列传》描写说：临淄的街道上，车与车相撞击，人与人肩碰肩，衣襟相连成帐子，衣袖举起如幕布，人们挥挥汗便如同下雨一般。临淄也是东方文化中心，著名的思想家孟子、荀况、邹衍都来过这里。秦汉时代，临淄仍是我国北方的重要城市。西汉初年人口达10万户，成为临淄的全盛时期。
曲阜：商代这里称奄，曾为商的都城。周武王灭商后，封他的兄弟周公旦为鲁国公。周公旦在朝辅政，派他儿子伯禽到此建鲁国，开始创建曲阜城。经过西周、东周几百年的经营，到战国时已是东方的大都会了。当时曲阜城呈扁长方形，东西约四公里，南北约三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现在的曲阜城只及其1/7。四面11座门，城内有八条交通干道。城中心是宫殿区，城的东、西、北三面为手工业作坊和居民区。近10余年来，通过对曲阜故城的制陶、制骨、冶铁、冶铜等作坊遗址和居民区遗址的系统勘探，使人们了解到当年的鲁国都城已经相当繁华。曲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诞生在这里，据说孔子在此教过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
雍：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自平阳(今陕西宝鸡县东)迁都于此，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迁都栎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南)，雍作了280多年的秦国都城。全城东西宽3.3公里，南北长3.2公里，有的城门宽达10米左右。主要的宫殿和宗庙建筑，都在城内偏向西南的中部。现今发现的建筑遗址，都有较大的规模。其中的马家庄三号遗址和一号遗址，分别是目前所发现的秦统一以前最完整的宫殿布局和宗庙遗址。前者包括外朝(国王处理政务的地方)、内廷(国王起居生活的地方)的朝廷以及寝宫，四周有围墙，从南到北分成五进院落。后者分别由祖庙(祭祖先的场所)和另两座庙宇组合成“品”字结构，平面呈“凹”字型。献公以后，由于雍城过于偏西不便向东发展，秦国都城向关中平原东部迁移，但仍没有废弃雍这个长期建设的旧都，宫殿和宗庙依然继续使用，有些重要的礼仪还是要到雍的祖庙来举行。直到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还在此为22岁的秦王政举行成年的冠礼。
咸阳：公元前350年，即迁都栎阳以后的10余年，秦孝公又将都城迁到咸阳。到公元前207年秦亡止，咸阳共作了144年的秦国和秦朝都城。它位于关中平原东部，著名的渭河渡口上，交通便利，有利于秦国向东方的扩张。在迁都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秦国发展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咸阳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秦灭六国后，咸阳又成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都城。秦初都咸阳时，所修城垣、宫殿都在渭河之北，东西六公里，南北约7.5公里。秦始皇在灭六国过程中及统一后，在此建造了具有关东各国建筑风格的大批宫殿。据说，咸阳附近200里内，宫殿达270多处，横跨渭河两岸。著名的阿房宫就在今西安市和咸阳之间，宫的前殿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树立五丈高的旗子，其东、西、北三面都筑有宫城城墙。都城人口也达到七八十万。但是，好景不长，10余年后即发生秦末农民战争，咸阳被项羽军队付之一炬，熊熊大火燃烧了三个月，将之化为废墟。不过，继秦而起的西汉建都长安，长安城即位于咸阳故城之南，仅一水之隔，咸阳对于西汉长安城的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
邯郸：从公元前386年赵国自中牟迁都于此，到公元前228年秦灭赵，赵国定都邯郸158年。邯郸城形制特殊，建筑雄伟，有后人称为赵王城和大北城的两个城址。赵王城由三个小城连接组成，可能是宫殿区。大北城在赵王城北，可能是郭城，东西宽约三公里，南北长近五公里，为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区、居民区。赵王城东北角的丛台高达26米，是赵国早期宫殿所在。赵国是华山以东强国之一，作为其都城的邯郸工商业发达。传说郭纵以冶铁致富，富比国王，赵国舞女也以婀娜动人而名闻遐迩。一直到汉代，邯郸仍被列为全国五大都市之一。
新郑：郑国的封地原来在今陕西华县以东，西周末年随同周平王东迁到洛阳以东，春秋初年建都新郑。战国初年韩国灭郑，将都城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迁到新郑。因而，新郑连续成为郑、韩两国的都城。新郑城东西长约五公里，南北长约4.5公里，中间有一道南北向的隔墙将城市分成西“城”和东“郭”两部分。西“城”建筑较早，东“郭”的城墙是后来修筑的。至少在春秋前期已有郭和郭门，郭门内的大道称“逵”，大道旁设“市”。郑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地理位置优越，工商业发达。韩国则是战国七雄之一。因此，作为它们都城的新郑城内，有规模很大的冶铜、铸铁、制骨等手工业作坊。
蓟：从公元前11世纪召公奭〔shi式〕受封定都于此，到公元前226年秦破燕国，蓟共作了七八百年的燕国都城。战国时，燕国雄踞河北北部，并将势力伸入辽东半岛，蓟也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它的贸易联系范围，除燕本国外，远达今山东、山西、河南的一些地方。城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见于记载的就有元英宫、历室宫等。蓟的遗址至今还不能确定，有关城内布局也不很清楚。除蓟外，战国时燕在武阳设下都。武阳遗址东西长八公里，南北宽四公里，城区面积达32平方公里，为现存最大的战国遗址。城墙最高达10米。分东、西两城，由一条纵贯南北的河道隔开。东城是内城，面积大于西城，宫殿区、居民区和作坊区主要分布于此，地下还埋设陶管下水道。由于下都是军事重镇，东城内有不少遗址可能是兵营。西城从西面护着内城，居民较少，主要具有军事上的意义。武阳城仅仅是陪都已具有这样宏伟的规模，作为国都的蓟应更加雄伟壮观。
郢：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到此。以后，除楚昭王曾短期都都〔ruo弱〕城外，在公元前278年楚国因秦军进攻被迫迁都以前，郢一直是楚的都城。因其在纪山之南，后代又称之为纪南城。城为长方形，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总面积近16平方公里。共有七个城门，其中五个是陆路城门，两个是水路城门。城四周有护城河，宽达40米。城内有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有生产多种手工业产品的作坊区，城郊有许多贵族墓地。楚国为当时大国，郢城市面十分繁华。桓谭《新论》说，郢都内，车撞车，人碰人，人们早上穿新衣出门，晚上回来衣服已挤破了。郢城地下曾出土过色彩艳丽的丝织品和巧夺天工的漆器，反映了手工业的发达。这里是覆盖南方广大地域的楚文化的中心，它不仅造就了战国最伟大的诗人屈原，而且也是当时的音乐之都，既有只被少数人所理解接受的高贵典雅的音乐“阳春白雪”，也有流行于广大人民之中的大众音乐“下里巴人”、“阳陵采薇”。据说“下里巴人”、“阳陵采薇”往往是一人唱而千人和。楚国灭亡之后，郢都被夷为平地。
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helu盒驴]即王位，决心富国强兵，于是采纳伍子胥“先立城郭，设守备”的建议，经过精心选择，于今苏州市修建都城，又称姑胥城、阖闾城。后长期定都于此，直至公元前473年为越所灭。《越绝书》记载说，吴城有大小两城，小城周12里，大城周47里。此外还有外郭城，周68里。城池呈长方形，分水陆门各八座。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城内还有护城壕，由水城门相接，与郊外河湖港汊相通，便于船只进出，体现了南方水网地带都城的特点。这里的手工业特别发达，著名的干将、莫邪剑就是在此铸成的。吴国是当时的大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吴也成为当时江南著名的都城。
会稽：古于越族本生活在今浙江绍兴市以南的会稽山地，公元前505年以后，具有雄才大略的越王勾践，为求往外发展，始将政治中心安放在会稽。公元前490年，越国利用当地的八个孤丘，建成一座周二里余的城邑，称为小城。设有陆门四处、水门一处。小城附近又筑大城，周20里，设有陆门三处、水门一处。勾践以此为基地，发展农业和冶炼、造船、制盐等手工业。他卧薪尝胆，终于消灭强大的吴国，并北上中原争霸。公元前472年越国将都城北迁琅邪(今山东胶南市南)，但会稽仍为于越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公元前334年，越国复以会稽为都城。秦统一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会稽都是钱塘江以南地区的政治中心。
战国七雄都城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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