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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志的增多，提供地名资料的书籍也日益丰富。
元代官方所修的《大元大一统志》为后来明、清两代官修地方总志开创了先例。这部书先后修了两次，第一次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开始编纂，到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完成。以后在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续修，又补充资料，扩大篇幅，达到1300卷。其内容是以政区为纲，分述其建置沿革，城廓乡镇、山川、土产、风俗、名胜、古迹、人物等等。原书流传时间较短，至明代即已散佚。《玄览堂丛书续集》曾刊有残本35卷。近人金静庵又搜辑整理刊有《大元大一统志》残本15卷，辑本四卷，赵万里也曾汇集校辑为《元一统志》七卷。
明代官修的《大明一统志》，由李贤等人撰写，历时三年，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成书，共90卷，以当时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体例内容大体仿自上述元的总志，书末还有一些海外国家的记载。在后来的刻本中，也有增加以后建置资料的。不足之处是缺少一些重要关隘方面的资料，后人批评这本书“舛譌(讹)牴牾(相互矛盾)，疏谬尤甚”“并句读而不通”，但毕竟保存了许多明代资料，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地名资料。还是相当可贵的。《元史·地理志》、元代地方志及朱思本的《舆地图》，《明史·地理志》、《寰宇通志》及日益增多的地方志和罗洪先的《广舆图》也均提供了许多用以研究我国古代地名渊源、地名沿革及地名命名规律的重要资料。
元明两代也是我国与欧、非两洲接触更为频繁时期，上述马可·波罗行踪及其《游记》即是证明。到了明代，有关欧、非两洲的地名记载，特别是对欧洲地名的记载，大为增加，这是与郑和率船队七次远航以及欧洲人来华传教有关。《明史·郑和传》说：“(郑)和七奉使，所历占城(在今越南南部)、爪哇(在今印尼)、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忽鲁谟斯(在今伊朗)、……木骨都束(今非洲索马里国都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凡三十余国。”关于各国的情况分别见于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以及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此外，根据郑和最后一次航程所绘的《郑和航海图》所记地名达到500多个，其在东非海岸的最南点为慢八撒(今肯尼亚的蒙巴萨)。郑和远航时间为15世纪早期，远在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前。这一支远航队伍只在所到处与当地交换产品，从未占有别人一寸土地，这和后来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行径是截然不同的。
最早来华并深入我国内地的欧洲人都是一些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在北京以朝贡为名，带来许多新奇物品，包括《万国舆图》，深得明帝的欢心，特许他在首善书院后建一经堂，开始传教。利玛窦传入的《坤舆图》以及《万国图志》等，反映了地球为球形，并且划分为五大洲，即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非洲)、亚墨利加(美洲)与墨瓦腊泥加(当时尚未明确的南方大陆)。当时关于欧洲各国的译名也与今天不尽相同，如意大利亚(意大利)、依西把尼亚(西班牙)、热而玛尼(即日尔曼，指德国)、波而都瓦尔(葡萄牙)等。
还应一提的是，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公元1586—1641年)，在晚年深入大西南的荒僻山区进行考察，“以求知而探险”，在喀斯特地貌的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他所写的游记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地理名著，其中也包括丰富的地名资料。他对地理通名的考订，地名渊源的探讨，讹误地名的更正，古今地名的考释，地名异称的记述和失载地名的补充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王士性(公元1547—1598年)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杰出地理学家，“性喜游历”，宦游全国各地，足迹遍及明代两京12省，留下了不少精彩的游记，有《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著作传世，其中含有大量地名记录和地名研究的内容。对地名沿革和地名渊源的解释尤为精彩。例如：
山海关，“京师左辅，而内外之限也。关以东，辽阳边路……是关，魏国所设。关以西，蓟、宣、大、延、宁、甘边路”。
“河间者，九河之间也。九河如徒骇、太史等”。
“河曲之地，取义于黄河一曲也”。
(均引自《广志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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