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作者:林乃燊


第一节 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



  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589年(战国到南北朝),共约10个半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年(前475年)到汉代末年(公元220年);第二阶段从三国(公元220年)到南北朝末年(公元589年)。前一阶段农业生产大体是直线上升;后一阶段则是迂回上升的。

  从战国到两汉,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水利和牛耕的推广,使战国的平均亩产,从春秋以前的一石上升到一石半。新兴封建主的佃耕制,终于取代了奴隶社会的井田制。
 


  图3 汉画像石上的宴乐舞和杂戏

  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带动了各业兴旺。当时的陂塘养殖业已出现年产12万斤塘鱼的养殖户(图4)。畜牧业也很发达。据司马迁记载:当时一户养马五六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猪或羊二百五六十头的畜牧大户比比皆是。其他各行各业,也都出现了富比王侯的经营者,如煮盐起家的猗顿,世代开采水银起家的巴寡妇清,冶铁起家的郭纵、卓氏、程郑、孔氏、曹邴〔bǐng丙〕等等。
 


  图4《池塘养鱼图》汉代

  随着生产的发达,贸易也兴盛起来,出现了无数长途贩运商人,他们拥有运货的马车或牛车数以百计,转运于郡国之间。

  汉代中原地区的水利工程也得到了发展,除了封建国家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以外,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小规模的人工水塘与一定面积的田园配套的庄园(出土许多汉代水田池塘模型,就是这种庄园经济的反映),都使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有的地方曾达到亩产10斛(石)。

  汉代的粮食作物,仅就汉墓出土所见的,除了夏、商、周已具有的品种以外,还有荞麦、青稞、糜子、高粱和多种豆类等等。

  汉代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司马迁描写汉族地区畜养牛羊一二百头的农家大量涌现,是地主庄园经济副业兴旺的表现。一直到东汉,这些庄园地带,都仍是“草树殷阜,牛羊弥望”(见《晋书·食货志》)。汉代出土大量家畜家禽陶塑,也反映了农业区副业的兴盛。在专业放牧的河湟地区,则是“牛马衔尾,群羊塞道”(见《后汉书·西羌传》)。当时的蒙古高原和川滇西部地区,畜牧业的繁盛,都和河湟地带差不多。

  关于蔬菜和水果的生产情况,从战国到汉代,华北地区的品种与夏、商、周时差不多,大体已趋于稳定。全国统一以后,岭南和天山南北的蔬菜和瓜果,则大大丰富了中国的饮食内容。南方汉墓出土的蔬菜和水果,仅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就出土有芋头、小豆、菱角、葫芦、黄瓜、枣子、香橙、桔子、柿子、梨子、梅子、杨梅、李子、橄榄、乌榄、仁面、木瓜、西瓜等;调味品则有花椒、桂皮、香茅草、高良姜等。华东的汉墓还出土菠菜和蕹〔wēng瓮〕菜种籽。近年在成都凤凰山一座汉墓中,出土番茄种籽,过去都认为番茄是从外国传入,所以在“茄”字之前加个“番”字,成都汉墓的番茄种籽,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经过培植,还能萌芽茁株,证明确是番茄,四川西部许多地方都有野生番茄,可见番茄是中国的原生浆果。岭南地区的荔枝、龙眼、香蕉、柑橘、柚子、甘蔗、椰子等,在汉代已闻名全国。汉武帝破南粤赵氏政权后,曾在长安建“扶荔宫”,尝试大量移植岭南的奇花异木,其中果树就有荔枝、龙眼、柑橘、槟榔、橄榄等多种。虽然由于气候和水土不宜,移植未能成功。从此岭南佳果,历代都成了特种贡品,《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驿),五里一侯,奔腾阻险,死者继路。”三国时,交趾太守士燮每年向孙权进贡的岭南珍品都用数百匹马来驮运,其中有香蕉、椰子、龙眼等等(见《吴书·士燮传》)。天山南北出产的西瓜、葡萄、石榴、蒲桃、苜蓿(苜蓿是优良饲料,它的嫩尖可入菜,可与豆苗比美)等,亦于此时传入内地。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首先从大宛带回葡萄和苜蓿。汉武帝为了阻断匈奴的干扰,保证葱岭以西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曾与乌孙和亲结盟,那段时间,汉朝与乌孙每年都有十数批使者往来。东汉时又派班超长期武装护路,使丝绸之路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葱岭以西的土特产,如胡荽〔sūi虽〕(芫茜)、紫葱(洋葱)等陆续传入,逐渐在全国繁殖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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