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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中日两国尚未建交，除了少数赴日贸易商船以外，互相往来很少，给中日文化交流带来了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挖掘史料的话，仍然可以发现某些先驱者的事迹，例如随美国培理舰队到日本，并写下中国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记的广东人罗森，已经用他的活动和著作，谱写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最初的篇章。
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海军准将率领四艘美国军舰组成的远征舰队，驶进了日本德川幕府所在地附近的江户湾(今东京湾)，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蒸汽轮船又冒着黑烟，因此日本人把他们叫做“黑船”。在美国的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总统的国书，并答应明年给予答复。1854年2月，培理舰队再次开入江户湾，幕府只得派代表与培理在横滨谈判。在谈判中，日本人惊奇地发现从黑船上下来的美方人员中有一位中国人。当时日本画师锹形赤子曾奉命为美方人员画像，其中就有一个圆脸，拖着长辫，戴着瓜皮帽，手持折扇、矮矮胖胖的中国人，旁边写着“清朝人罗森”。另外还有几幅他打伞、摇扇和写字姿态的画像。在当时参加接待美方代表的日方人员的笔记、日记和双方会谈记录上也常常可以看到罗森的名字和记载。
那么，罗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怎么会与培理舰队一起来日本的呢？罗森，字向乔，广东南海县文人。他在香港居住时曾与英美传教士有来往，会说一点英语。他的朋友美国传教士卫廉士是培理舰队日本之行的翻译官，1853年首次赴日期间，他感到与日本人打交道、订协议都离不开汉文。因此1854年培理舰队再次出发去日本时，便邀请友人罗森充任舰队的汉文翻译。罗森感到这是一个开阔眼界、施展抱负的机会，便接受邀请同赴日本。
在拥有七艘军舰一百多门大炮的美国舰队的武力威胁之下，日本幕府被迫接受培理提出的各项要求。1854年3月，双方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馆等港口，美国还可以派领事驻下田。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也标志着日本锁国的门户终于被敲开了。罗森是日本开国的目击者，他曾通过汉文与日方代表、官员笔谈并翻译双方文件(有关条约的文件一般均有汉文本)。
罗森在日本期间还进行了许多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他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除官员外还与文人、学者、僧人接触，不少日本人士也主动与罗森交往、笔谈，并向他打听中国的情况，表达“崇仰中国文物之邦之意”。(《日本日记》)他发现日本人士“酷爱中国文字诗词”，很多人与他唱和汉诗，互赠书画，更多的人则请他题字、写扇面。据其日记所载，他在横滨一个月内，为日本人写了500余幅扇面，而在下田，一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余柄矣”。至今在日本北海道函馆市松前城资料馆里，还藏有当年罗森题诗赠给松前藩家老勘解由的大扇面。罗森也向日本书法家请教。他听说下田的文人云松窝擅长口笔书(即用嘴衔笔写字)，也请他写了十几张草书，颇有“龙飞凤舞之势”。这恐怕是近代最早的中日书法交流了。
罗森还向日本人士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日本人十分关心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情况。他把自己写的记述太平天国的著作《南京记事》一书借给日本官员平山谦二郎阅读。第一次向日本人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接近真相的详细介绍。这部著作后来被吉田松阴译成日文，题为《清国咸丰乱记》，在日本广泛流传。1859年3月，罗森在横滨宾馆与日本官员笔谈时，还纠正了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不少误传，如指出洪秀全是太平王而不是小刀会，清朝皇帝并未逃往朝鲜等等，并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略表同情的倾向。
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竞相与罗森唱和或互赠诗篇。在他的日记中载录了不少诗作，如一位日本官员向他赠诗：
“君产广东我沽津，相逢萍水亦天缘。
火船直劈鲸涛至，看破五湖无限边。”
在下田曾经有一位日本人问罗森：你是中国士人，为什么要去当西洋人的翻译呢？罗森便以诗言志，写了一首七律诗回答他，最后四句是：
“从古英雄犹佩剑，当今豪杰亦埋轮。
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
抒发了自己的抱负和豪情，表达了罗森要走向世界，适应新的时代潮流的远大志向。在离开日本前夕，罗森与日本友人们依依惜别。平山谦二郎以唐人诗句录扇以作纪念：“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罗森也吟诗相答，并书于扇面，诗中写道：
“双轮拨浪如奔马，一舵分流若耿虹。
漫道骑鲸冲巨浪，休夸跨鹤振长风。
琉球乍别云方散，日本初临雪正融。
暂寄一身天地外，知音聊与诉离衷。”
罗森在访日期间，还写下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具有很高历史与文学价值的日本游记。1854年8月当他随培理舰队回到香港后，就把自己写的这部游记题为《日本日记》，交给香港英华书院主办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刊登。在1854年11月号、12月号和1855年1月号上分三期连载。《遐迩贯珍》的编者在前面还加上按语，说作者是编者的“平素知己好友”，刊登这篇日记可以增加读者的知识，使大家“耳目为之一新”。
罗森在《日本日记》中，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日本横滨、下田、箱馆(今北海道函馆市)等地的山水、人情、风俗、物产。对当时日本的社会和人民也颇有好感和溢美之词。他赞扬日本的社会治安，“无有鼠窃狗偷之辈。”对于日本的取士制度也表示赞赏，认为中国仅以八股文章取士，而日本则“文、武、艺、身、言皆取”。在横滨，见到日本的大力士们，一人一次竟能举起二、三包200余斤重的大米包，不禁赞叹：“足见日本之多勇力人也！”在下田，他还赞美一位日本少年桂正敏，“年纪虽小，身佩双剑，志气昂昂，善于应答”，聪明俊秀，招人喜欢。
由于罗森作为培理舰队的汉文翻译亲自参与了美日谈判签约的活动，因此他的《日本日记》也是研究近代日本开国历史的重要史料。罗森还记载了《神奈川条约》签订后，培理在美舰上举行的盛大招待宴会。美方送给日本政府的一批近代化器械，在横滨公开展览，不仅吸引了大量日本观众，也引起罗森的极大兴趣。他在日记中以惊异赞美的语气对火车、汽艇、电报机、照相机等一一加以描绘。这些欧美新发明的近代化器械，不少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初次所见，因而倍觉新奇，罗森的描述恐怕也是中国人对它们的最早记载之一。
罗森的《日本日记》还记录了罗森在访日期间进行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并收集了与日本友人唱和的诗歌多首，这些都是研究近代初期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在罗森以前，虽也有一些人到过日本，但其中大部分是官员、商人、水手，偶尔也有少数文人、画师、和尚、医生等，却很少有人留下日本游记。清初以来，只有乾隆年间多次随商船赴日的画家汪鹏写的《袖海篇》可算是一篇日本游记。但汪鹏的活动仅限制于长崎中国商馆，因此观察见闻很有限。而罗森则周游了日本的横滨、下田、箱馆等地，并接触了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百姓，再加上他到日本之时，正处在东亚历史的转折关头。因此他的《日本日记》，无论从观察日本的广度、深度以及史学、文学价值来说，都是《袖海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有较高价值的日本游记。
罗森后来寓居香港，史籍少有记载，实际上他与日本人士仍有来往。1865年，日本政府派遣高级官员柴田刚中为横须贺炼铁厂联系原料技师赴欧途经香港时，曾在旅馆与罗森会晤，第二天罗森还到柴田乘的船上话别，并送他七本书。
在19世纪50年代初，中日两国之间交往十分稀少之际，罗森来到日本，并进行了许多友好交流活动，还写下了近代中国人的第一部日本游记，这位先驱者的贡献，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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