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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派遣赴日本考察的官员中，有一位勤奋著述的游历使傅云龙，他编写的《游历日本图经》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887年6月，在北京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这次不考四书五经，也不写八股文章，而只做边防、史地、外交的策论。原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此事起于1884年御史谢祖源向光绪皇帝奏请选派杰士游历外洋。1885年经总理衙门议覆，由翰林院与六部保荐，各部院共推荐官员75名。1887年，光绪皇帝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选拔考试。6月12日，考吏、户、礼三部官员，题目为“海防边防论”与“通商口岸记”。13日考兵、刑、工三部官员，题目是“铁道论”与“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考试结果一共录取28人，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这些人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和面试，然后又带领他们拜见皇帝，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出傅云龙、顾厚焜等12名官员为游历使，派遣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等国。当时中国虽然已经有使臣长驻日本与美国，但是同时派遣那么多官员去日本和美洲各国游历考察，这还是第一次。
游历使团之中最勤奋、成果最卓著的要数获得选拔考试第一名的兵部郎中傅云龙。傅云龙，字懋元，浙江德清人。早年曾游历云南、贵州、四川、湖北、山东、江苏等省。中年在北京任小京官，居“郎署二十年，碌碌无所短长”。他博闻广记，好学不倦，尤其喜欢地理志与兵书，曾参加纂写《顺天府志》。这次能以钦派游历使身份赴外国考察，正是他发挥才能的好机会。傅云龙不像一般出国游历官员那样游山玩水，走马看花，以了解一些异邦风情为满足。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各国史地形势。他每到一个国家，即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物产等方面资料，以至亲自勘察、询问，绘制各种地图、表格，编为图经。正如驻日公使黎庶昌赞扬他的，不以游历为一般官差，而“以千秋著书之业，寓乎其间”。仅仅他一个人在游历期间就编写了《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八卷，《游历秘鲁图经》四卷，《游历古巴图经》二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此外，在游历各国的过程中，又写了详细的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记》，也有15卷。所有图经与余记，总数共达101卷之巨。
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共30卷，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国记、风俗、食货、考工、兵制、职官、外交、政事、文学、艺文、金石、文徵等15类，下面尚有183个子目。大量内容是以图表方式表达，数字具体，统计精细，条理清楚。如天文类包括经纬表、中国日本月朔表、中国日本较时里差表、晴雨寒暑表、沿海气候表、偏多风方向表、潮候表等表。外交类附有中外订约通商年表、中国使臣表、别国使日本表、日本使别国表、中国流寓表、别国人在日本表、日本人在别国表、互受勋章表等表。这些图表一目了然，查找方便，简直就是一部对日本进行全面介绍的小百科全书，远远胜过以往中国人所著那些对日本地理风俗等进行模糊笼统描述的著作。其史学价值之高，恐怕仅次于黄遵宪的40卷名著《日本国志》。而且该书刊印于1889年，还在《日本图志》1895年正式出版之前。
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从内容上来说是包罗万象，力求全面反映日本面貌，并从中吸取借鉴。在写作态度上，他十分注重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他强调对日本的国名、地名，与爵名、官名，“不以古饰今，纪实也”。对日本史实求真求实，至于“妄诞之说”，与其滥收不如不收。对日本的分析评论，“据事直书，公是非于天下也”。傅云龙还特别说明如书中的海岸图都是他“实测要隘，躬历目验，非臆说也”！
傅云龙一行以日本为游历的第一站，自1887年11月14日到日本，至1888年5月29日离开日本。在游历美洲以后，1889年5月27日又到日本，同年10月19日离开日本回国。两次先后在日本停留共约一年左右。傅云龙一行此次游历日本与美洲，时间长达两年，行程不下三万里。他认为“所游诸国，以美利加为富国之翘楚，而不得不以日本为中外之枢纽”。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共三卷，前编二卷和后编一卷，分别是他先后两次访问日本时所写的日记，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在日本游历考察的具体情况。
从傅云龙自己写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奔波于日本各地，交往日本各界人士，参观日本各机关、工厂、学校，出席各种宴会，游览名胜古迹，唱和诗文，访购逸书。他会见了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大山岩、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农商大臣黑田清隆等日本政界要人。又参观了三菱造船厂、三菱煤矿、千住制绒所、海军造船所、炮兵工厂、硫酸工厂、纺织厂、铁工厂、酒厂等各种工厂企业。还访问了日本的大学、中学、小学、师范学校、军事学校、盲哑院、博物院、兵营、寺庙、监狱等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获得很多感性认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文化交流方面，他曾与许多日本文人学者交往，并为他们题字作诗写序。仅在爱知县，日本人士求文索诗的不下数百人，以至他一直写到天明，甚至临行时，还靠在车上补写了几张。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夜，日本人士来求字者依然不断。
尽管傅云龙在日本的活动如此繁忙，但是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收集资料撰写《图经》之上。他在第一次访日期间写成日本图经的叙目，立刻寄回总理衙门。而第二次访日期间，更明确表示“昔以游为主，今以记游为主”，奋力赶写图经。由于时间紧迫，又在他国异乡，困难重重，使他“心急如焚”。他在《游历日本图经》卷三十的叙例中，曾经谈到编写和刊印中的各种困难。首先是语言文字方面有日本古文、假名、俗体、还有翻译西文等各种不同读音。其次在制图、排版、印刷方面，地图需要铜板镂刻，铁路电线还要用各种颜色显示，校勘也很费时。再加上他是在旅行中写作，在路途的时间往往超过居住时间，“汽船才泊，笔不得停，一纸未终，火车复上”。尽管遇到这么多困难，傅云龙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以至常常写到“墨枯笔秃，力难可支”。旁观者劝其何必自讨苦吃，并预言此书“恐非三十年不成也”。而他却下定决心“有进无退”。傅云龙以这样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编写、画表、制图、印刷、校对等大量工作，其紧张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为此，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在他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是夜四鼓，笔不得休”，“是夜鸡鸣，草犹未脱”，“脱稿，鸡再鸣矣！”傅云龙终于以自己废寝忘食的辛勤努力，在四个月里最后定稿编写了这部30卷的巨著，而且就在日本校对、铅印成书。同时还用铜板精刻了日本总图等44幅最新日本地图。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确是惊人的。当时大力支持他的工作并深知其甘苦的驻日公使黎庶昌，在《游历日本图经》的序中曾描写傅云龙著书的辛劳，无论“舟行车息，文酒谈宴”，始终抓紧时间，写作不已。并把他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比，“足迹远过史公，而学又足以经纬所见。”他认为如果以这种精神治天下事，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
傅云龙这种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和发展中日文化交流而勤奋著述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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