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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618年，唐朝灭隋，建都长安(今西安)。唐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向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年至895年的260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16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真正名符其实的遣唐使是12次。
这十几次遣唐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630—669年，共任命七次。使团规模较小，船只一、二艘，成员一、二百。航线走沿朝鲜半岛沿岸的北路，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唐朝的制度。
中期：702—752年，是极盛时期，共任命成行四次。使团规模扩大，每次达500多人，分乘四舶，收获成果也最大。航线大多是经南方诸岛的南岛路。为了全面深入学习盛唐文明，实现全盘唐化，有大批留学生、留学僧长期留唐。
后期：759—874年，是渐衰期，共任命九次实际成行仅六次。此期唐朝经安史之乱逐渐衰败，因此日本学习唐朝的热情有所降低，使团规模缩小，留学生、留学僧留唐时间也减少成一、二年。航线主要是直接横渡东海的大洋路。
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约一、二百人，仅一、二艘船，到中、后期规模庞大，一般约500余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18次竟达651人。使团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等各类随员和工匠水手。此外，每次还带有若干名留学生和学问僧。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第一流人才。他们相貌风采、举止言辞也不同凡响，就是随员也至少有一技之长，至于留学生与学问僧也均为优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学前已在国内崭露头角，学成归来一般均有一定建树。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选这样强大阵容的遣唐使团，就是为了更好地吸收输入中国的文明，同时也为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唐玄宗在召见第11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时说：“久闻日本有贤君，今见使者风度，果然不愧是礼仪之国。”并命画工描绘日本使臣的容貌，以作留念。
遣唐使团赴中国的航路可分三条。初期走北路，即从九州博多湾出发经对马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辽东半岛沿海，到山东半岛登州或莱州登陆，再由陆路去长安。这条路历史悠久，比较安全，但航程长，需数十天。后来由于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与日本关系恶化，被迫开拓新的入唐之路。中期主要走第二条南岛路，即从九州经过南部诸岛，如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岛等。沿途停泊，然后横渡东海，到中国明州(今宁波)等地。这条路线风险大，航期也不短。后期又开辟了大洋路，即从博多启航，在长崎以西五岛列岛等候顺风，然后横渡东海，直达扬州、明州等港。这条路航程最短，顺风10天内即可到达，但风险最大，经常出事。
遣唐使团在赴唐和回国途中要与狂风恶浪搏斗，经历千难万险。在成行的16次往返途中，遇风暴袭击或触礁遇难而毁掉的船共有10艘。如公元734年第10次遣唐使团返日时，四艘船出海不久即遇风暴，第一艘漂至种子岛，第二艘被吹回中国，第三艘漂到中印半岛的昆仑国，乘员大多遇难或病死。第四艘失踪，始终下落不明。不少遣唐使团成员以及唐朝派出的聘日使节，途中遇难以身殉职。可以说他们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架起了这座海上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
日本政府对遣唐使团极为重视。遣唐使出发前一个月，大使等使臣就要入朝拜谒天皇。天皇当面授予节刀，赐酒赏物，并告谕使臣要遵守唐法，尊重唐俗，约束部属。使臣还要到神社祈祐平安。出发前夕，朝廷给使臣赐宴，有时特备中国酒席饯别。天皇还即席赋诗，以示优宠。如孝谦女帝饯别遣唐使藤原清河时，祝福他们：“水行如地土，乘船如坐床，平安渡海洋。”同时给使团成员、随员、留学生以至船员水手大量赏赐。由于留学生需在唐朝长期留学生活，赐物几乎与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国，立即奏报朝廷，进京后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使臣奉还节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则为使臣晋级加官，赏赐褒奖，并优恤死难者。
遣唐使团在中国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接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唐朝政府除优待使臣外还给日本朝廷赠送大量礼物，表现了泱泱大国的风度。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满载而归。
遣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养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定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一二三)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读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的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的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朴、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此外，还吸收中国各种技术工艺等物质文明，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丰富日本人民的生活。遣唐使团通过朝贡贸易交换礼品等方式进行日唐之间的物资交流。输入唐代先进的农具如唐锄、唐犁，以及种茶、织染、雕版印刷等技术，制做陶瓷、漆器等工艺。如奈良三彩即仿造唐三彩。建筑方面，8世纪日本的首都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都是模仿唐都长安城建造的，许多寺庙也都是仿唐建筑物。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了唐朝政局动乱以外，还有日本经过200多年吸收移植盛唐文化，已基本上完成了仿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学习中国文化的要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造成经济困难，加上路程艰险，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9世纪中叶以后，唐朝商人赴日贸易不断增多，正可弥补过去仅靠遣唐使解决的对唐货的需求。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19次遣唐大使菅原道真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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