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 清代磁活字印本《周易说略》印于公元1719年

　　清代采用泥活字印刷的有两人。

　　一是苏州人李瑶，他于公元1830年在杭州印了经他补辑的《南疆绎史勘本》，这是一部南明(公元1645—1664年)纪传体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抗清史料。在该书的封面内有“仿宋胶泥版印法”的篆文。两年后，他又印了自己的《校补金石例四种》，他在自序中说是用自制的“仿宋胶泥版”印刷的，这都说明是仿照毕昇泥活字的方法印成的。二书北京图书馆均有藏本，看去纸白墨莹，布字排版都很精新，堪称是李瑶泥活字印刷的姊妹书。这两部书的印刷技术，不但是宋代泥活字技术的实践和继承，也为后世留下了实物，因而显得尤为珍贵。

　　另一位是安徽泾县西南80里水东村的翟金生。他于公元1844年印成了他的诗集《泥版试印初编》。

　　翟金生出身于“书香世家”，但他不是举人进士，也不是达官闻人，而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穷秀才。他靠教书为生，能诗善画，书法也不错，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家境虽不富裕，但却十分热心印刷事业。他为了解决一般穷苦读书人借书的困难和想雕刻善本而又没有力量的苦恼，于是就仿照毕昇遗法制造泥活字。他和他的全家人用了30年的时间，几乎竭尽了全家资财，耗尽了毕生精力，才制成了10万多个仿宋体泥活字，分大、中、小、次小、最小五号字体，自称是“泥聚珍版”，含有聚集珍宝的意思。在他古稀之年时，他和他的儿子、孙子、侄子、内侄、女婿、外孙、学生等人，一齐动手，通力合作，终于试印成功了他的诗集，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书中有他著的“拙著编成赋五言绝句”五首，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动人的生花之笔，但却道述了自己30年来刻字、排字、写作、编辑、印刷的艰辛历程，现抄录如下：

　　自刊

　　一生筹活字，半世作雕虫。

　　珠玉千箱积，经营卅载功。

　　自检

　　不待文成就，先将字备齐。

　　正如兵养足，用武一时提。

　　自著

　　旧吟多散佚，新作少推敲。

　　为试澄泥版，重寻故纸堆。

　　自编

　　明知终复瓮，此日且编成。

　　自笑无他技，区区过一生。

　　自印

　　雁阵行行列，蝉联字字安。

　　新编聊小试，一任大家看。

　　在这之后，他又印了他的朋友黄爵滋的诗集《仙屏书屋诗录初集》400部。在他82岁时，又叫他的孙子印了《水东翟氏宗谱》。这些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近年都不断有所发现。印本字画清晰方正，印工精致，行列整齐，比之木活字印本毫不逊色，如果不是他自己说明，很难想象是用泥活字印的，它有力地证明了《梦溪笔谈》里关于泥活字记载的真实性。过去有些中外学者认为泥活字一碰就碎，不能印书，这一错误说法随着泥活字印本书的发现，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翟金生的泥活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近来有了新的说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水东地区搜集到若干个胎大于字的泥活字阴刻正字，并且是常用的“也”、“矣”、“其”、“以”等字。泥活字阳刻反字，才能印出墨色正字来，那么这种阴刻正字又是干什么用的呢？经研究认为这是制造阳纹反刻字的母范。原来泥活字的制造方法，或者说常用字的制造方法，并不是直接在泥块上镌刻阳纹反字，而是先制出阴纹正刻字的母范，再用火烧一下使之坚硬，而后将稀稠干湿适度的胶泥填入母范，等字干后，取出来就成了阳纹反字，再稍加修饰，一个字就制成了。这个原理与现在用字模铸铅活字就很近似了。假如翟金生的泥活字真的是这样制成的，那么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到了清代才真正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翟金生这位中国印刷史上唯一的一位兼作家和印工的教书先生，为了“表彰绝业，补缀残编，莫令古书漫漶”，不顾“家徒壁立室悬罄”的困难，以“采花酿蜜，集腋成裘”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埋首制活字，他这种孜孜不倦的创造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献身于印刷事业的崇高理想，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黄爵滋在他著的《仙屏书屋文录》中称颂他“君不远千里以求其材，不惜时日以尽其业，扩宋代宝藏之秘，踵我朝聚珍之传，此其有裨载籍，将为不朽功臣”。这段话肯定了翟金生在印刷上的功绩，表现了黄爵滋对这位老朋友的崇敬。

　　此外，江苏的常州、无锡，江西的宜黄也都用泥活字印过书。常州的泥活字印刷，在排版时，是先在字盘内填上一层泥，再把泥活字排上去，等泥把泥活字紧紧固定住了，就可以印刷了，据说印出来的书，质量很好，以致全国各地都来常州印书。

　　纵观泥活字自北宋毕昇于公元11世纪40年代发明之后，到19世纪40年代翟金生用泥活字印书，断断续续延续了800年之久，在我国印刷史上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清代的木活字印刷比明代更加盛行，不论官府、私家、坊间都很兴旺。

　　首先，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内务府就已经采用木活字排印硃批谕旨了，其中文用墨印，批用硃印，真是纸质莹洁，朱墨灿然，看上去赏心悦目。到了乾隆时期，清政府就大规模地使用木活字印书了。原来乾隆皇帝在修大部丛书《四库全书》时，就下令刻印从明朝《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批失传古书，当时在《四库全书》馆任副总裁的原籍朝鲜的金简，考虑到印如此大量的书籍，如果用雕版刻印，耗费的人力、财力、时间必然很大，因此建议改用木活字印刷。他在1773年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说，刻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其工料费大约要用1400多两银子；如果用木活字印刷，连工带料，也不过1400多两银子，而且有了这部木活字，什么书都可以印，既省钱又便当。乾隆皇帝看后，立即批了“甚好，照此办理”。这样，就开始在皇宫内的武英殿刻制枣木活字，于第二年就完成了，共刻了253500万个活字。先后印书134种，共2300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乾隆皇帝认为活字版的名称不文雅，就把它改称“聚珍版”，因此这些活字印本书，就叫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后来，金简总结了这次印书的经验，写成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这本篇幅不长但图文并茂的书，堪称印刷技术的专著。全书共7000多字，分16目，从制造木子、刻字到排版、校对、印刷等一套操作技术，都有详细具体的记载，并一一绘图说明。从这里我们知道《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刻印，分工明确，程序严密，印刷工艺十分精到周全，比王祯的《木活字印书法》有了改进和发展。例如：首先在制造木活字时，王祯的方法是先在一块整板上刻字，刻满了一板后再把字逐个锯开；而金简的方法是先制成规格大小划一的单个木子，而后把每10个木子，放在一个有槽的木床上，上下用活闩塞紧，像雕刻整版一样刻字。其次，在版面的行线上，王祯的方法是先排好字，再用薄竹片把一行行字隔开来作行线；而金简的方法是先用梨木版刻好18行格子，中间留有版心(古籍书页中缝空白处，亦称“书口”或“版口”)，叫做“套版”，先用套版印好行线，再用有行线的空白页去印文字，使整行文字整齐地印在行线中间，印出的文字、行线笔直而清晰。第三，在排字时，王祯用的是可以转动的排字盘，取字时转动排字盘，以字就人；金简用的是“字柜”，字柜共有12个，按照子、丑、寅、卯等12地支名排列，把全部活字分别装在12个大字柜里，每柜有200个抽屉，每个抽屉分大小八格，每格存放大小木活字各四个，每个抽屉上都标明某部、某字及画数，取字时按字的偏旁、画数就知道在何柜何屉，如果方法熟悉了则举手可取。拣字由专人负责，排字工人只要喊出他要什么字，拣字的人就可拣出给他。这个方法是以人就字，据说“检查便宜，安摆迅速”。这些改进，都说明我国的活字印刷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到了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又用这套木活字印过八种书，但是这八种书的各种行款都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不同，因而被称做聚珍版单行本。这样，由金简主持制造的这副木活字，总共印了142种书，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木活字印书，而且流传至今的仍为数不少。从此以后，这副珍贵的木活字长期贮藏在武英殿内，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最后竟被值班的卫兵们用来烤火烧掉了，真是可惜得很。

　　由于清政府的带头和《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的问世，各地衙门、书院和官家书局纷纷仿效，使木活字印书几乎遍及内地各省。此外，私家用木活字印书的也很多，闻名于世的《红楼梦》一书的第一次出版，就是在公元1791年由高鹗的朋友程伟元以翠文书屋的名义用木活字印刷的，即世称的“程甲本”。该书出版后，因为需要量大，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于是第二年又再次修订出版，即世称“程乙本”，从此《红楼梦》从抄本转为印本流行于世。有名的南宋李焘编的史学巨著、北宋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是藏书家张金吾于1819年印行的，字体相当整齐。大部丛书《学海类编》431种，810卷，是安徽六安县晁家于1831年排印的，该书所辑古籍，多为罕见的书，学术价值较高。太平天国运动后，广东有个县官，刻了木活字36万个，刻工也很精美，其数量超过武英殿木活字约1/3，可以说开创了我国木活字数量上的新记录，可惜他印的书和他的姓名，都未流传下来。

　　还有一些营业性书坊，也采用木活字印书，像清朝末年北京的聚珍堂，就排印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和鼓词。南方的苏州书坊还翻印了日本人林衡编的《佚存丛书》，该书汇辑了中国久已失传而现存于日本的中国古籍17种111卷，弃取都很精审，编者取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佚书百篇今尚存”之意，故名《佚存丛书》，这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十分有价值的书。在上海有的人还同时开办书局，一面用木活字印书，一面卖书。总之，南方许多省份和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以及西北陕甘地区都有木活字印本。

　　现在流传的清朝木活字印本，大约有2000种左右，内容涉及很广，其中以历代诗文集和通俗文学作品较多。但是一部书的印数，也只有几部、几十部，最多也不过100部。印书数量最大的是家谱，家谱也叫族谱，就是记载一姓的世系和重要人物的事迹。它开始于宋代而盛行于清朝。那时江浙一带有专门以排印家谱为职业的“谱师”，每当秋收以后，他们就挑起活字担子，五人或10人一伙，走乡串镇，为人家印家谱，半年以内就能印完一份家谱，他们把印刷当成了一种副业，利用农闲时节以印书来赚钱。生意可能相当兴隆，印数也不会少，今天仅北京图书馆，就收藏了清代木活字家谱500多种。有的人还专门刻制木活字，用来典当、出售或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把木活字当作一种商品，广为流通，可见清代木活字的盛行。

　　清朝也用木活字印报纸，除清政府印的《朝报》(也称邸抄、京报、阁抄)外，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用木活字印了《中外纪闻》，隔日一期，随同《朝报》附送王公大臣，上面登载政治新闻，宣传变法图强，对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至于自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民办《京报》，在清朝入关以后，北京有10多家，都是用木活字或胶泥活字印刷的，每日出七八页至十几页一小册，用红色套印的《京报》二字作报头，总发行数一万多份。因为多用黄纸作封面，所以称“黄皮京报”。直到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京报》才停刊，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遂告结束。

　　清朝也有锡活字。

　　据一位美国人记载，广东佛山镇有个姓唐的书商，在公元1850年用泥模浇铸了锡活字。那时的佛山镇工商业发达，出版业兴旺，是清朝著名的出版业中心之一。这里出版的读物销路很好，不仅行销内地，也远销南洋各国，这引起了唐姓书商的兴趣，他投资10000多元，前后铸造了三副字体不同的锡活字：一副是扁体字，一副是长体大字，一副是作为正文小注用的长体小字，共25万个。字体美丽大方，不但在造模、铸字与排印方面取得了成功，并且解决了中国墨不易被金属活字所吸收的技术问题。

　　公元1852年，他出版了元朝史学家马端临著的关于古代典章制度的《文献通考》，这是世界印刷史上第一部锡活字印本。可惜这位在我国锡活字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书商兼印工的人，没有在书本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后人只知道他姓唐而已。他铸造的这副锡活字，在1854年被当时的天地会用来造成了枪弹打击清军。从此以后，关于锡活字的文献记载就很少见到了。

　　清代的铜活字印刷很受明朝的影响。清政府一开始就在宫廷中造出了一大批铜活字，约253500个铜字，字数说法不一。康熙末年曾用它排印了天文书《星历考原》，数学书《数理精蕴》，音乐书《律吕正义》。但是最有名的内府铜活字印本要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了。这部书是康熙年间由陈梦雷等人编纂的。陈梦雷是清初著名学者，博学多闻，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编成了《图书汇编》初稿；又用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雇人抄写，至公元1706年才缮写完毕，另写目录凡例一册，进呈给康熙帝审阅，康熙帝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帝为嘉许陈梦雷之才，特赐“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对联一幅，以示褒扬。不过在该书尚未付印之前，康熙帝逝世了，清朝宫廷发生了王位斗争，皇四子胤禛(即雍正帝)夺得王位。陈梦雷因曾做过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的老师，也被牵连受到处分，他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的罪名，被流放到东北，这年他已经72岁了。雍正即位后，特派户部尚书、画家蒋廷锡等人对《古今图书集成》重加编校增删，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12月正式定稿，公元1726—1728年印成。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篇幅巨大的百科全书，共印了64部。每部书一万卷，分为六编32典，6109部，每部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造句、纪事、杂录、外编。每部书约有1.6亿个字，分订成5020册，装入522函。这样一部巨著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印成了，其时间之短，实在惊人。该书把古今学问分门别类，从天文、地理、动植物到社会制度、经济、历史以及各种器具用品和外国情况，都旁征博引，详细说明，并有许多精美插图，是一部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工具书，而且所录典籍原文多为整段、整篇、整部，并一一注明出处，查对方便，因而甚得中外学者的好评。它比同时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我国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都要博大精详得多。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曾满怀激情地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这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国外学者在使用《图书集成》的过程中，还专门编制了便于查阅的工具书，如日本文部省编了《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目录》，英国的翟理斯编了《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和瓦伯尔编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索引》等，可见这部书在国外影响之大。该书用大小两号字体排印，大字正文，小字注文，字体端正秀丽，选用太史连纸①和开化纸印造，版式整齐，装潢漂亮，堪称文化事业中的瑰宝，也是我国绝无仅有的大百科全书。但是现在已很难找到一部完整的原本了。

　　这次铜活字版印刷工程，是铜活字印刷史上最大的工程，表明铜活字印刷技术的发展，至此已达到了高峰。

　　这副宫廷铜活字，后来再没有印过别的书，它被搁置在武英殿的铜字库中，由于主事官员的盗窃，铜活字逐渐减少，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就趁北京钱币短缺之机，奏请把铜活字熔掉，改铸钱币，于是在1744年，就把这批残存的宝贵铜字，统统熔化铸成铜钱了。

　　那时，还有一些私家、书坊也用铜活字印书。江苏常熟的“吹藜阁”，在1686年印过一部《文苑英华律赋选》，这是现在所知清代最早的铜活字印本，它比《古今图书集成》还早40年，是用楷体字印的，印刷颇精。满洲将军武隆阿也曾造了铜字，并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在台湾引过《圣谕广训》，这部书内容陈旧，但“字画精致”。此外，常州徐家于1858年印过徐氏宗谱，这是家谱中唯一的铜字印本。杭州有两位官员也用铜活字印了诗文集和军事著作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尚存四种。太平天国也从事过铜活字印刷。但是最有名的是福州的林春祺，他从1825—1846年，用了21年的时间，花了20多万两银子，刻成了大、小铜字40多万个，其数量之多，在亚洲制造金属活字史上是少有的。这副刻制的铜字，因为林春祺的原籍是福清县的龙田，故定名“福田书海”，是用正楷书写，镌刻工整，曾用它印过清初学者顾炎武著的音韵学丛书《音学五书》，而现在所见到的只有《音论》和《诗本音》两种。还印过行军时医疗用的《军中医方备要》。他还写了一篇《铜版序》，叙述了他造铜活字的原因和经过，是一篇有关刻制金属活字的重要文献。

　　清代铜活字的流行范围和雕刻的精致都超过了明代，只是印本没有明代多。清代流传至今的铜活字印本已经不多了。

　　清代也有铅活字。1834年魏崧著的《壹是纪始》一书中说：“今又用铜、铅为活字”，可见从明至清，我国一直有人在用铅做活字。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铅印才逐渐在我国盛行起来，西方用字模铸造的铅字代替了我国的各类活字，并成为近代印刷的主流。

　　注释：

　　①太史连纸：比开化纸色略黄，质地细腻匀净，绵软有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