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凤记

　　这是一出时事剧，人物、事件均有生活依据。严嵩是明代嘉靖年间有名的奸相，阴狠歹毒，罪恶昭彰。朝中正直之士，不顾杀头、充军、贬谪的危险，前仆后继，参奏弹劾，终于将恶贯满盈的严嵩父子推倒。剧本及时地反映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歌颂了忠臣义士们刚直不阿、贤贞不屈的斗争精神。杨继盛是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人物。灯下写本、金殿劾奸、法场捐躯，写出了他的义烈、坚忍、无畏，相当真切动人。对严嵩父子及其党羽的揭露入木三分，神情毕现。此剧的缺点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未能很好地剪裁，不够集中紧凑。过分强调忠臣义士们的前后同一，未能展示人物的不同个性和行为动机。一再出现奏本、被害情节，未免雷同。

　　《浣纱记》，作者梁辰鱼(公元1521—1594年)，字伯龙，号少伯，江苏昆山人。他是个风流浪漫的文人，善歌唱，声如金石，好游侠，足迹遍及吴、楚间。魏良辅改革昆曲后，他首先响应，用昆曲新声编写了《浣纱记》传奇。此剧写的是春秋时期吴越兴亡故事，以范蠡〔li里〕和西施之间的爱情为线索，反映了吴越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吴王夫差率大军攻破越国都城，范蠡和越王勾践夫妇作为人质被押往吴都姑苏。范蠡贿赂吴国权臣太宰伯嚭〔pi匹〕，通过伯嚭蒙蔽夫差，使他相信越王君臣是真心投降。吴国相国伍子胥一再提醒吴王夫差，警惕勾践君臣的韬晦之计。但刚愎〔bi必〕自用的夫差不纳忠言，竟将勾践夫妻和范蠡放回越国。为倾覆吴国，范蠡施美人计，请求西施进吴宫为妃。西施深明大义，毅然前往，邀得夫差宠爱。夫差沉湎酒色之中，荒疏朝政。范蠡又借伯嚭之力，诳夫差举兵远征。伍子胥苦谏不听，自刎而死。越国乘吴国内空虚，攻占了姑苏。西施进而设计把夫差骗到阳山绝境，夫差被迫自裁。范蠡与西施重逢，凯旋回国。他们深感越王勾践只能共患难，不可同安乐，伴君如伴虎，便双双泛舟五湖而去。

　　此剧批判了昏君佞臣，歌颂了范蠡和西施始终把国家大事摆在儿女私情之上的胸襟和格调，对范蠡和西施视高官厚禄如粪土，功成身退，泛舟五湖的明智举动尤为欣赏，从中透露出作者对功名富贵的厌恶。“泛湖”作结，别出心裁，打破了大团圆的旧套。这部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爱情剧，开启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史剧格局，对后世的《桃花扇》有明显影响。

　　除以上三大剧作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剧目，如张凤翼《红拂记》，融合唐人小说《虬髯〔qiuran求然〕客传》和孟棨〔qi启〕《本事诗》中徐德言和乐昌公主破镜重圆两个故事而成，主要叙述红拂慧眼识英雄李靖的故事。无名氏《苏武牧羊记》演汉代苏武出使北国，不辱使命，北海牧羊的故事。李日华《南西厢》，以南曲演唱张生、崔莺莺故事。王济《连环记》演东汉王允巧施连环计，吕布戏貂蝉的故事。薛近兑(一说为徐霖，一说为郑若庸)根据《李娃传》改写的《绣襦记》，演郑元和与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沈采《千金记》演项羽、刘邦争天下，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苏复之《金印记》演苏秦刻苦读书，六国封相故事。姚茂良《精忠记》演岳飞精忠报国反为秦桧所害的故事等，它们多取材于唐传奇、元杂剧和民间故事，较为通俗质朴，适宜场上搬演。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专门在文辞上下功夫，“香色出于俊逸”的剧作家，形成了传奇创作中的文采骈俪派(骈绮派)，因其大部分成员是昆山人，故又称为昆山派。开此先声的是明初老生员邵灿，他的《香囊记》演宋代张九成出使北国被围，其妻贞娘凭香囊认夫团圆的故事。语言刻意求工，以诗语入曲，“丽语藻句，刺眼夺魄”(徐复祚《曲论》)，不知所云。郑若庸继承了《香囊记》的遗风，他的《玉玦记》演士人王商与其妻秦庆娘悲欢离合故事，剧中穿插了爱国词人辛弃疾的抗金关目，开创了传奇以才子佳人悲欢离合一人一事为主脑的格局，开骈绮派之先河。此剧内容空泛，文词骈丽浮华，连仆人的念白都华丽典雅，对仗工稳，而且用典极多，“句句用事，如盛书柜子，翻使人厌恶”(王骥德《曲律》)。梅鼎祚的《玉合记》是最典型的骈俪派作品，所有宾白均用四六句，不要说市民、农夫，就连士大夫“能解其语者几人？”屠隆的《彩毫记》，宾白也全用骈语，欲求一真语隽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这种文风到晚明愈演愈烈，形成一种痼疾。

　　这一时期，传奇创作中还出现了“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大官僚邱濬(公元1421—1495年)用写八股文的笔法来写《伍伦全备忠孝记》传奇，用生拼硬凑的情节演绎异母兄弟伍伦全、伍伦备如何处理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杜孝妇割肝孝姑，施叔青为使丈夫有后，特为丈夫买妾。刚刚听说丈夫被俘，就盼丈夫赶快尽忠而死，自己宁愿守节终生。全剧充满了荒诞不经的情节和令人作呕的说教，实在是非酸即腐，臭不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