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戏曲 作者:周传家


第一节 汉代至隋代的百戏散乐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封建秩序。但由于施行暴政,秦帝国顷刻崩溃。紧接而来的西汉,封建制度日益巩固,迎来了“文景之治”的安定局面和汉武帝时的繁荣昌盛:“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物阜民丰有利于艺术的繁荣。汉武帝设置了庞大的“乐府”官署,采集巷陌歌谣,制作乐谱,训练乐员,推动了乐舞的发展。当时的乐舞分为六部:鼓吹曲、相和歌、杂曲、清商曲、横吹曲、杂歌谣辞。宫廷舞蹈名目繁多,有文坛舞、武德舞、五行舞、四时舞、昭德舞、盛德舞、云翘舞,还有描写武王伐纣的巴渝舞,汉高祖宠姬戚夫人擅长于跳的翘袖折腰舞。以及古已有之的驱邪禳〔rang瓤〕灾的傩舞,都含有一定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民间娱乐活动蓬勃兴起,争奇斗妍。举凡一切能供人愉悦的音乐、舞蹈、杂技、武术、幻术、滑稽表演,如吞刀、吐火、扛鼎、寻橦〔tong同〕、冲狭、燕跃、跳丸、走索、挥剑、陵高、履索、胸突铦锋、易貌分形、驰骋百马、戏车高橦、鱼龙曼延等等,统统称为“百戏”(散乐)。

  在琳琅满目的“百戏”中,包含戏剧因素较多的是角牴〔di底〕戏。角牴即角斗、竞技,是由蚩尤戏发展而来的。传说蚩尤头上有角,与黄帝相斗时,以角抵人,于是有人创造出蚩尤戏。汉代最有名的角牴戏是《东海黄公》。相传东海有个姓黄的老头,年轻时很有法术,能“立兴云雾,坐成山河”,降伏毒蛇猛兽。待到年老力衰,加上饮酒过度,法术失灵,不仅没有镇伏老虎,反被老虎吃掉了。(见葛洪《西京杂记》、张衡《西京赋》)演出时,一人扮黄公,一人装老虎,互相搏斗。这个戏以角力竞技为主要内容,表现出秦汉间人民同大自然的斗争,充满了悲剧意识。

  “百戏”(散乐)中还有荟精聚萃、规模庞大的歌舞。譬如,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就曾在《西京赋》里描述过《总会仙倡》的演出场面:

  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羆〔pi皮〕;白虎鼓瑟,苍龙吹篪〔chi持〕。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逶迤〔weiyi危移〕;洪涯立而指挥,被毛羽之纤丽。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磅磕〔ke科〕象乎天威。

  看吧!巍峨的群峰,重迭的岗峦,神木灵草间缀满鲜红的果子。在这风光迷人的仙境里,优伶们扮成众多的神灵聚会在一起。他(她)们有的跳起模拟虎豹熊羆的舞蹈,有的扮成白虎、苍龙在吹打奏乐。娥皇、女英坐而长歌,歌声清畅婉转。洪崖身穿鲜艳羽毛编织而成的衣服,站在那里指挥。一曲未终,突然间云起雪飞……显然,这是一场人物、故事、布景、灯光、道具、效果俱全的盛大歌舞演出。那绚丽的色彩,磅礴的气势,充分显示出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体现了汉代人民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追求。

  由三国鼎立至南北朝时代,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但是,百戏散乐却不绝如缕。曹魏时期出现了借题发挥、诙谐逗趣的《说肥瘦》及男扮女装、嬉亵〔xie泄〕过度的《辽东妖妇》(见《魏书·齐王纪》裴注引司马师《废帝奏》)。蜀国则产生了搬演许慈、胡潜两个博士互相猜忌、纷争不已的《许胡克伐》。晋代出现了表现鸿门宴故事的《公莫舞》以及《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乐,还有逆行连倒、头足入筥〔ju举〕等。南朝梁武帝时,有《上云乐》和《老胡文康舞》。老胡文康是传说中的半人半神的老寿星,舞时或戴面具,或作高鼻白发的化妆。北朝时期,百戏散乐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新颖,种类更繁多,计有五兵角牴、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武、鱼龙、辟邪、鹿马、仙人车、高麝百尺、趫〔qiao乔〕幢、跳丸、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足有100余种。北齐出现了《代面》(一作《大面》,又名《兰陵王入阵曲》)、《钵头》、《踏摇娘》(《苏中郎》)等具有戏剧因素的歌舞及傀儡制作。

  《代面》是面具舞。兰陵王长恭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长得很秀气,不足以威慑敌人。于是,刻了一副狰狞可怖的面具,临阵戴上。北齐人据此创造出代面舞,表演他征战杀伐的故事。其扮相是“衣紫,腰金,执鞭”(《乐府杂录》),戴面具,创造出一种狰狞的美。

  《钵头》类似西汉的《东海黄公》,演一胡人被老虎吃掉,其子上山打虎,为父报仇的故事。其扮相是“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乐府杂录》),并增加了唱段,丰富了表演。山有八折,故曲有八迭。人被虎吃的悲剧变成人定胜天的结局。

  《踏摇娘》表现一位美丽善良的妇人,却嫁给了长着酒糟鼻子、成天酗酒打老婆并自号郎中的男人。妇人不堪忍受凌辱,遂向邻人且步且歌怨苦之词,表现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遭受夫权欺压的痛苦生活。演出时,男人“着绯衣,戴帽,面正赤,以示为醉容”;踏摇娘则为“丈夫着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迭,旁人齐声和之云:‘踏摇娘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摇’,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唐·崔令钦《教坊记》)。《踏摇娘》将大丑与大美浓缩集中,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

  到了隋代,百戏散乐的规模和声势更大。隋炀帝好大喜功,追求排场。他开运河,乘龙舟,游江南。建迷楼,观歌舞,以满足声色之娱。为夸耀王朝的强大富有,每年正月万国来朝的时候,便调集四方散乐,齐集东都洛阳。数万名衣着锦绣、插花佩环的乐人,在锣鼓声中载歌载舞,排满八里多长的戏场。黄龙变、神鳌负山、幻人吐火等千变万化,通宵达旦。规模之庞大,气氛之热烈,实为空前。

  百戏散乐不一定都是戏剧,但为中国戏曲的诞生提供了环境和条件。正是在这块肥沃的土壤中,戏曲和其他姊妹艺术如歌唱、舞蹈、杂技、武术等结下不解之缘,并广泛吸收营养,形成自身独特的表现方法。因此,有人把百戏散乐称作中国戏曲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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