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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们在打开封闭了2000多年的墓穴后，看到棺椁两厢整齐地堆放着一排排竹笥〔si四〕(用竹蔑编织的方形竹器)，每个竹笥都用绳索包装捆扎，在捆扎接结的地方都用青泥团包裹着，青泥团上有很清晰的凸起的印文——軑〔dai代〕侯家丞，这就是古代使用印章的遗迹。
中国使用印章的历史，从考古所得的遗存看，可上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一前11世纪)，河南安阳商代墓葬遗址中曾出土过印章，印面是四角内收的方形，称为亚字形，印文是小鸟的图像。伴出的还有铸造青铜器的范模，可知这方印章是制作青铜纹饰的印模。在使用功能上与后世的印章不同，但透露出印章的出现，深受契刻的影响。远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一前2500年)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契刻符号；殷商时代在甲骨上记载占卜事件也契刻卜文；在铸造青铜器时，人们更把契刻技艺与金属铸造结合，创造出具有史书价值的青铜器铭文。这说明印章的产生同契刻传统是相承的。印章的使用方式也保留着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特点，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纹饰，如几何纹就是用雕刻花纹的陶拍模印在陶器器表上的。北京刘家河商代遗址中，曾出土了一件陶制的模印(发掘报告称陶拍)，其形制与印章极为相似，长方形的模面，模背上粘接着兽形把手，形制很像印章。所不同的是模印较印章薄，把手较印纽大，为雕刻镂空花纹的薄片。
1992年，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著文《中国玺印的起源》，论述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件铜印为商代玺印，从而为中国印章的起源提供了时代最早的实物例证。这三件铜印系本世纪30年代后期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三印形制相似，都是扁平板状印体，正方形印面，铸阳文、鼻纽。因出土时未经科学发掘，辗转流传，对其时代及真伪曾有不少学者质疑。李文从释读印文入手，对照有关青铜器铭文，考订其中两件铜印印文为商代末期的族氏之名。确认为商代后期的古玺。并提出这三件玺印的制作已较成熟，其渊源仍可上溯。
商代陶印模和铜印，从形态看都与陶拍有关。具有符刻铭记功能的印章约形成于西周春秋时期。《周礼·秋官·职金》载：“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西周实行宗法封建制，中央王室与诸侯国颁布政令，分封委任处理军国政务都需要有表明权力的凭证。民间的经济、民事活动也需要契约性的证明。印章作为政权机构或个人权力的信誉信物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上述文献记载反映出西周春秋时，使用玺印的情况与战国秦汉时代极相似。不过，这一时期的玺印实物尚未发现。
大量的战国时代的印章遗存，表明印章在战国时已非常盛行，使用印章成为普遍流行的风尚，形成中国印章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中国的文字经历了甲骨、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几个书体演进阶段。通用篆书的时代正逢印章发展高潮，加之篆书字体适宜镌〔juan捐〕刻，后代的印章也仍以篆书入印，以至形成以篆书为主的制印传统，因而印章艺术又有篆刻艺术之称。
商 “亚罗·示”印 商 “翼子”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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