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 作者:戚志芬


第一节 “三通”、“九通”、“十通”



  “三通”

  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和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三部最早的政书;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被后人总称为“三通”。在古代,这三部书是读书人的必读书,说是“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三部书中,《通典》和《文献通考》的体例相同,《通志》虽然稍有不同之处,但其中有“二十略”与前面两书内容相近,所以,习惯上总是合称为“三通”。

  《通典》200卷,唐杜佑撰,是一部记述古代经济、政治制度沿革的史书。上起传说的唐、虞,下迄唐天宝末年;食货等部分间又述及唐肃宗、代宗、德宗时期的情况。旧目录学以《通典》列政书之首。

  在杜佑之前,刘知几(《史通》的作者)的儿子刘秩博采经史百家书,取《周礼》六官的法制撰写了《政典》,35卷,很受当时人称赏。但是杜佑认为不够详备,于是他扩充体例,加入了《开元礼》、《乐书》,成书200卷,自己命名为《通典》。这部在《政典》基础上充实内容而成的《通典》,是我国现存有关典章制度最早而又有很大价值的综合性文献。

  杜佑在唐玄宗至宪宗六个朝代,长期作官,出将入相,史载他虽位及将相,但手不释卷,往往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已着手编写《通典》;过了30多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全书方才编成,可见功力之深。

  《通典》共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每一门类下又分若干子目;每门前有总序;后面许多地方有论;发表了不少精辟见解。

  《通典》取材广泛:唐以前主要是把各史的“志”系统起来;魏晋以后的文集和其他资料,也被充分利用;唐朝的材料,则取自实录、国史,及政府档案等,内容翔实。此书最重要的一点是“通”,是从古到今的“通”。

  《通典》的门类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的正史诸志不同;自汉代以来,史家通常以礼、乐、天文之类置于志首,而《通典》则不载天文、五行等与政治、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却特别把“食货门”(经济)列为第一;这是前史从来没有的。他在书序中提出教化之本,在于足衣食,这是杜佑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看法。可能杜佑是个重视人民经济生活的官吏,且屡绾国家财赋,体验到社会经济对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在社会经济中,又注意到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此,“食货门”中,先述田制,次谈社会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和各种杂税。在“食货门”12卷中,涉及到了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杜佑不仅系统记述,而且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是颇有见地的。

  另一方面,出身于关中大族的杜佑,受到六朝、隋唐时期重礼的社会风气熏陶,因而《通典》一书中,“礼典”居其半,为百卷;百卷礼典中,前65卷阐述了历代有关吉、嘉、宾、军、凶五礼的情况,后35卷是摘抄《大唐开元礼》而成。从唐代以礼设科取士,可以概见礼为当时之所重。通观“礼典”,可以了解六朝、隋唐时期的风俗和社会习尚。

  《通典》的体例是以事类为中心,分门别类地叙述历代重要的制度沿革和史实发展,以及有关的议论等,其中所记唐事更为详尽可贵。

  《通典》向来被评价较高,《四库全书提要》说:《通典》“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繁,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注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通典》是我国的第一部政书,是了解唐代天宝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工具书。它成书在《唐会要》和《旧唐书》之前,讲唐代历史自然是第一等的史料。此外,由于这部书所引用的史书都是卷子本,不少已经散失,所以它又往往为史料辑佚和校勘工作提供了珍贵的来源和依据。如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曾从中辑出了杜环的《经行记》(原书久佚),使后人得以知道这位曾经游历过西亚、北非的旅行家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

  《通志》,200卷,南宋郑樵撰;时间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诸略引而至唐),是综合历史史料而成的通史。

  郑樵是历史上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年轻时于夹漈〔jì际〕山下苦读30年,一生好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他曾说:“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所以《通志》的全部编著时间,至少是30年,也可说是费了他一生精力才著成的。

  郑樵主张通史,反对断代。他著作宏富,《通志》一书为其代表作。《通志》的体例与《通典》有所不同。《通典》著录的内容只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不收人物传记。《通志》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谱(表)、略(志)俱全的通史;而内容所叙述的历史时间,却又不大一致:本纪自三皇五帝到隋,《后妃传》自汉到隋,列传自周到隋,这一部分体例一本旧史,只是古今打通,包括各朝而已;实无多少参考价值。

  第二部分是“二十略”,52卷,历史时间是自传说时代到唐及北宋,这是郑樵一生精力所在,亦为《通志》的精华。

  这里的“略”,是大纲、概略的意思。它的性质与正史里的“志”类似,专记典章制度的沿革,还包括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二十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各略。其中的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个门类是以前正史里所没有的。如“氏族略”区分姓氏由来得32类;“都邑略”除载帝王都城(止于隋)外,又有四夷都,涉及今少数民族地区部族与中国周围国家,远至于大秦、大食、天竺;都有特点及可取之处。又如六书、七音、艺文、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各略,都属于研究学术和有关文化史方面的材料;其中“艺文略”,区分图书为12类,156小类,284细目,这种分析综合的形式是以前所没有的;“六书略”、“七音略”,能启示后来研究文字学的门径;“校雠略”,论整理和著录图书的方法,指出不仅要著录有者,更应著录无者,以便明其流变;“图谱略”,指出图表的重要性,及其与书籍的相互作用;“金石略”,著录历代的钟鼎碑刻,说明直接史料的珍贵;“灾祥略”,驳斥五行灾异之说,称之为欺天欺人的妖妄之学等等。说明郑樵当时能注意到这些方面,且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这是应予肯定的。“二十略”,内容丰富,发凡起例颇有见地。但门类太广,一人之力毕竟有限,显得不够充实,如“食货略”,仅有二卷,简略过甚,而且时间上起自上古,止于隋代(少量门类到唐代),致使全书显得有头无尾,厚古薄今,并不完备。《通志》不如《通典》,还与作者的经历有关;杜佑长期作官,又留心当时的政治制度及措施,有实际的生活体验,所以能指陈利弊;而郑樵毕竟是一位穷儒,原先长住夹漈山中,虽曾游览名山大川,访奇搜古,后又出仕至枢密院编修,但他没有充分条件来研究典章制度,因而对论说前代典章制度,只是凭其研究心得,未能尽善,是有局限性的。

  但正如《四库提要》所说:此书资料丰富,且多有精辟的议论,虽然有缺点,但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348卷,元马端临编著,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

  马端临认为历史有继承也有发展变化,所以著史应有“会通,因仍之道”。马端临的《通考》就是贯彻自己的历史观点,继杜佑的《通典》而作的一部历史巨著。

  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在宋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因和奸相贾似道不合,辞官而去。马廷鸾是个博学之人,宋理宗时曾任史馆校勘、国史院编修官和实录院检讨官等史官,著作甚丰。马端临的史学工作,在资料搜集和对史事的见解上都受马廷鸾不少影响。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为马端临著《通考》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考》里不少地方引“先公曰”,都是绍述马廷鸾的意见。

  马端临在宋朝灭亡时,年23岁,大约在30岁前后开始编写《通考》,经过20多年,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成书,这时他54岁。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饶州路以《通考》付印时,他还健在,已经是69岁了。此书自序说:“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臣僚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

  《通考》编纂方法上与《通典》相同,基本上依据《通典》体例;共分24个门类: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据作者在自序中说,前17门和末二门虽和《通典》的类目名称不同,有是析出,有的改称,但都是仿效《通典》的成规,主要是增补唐天宝以前的材料,天宝以后至宋嘉定末年则进行续编;只有经籍(图书目录)、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个门类是新立的,《通典》里没有。“经籍考”采录了历代著作书目;“帝系考”叙历代帝王姓氏出处及其统治时期;“封建考”叙历代封爵建国事略;“象纬考”叙天象;“物异考”叙各项事物灾异。

  这24个门类,包括了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通考》虽说是从上古论述至宋末,但有关宋代的内容,约占全书一半以上,是全书的主干。

  《通考》的体例是: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类),每一门下的内容也按时间先后排列。它不限于排比材料,而且有叙述、有考证、也有论断。对研究宋代历史来说,“叙事”部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它主要根据的是现已失传的宋代国史和现已残缺的“会要”。“论事”部分,引用的宋人议论和著作有些现在已经失传了,即使现存的,也可做为校勘材料。马端临自己的“考”,有许多精辟见解,也包含不少重要史料。

  总之,《通考》的编述年代比《通典》长,取材范围也比《通典》广,包括了南宋嘉定末年(公元1224年)以前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沿革材料;在详实而又可靠的材料基础上,系统地叙述了自古至宋代的典章制度的历史;价值很高。《通典》中最可贵的资料是唐代的,而《通考》的资料以唐中叶至宋朝的为最佳,各有侧重。特别要提到的是,马端临对各种制度的沿革和历史现象所做的按语,能够贯串古今进行归纳,从而得到比较概括的结论,使读者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就是明清以来史学家对《通考》评价比较高的缘故吧。

  “九通”

  “三通”之外,在清乾隆年间,设立续文献通考馆,又改称三通馆,集中力量编出了六部政书,就是《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这六部书加上“三通”,即所谓“九通”。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六部书。

  《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典》150卷,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官修,是杜佑《通典》的续编。内容记载了自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将近900年间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典章制度,其中以明代的史料最为详细。《清通典》,100卷,与前书同年官修,是通纪清朝典章制度的汇编,自清初至乾隆中叶止。体例依杜佑《通典》,其中细目,因古今沿革不同,稍有变通。

  《续通志》、《清通志》:《续通志》640卷,是郑樵《通志》的续编,也是乾隆三十二年官修。其中“二十略”的内容有所增补,时间则上续《通志》,自五代开始至明末为止;纪传部分从唐代开始到元末为止。《清通志》,126卷,也是同年官修,内容只有“二十略”,没有纪传、年谱。“二十略”中与《清通典》有许多重复之处。

  《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250卷。本来明王圻曾著《续文献通考》254卷,作者搜集史乘和名家文集以及当时存留的“往牒及奏疏”,据事节录,编次而成。是续马氏《文献通考》的,自宋嘉定起,止于明万历,且较《文献通考》多节义、书院、氏族、六书、道统、方外等六门。但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认为其中有碍清朝统治的记载,被列为禁书,不准流传。而且,清乾隆时,以马端临《文献通考》止于南宋嘉定以前,而王圻《续文献通考》体例糅杂,且终于明万历年间,因而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敕命设立续文献通考馆,命张廷玉等为总裁、齐召南为纂修,修成《续文献通考》,250卷。门类以马氏《文献通考》原目为基础,而于“郊社考”分出“群祀考”一门;“宗庙考”中分出“群庙考”一门,共26门。内容记载宋、辽、金、元、明五朝400多年间(自南宋宁宗以后至明崇祯以前)的典章制度,内容丰富。实际上,此书取材多根据王圻的《续文献通考》而加以删减改编。王圻《续文献通考》第一次把嘉定后事迹典故汇为一编,并以记载明代事最详。王圻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真实具体,何况他的记载下限,与清《续文献通考》只差40余年,所以清《续文献通考》其实是抄袭了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再引证各代正史、说部、杂编,以及文集、史评等重加考订成书,因而它在“续三通”中是最好的一种。《清文献通考》,300卷,同年官修。分类与《续文献通考》同,内容略有增减。如田赋考增“八旗田制”,户口考增“八旗壮丁”,学校考增“八旗官学”,封建考增“蒙古王公”等,都是前代所无而清代所特有;删去的子目如:选举考删去“童子科”,兵考删去“车战”等,则是因为这些都是前代所有而清代所无者。全书叙述自清代开国到乾隆年间的事迹,是记清代前中期行政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料汇编。

  顺便提及:清政府为编“清三通”曾调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书中载明的就不下数百种,以《清文献通考》为例,材料多取自当代档案、实录、会典和国史馆资料,还有玉牒、起居注、《大清一统志》、各种地方志、《圣训》、《大清律例》等等,内容相当充实。

  乾隆时既修“续三通”,何必又另修“清三通”呢?据说是因为清朝和它以前各朝的“尊号”等,在书写格式上,体例难于划一,前朝之事可以平书,清代则必须跳行出格,势难划一,不如另自为书,于是把清开国后的典制部分另编。

  上述六部书都是仿“三通”的体例而作。《清文献通考》在“清三通”中是成书最早的,如上所述,内容相当充实。后来修的《清通典》、《清通志》的材料就是转抄自《清文献通考》的。因此,“清三通”虽然体例详略有所不同,但材料相同,不少篇目又相近似,所以雷同、牴牾之处,在所不免。不过,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各有所长。

  “三通”和“续三通”都是“通古今”的政书,“清三通”则专述清一代的典章制度,应属于断代,但习惯上都合称为“九通”。

  “十通”

  前面所说的“九通”,再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是“十通”。

  《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刘锦藻编。编者是浙江吴兴人。吴兴刘氏是浙江有名的藏书家之一,刘氏嘉业堂原来藏书就很多,后来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又为刘锦藻购去,所以他能够以私人力量,著成这部巨著,这与他的丰富藏书不无关系。

  根据自序,这部书是自光绪甲午年(公元1894年)开始到1921年,费了28年的工夫编成。初稿320卷,上起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下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辛亥革命后,更续纂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室逊位,初稿的疏漏部分亦多增补,写成定本400卷。其体例,除依照《清文献通考》所有的26门外,增加“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门,以适应道光、咸丰以后的新形势,共为30门。所属230余子目,亦有所更动,如国用考增“银行”、“海运”诸目;学校考增“书院”、“图书”、“学堂”诸目;兵考增“陆军”、“海军”、“船政”等等。全书叙述了由乾隆五十一年起,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为止的典章制度。

  商务印书馆在1935—1937年把“十通”汇印成精装本,连索引一共21册,这是目前通用的版本。

  要想查阅“十通”里的资料,就用得上《十通索引》了。这部索引是汇印精装本“十通”的附册。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篇目、主题四角号码检字索引,是将“十通”里所记载的制度、名物、篇章节目,凡成一词或可定为条目的,都按其首字的四角号码顺序排列出来,注明所属书名,所见的页数和栏目。第二部分是分类索引,其中又分三编:通典部、通志部、通考部。书的后面附有笔画检字表,可以在这个表里查出单字的四角号码和该字在第一种索引里的页数。根据索引,就可以很方便地查得“十通”里记载的历代的典章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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