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传统文化探源 作者:徐博东·张明华


第三节 台湾汉文化的发展期(清代)



  郑氏政权传至第三代郑克塽〔shuang爽〕,由于内部争权夺利,宗派矛盾加剧,严重阻碍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之与大陆长期隔绝,海峡两岸人民饱受骨肉离散之苦,民心思归。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奉诏率大军渡海攻台,郑克塽众叛亲离,被迫降清,台湾重新纳入大陆中央政权的统辖之下。次年,清政府改承天府为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置于福建省台湾厦门道管辖。由此,台湾经济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

  (1) 封建经济飞跃发展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继续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限制海峡两岸人民的正常往来,但大陆东南沿海的汉族人民为生活所迫,不顾清廷的种种禁令,成群结队涌入台湾,形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高潮。到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台湾汉族人口猛增到200多万,光绪年间达到300多万,使台湾有史以来地旷人稀、劳动力严重缺乏的状况大为改观。

  当时,大陆移民自发组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拓垦集团,“相率移垦”。到雍正年间,台湾广阔的北部平原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得到开垦,“大小村庄星罗棋布”(蓝鼎元:《平台纪略·经理台湾第二疏》),城镇逐渐兴起,一派兴旺景象。乾隆年间,拓垦地区已扩展到交通不便的丘陵地带。嘉庆以后,台湾全岛只剩下南端的琅峤(今恒春)和东部的山后一带,由于清政府严禁汉人进入而尚未开发。

  随着土地的大量开垦,兴修水利的热潮在全岛各地掀起,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亦在不断摸索中逐步改进,台湾的主要农作物水稻和甘蔗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黄叔璥:《赤嵌笔谈》)甘蔗产量的增加又直接刺激了台湾制糖手工业的发展。康熙末年,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年产糖已达10800多万斤。当时,台米、台糖大量运销大陆,成为商品化程度很高的大宗农产品。

  经济的繁荣和贸易的发展,使岛内出现了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和大商人,他们靠募众垦殖或从事贸易起家,经济实力雄厚。这说明台湾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商品经济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汉族移民的大量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大大加速了汉族人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的融合过程。其中聚居在西海岸的平埔人与汉人接触最早,因而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最高。到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以前,平埔人的生活、生产、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等方面都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普遍学会了牛耕,使用铁制农具,懂得了灌溉、除草、施肥等耕作方法;在居住、饮食、服饰、器具、婚丧习俗等方面处处模仿汉人;许多人读汉文书籍、说汉话、姓汉姓,开始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其他原住民各族群也有程度不同的进步。他们和汉族移民和睦相处,共同为开发祖国宝岛贡献力量。

  (2) 文教事业的兴盛和繁荣

  随着经济的飞跃,台湾的文化、艺术、教育等等也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赶上了大陆的前进步伐。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依照大陆学制,台湾各府、县在成立的一二年后均设立府、县儒学①。发展速度居全国各省之首。在此期间,台湾的学校大致分为以下六种形式:(一)“儒学”,大多设于各府、县的文庙,是地方政府的官办学校,入学资格限于曾由学政主考及格的秀才。平时并不开课讲学,学生自己进修,但须按规定时间应考以求晋级。因此儒学乃是主要负责晋级考试的教育机构。(二)“社学”,也属官办,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台湾知府蒋毓英创建于府城东安坊(两所)和凤山县土墼埕〔jicheng基呈〕。后因故废置,演变为文人结社集会的场所。(三)“义学”,俗称“义塾”。初为官办,多设于各府、县的街村内,专收贫寒子弟入学,不收学费,学生多为6—14岁的少年,由生员担任教职。后民间也纷纷捐资兴办,其中最著名的是芝山文昌祠义塾(在今台北士林),和枋〔fang方〕桥的大观义学(在今台北板桥),这两处义学至今遗址犹存。(四)“民学”,纯属私立,俗称“私塾”、“书房”、“学堂”等,大多招收有钱人家子弟就读。入学年龄约在七八岁之间,修业期限依各人需要,并无固定时间。(五)“书院”,属于“公有的私人学校”,分府、县两种。台湾最早的书院是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由施琅创建的“西定坊书院”,而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创建的“崇文书院”则是台湾第一所规模较为完善的书院。据统计,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台湾先后共创建有44所规模不等的书院。可见,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的确十分惊人。(六)“土番义学”,是设立于各个番社(主要在“熟番”社)的一种“社学”,专收“番童”就读,延聘汉人执教。这种“土番社学”仅在雍正年间即设立有50多所,使通汉语、识诗书的“番童”日渐增多,这对于传播汉文化、促进原住民各族群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文艺的兴盛与繁荣。台湾统一后,随着汉族人民的大量移入,大陆的许多地方戏曲、音乐、民歌、雕塑、建筑艺术等相继传入台湾,并逐渐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专门从事艺术活动的民间艺人和社团日渐增多,空前活跃;文人墨客、饱学之士愈来愈多,在台湾统一以后的200年间,台湾艺苑群星闪烁,人才辈出,其中比较著名的如主持修纂方志的高拱乾、刘良璧、周钟瑄(由他主撰的《诸罗县志》被后世公认为全台各种志书中的最佳范例)等;以诗文著称的陈鹏南、陈维英、郑用锡、吴德功、吴子光等;另有宦游来台著述颇佳的季麒光、郁永河、蓝鼎元、姚莹、林鹤年等。

  (3) 鸦片战争后的台湾经济文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祖国大陆一样,呈现出新的特点。

  五口通商后,大量廉价“洋米”倾销到我国市场,使台米在大陆的销量锐减,价格猛跌,造成台湾农业生产的凋蔽,大批农民破产。另外,输入到台湾的鸦片大量增加,烟毒日盛,白银大量外流,使台民的生活日益贫困。特别是1860年(清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的主要港口安平、淡水、基隆、高雄也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商纷纷在台设立洋行。他们倚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我国海关的管理权,使台湾传统的大宗出口物资如樟脑、砂糖、茶叶、硫磺等,以及进口货物,都被外商所控制和垄断。他们进行不平等贸易,大肆掠夺台湾的财富。这样,使台湾的封建经济逐渐转变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

  外国侵略势力还加紧对台湾进行文化渗透,派遣大批传教士到台湾从事传教活动,到处修筑教堂,引诱台民信奉“洋教”。此外,还出版报刊、创办教会学校,先后创办了“长老会神学院”、“理学院大书院”、“淡水女学院”、“男子长老会中学堂”、“女子中学堂”等,一时间兴起一股创办“西学”之风,使台湾的文化教育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西方文化在台湾的传播,较之荷兰殖民时代更为深广了。

  (4) 刘铭传改革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虽然严重破坏了台湾封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刺激了台湾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由于台湾人民的辛勤劳动,经过刘铭传改革,台湾的经济文化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

  鸦片战后,大陆汉人移居台湾的热潮仍方兴未艾,特别是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解除开山禁令,招募大陆人民赴台开垦,并给应招者以种种优待,首次以官方名义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台湾进行垦殖,大批汉人前往应招。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后,台湾升格为省,清廷采纳首任台抚刘铭传的建议,在台设“抚垦总局”,主持土地开垦和有关原住民的各种经济、行政事宜,更使台湾的垦殖事业向纵深发展。

  在刘铭传抚台期间(1885—1890年),台湾挟大陆提倡“洋务”之风,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台湾近代化的革新措施:(一)行政方面,为适应土地日辟、人口剧增的实际需要,全台增设为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以中部彰化为省会,划疆分守,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二)国防方面,大力整顿军备,修筑新式炮台,购置西式大炮。设军械机器局制造枪弹、炮弹。设火药局、水雷营,并设团练局等;(三)经济方面,设煤务局、脑磺总局、煤油局,采用新法采煤、熬制樟脑、硫磺、开采石油等;(四)交通运输方面,设“全台铁路商务总局”,集资修筑基隆至新竹铁路②,敷设海底电线、架设陆上电报线,还修通了一条横贯中央山脉的大路。同时又设立邮政局,实行新式通邮。设立轮船公司,开辟上海、香港、西贡、新加坡等地航路;(五)财政方面,设立“清赋总局”,清理田赋,大力整顿税收;(六)文化教育方面,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创办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中国教习讲授汉文课程。全部费用由政府供给,首批招收学员64名。设立电报学堂,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又设立“番学堂”,招收“番童”入学,授以汉文、书算、官话、台湾话和起居礼节等。由此,台湾教育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涌现出一批通晓中西文化的新型知识分子。

  刘铭传的改革范围相当广泛,大多数措施都卓有成效,到19世纪末日本侵略者占据台湾前,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已一跃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区之一。

  注释:

  ①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台湾设“一府三县”,1887年(光绪十三年)正式建省,发展为“三府十二县”。

  ②台湾铁路,1887年4月动工,1892年完成通车,全长106.7公里,是中国人自筹资金、自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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