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有10部书都是记述南北朝史事的，它们是《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以及《南史》、《北史》。这“八书”、“二史”之间有着彼此关联而且错综互补的密切关系。
《宋书》，南朝梁沈约撰。有本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共100卷。上起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下到南朝宋顺帝昇明三年(公元479年)，记载了刘宋王朝的历史。
沈约历仕南朝宋、齐、梁三朝，官至梁尚书令，习惯上称梁人。以文学名世。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春，沈约奉命撰《宋书》，他以何承天、徐爰〔yuan援〕等人陆续修撰的国史底稿为基础，略事修订，删去属于晋代的13人传记，续撰永光(公元465年)以后10余年的史事，第二年二月即将纪传部分撰成奏上。因为大部分是利用徐爰等人的旧稿，自撰不多，所以成书如此之快。志的部分是以后续撰的，何时完工，史无明文。但从它避齐明帝萧鸾和梁武帝萧衍以及衍父萧顺之的讳来分析，大约可以推定，是从齐末到梁天监初陆续完成的。
《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比较多，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在列传中首创带叙法，即在记叙传主重要事迹的过程中，将史事涉及的次等人物的生平履历附带插叙一段。这种写法如实反映了历史人物之间的宾主关系，可谓纲举目张，经济得体。如《刘道规传》带叙刘遵，《王义真传》带叙段宏，《谢灵运传》带叙荀雍等。偶尔带叙过多，也有喧宾夺主之失。另外有些列传记叙过于繁杂，传主之外，上溯父祖，下记子孙，旁及兄弟姻亲，烦琐枝蔓，虚词溢美，内容空洞。这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地主当权，社会风气崇尚门第，重视家族谱系之学的现实。而沈约自创名目的《恩幸传》，集中记载出身寒门素族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官僚。撰者有意贬抑他们，往往把他们写成巴结讨好皇上而希图升迁的小人，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门阀世族的偏见。《索虏传》记叙北魏历史，既以丑名相呼，又所记多传闻失实，殊非史家之客观态度，唯其中包含北人所撰北朝史书中所没有的材料，尚值得注意。
《宋书》的志，卷数不及纪传的一半，篇幅分量却几乎与纪传相等，不但记述了刘宋一代的典章制度，还上溯三代，尤详于魏晋，明于典章制度的源流始末，足补前史之遗缺。其中《律历志》、《天文志》，精确详明，全文录入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可以反映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水平，十分珍贵。《乐志》详述乐器，记载乐章，不但保存了自汉至刘宋的庙堂乐舞和民间歌舞的丰富资料，也给古代文学史提供了瑰丽的诗篇，前后200年间有关音乐的朝章国故，土俗民情，无不兼举并包，给后世的史书以良好的影响。晋宋之间，州郡改易侨置，户口消长变迁，情况十分复杂。《州郡志》予以考覆详载，是研究我国南方地理沿革、人口变动的重要资料。因沈约当年依据的郡国地记今天已百不存一，《州郡志》的资料价值自然弥足珍贵。《百官志》详于东汉魏晋。宋承晋制，变动不多，所以单记刘宋官制者不多。此志记述颇为简要明晰。唐修《晋书》，其志多抄撮《宋书》而不能出其范围，《宋书》诸志的重要于此可见。《宋书》无《食货志》与《艺文志》，于反映经济发展与学术文化方面形成空白，是一大缺憾，而《符瑞志》、《五行志》又大肆宣扬符命，号称灵异，欺世惑民，影响很坏。
《宋书》流传至北宋时已略有残缺，后人取李延寿《南史》等书加以配补，仍保持原书卷目不变。今有中华书局点校本可读。
《南齐书》(图10)，南朝梁萧子显撰。初名《齐书》或《齐史》，北宋时始加“南”字，以与李百药所撰《北齐书》相区别。全书60卷，包括本纪八卷，志11卷，列传40卷，序录一卷，今序录已佚，实存59卷。上起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下到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记载了南齐24年的历史。
图10 《南齐书》，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
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之第八子。齐亡梁兴，依然保持其贵族世家地位，仕梁，官至吏部尚书、吴兴太守。兄弟几人在梁朝都以文才著称。萧子显奏请自撰齐史。以前朝帝王子孙而修前朝史书，正史中只此一家。以子孙为其父祖作纪传，又自称“史臣曰”，在史书中也绝无仅有。正由于此，《南齐书》于皇室争权夺利倾轧杀戮之事，或隐讳文饰，或暴露夸张，概出于私家恩怨褒贬，未可尽信。
图11 姚思廉像
他依据齐朝史官的国史旧稿，参考前人旧著，以纪传体形式撰成南齐一代完整的史书。其类传名目大致本于《宋书》而略有改易，如良吏改为良政，隐逸改为高逸，恩幸改为幸臣，索虏改为魏虏。他自创《文学传》，为《宋书》所无，共记10人，著名科学家祖冲之即在其中，但言其历算较详，没有谈到他的文学成就。在列传中，作者兼用班固类叙法与沈约带叙法，故能传目不多而人物详备，避免了不分轻重大小人各一传的烦琐失次。《南齐书》诸志较为可取，其《百官志》十分简明。读南北朝史者常苦于官职纷乱，先读《南齐书·百官志》则可以得其概略。《州郡志》详记地理建置沿革，而且每州之下皆简述其风土人情，史料价值颇高。由于古代有关南齐史的著作多已失传，《南齐书》已成为研究这一段古史不可缺少的史籍。
《梁书》、《陈书》，唐姚思廉撰(图11)。《梁书》56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50卷，无表、志。上起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下到敬帝太平二年(公元557年)，记载了梁朝56年的历史。《陈书》36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30卷，无表、志。上起陈武帝永定元年(公元557年)，下到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载了陈朝33年的历史。二十四史中，唯有此书卷帙最少。
二书虽成于姚思廉之手，作者也仅题姚思廉一人之名，实际则为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续的撰述。姚察为梁、陈、隋三朝的著名历史学者。隋文帝曾称赞“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早在陈朝初年，姚察就曾编撰梁史。入隋后，又奉诏撰梁陈二史，未成而卒。临终前，“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姚思廉历官陈、隋、唐三朝，唐初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来做到散骑常侍。在隋大业初他就开始续补。隋亡后，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命姚思廉与魏征同撰梁陈二史，成书大约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以前。魏征只是担任总监修官，他在二书本纪末尾及《陈书·后妃传》后撰有总论。实际的编撰修订工作都是姚思廉执笔的。今《梁书》卷末总论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者有26篇，《陈书》题此名号者有两篇，这些篇显然是直接采用了姚察旧稿，其余则为姚思廉的续撰。
梁、陈二代为姚氏父子所亲历者约居其半，其依据的史料也多出于当世史官之手，书中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原始资料。文字简洁，叙事扼要，是其胜于同时各史的地方。宋代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曾多采其文。二书比较而言，《梁书》内容更为充实，文字也更生动清爽。如在佛教盛行的梁武帝时代，范缜力排众议，独持神灭之说，《梁书》为之立传，客观记叙其事，详录《神灭论》全文，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再如坚持不仕并编撰《七录》的处士阮孝绪，文学家兼史学家的沈约，著有《诗品》的钟嵘，著有《文心雕龙》的刘勰〔xie协〕等，《梁书》均为之立传，详细介绍其事迹。其《文学传》达两卷25人之多，反映了梁代文学的兴盛繁荣。另外，六朝文风崇尚骈偶浮艳，唐初仍沿袭不改，姚氏父子却用古朴简明的散文写史，可以说开后世古文运动的先河，也是引人注意的。
由于时代切近，撰史者顾忌多端，《梁书》和《陈书》都有许多为统治者、亲故者隐讳回护或者夸饰溢美的文字，尤其《陈书》，其文饰隐恶甚至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对陈氏子孙，无论贤愚，人人有传，使《陈书》几乎变成了族谱。又因无实绩可纪，只有多收诏策疏表，以充篇幅，结果臃肿空虚，令人生厌。二书纪传叙事有一老套，一讲历官次序，二叙重要史实，三载饰终之典，不论何人，多以颂扬结尾。这样千篇一律的形式，必然有美则书，有恶则隐，最后导致是非不明，实为良史所不取。二书均为唐初官修的史书，以魏征为总监修。魏征为二书所撰的总论虽然篇数不多，但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评论历史，其识见远胜于姚氏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