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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亚洲中西部国家的经济文化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开通，双方交往更加频繁。久而久之，在这条商路上，形成了很多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其中最有名的则要算敦煌了。尤其是敦煌石窟，更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晶，故有“丝路明珠”之誉。
敦煌石窟(俗称千佛洞)，一般说包括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以莫高窟为主。莫高窟位于敦煌县东南约25公里的鸣沙山。据刻于唐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的《李君修佛龛碑》等材料记载，莫高窟始建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首先由乐僔[zun 撙]和尚举其事，然后由法良禅师等承其业。经过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诸代的不断开凿，方才建成了留传至今的巨大窟群。莫高窟群共长1600多米，分为南北两区，在南区近千米长的崖面上，洞窟密集，好似蜂房，尤其以中部最为集中，上下多达五列。据编号洞窟统计，现在尚存492窟，壁画有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时期的木檐结构的洞窟五座。北区洞窟，经近几年的发掘整理编号，约有250个左右。这些洞窟的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与艺术风格方面的特点，是在长期创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演化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几个时期。下面主要据南区石窟做一概略叙述。
北朝包括北魏、西魏、北周等朝代，共有洞窟36个。其中属北凉的三个，北魏的12个，西魏七个，北周至隋初14个。这个时期洞窟主要有三种形式：一为僧房窟形式的禅窟。即在主室两侧的壁上开凿有供僧人坐禅修行的小室，如有西魏文帝大统四年(公元538年)和五年(公元539年)题记的285窟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二为塔庙形式即中心塔柱式的石窟。塔柱的四面开龛造像，这是北朝时期最典型的石窟形制，254号窟可为代表。三为平面为方形、顶部为覆斗式的洞窟。这种窟形在后壁凿有较大佛龛，于北魏末或西魏初期出现，但一直沿用到元代，经历了很长时间。早期的272号窟可为代表。这种窟中塑像，有主体性圆塑和附属性的影塑。圆塑主要是释迦牟尼佛或弥勒佛，安放在窟中的显要位置，两侧大多塑有二夹侍菩萨像。组成一佛二菩萨的标准形式。北周时期又出现了佛弟子阿难、迦叶，使一组佛像多达五身。北朝时期洞窟内，顶部和四壁都绘满了壁画。顶和四壁上部所绘内容多为天宫伎乐，四壁下部为装饰花纹等。中部壁面除千佛外，主要画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等，由于所绘位置适中，所以十分醒目。
隋唐时期是莫高窟的全盛时期，现在留存下来的隋唐时期洞窟，多达300多个，占洞窟总数60%以上。其中隋代达七八十个，比以前200年开窟总数还多一倍，可见隋代佛教兴盛情况。唐代前期，即初唐、盛唐期，造窟127个，是敦煌莫高窟中造窟最多的时期。这时期窟形最典型的形制是殿堂窟，即前期出现的平面方形覆斗式窟。唐代窟形一般都有前、后室，前室平面多呈横长方形，室外多有木结构建筑；后室即主室，平面多为方形，室内有宽敞的活动空间，供善男信女活动。唐后期出现的新窟形制有两种，一种是横长方形平面圆券顶的隧道窟，另一种是大型的涅槃窟，又称卧佛窟。唐代洞窟，有的还在甬道两边或者前室，加凿小的耳室。隋唐时期由于统一局面的形成，莫高窟虽远在西北地区，其塑像风格与中原地区也更趋向一致。隋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为一组的组合。同时出现了一佛二菩萨为一组的立像或三组鼎足而立的九身立像等新题材。隋代造像特点为面形方圆，体格健壮，比较写实，腿部一般都较短。唐代时各窟内彩塑和壁画，大都有周密的整体设计，突破了旧的格局，出现了新的意境。唐代彩塑的主要形式是整组的群像。全部塑像都是圆雕，浮雕已很少见。写实手法大大提高，进入了人物内心刻画的新领域。塑像内容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者二力士，形成为七身一组或九身一组的组合。此外还有七佛像、供养菩萨像和高僧像等。唐时莫高窟彩塑又一特点是巨型佛像的出现。例如，唐代武则天延载二年(公元695年)禅师灵隐与居士阴祖等造的“北大像”坐落于第96窟内，高达33米。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宗等造的“南大像”坐落于第130窟内，稍小一点，也有26米高。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开凿于第148窟中的主尊涅槃像，高约15米。其后站有72身弟子像，是莫高窟中一组最大的彩塑群像。
隋唐时期，尤其到初唐盛世，莫高窟壁画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划时代的变化。这时壁画的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泽绚丽。各类人物造型、敷彩晕染、线描技巧等，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隋唐时期，正处于绘画艺术一个转变阶段，这时的壁画题材，除沿用旧有的以外，新出现的内容为经变画。这种画的画图一般较小，内容也比较简单。唐朝时，壁画的题材可分为几大类，如佛像画、经变画、佛教史迹和戒律画、供养人画像和装饰图案等。其中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经变画。这种画在唐代前、后期，题材和布局也有区别。唐代前期，主要有阿弥陀经变画、法华经变画、无量寿经变画、东方药师经变画等八种。它是在隋代雏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贞观年间趋于成熟，形成一部经为一面壁画的壮观画面，在同一窟内所选题材的种类一般不多。后期则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经变画的题材、种类都多了，新出现了天请问经变画、金刚经变画、报恩经变画、金光明经变画、华严经变画、报父母恩重经变画、思益梵天问经变画等。这多种经变画在一个石窟中同时出现，是唐代后期石窟艺术的一个主要特点。其中如第85窟，一窟中所绘经变画就达到15种之多。阴家窟(第231窟)为12种，张家窟(第159窟)有九种。这种变化适应了当时善男信女的不同的思想要求，同时也丰富了石窟艺术的内容。此外，同时出现的还有屏风画以及历史人物画等。关于供养人的画像，在北朝时期只是数寸小像，但到唐代以后则变为二三尺高甚至与真人同高的大像，而且它们多占据甬道两壁或窟内的显著位置，艺术表现上也逐步打破千人一面的模式，愈来愈多地刻画出不同人物的特点和个性，而且还用来显示家族的门第和谱系。这是一种十分耐人寻味的变化。在唐朝后期开凿的第156窟描绘当地统治者的《张议潮和宋国夫人出行图》，展现了晚唐时期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和夫人出行的情景，这是唐代供养人画像中最杰出的两幅作品。在一幅横向长卷式的壁画上，仪仗、音乐、舞蹈、随从等人物100多个，分段布满画面，组合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出行队列，画面上还有榜题文字。这就开创了莫高窟内为个人歌功颂德而绘制壁画的先例。
五代宋时期，大约在920年前后，敦煌地区军政大权落入曹议金之手。直到1036年敦煌为西夏所占据，曹氏家族五世统治河西地区达140多年。莫高窟中属于这个时期的洞窟，现存者有55个，其中有10余窟还保存着明确的造窟纪年题记。这时期的石窟，一部分是利用旧窟，重新彩绘；一部分是新开大窟。新开窟的典型形制是起于晚唐的中心佛坛式，其平面略呈纵长方形，窟内中心偏后置马蹄形佛坛，坛上设置塑像。窟顶作覆斗形。在崖前下层的大窟前面，有建于台基之上的木结构殿堂，从而形成了前部为殿、后部为洞窟的格局。壁画题材多沿袭唐代的内容。可归为经变画、故事画、供养人画像、佛教史迹故事画、佛像画、装饰图案等六大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来作为人物背景的山水画，到了第61窟西壁上的《五台山图》，则成了独立的画面。《五台山图》高约五米，长13.5米，通贯全壁，面积约达67.5平方米，这幅图中概括描绘了从河北某地经五台山至太原数百里的山川地形和城镇，具体画了城郭、寺庙、桥梁、亭阁、店铺、草庐等各式建筑170多处，并描绘了各种人物活动的场面，生活气息十分浓厚。《五台山图》是敦煌壁画中最大的山水画。它把现实与想象结合起来，用鸟瞰式的透视法将绵延千里的山川景色和风土人情汇于一壁，远观有磅礴的山峦气势，近看有生动的人物情节，传统中国山水画的写意特色，在此图中已见端倪。这时期的供养人像有了较大发展，画像更趋高大，一般都在二米以上。如第98窟的供养人像，约近三米，是一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画像。
在西夏、元近300年间，莫高窟虽处在衰微时期，新开窟较少，但修建、重修活动一直未断。这时期莫高窟修建洞窟约80多个，其中有70余个是旧洞窟，其壁画(局部或全部)在西夏时被重新描绘，因而遗存的西夏壁画数量十分可观。第61窟甬道南壁，大约在西夏末年或元代初年重新绘制的巨型炽盛光佛和天宫诸星图，是现存莫高窟壁画中仅见的题材，至为珍贵。
敦煌莫高窟遗存除了洞窟、塑像、壁画外，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藏经洞及其文书。这个藏经洞是在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由道士王圆箓[lu 录]偶然在住洞中发现的，这个洞新编号为17洞。洞中藏有大量写经、文书和文物，共计约五万余件。十分遗憾的是，这些珍贵文物在清代末期和民国初年，却被一批一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掠夺者窃走。其中英国的A·斯坦因首开其例，他于1907年在敦煌掠走写本文书24箱和绘绣的佛画五箱。1914年他再次来华，又从敦煌掠去五箱写本，两次共计掠走文物一万多件，现藏英国图书馆、博物馆和印度等地。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从莫高窟藏经洞中掠走文书中的精品5000余件，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经卷600件。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此外，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贴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数次掠夺，给敦煌石窟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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